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必须死

在2012年的第六十二届柏林电影节上，一部独特的意大利电影《凯撒必须死》脱颖而出，获得了最佳影片的金熊奖。为何说它「独特」？是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非但不是职业演员，还是来自罗马一所监狱的在押囚犯，而且不乏走私毒品、参与黑手党等罪名的重刑犯。在电影节公映时，本片成了唯一一部没有任何演员到场的作品。那么，这部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电影是怎么来的呢？ 本片导演维托利奥·塔维安尼和保罗·塔维安尼兄弟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亲历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发展过程。虽然这一运动的持续时间不长，却是一次从内容到形式的美学革命，改变了欧洲与美国电影的力量对比，对世界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有什么特征？简言之便是「注重现实，返璞归真」。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柴伐梯尼曾说过：真正的影片应当把眼光放在日常的普通事件上，而不应该把它编在一块儿，搞成什么说明、进展、高潮。把这些事情按其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就可以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事件都是一个金矿，你只要往下挖掘，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家的人物，并不是去激起人们对虚构的故事的同情或憎恨，这个没有意义，而是要使他们根据真实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进行思考，这才是编剧的目的。 可以说，塔维安尼兄弟很好的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主旨。拍摄这部电影的契机来源于他们曾看过一次囚犯的表演，并想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导演以莎翁名剧《尤里乌斯·凯撒》为蓝本，围绕着「凯撒之死」这一事件重新创作，让囚犯们不仅讲述了莎翁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显然，《凯撒必须死》的「独特」首先体现在叙事上。它涉及到了四个层面的文本，亦即历史层面、史学层面、戏剧层面以及电影层面。从真实事件到史书记载、再到戏剧和电影的改编。在多重文本的穿插互动过程中，原本高高在上的名著变得更加通俗大众化。导演利用色彩分割、时空转换、平行交叉和蒙太奇的手段，建立起了一个多重文本叠加的「戏中戏」结构。

在「排戏」与「演戏」这两条平行交叉的线索中。时而是彩色的、倒序的「演戏」，时而是黑白的、顺序的「排戏」。前者是剧情式的，后者是纪录式的。囚犯们既是在演自己，又是在演《尤里乌斯·凯撒》中的角色。导演将监狱与舞台、囚犯与演员等元素融合、剪辑，消弭了剧情与纪录的界限，用近乎白描的形式巧妙地对接了历史和现实，以新现实主义电影奉行的「真实」美学，展示了莎翁剧作超越时空的魅力。 另一方面，影片的「独特」又体现在艺术感染力上。《尤里乌斯·凯撒》本身便是典型的性格悲剧，而当囚犯们在呈现「友情」、「背叛」、「暴力」等戏码时还多少附带着现代世俗悲剧的意味。正如导演之一的维托利奥·塔维安尼所说：「凯撒的经历就是他们的经历，他们平时的对话也总是有关背叛、谋杀，他们都有过戏剧化的人生。」特别是影片开头与结尾囚犯们被押送回牢房的场景，监狱空间的局促与囚犯们在舞台上出色的表演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演出大获成功，但终将回归现实，为影片平添了一股苍凉的历史纵深感。

影片的末尾，回到牢房的囚犯之一、被判终身监禁的柯西莫·雷加显得无比落寞，对着镜头说道：「自从我发现了什么是艺术，这间牢房对我而言就真的变成了监狱。」可见艺术是心灵自由的通途，是人们自我救赎之道。走上舞台的囚犯领悟到了艺术之美，回到四壁铁窗的监牢，残酷的落差让他们意识到监狱才是禁锢灵魂的地狱。另一名囚犯萨尔瓦托雷·斯特里亚诺出狱后成了一位真正的演员，在谈到拍摄本片的感受时，他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的启发很大，让他想明白了发生在监狱里的事，是导演们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 柴伐梯尼曾言道：「电影只有在它能够提供它的那个时代的事件和集体性悲剧的意义时，才能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一种人类和社会的通用语言。」《凯撒必须死》没有渲染犯人的罪行，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借古说今，探讨人性禁锢的命题，或许便是艺术的真谛所在。而从艺术的教育改造角度来说，囚犯们感受到了艺术带给他们的又一次生命，发现了更加真实的自我，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也不失为一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