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柜来的人

   十七岁的你，是怎样一个少年？   那年，想起来那样久远；那段时光，想起来那样平淡；生命是一口深深的水井，在阳光下不停的蒸发，越来越低的水面，留下来的都是精华吗？有些痛，有些乐，有些纯洁，有些无聊，有些单纯，有些愚蠢，有些矜持，有些猖狂，现在还有吗？ 十七岁的小贵和小健，共同拥有一辆单车，在北京的街头疾驰。 十七岁的阿清、阿荣和郭仔，共同拥有一段无聊的时光，而十七岁，一去不复返，回头间刹那由青涩成长。 你一定记得李宗盛《风柜来的人》。是的，就是这个风柜，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开场，是蓝天下的风柜站牌，静止的几秒钟，正是侯孝贤呀。阿清、阿荣和郭仔中学毕业，没有工作、没有服兵役，每天无所事事的在撞球室和街头闲逛，也不断的招惹些麻烦出来。他们去高雄找工作，生活发生了变化。阿荣的姐姐越来越变成了城市里的人，有一些是他们现在还看不懂的；锦和不择手段的挣钱，是为了谁；阿清的父亲走了，他陷入对父亲的回忆中，甚至在饭桌上丢掉碗，谁比谁更悲伤？阿清和小杏之间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可是阿清还是无语的把小杏送走了；阿荣和郭仔在街头买磁带，还没来的及挣到钱就要去服役了。 少年的时光就是晃。用大把的时间彷徨，只用几个瞬间来成长。 小镇和城市在电影里对立着。一个是家乡，宁静悠长，镜头里干净清爽，很多没有人的镜头都似一幅绘画；一个是远方，多姿急促，镜头里纷繁忙碌。无论走多远，生命中不能遗忘的烙印，还是在那里。就连小杏也去锦和的风柜，她离不开的不是锦和这个人，而是和锦和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从第一个镜头起，明显的感到和《儿子的大玩偶》不同的是，典型的侯孝贤的电影语言出现了。而从这一部影片开始，也是他和朱天文合作的开始。正是朱天文给他看的沈从文自传是他一下明白了电影应该怎样拍。 侯孝贤说：“我会拍《风柜来的人》，是因为我去澎湖风柜探王菊金的班。在公车经过风柜时，我感觉非常特别，于是在风柜下车，在杂货店中看到小型的撞球台，一些人在那儿打着撞球，就是在那时候有了拍《风柜来的人》的构想。因为《小毕的故事》是改编自朱天文三百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于是有机会便和她聊起来，由于当时她对电影还是新手，所以也只是随便地聊，并没有聊到电影题材的问题。后来找了她写故事，于是她介绍了沈从文的自传给我，其实我对内地小说并不熟，但我看完沈从文的自传后，感觉沈从文虽然写的是自传，但他的观点是俯视而客观的，于是我在《风柜来的人》中就想用这样一个客观角度去拍摄。但是在电影中如何达到所谓的“客观角度”呢？我对如何在文字与影像间转换并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只是常要求摄影师陈坤厚镜头要摆远一点，然而有时候在朦胧模糊之际反而创作能量是最强的。” 可以看出，从《风柜来的人》是真正的侯孝贤的电影的开始。 朱天文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潮岸不知伸向何方。他们亦将是，其去未知。谁又不是，其去未知呢？即使经过了一个或者更多的十七岁，我们就真的能看清楚去的路吗？

