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

一夜风吹过黑幕下的基隆，岁月翻起的浪敲打月下的城。一个女人在生产，一盏灯在小屋中挂起，点亮一家人昏黄的的焦灼。这是1945年的台湾，吱吱呀呀的收音机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女人的呻吟不时从屋中传出。而灯光幽明的小屋如海中的一叶舟，漂泊着一家人几十年动荡的岁月。不多久，一声啼哭豁然划破黑暗，一个婴孩诞生了。孩子是个男孩，父亲林文雄为之取名光明。夜色还凉着，天或许快亮了。孩子仍不时啼哭，窗外的墨色淡了一些，又很快归于沉寂。这一刻，是一个家族悲剧的开始。伴随着婴孩初生的，还有我们将要讲述的一段故事。讲故事的人，叫做侯孝贤。中学时候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一直不敢提笔说它，也不能说就真的看懂了它。常常会在脑子里想起一些情节和对白，体悟的是一份诗意的抒情和浮沉的怅然。年岁渐长，才评出其中不绝如缕的悲怆来，以及娓娓道来的对于时事的叙述和人生的解读。这部电影台词不多，想说的话却都在画面之外。浩海中浮沉的是漂泊不定的台湾，孤岛上动荡的是乡愁不断的基隆，悲城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的林姓一家。电影便是以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的一段历史。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然而台湾本岛人民的生活，并不曾因政权的更替而一日转变。太阳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知识分子慷慨高歌《流亡三部曲》，孩子耳边仍悠扬响起日本的旧时民谣；收音机里播放着台湾光复的捷讯，宽美却温暖地流着眼泪相送日本女子静子；当政者换了国民政府，腐败混乱却比过去更甚，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到了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矛盾终致爆发。1947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台湾专卖局工作人员，在一次缉私活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后又误杀路人陈文溪。28日，台湾市民举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却遭开枪扫射。民众愈愤，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镇压，伤亡者有近千到数万人的估计。史称“二二八”事件。国仇与家恨，乡愁与愤世，温情与冷视，就这样复杂地交织，人们也说着台语日语上海话，憎恨杀戮或相识相爱。这便是电影的时代背景。正如电影开始婴孩的诞生，生于黑暗，取名光明，为其接生的却是一位日本妇人，孩子一生的命运亦难如其名。导演侯孝贤讲述的是宏观视野之外的民间史诗，历史年轮下，是一代人逝去的诗意青春，硝烟吹乱的平凡人生，胡琴拉不断的秋意凉凉。二林氏一家四子。长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务，经营一家酒楼。有一女唤作阿雪，后有一儿，取名光明。文雄后被卷入三弟与黑帮的争斗，并最终死于赌馆之中。次子文森，原本打理一家小诊所，战时被日本人征调去了南样当了军医。留着家中妻子苦等多年，从此了无音讯，终无所归。三子文良，战时被征去上海，为日军作了翻译，等逃了回来精神却已失常。好歹痊愈，又与黑帮争斗，被人陷害，抓进了监狱。在狱中饱受折磨，救出之后疯病复发，成为废人一个。四子文清，自幼聋哑，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文清与小学教师宽荣为友，后结识其妹宽美，两人在静默中相知相爱，成为夫妻。文清、宽荣等皆为进步人士，二二八事件后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后宽荣被杀，文清随后亦被捕，死于狱中。独留宽美一人，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婴孩阿谦……编剧朱天文曾谈起文清这个角色产生的始末，一开始他们设想他是会说话的，但如此反不知如何着手，梁朝伟的国语又不甚好。