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牧师日记

“他（布列松）让我们注意的不是心理学，而是存在的观相术。”                                               ——安德烈•巴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评论布列松较之评论德莱叶、伯格曼要更为困难！尽管这三位导演都常涉及神学与救赎的主题，但后两位的激情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的、道德的激情，观众的情感可以直接被电影的内容所激发，而布列松的激情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激情，用桑塔格的话说，“观众对形式保持警觉，其功效在于拖延或者延宕他们的情感”。《乡村牧师日记》改编自法国作家贝尔纳努斯的同名小说，电影和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涉及了理性和信仰纠结的中心之一——神义论问题。电影通过牧师的悲惨遭遇（在世俗眼光看来）和侯爵夫人丧子之痛无法释怀等情节，质询了信仰本身的合理性。这种承自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质询在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处女泉》和德莱叶的《圣女贞德》、《愤怒的日子》等影片中都有反映，并构成这些电影巨大情感张力的源泉。在《日记》中，也有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侯爵夫人说，如果这个或那个世界上有某个地方摆脱了上帝，如果那意味着每一秒中都要遭受死亡的痛苦，直到永远，她将会带着他的儿子去那个地方，然后对上帝说，“尽管使出你的卑鄙手段来消灭我们吧！”牧师承认他也有过此想法，但这并非信仰衰弱的象征。对上帝的冷漠是最可怕的，而坚持信仰并非意味着做上帝的温顺的羔羊，当人认为自己遭受命运的不公，他可以像约伯一样向神呼告和申诉，甚至像侯爵夫人那样咒骂和公然挑战，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与上帝的关系便转化成了神学家马丁•布伯说的“我与你”的关系，恰恰拉近了人与神的关系，确信了信仰。牧师使侯爵夫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后者因此得到了救赎。这是小说的原意，在电影中也有提及。但是，布列松如果强化这一“内容”的处理，他便与德莱叶、伯格曼无异了（布列松的早期电影，比如《罪恶天使》，确实就是这么处理的）。反之，在布列松的电影中，他们对话的内容极为“微弱”，导演用牧师从壁炉里取回侯爵夫人的怀表这一极具美感的动作和两人丰富的表情“沉默地”传达了获得救赎的圣宠状态。巴赞在关于《日记》的评论中写道，“体现出有悟性的牧师与一个绝望的灵魂展开交锋的真正对话本质上是难以表达的。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思想交锋产生的冲击效果，语言只是预示或酝酿着接受圣宠的强烈状态。因此，这里没有用任何浮华的言辞表达对宗教的皈依；纵然这场极为严峻的对话言辞渐渐激烈，随后归于平缓，使我们确实感到亲眼目睹了一场超自然的风暴，但是，说出的话语依然只是一些”冷场“，是沉默的反响，是内心隐秘的提示，而沉默才是这两个灵魂的真正对话。”如果说布列松的电影并不传达一种直接的心理情感，并且以它风格化的形式节制这种情感，那么它的风格的本质是什么？又能取得什么其他特殊的效果？美国学者保罗•施莱德在《电影中的超验风格》（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一书中界定了电影艺术（主要是布列松、小津安二郎和德莱叶等人的电影）中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独特风格。这种所谓的超验风格可以传达神圣他者的在场，它不是一种诉诸于观众内心的对于神圣的体验（否则就同一般宗教电影没有区别了），而是建基于信仰的对神圣者在场的确证（因此人们可以接受，同样也可以不接受）。施莱德指出，超验风格的完成必须经过下面三个步骤：1）日常生活（the everyday）；2）疏离(disparity)；3）静观(stasis)。以《日记》为例，电影描绘了教区昂布里古的社会环境及牧师和教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烦闷、厌倦、缺乏乐趣，而牧师周围的人们都出奇的冷漠和满怀敌意（在《少女穆夏特》和《巴尔塔扎尔的遭遇》中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布列松式的环境）。但是牧师的行动并未被这个环境、这种日常生活所左右，他确实与这里的人们产生互动，但是这里人的言行并未对他的内心产生影响，他的疏离在电影中表现为他的行动和对话时常被念日记的旁白所中断，这种中断贯穿着整部电影，在牧师本该对人产生回应时，日记的旁白一下子把他拉入到了自己的内心之中，“疏离”是电影的主角体验到在场的神圣他者的一个必要条件。施莱德认为，在到达在第三阶段，即静观神圣他者在场之前还有一个决定性时刻，在电影中，是最后那封信被读出时，观众获知牧师死了，牧师死时的心境是“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圣宠”，片尾出现的十字架则意味着真正的静观。我的看法是，所谓决定性的时刻并非只有一个，在《日记》中，尽管重要性和强度有差别，这种时刻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牧师使侯爵夫人重新找回信仰，获得灵魂安慰的时刻；第二次是他与翠西主教谈话时，意识到自己的神圣痛苦（holy agony）的囚徒时；第三次是他临死感到“一切都是圣宠（all is Grace）”时。当然，只有第三次才最后完成，因为电影接下来出现一个十字架的形象后便结束了，不再有干涉“静观”的内容。超验风格中对神圣他者在场的确证是很容易同神圣的心理体验混淆起来的。如果说超验风格中也有神圣体验存在，那只能是电影中主人公的体验，因为在体验之前他已经确证，而观众的要获得同样的体验首先也需要接受和确证，体验是第二位的。而一般的神圣体验一方面不一定要求神圣者的在场，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主体内部自我拔高的道德结果。————————————————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