    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 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     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 如果年轻凝成泪水很快就会吹干     青春正是长长的风 来自无垠 去向无踪 ……                                   —— 李宗盛 《风柜来的人》    曾经有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词曲间唱的是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阳光、沙滩、海浪……，而在澎湖的小镇风柜，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记录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无所事事，争强好胜又血气一身地斗狠，而离开了风柜到了高雄，不得不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磨难、在反复的挣扎和难以避免的伤痛面前，悄然地成长。     几天前学妹说要做个青春主题的电影专题，我推荐了《风柜来的人》，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侯孝贤远远不只有这样一部带着青春色彩或者个人情怀的电影，无论是之后的《童年往事》或者《恋恋风尘》，都让人再三的感动。《童年往事》散发出了时代变更的浓烈气息，这不仅仅是局限在导演自身成长的记忆，而是对于三代人不同角度的一次切入，因而生与死之间，影片的气氛让人心情低沉，而在《恋恋风尘》里，毫无疑问因为侯、朱、吴三人联手，散发出让人迷恋的执着，影片包含的细腻情绪几乎可以理解体验为敏感、焦虑、不安，在低低拨动的吉他声里显得尤为的阴郁。    其实简单的说，《风柜来的人》更像是一出青春的谢幕，而尤其是这样一个充满着伤感离别的季节看来，更为的贴切。“来来来！做兵大拍卖，三卷五十块！买一卷送两卷！”阿清在送别阿杏之后用这样一种方式摆脱着心中的阴影，可能这里面有宣泄的嫌疑，因为较之阿清在电影里其他时候的愈发内敛，这街头上的大声叫卖无疑是又一次更为彻底的决裂。而在送别阿杏的场景里，没有如泣如诉的依依惜别，也没有即便是生硬挤出的泪水。我们见到的是一如印象里的侯孝贤，不远不近的距离里，就在人来人往中，阿清目送着大巴车远去，消失在都市的热尘中，一脸的落寞无奈。    有人也说这叫卖声确实生涩，我们可以理解那时候台湾电影并不是那么重视着现场录音，这在其他多部台湾电影里面都有这样的不尽如人意。而在这段反复叫喊、显得有些生涩的叫卖声外，镜头不再停留于站到高处大声叫卖的阿清身上。于是我们的视线移到了高雄闹市街头的平民大众身上，他们对于这样的高声叫卖或是无动于衷、或者习以为常——依然忙碌于自己手头的买卖，讨价还价，又或是面无表情，陷于不可知晓的沉思。而更为讽刺一点的说，这个场景可能真的和阿清他们无关，仅仅是为了谢幕，一切切。阿清可能仅仅是因为好友要去当兵的一时冲动站到了凳子上，再是大声叫卖，而对于这样一部夹杂很多伤感情怀的电影，如此超然的结尾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记，至少，于我是无言的怅然若失。是煽情么？不像，也许只是触到了内心深处不可预知的东西。    有那么一天，你也要和青春谢幕，不带着太多满心忧愁与神色慌张，而这谢幕也不会是充满着华丽气息或者带着五彩斑斓的光环，只因为大多人的青春其实就是如此的平常，平常得那样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又或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投射到我们曾经躁动不安的记忆。关于《风柜来的人》，贾樟柯说“电影拍的是一群台湾青年，但总觉得是在讲我山西老家的那群朋友” ，他上大学那会，因为看过《风柜来的人》，顿悟到原来电影与真实的生活如此之近，而贾樟柯也因此对侯孝贤电影推崇倍至。    有人又说《风柜来的人》切入点选择得恰当，在城乡结合位置的地点取材、同时又撩拨着每个人所珍惜保存的青春情愫（这也是后来贾樟柯所借鉴的），在台湾地区八十年代、在城乡差异之间，对于阿清这样一群年轻人，在风柜的无所事事显然不可能是他们青春的全部，于是他们走出了风柜，离开了那个摸爬滚打过十来年的家乡，到了高雄这样一个可谓陌生的大城市。显然他们尚未有充分的准备去适应这一切，而生活教他们学会了选择与接受成长，而不是混沌里的拒绝与背叛。只是对于这样的青春，伤痛显得那样不值一提，所以，才有着最后那句话：    你不回风柜？        回。     终于还是要回去的，不管是因为当兵或者是将来。显然阿清在面对着自己出生与成长的小镇风柜，这些真实情感在充满着灰色、亮色，欢笑、泪水的回忆里一一闪现，曾经笑容满面的父亲，曾经贪玩迟归的自己。那个时候他的神情是那般的凝重，那些不曾为其他人所留意的悲欢离合，应该指出的是，年轻的生命如同《童年往事》里的阿孝咕一样，又一次遭遇了死亡带来的触动。    有意思的是影片里不曾出现过李宗盛的同名歌曲《风柜来的人》，相反出现的替代却是罗大佑的《鹿港小镇》，而和影片发出的一样声音就是“台北不是我的家”。都市的喧嚣与浮华取代不了这些年轻人心里最美好的那个家。这是台湾八十年代、尤其是侯孝贤电影乡土情怀的一个标志性声音。甚至，当侯孝贤逐渐着远离这种方向，取而代之以城市背景的台北梦，无论是《千禧曼波》，又或者是今年戛纳上无所收获《最美好的时光》，虽然法国人说欠老侯一枝金棕榈，虽然以后会有一大系列加起来的十部大作，但可能都带给自己不了如此真切的美好与感动。这些华丽躯壳背后的残架，其实不见得比青春情怀来得更为的体贴与亲切。2005.5

