浩劫

   “皈依的人可以在心里偷偷保留信仰，被驱逐的人可以再回来，但死去的人，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没有哪一个文件里提到‘杀死犹太人’，只有‘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名称意味着，从现在起将要发生一些不能直接去表达的事情。”     ——朗兹曼找到的是什么？是一个黑洞。当“最终解决”这个名词被写在纸上的时刻，实存的空间和精神的历史领域同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崩溃，这崩溃将所有周围所涉及到的东西都卷了进去。而任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和所能采集到的，都不过是这个黑洞边缘的残片。朗兹曼的影像同样如此，他只能为我们表明这个区域，却无法涉及其本质，更不能到达其核心。    我甚至怀疑那核心不是邪恶。邪恶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毁灭，而是毁灭所能达到的效果。或者也有无因之恶，但那不需要如此之久的持续毁灭来发泄。在残忍或丑恶的暴风眼里，同样有一种空白。这空白是人类还不能认识到的。     ——铁路和河流穿越集中营。前者运送来受害者，后者运出他们的骨灰。    这是一场自然和人工两个世界被联系在一起的共谋。森林和荒原成为集中营的掩护和场地，而指导其中运作原则的，是工业文明的产能原理。在此之前，我们对纳粹文明——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文明的话——理解得实在太肤浅了。这个以毁灭为目的的文明，可能创造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方式，包括这种资源利用的设计。他们也许是古典和现代观念的最佳结合体。    当某一受访者提到“某某公司承建了特里布林卡集中营”时，那语气和谈论一桩房地产生意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对于那些承建了集中营工程的建筑公司，那些研制开发了毒气汽车的汽车公司而言，这确实只是一桩生意而已。在商业的领域里，一旦订单模式开动，很难想象还能给良知和伦理留下什么空间。因此，指望商业文化引领人类的道德水准，是绝对靠不住的。    而且，追问他们知情与否是不现实的。须知订单是一个语境中的概念，写在这个概念体系里的内容，只是一件产品而已。其他角色和性质与此语境无关。军火商的存在就证明这一点。设计核弹头和设计毒气室的性质并没有本质不同。    ——接受采访的犹太人和党卫军，前者的脸清晰，后者的模糊。清晰当然是一种坦然，受难者的话语权有着不可侵犯的绝对性。然而这绝对是苦难之后的残相。大部分受访者脸上都有警觉和麻木的表情。他们在避免回忆最痛苦的时刻，避免重温最可怕的内心体验。他们在极力寻找当时当地曾经失去的感受，因为过度的惊恐和各种极端刺激，人已经无法再体验什么和感知什么。这些回顾从而只能做为陈述事实，而他们的这种表现，本身就暗示着事实的恐怖程度。    因为同样的原因，党卫军们，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相信在当时当地，他们也都失去了感受的能力。以至于事后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事实判了他们的罪，他们确实是残忍的施暴者，而且不容狡辩。可他们对自己的行径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化的记忆。令人作呕的环境、周围垂死的人和腐烂的尸体，残存的人类良知的压力，对他们同样是一次非人性的改造和刺激。他们至今还要为那一切背负罪责，这是应当的。但从被空白侵入的角度而言，他们和他们的受害者并无不同。这场浩劫同时掠走了双方当事人的生命，无论从感官还是理性，他们都被摧毁了。那些罪人的面孔，同样成为了劫后的残余。    相比之下，那个纳粹铁路局局长的状态比较正常：他可以开脱，事实也给予他开脱的可能，他不在现场。他只是“耶路撒冷的艾克曼”那样的外围角色。波兰前国家情报员的反应也是正常的：他可以哭泣，为他所看到的凄惨景象，或者被撼动的良知无法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们不在那个灾难的中心，所以他们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人性，可以运用理智摆脱嫌疑，也可以用感情去感觉。