一日谈话中，侯孝贤忽说，不如让文清哑巴算了! 于是林文清就成了如今这样一个无言的角色。 如今想起来，当初这样设计虽有些无可奈何，反倒成为一处妙笔，生出无心插柳的好处来。当太多话语藏于心，最华丽的倾述便是沉默。世事无法言说，亦言说了一切。三个小时的电影泼墨出数十年无法风干的记忆，写不尽的家仇国恨，描不尽的乱世浮沉，文清则是这幅水墨上的一处留白。沉默的文清，是自身及他人命运的观察者；文清的沉默，则是生命的一份苍凉与沉静。文清与人交流，常用纸笔书写。文清与宽美相识时，便是如此。对白化作纸笺上朴素清秀的笔迹，又化为了屏幕上黑白默片般的字幕，这使得电影有了一种文字的诗意，两人的交谈亦如涓涓流水，淡了愁，化了恨，留下的是内心的善意坦露，与人性的深处共通。比如谈到文清童年失聪往事，谈到莱茵河上美丽女妖传说，比如看到逝去故友留下的诗句，一笔一划讲述的故事：明治时期，一个日本少女在樱花盛开时，自飞瀑下一跃而下。她不是厌世，亦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与气概的年代……此时，文清与宽美两人相视，静美无言，字幕再次映出了同样的诗句：“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一如最初，两人相遇在九份山间的葱秀里，如黛远山，流年似水，虽不知以后将会经历怎样的悲苦岁月，但此刻吹拂过脸庞的，是一生微笑相忆的青春韶华。三文清也不是一句台词也没有的。火车上人有要抓他，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眼里惶恐，竭力嘶哑地挣扎出三个字：台-湾-人! 人没听清，举起棍子要打他，幸而宽荣赶到，对着打手大喊，他是哑巴你不知道？ 打手悻悻而去。乱世如此，连哑巴都要逼着说话的。以至后来文清被捕被杀，其中的荒诞悲怆，愈发弥漫，方让人评出其中的无言来。然而文清由于聋哑，始终站在混乱时事的边缘。对于台湾混乱时局表现最为直接的，则是身处其中的长子文雄、三子文良。两人的悲剧，是官僚黑帮争斗的牺牲品，亦是社会动荡的陪葬品。文良是被乱世吞没的一叶舟。为求心中一己私欲，卷入黑道，盗印日钞、私贩毒品；却因时局的混乱至极，遭人诬告，被打致残。而为阻止兄弟贩运毒品，大哥文雄卷入了黑帮的争斗。先是没收了文良偷运的毒品，又与黑帮请茶言和求一家平安，终因挡了黑帮财路，兄弟两人被以汉奸罪诬陷通缉。一番辛苦，虽救出其弟，但已成废人，文雄自己也终在赌场中与人夜搏，死于黑帮之手。肩负着家庭重担的大哥，就这样轰然倒塌，血泊之中，倒映着一个民族的伤痛。一家四子，文雄文良这一脉，针砭世事，激浪翻涌；文森文清这一脉，则是天高云淡，静水流深。然而文雄被杀，文良疯癫，文森失踪，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终难逃家破人亡。若在历史中寻一份答案，可看到那一个时代里，台湾本岛人与外来人之间的血痕依旧。孤岛台湾，飘零数十载，到了光复之后，日子却愈加水深火热。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 外来的国民党要说他们是汉奸，外来的上海帮认为他们挡了财路。本省外省，同宗相残。他们苦苦寻求着对身份的一份认同，彷徨于命运的几经更迭，喑哑于语言的几度变化。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祖国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国？世事几度变迁，却仍在血雨腥风中挣扎求活；故土飘渺难寻，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又将去向何方？ 对祖国的追寻，对历史的陈述，对家族的追忆，对人性的审思，电影的语言始终是白描的，不动声色的，却是淡然苍茫的烟云，凝结的是没有遗忘久久不散的永伤。电影中，宽容、文清等人久别重逢，在一处酒家聚谈畅饮。聊到惘然处，一人开口低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众人相和，歌声渐起，慷慨一时，萦绕在小城上空。 然而家在何方，何处为家？ 只有漫天细雨迷蒙，久久不散。 四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于是在他的一个个长镜头下，出生、死亡、相聚别离，都若隔岸观花。每每到了情节冲突之处，有人争斗或哭泣，镜头便会转向九份云海苍茫的远山。山路间弥漫着不散的轻烟，平和的叙述掩盖了潜流的暗涌。侯孝贤的长镜头便是这般，沉静淡然，缓慢不动，任你自由想象，作一个时间的旅行者，自生命之河一路回溯，寻一份对内心的自省。