说《风柜来的人》是侯孝贤最重要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正是这部电影，奠定了侯孝贤独特的影像风格。甚至可以说，在此片诞生前后的侯孝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导演。

你或许很难想象，候导也曾经是个卖座的商业片导演。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之前的十年，他和摄影师陈坤厚合作，拍了很多卖座的影片，像什么《就是溜溜的她》《蹦蹦一串心》《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演员一律是一线明星，类型多是爱情喜剧，笑闹、言情、三角恋、大团圆……满满都是套路。 看过这些电影，真的不敢相信，后来的侯孝贤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侯孝贤？ 你肯定想不到，竟是一本书。 他在访谈中，也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沈从文的《从文自传》。 说起这本书，还有个来历。

那是八十年代初，台湾新电影运动刚刚开始，一大批年轻的电影人留学归来，杨德昌、柯一正、曾壮祥、万仁、小野…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切磋电影理论，谈论老塔、布列松、赫尔左格、布努埃尔的影像风格。 而侯孝贤，也在其中。但他是个另类，既没有留学经历，也没有理论基础，从前拍戏全凭经验和直觉。他听眼前的这群同龄人聊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也觉得好玩、过瘾，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问题来了。 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他突然不会拍了。原先脑子里没有“规矩”，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这回不一样，他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一种拍摄的视角，却总也找不到，这让他很是消沉。 还是好友朱天文，看懂了他的心思，也不多说，默默塞给他一本书，正是《从文自传》，薄薄的一小本。

按照侯孝贤自己的说法，他看这本书，感觉很奇妙。沈从文虽然描绘的是自己的经验和成长，但他是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 正是这一点，帮助侯孝贤找到了一种注视世界的眼光。 它应该是远远的、冷冷的，不打扰的，却有一种别样的温情。 它就像是架在世界边缘的一台摄影机，看着眼前的人们兜兜转转、历尽悲喜，不加评判，也不加渲染，又于无声处，释放一种关怀。 正如沈从文在书中写的那样：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向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通俗点讲，就是：不解释，不评判，让影像自然流露，自我表达。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这个世界原本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而不是用一种价值、一种情绪，来掩盖其他的可能性。

侯孝贤正是带着这样的眼光，走进了《风柜来的人》。 这让我想起自己有一段时间疯狂读《红楼梦》的经历，以至于那一段时间写的文字，被朋友说成是通篇的“宝黛腔儿”。 但其实，那是不自觉的。 只是因为在《红楼梦》的氛围里泡久了，一时出不来，才会不经意地写出那样的文字。 而在我看来，《风柜来的人》正是这样一部“不自觉的杰作”，它是侯孝贤沉浸在《从文别传》的腔调里，酝酿出来的作品。 正因不自觉，反倒最自然。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没有故事。 它讲了几个风柜的年轻人，晃晃悠悠的生活。赌博、撞球、看片、打架……离开风柜，去往高雄，又回到风柜，再出走。无处安放的时间，在他们身上一寸寸蒸发；无处藏身的空间，逼得他们四处游荡。最后，什么也没有结束，就像什么也没有开始。 看这部电影，最直观的感受，便是“时空的味道”。 侯孝贤通过“长镜头、景框构图和纵深调度”，来营造出整个时空的氛围感。 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阿清骑着摩托从景深处的公路转弯过来，靠近，下车，沿小路走到自家门前，径直穿过门前静坐的父亲，进门，喝水，出门，走进侧院。