他们只是被浩劫所影响的人。冲击波把他们撞倒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但他们还有能力去排斥那些记忆，不让他们在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他们的幸运，但是访问者的不幸：面对这样的人，想要挖掘出真相是很难的。他们还可以抵御真相。    ——最真实的人反而是那些集中营周边的人。他们的地位最复杂：他们看到了，但不能说。他们是见证人，但也是最难以启齿的见证人。成百万陌生人在身边被杀死了，与他们无关，却把他们放置在道德上的可疑境地。从当时来说，他们可能的确无能为力。不是从客观条件上说，因为此情此境，要想把人的内心状态与具体条件明码实价地衡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多半因为恐惧和自保的本能，自然地扮演了旁观者。对这个地位的合理性他们心中有数，因此在接受访问时，并没有多少畏惧和羞愧的心态。但朗兹曼的问题在逼迫他们，这种逼迫促使他们说出一些朴实的——虽然不太光彩——的感受。他们必须声明：杀人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对此十分反感。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尽量理解犹太人的悲剧：他们太有钱，他们的信仰不同，他们要为耶稣的死负责。。。他们极力地要访问者明白：他们只是观众，不是当事人。他们不愿也不该被算在历史的参与者当中。    那个犹太幸存者，“唱歌的男孩”站在一群波兰村民中间的镜头最值得玩味。被采访的村民显然沉溺于各自的表达，并不去注意和关心幸存者的在场。就是在这个片段中，一个男人讲述了《圣经》故事，认为犹太人的遭遇是上帝的安排。他显然根本不在意幸存者的表情。幸存者脸上的笑容本来僵硬，此时渐渐消失，变为沉思。但那是种宽容的沉思，因为他在片头便说过：“你们这些没有亲眼看见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效率、流水线、工厂。这些工业文明的概念在此出现仅仅是尴尬吗？奥斯威辛的运作机制仅仅是一个残酷的极端事例吗？除了技术本身被运用于毁灭这一早被预言过的事实，背后的工具理性逻辑并没有得到很清晰的梳理。机械化毁灭的根源不是技术掌握在了疯子手中，而是人类在技术文明中生成的一整套观念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人可以被当作成本计算，就也可以被当作原料处理。人可以被根据生产需要调配，就也可以被当作生产对象加工。这套制度环境的目的是效率和速度。效率原教旨主义认为只要能在单位时间内最有效地解决问题，方法的性质和手段的内容是在所不惜的。这个主义里完全没有人的地位。人成了效率的手段，正像自然早已成了效率的手段一样。把人塞到杀人机器里去用两个小时加工成骨灰，和把失去劳动力的工人身无分文地打发回家，都只不过执行了效率的冷漠原则。人在这种原则中浸染久了，麻木到丧心病狂并不是没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浩劫是无法避免的。    希望那些纽伦堡的粗汉们，原本是养鸡场农夫和工会打手的人物，不是从《摩登时代》吸取的灵感吧？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工厂的烟囱和轰鸣的流水线。     那时，世界或许应当失去联想，所有的联想。

<>，《浩劫》。纪录片，时长八个半小时，不亚于《铁西区》，导演克劳德兰兹曼。终于在沈阳城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这个珍宝。因为正好在读richard kearney的《on stories》，作者所例举的三个案例中有一个就是兰兹曼指责斯皮尔伯格的例子，所以才买来看的。争论其实很简单，兰兹曼认为：“以故事（《辛德勒的名单》）的形式来再现大屠杀是错误的。《圣经》中说：‘你不可以制造偶像。’把那场浩劫表现为一种奇观，就会招致窥淫癖和引起幸灾乐祸。按照好莱坞的心理剧模式来塑造死亡营就是要沉溺于卑鄙的同感引起的不体面的震撼。”兰兹曼说：“犹太大屠杀首先是很独特的，因为围绕着自己燃起一团火苗，其界限无法跨越，因为一种绝对的恐怖是无法用言语交流的，如果假装跨越界限，你将会犯下最严重的僭越罪，虚构，就是一种僭越，我深深地感觉到有一种再现的禁止令。”