这份镜头的不动声色，不免让人觉得冷淡疏离，而给予这份苍凉一份暖意与希望的，则是宽美贯穿始终的安静旁白。“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日记式的旁白响起于九份的云淡暖日间，冷漠剖析一个时代脉络的同时，也温暖走入一个女子善良无争的内心。自那时起，一个家族的兴衰便在这低声述说中徐徐展开。而此刻，是温泉水一般的人生初见。然而当樱花在雨后随风离枝，这一段邂逅相遇也在栉风沐雨中幻化为相濡以沫。穿越过幽暗的牢室，目睹了难友的鲜血，沉默的文清自觉走向了抗争之路；而在哭泣过了生离，煎熬过了死别，昔日澹然如水的宽美，也成为了贤淑坚忍的女子。老大文雄已惨死，老三文良已疯癫，一个家已然分崩离析，落在记忆的却是一份最痛的平静。医院里，宽美产下一子，镜头再次转向九份的苍秀山海，镜头外是宽美静静的独白：“今天下午，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生即使痛苦，命不知何往，雨后的生命也还是有意义的。故事的最后，这一家三口站在火车站旁，小儿抱在怀中，望着栅栏外灰雨里的海岸线，不知道他们能逃去哪里。这一份生命的尊严、隐忍与宽容，也还是让他们回到了家中，来到画着窗帘壁炉花瓶的布景前，调好相机，为盛装的三人拍下了最后的一张全家福。再到后来，文清已被抓走，留下的人仍在平静地生活。宽美提起笔，开始给阿雪写信。“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浅浅低语间，让人唏嘘。侯孝贤曾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1945年8月15日，广播中响起日本天皇喑哑的嗓音，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与此同时，台湾基隆一户姓林的人家也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儿，说来巧合，那个孩子刚一出生，原本因停电而昏暗凝滞的房间却突然有了电，四周瞬间一片光明，仿佛预示着这个在动荡年代曲折沉浮的家族迎来了新的希望与光明，动乱会过去，未来是安定与祥和的。

而在此之前，台湾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环，日本对台湾的民众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强制推行日语”、“推广日本生活习俗”等举措，因此电影中受过一定教育的本省人都可以使用日语，日本文化的痕迹更是随处可见，而像家族中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哥林文雄则只使用闽南语。日据时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家族中的二子、三子都被迫参加日本的侵略战争，其中二子在东南亚下落不明，三子在大陆当翻译，在回到台湾之后一度丧失神志，陷入精神错乱之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个台湾本省人都不得不与“日本”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缠绕，难以摆脱更难以面对，用电影中人的话说就是“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们就那么贱？”，当初被直截了当的“抛弃”，现在又直截了当的“回来”，这背后的代价只能留给沉默无言的本省人。家中第四子文清和他的同伴宽荣在日本战败遣返日侨时要面临与他们的朋友静子分别的局面，乱世流离之时的分别可能就是此生的永别。静子弹奏最后一首曲子，而宽荣只能无言聆听，最后静子将一些物品作为礼物转交宽荣的妹妹宽美，其中有一首诗：“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台湾的本土精英对于中央政府的到来是抱有期待的，他们充满理想的相信未来，在酒桌之上，一批激情昂扬的年轻人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但是接之而来的却并非如想象般美好。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因而开始着手接受台湾并全面组织行政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台湾是不设省政府的，而采用的是集行政、司法、经济等诸方面的长官公署制。 