胃與酒這裡存在著一種斷裂：在影片的開頭，年輕的神父就講述了他不佳的健康狀態，以及由此導致的那可憐的只吃泡酒麵包的飲食，後來他也正是因為胃癌而死的。可是如果我們把這一點抽離出來考慮的話，則整個影片將被割裂為兩個不相幹的故事：一個是一位年輕的神父來到他的鄉村教區，在經歷了無數的挫折後，他仍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痛苦地奮鬥著，最終死去；另一個則是一位本已患病的神父在經過了一段並不順利的工作之後，因病去世。前者是個感人的故事，後者則平淡無奇，但由於影片從未告訴我們神父的個人努力與他的死亡之間有什麼必然的因果聯繫（神父簡樸的飲食是他一開始就選擇的，並宣稱是由胃病決定的，真是個奇怪的宣稱？），所以死亡之於他的工作和信仰，是一個外在的偶然性事件。然而，我們在影片的整體觀賞中卻會感覺死亡內在於他的精神之旅，並最終證明了他的信念與努力。這是為什麼呢？酒，同樣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一開始酒似乎只是用來浸泡麵包的液體，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神父的兩個重要盟友（或論敵？）——教士和醫生，都嚴肅地跟他討論過酒的問題，那麼我們就不該忽視它的重要性了。神父一開始宣稱酒可以讓他振奮精神，這似乎並沒有什麼錯，連教士也說喝點酒並沒有什麼。可是教士之所以反對神父喝酒，是認為後者因依賴於酒而忽視了對上帝的禱告；而醫生的話則更加奇怪，他宣稱神父因為一出生就承受的酒精而無可救藥（這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醫學上的，它或許意味著神父患有某種遺傳病，但是這一點在影片的其他地方無法得到證明；另一種則是象徵性的，它首先讓我們想到基督教的原罪理論，但醫生本人並不信教，這使得他的說法具有一種反諷效果）。酒連結了神父的身體疾病與精神追求，它標誌著神父所選擇的一種生存方式，正是這種方式將神父帶入了與村民與他人的關係之中。早熟的小女孩如果說神父的挫折感主要來自於村民的不理解與敵意，那麼影片對二者關係的直接呈現如此之少，就頗有些奇怪了。在影片開頭部分為我們短暫地展現了一個吝嗇的老村民跟神父的衝突，之後村民問題就只是間接地被提及，它構成了神父苦惱的重要根源，卻未被直接展開。在這種情況下，那個對神父態度奇怪的農村小女孩的角色設置，實在頗為巧妙。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她對神父頗懷好感，是早熟少女對年輕男子的那種暗中傾慕，這並不稀奇。然而她身處在對神父普遍抱有敵意的村民氛圍之中，所以她不得不懷疑、痛苦於她的傾慕之情，進而以一種外在的敵意來掩蓋它，來欺騙、懲罰自己。然而她之所以如此，又正是因為她是村民中真正以純真的心靈貼近、理解神父的人（她一出場就流利地背出了聖餐的內容，其中的酒和麵包正命中了神父的食譜），所以她最終流著悔恨的淚救下了倒在野外的神父。她是從始終作為一團陰影而存在的村民群體中湧現出來的一滴淚水，倒映出神父的痛苦與拯救。伯爵夫人影片主要正面呈現的，卻是神父如何涉入伯爵家事的情節，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神父與伯爵夫人之間的交鋒。伯爵夫人長年沉浸在喪子之痛中，進而縱容了丈夫的新歡，孕育了女兒的仇恨，她將自己封鎖在對單一對象的愛戀中，而對外界一切漠不關心。神父決定打破這種封鎖。神父近乎殘忍地告訴伯爵夫人，她保持著這種偏狹的愛並不能真正擁有她的兒子，反而將永遠地失去他，因為上帝是愛本身，只有將自己毫無保留地交給上帝，才能分享到愛。然而這對於常人來說是極為危險的一躍，因為人們往往傾向於執著現實中自己所依戀的單一對象，怯於拋下這一可被直觀者而去擁抱那不可見的無限性。在這種意義上，上帝是恐怖的。伯爵夫人猶豫著說出她的一個想法，即如果有一個地方是上帝所管不到的，她願意不顧一切地帶著她的孩子前往那裡，任憑上帝來報復和毀滅她們。神父竟說，他也常常有這種想法。然而神父堅定地說，天堂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們所生活的現世，拯救就在這裡。伯爵夫人最終順從了。她死了。她女兒後來說她很安詳。但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我們的神父，如果說伯爵夫人最終得到了安詳，那麼他卻仍處在痛苦之中。疏離與進入有一種說法是，影片中的神父始終處在與日常生活的疏離之中，通過這種疏離持存了神聖他者的在場。從影片的處理手法本身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然而如果把它套用在影片主題的呈現上，卻容易產生某種誤導。作為手法的疏離是表面性的，它反而導致神父內在地進入了與他人的關係之中，疏離如果真的存在的話，毋寧說是存在於神父與上帝的關係之中。這時我們將看出神父與教士真正的分歧何在。教士提倡禱告，提倡平靜地置自身於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之中，而對於外界的他人、對於村民，他認為只需要給予秩序，只需要他們懼怕自己，而非愛自己。教士顯然認為天堂是存在的，天堂作為一種中介，和平地為人與上帝的直面提供了場所，而教士正是掌管通往天堂之鑰匙的人。然而神父認為天堂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這個人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於是他不可避免地要進入自身與他人的關係之中，為他人的拯救承擔起責任，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真相是可怕的，他因此陷入持續的痛苦。他甚至無法禱告，他可以幫助他人進入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之中，將自身交給上帝，但他自己卻做不到。他注定要去承擔他人的痛苦和罪孽，他自身反而因責任的未完成而無法直面上帝。於是只有死亡本身才能卸下他的責任，讓他得到拯救。    他告訴人們All is grace，然而對於他自己，唯有死亡才是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