我估计，斯皮尔伯格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批评者恐怕会感到可笑，因为人们实在太容易接受那个2个多小时、情节紧凑、剧情跌宕的《辛德勒名单》，而几乎从来没听说过兰兹曼，也没心思看那个8个多小时长的折磨人的纪录片。但是，我却能明显的感觉到，兰兹曼那种“禁止令”是对的。因为在《浩劫》中，你只可以看到一个兰兹曼，一个一心只想记录那段历史的人的心血与奔走，听见一遍遍的诉说，甚至是讲述者哽咽无语的离开画面。而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却有着太多太多的商业因素，太多太多的诱饵，尽管是以人性为标签的诱饵。尽管《辛德勒的名单》在好莱坞已经表现得很不主流了，很历史，很文艺了，但那始终是一种有意或不经意的，亵渎。

今年年中我的生日和大学毕业典礼时间刚好只隔一天。在这充满意义的两天里我决定在观影上挑战自己，于是就选了放在电脑里迟迟未看的《浩劫》。看完后自然心潮澎湃，并以此为契机找来相关文章和书籍，现在正读到前电影手册主编傅东编的《Cinema & the Shoah》。此书的出发点是一个问题：当遇上“灭绝犹太人的浩劫”这个在影像里不存在、但同时又代表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时，电影——以表现作为特点——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灭绝犹太人的浩劫”又怎样不存在于影像呢？很多人都相信，通过看影像资料，他们看到已经看到了犹太人是怎么被纳粹处死的。但这只是错觉。事实上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一张拍到犹太人在毒气室或毒气车里被熏死的照片；最接近的只有两类照片：一类是人们在进入前被命令脱光衣服；另一类就是堆积如山的尸体。这要“归功于”纳粹想极力掩盖“大规模集体处死犹太人”这一行为。所以死亡本身，仍是一片空白（这也给大屠杀否认者钻了空子）。历年来，各种影像资料加深了这种错觉，雷乃的《夜与雾》便是一例。片子里对“毒气室杀人”展现得比较隐晦，通过并不遵循资料来源的图片排列达到暗示。但后世人对于影像的利用可谓更加不遗余力，手法上更加暴露，以致图片和影片出处往往是不正确的。雷乃似乎认识到《夜与雾》的局限和不足，于是在其后的《广岛之恋》的开头在关于原子弹杀人这方面有如下对话：A：“我看到了残骸，看到了博物馆…”B：“不，你什么都没看到。”这也是《浩劫》的高明之处——拒绝运用任何历史影像和资料，镜头直面所有直接或间接接触到毒气室的人：幸存者，前纳粹分子，住在集中营旁的居民等。这些人，才是最直接最活生生的证明。而口述，则成为对抗影像证据不足的最有力方法。影片里有一段是导演采访那位曾经为准备进毒气室的人剪发的理发师（有意思的是，这段是导演安排的：他让理发师一边帮人理发一边说）。说到难受时，理发师表示说不下去了，导演这时说：“你一定要说下去！”多说一句：此片足以挑战那些坚持认为“看到的比听到的更有力”的人了。关于声音和口述，可以再去参考那些研究电影声音的书籍已达到更全面的认识；本雅明的经典文章《讲故事的人》也可以作为延伸阅读。国内方面，王兵（《和凤鸣》）和贾樟柯（《二十四城记》）也有意识地作过这种声音的探索。与此同时，导演赋予了声音一种特殊的韵律。通常在剪辑B-roll（所有非采访的影像）时，剪辑师会把采访的声音剪开一小段一小段，按照他认为有效的节奏加上去（比如加长一句话和下一句话的间隙达到延长停顿的时间）。《浩劫》里也有大量这样的段落，但这些B-roll感觉已经比通常意义上的要长很多，而且说话的停顿也比一般的要长，给人一种低声吟诗或者念独白之感，而每一次长时间的沉默（停顿）都有效地为前面的话语添加分量。毫不夸张地说，《浩劫》是最接近“处死犹太人的计划”的电影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时长。至今为止，“毒气室处死”在电影里可以说仍是一个禁区；很少电影会有勇气直面和表现这一场面。就连《辛德勒的名单》也巧妙地打了个擦边球：犹太女人们被送到奥斯维辛，脱去衣服并被剪光头发，然后被关到一黑屋里；纳粹告诉她们“这是为了洗澡”。观众都知道当年纳粹就是这种借口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以防止骚乱。但电影里突然水声一响，原来纳粹真的是帮他们洗澡。关于《浩劫》可以说的实在太多了，学校图书馆里的相关著作就一大堆。恰逢国内电影节有放此片，并引起不少关注。希望看到的人对此片会有更多的思考。此拙文仅作抛砖引玉了，能得到小小的回复就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