在涉及民生的经济方面，陈仪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统制经济的支持者，因此他继续延续了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同时发展公营事业，但是他的设想很美好，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却大大影响了台湾的民生，使得本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急转直下。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所抄送的《台湾现状报告书》提到：“台湾贸易公司设立方案，曾在中央设计局汇报时，被有关机关一致反对而遭否决，现在又不顾一切重行设立。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夺，有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专卖制度钳制本省贸易，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对基层控制的松懈，导致大批官员和帮派分子却可以在管制之下谋取利润，遂使得走私横行、黑市猖獗，本土企业大批倒闭，民不聊生。当时杂志《观察周刊》指出：“我国政治上处处学习法西斯，但是只学了皮毛。现在台湾，理论完备了，执行却出了问题。单就台湾维持汇率一节，即不能严格有效的管制或管理汇兑”，可谓切中肯綮。 除此之外，影响台湾民生的还有越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台湾急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当局的解决措施确是依靠大量发行纸币，因此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从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米价就上涨了5倍多，鸡蛋涨了9倍，连盐也涨了18倍多。物价上涨，使得原有的财政预算完全跟不上形势，一再追加各种临时支出，加重了政府对借债的依赖。电影中即有此表现，原本满怀希望的宽荣与他的朋友在文清那里聚会时就说“陈仪来多久？还不到一年，米涨了五十二倍”——他们对国民政府已经渐渐失去希望，认为老百姓在抗战之后还要痛苦很久。而家中老大林文雄的感慨则更能代表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积压的愤怒在1947年2月27日爆发出来，因一场骚乱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岛的政治大波动，许多台湾民众开始参与其中，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即立刻组织弹压，一股恐怖的气氛遂波及全省，片中林家三子文良因“汉奸”身份遭殴打，虽然因疏通而被释放但也彻底成为废人，四子文清被误认为外省人而险些丧命，幸得宽荣解释才得免。台湾本省精英林献堂总结“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有五：“国内归来军属被虐待而报复（片中文良的遭遇反映出这一原因）；青年失业、物价腾贵（陈仪的经济措施）；野心分子从中煽动；学生纯真易于诱惑；贪官污吏为民众厌恶”。而更具体的原因，林献堂则总结为：“一、人事之关系，长官公署九个处长，其次（长）、科长无一本省人，县、市长有四、五人皆重庆同来者；二、接受日人之工场、矿山及各种会社，皆为公营事业，多半停顿，以至生产少而失业者多；三、海外归来之青年（退伍台籍日军），有三、四万人皆无事业，而政府不为之设法；四、米及物价腾贵，无从糊口；五、中级以下之外省人多贪污不守法，使本省人看不起；......有此种种原因，遂乘专卖局缉私专卖烟草打死人而起暴动也”。归根结底，“二二八事件”源于陈仪政府没能妥善处理好与台湾本省人的利益与关系，本省人自身也是为了追求具体权益（民主、自治权利）而非追求独立，这是值得注意的。

回到电影本身来，其实我个人认为萦绕电影的是一种台湾文化中特有的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其实来源于台湾历史中的一些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共同构成了台湾本省人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资源，并在今天为岛内各种政治势力所借用、利用乃至重构。老大林文雄代表这个岛内的大多数，混迹低层，没太多文化，只是感到对于压迫的愤怒与反抗，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老二、老三有一定文化，在日据时期接受教育，时代改变后却一个下落不明，一个被当作汉奸，最终疯掉，而老四则不能听不能说，有苦难言，就像台湾本省人的一个象征，各种苦难过去，依然隐忍，任其随风而逝。而导演侯孝贤的电影语言最适合讲这样一个故事，他的镜头语言隐忍、克制，尽可能把最真实的展示给你看，他自己也讲拍电影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人”出发讲给你看，把那种“真实”公开讲出来，也只有这样，从前的仇恨、嫌隙也有希望化解掉，这是他的希望。

知道《悲情城市》是在2003年的影视艺术课上，老师跟台下不同专业的学生极力推荐这部“神作”。后来回想，他无非说了电影原声带是试音极品，自己一次要反复听上二十来遍，再有梁朝伟哑巴角色因何而来等老段子。他的声情并茂没能搭配上现场放映，但煽动力依然不减。很快找到机会看了个究竟，一下子就被大气而凄冷的主题音乐所吸引：辛树芬在九份山道上的画外音，金马影帝陈松勇的本色风采，完全依靠眼神和肢体来表演的梁朝伟……。《悲情城市》以港都基隆为题，讲了一堆人的家族事，电影说到底还是在讲个人与时代。一去一来的统治者，催生了太多变故，不变的只有那港口上空的雨雾煤烟。小时候在闽南地区长大，台湾战争和台海地震时常会成为梦魇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显示为绿叶状岛屿的台湾终究是一陌生地名，《悲情城市》的出现让我意识到历史课本上原来有如此多的谎言，即便它们与我并无切身的利害关系。重新去思考另一群中国人的命运，发现他们跟我持有同一门方言母语，爆粗时会干不绝口，而闽南语还能被书写成我从未听闻过的优美旁白和歌曲。按照外婆的口述，当年国民党96路军败撤，经过家乡时大伙闻风就跑，躲进深山老林里藏得严严实实。后来96路军没能去成台湾，县城里有条马路就以一个日期命名叫八二三。《悲情城市》除了一头一尾，还有个重要日期是二二八，比96路军的溃散要早上两年。经过几十年的政治高压统治，二二八成了个不准开口的禁忌。解除戒严后，台湾电影再一次成为了反映时局松动的排头兵。二十年记，犹在昨天。某一年某座城，有一个正常日期和普通人的性命成了无辜牺牲品。《悲情城市》的价值除了镜头美学，更在于里面包含的民族记忆。其实台湾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哪怕仅仅是在电影上。【影响 - “悲情城市20年”】-------2009年香港SUMMER IFF记录 http://www.douban.com/note/43806394/来香港非看不可的两部作品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修复版）和《悲情城市》（20周年重印版）。今晚看《悲情城市》，片尾好几分钟的主题音乐尚未放完，掌声就起来了（终于不用带头了……），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场要热烈得多。我猜想了下原因，《悲情城市》只有两个半小时，结尾还有强势顶级的原声音乐，情感很容易起来。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四个小时，结尾是一长串的名单和可怕的静默，逃座的人有些可能遭受了生理的压力，需要出去放松一下。要说看胶片和置身电影院里有什么不同，那《悲情城市》的差异倒没有牯岭街修复版那么大。以前已有看过两遍，这次就直接抛掉字幕，听对白、看画面了。我最喜欢的侯孝贤作品并非《悲情城市》，我也特别讨厌别人提侯孝贤就扯小津、称大师。也许有这样的假设前提，我对电影的观感会与常人稍有差异，当然我还要不厌其烦地解释，我能听得懂里面所有闽南话，虽然有些小地方上面有细微差异，但没有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影响的“台语”分明就是厦门腔和泉州腔的混合物（注1）。很多人说《悲情城市》就要大谈诗意如何，真要说有类似感触——自然不会是在脸都看不清的室内场景（注2），大概是在画面每每切至九份山道的外景，电影都要配上一段优美的旁白（OS）或字幕（intertitle），紧接着抒情起来，不像《恋恋风尘》时代完全是用空镜头来填充。不知道这张电影原声带的影迷已是罕见，暂且抛开SENS，影片选的一些音乐也极好。静子道别时响起的《红蜻蜓》（赤とんぼ），从女声清唱到钢琴弹奏，弥漫着伤感的怀旧气息。话说杨德昌和侯孝贤选用的歌曲经常一样，也许前者的影响更多。有兴趣的还可以比较下几部影片里电灯起到的作用，《青梅竹马》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宽美给文清放德国的《罗蕾莱》（The Loreley），文清听不见声音，没办法进入知识分子的讨论议题。音乐成了另外一种注释语言，莱茵河上的女妖，水手们听到她的歌声，船会迷失方向撞上礁（预示了什么呢？）。起音乐的段落确实会带来诗意的感觉，中间还有一些光线处理。这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柔化加过曝，却跟大部分依赖灯光和打光的段落有显著区分。林家的玻璃反射、酒馆的灯红酒绿还有监狱里纵深走道上反光，这些地方完全能看出后来《海上花》等一些影片的影子。再到女人唱的 《港都夜雨》，我第一次在本片里听出了是这首歌……，台上戏段到哭腔唱法都很有味道。 四位知识分子分别是詹宏志、吴念真、谢材俊（唐诺）和张大春，怎么区分？很好记。詹宏志是关键人物林老师，戏份较多，瘦长的脸，形象特点比较明显。吴念真最抢戏，擅长说故事。谢材俊和张大春有一半时间是背对观众，后者演那位唐山记者，导致观众对两人可能印象不多。唱918的时候，由于这帮人是现学现唱的，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有个人还唱错词了，听得里头出有个“家乡”的声音。要说这容易混淆的事情，看第一遍电影时，那会还有点搞不起陈仪和陈诚，其实也很简单，《悲情城市》是坏人陈仪，《童年往事》是好人陈诚。认配角这件事上，《悲情城市》的快感远不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围绕林家那家饭桌，结尾入座的三个人是老头子、老三和老二的儿子，老大的小舅子只有夹菜的份。我一边在想是不是那会的传统家族也不允许女性就坐，只有做菜端盘子打饭和收拾的忙活，听上去很不人道，不过要追求真实，也许就该是《悲情城市》做到的这样。金马影帝陈松勇爆发力极强，李天禄依然超级抢戏，中间上海佬里面还有个家伙梳着今日的马英九发型，相当抢眼。我一度不明白，大哥林文雄捱了那么一枪，趴地上就挂了，没有后事交代没有复仇说明。一个葬礼接了一个婚礼，雾气弥漫的葬礼场景在大银幕上看得悲凉无比。关键的红猴事件上，侯孝贤依然有点疏忽，这个人物一闪而过，比起其他内容，理解起来要绕得多。毕竟《悲情城市》不全是追求跳跃省略的《恋恋风尘》，最好能一气呵成、前后一体。这点上，宽美的画外音、写出来的语句交流包括前面提到的不同歌曲就要连贯得多，一直没有断掉。宽美的画外音只是有关心情的絮语小文，“好天，有云”，如果评选华语电影最美的画外音旁白，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力压《小城之春》和任何一部王家卫对白流电影，荣登三甲。《悲情城市》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道义，更有侯孝贤一向欣赏的江湖（黑道）流氓气。对大陆影迷来说，无疑前一种更为受用，这样的时代复杂到无法用大是大非去定义，然而还是要拿好你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打头说的生命最美时随风离枝，辛树芬就此告别了电影圈，完全没有了音讯。这个现象特别有趣（当然我们不需要联系到80年代大陆女星的出国热），她演过了几部侯孝贤电影，邻家的亲和魅力比起杨德昌那边狐媚的杨静怡要好出太多，能如此舍得，自是不简单。然而，《悲情城市》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急流勇退，新电影就此彻底地跟80年代说再见，台湾电影也在90年代初全面转衰。侯孝贤没能有一部作品重现当时的辉煌，或许他这一生也只会有这一次。朱天文垄断了跟电影有关的文本记载记录，二人组保持至今。吴念真跟“侯组”写完了《戏梦人生》，自己执导拍摄《多桑》，他跟蔡振南的相遇就是在《悲情城市》。再有《太平天国》，最后在《麻将》和《一一》里改当演员。詹宏志，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头，我们依然可见到他，“詹宏志、余为彦、杨德昌，欢迎您观赏”，这个助推手是个人为数不多真正佩服的“新电影人物”。==========注1：质疑这段话的，麻烦你去看下无字幕版本的《赵先生》。注2：来自加里·奥德曼评价《戏梦人生》的老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