这个过程中，镜头位于屋内，保持不动，顺着门口拍向外面的世界，最远处还可见天空和海面，而门框隔开了昏暗的家和一个无限延伸的远方。 简直太美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侯孝贤和摄影师陈坤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镜头远一点，再远一点！” 说得多了，陈坤厚回过头揶揄他：“你脑子坏掉了吧。” 一起合作了那么多商业片，陈坤厚当然无法理解侯孝贤如此突然的转变。 这个“远一点”，实际就是侯孝贤从沈从文那里借来的眼光。 也正是因为“远”了，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时空才会和人物成了同等重要的存在。他不会让观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表情和动作上，甚至很多场景，人的表情都是模糊的。他更想要呈现的，是人和时空的互动，是人被时空拉扯的那种张力，以及想要挣脱又力不从心的那种宿命感。

对于主人公阿清来说，无法挣脱的时间，是对父亲的记忆。 坐在影院里，看着黑白电影，阿清感到索然无味。突然，毫无防备的，他的意识掉进了记忆的深处：小时候，棒球场上，阿清眼睁睁看着壮年的父亲，被飞来的棒球击中，脑门上落下一个深深的坑，人也成了痴呆。 在这一段的处理上，侯孝贤将影像进行了无缝切换，从黑白电影直接切进了回忆的画面，而回忆上演时，电影的声音仍在继续，最后又切回到了阿清茫然的脸上。 这个处理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将时间的那种绵延的特性，精准地展现出来：过往与此刻不断纠缠，此刻不断死去，过往不断重生。

而我们也终于知道，父亲早早的缺席，对这个男孩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才要刻意避开呆坐在门前的父亲，他不敢面对眼前的人和记忆中的人的落差，更不敢面对这道伤疤，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 可是，当他和别人讲起父亲，却又有掩饰不住地憧憬，他说起父亲带他打蛇的往事，那已是5、6岁时的记忆，却又像昨天一样清晰。 直到父亲去世，他才想起小时候，因为调皮被父亲训斥，父亲用手指弹了他的头，重重的，一点也不疼，原来，父亲也曾那样健壮，那样有生命力。

阿清无法挣脱的空间，是风柜。因为，他是风柜来的人，这是他的胎记。 阿清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风柜里游荡，就像是一股关不住的风。 他和几个小伙伴，到处嬉闹、惹事，搭讪女孩，打来打去，更多时候无所事事……直到风柜再容不下他们，于是去了高雄。 可到了高雄，才发现这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阿清和阿荣、郭仔，被人哄骗，买票去看欧洲片。不想，上了三楼，才发现这里空空如也，只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大楼，连对外的一面墙都还没砌好。 侯孝贤在此时，再次运用了“景框中的景框”这一构图方式。于是，作为观看者的我们，看着屏幕上的他们，而他们，则透过空墙所形成的“屏幕”，看着外面的高雄，这座繁华的城市。 那一刻，一切豁然开朗，原来，对于眼前的这座城市来说，阿清他们不过只是看客。除了受骗，除了远远地欣赏，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

阿清在这里，喜欢上一个叫小杏的女孩。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小杏，就和高雄一样，都是阿清玩不起的游戏。 或许，在风柜的撞球室和牌局上，阿清还能叱咤风云，可离开风柜，到了这里，唯一的结局，只是一败涂地。 影片的最后，郭仔将去当兵，阿荣梦想靠卖磁带发家，却根本没有销路。 于是在高雄的闹市中，阿清一跃上了椅子，不顾一切，大声开始吆喝：“当兵大甩卖！三卷五十块！当兵大甩卖！三卷五十块！” 镜头一个一个闪过，照向匆匆的行人，照向卖菜的大娘，照向喧闹的尘世，照向各自奔忙的芸芸众生…… 而阿清的声音，渐渐低微，直到消融在这个世界里，化作无声，也化作喧闹。 他不过只是这芸芸众生中，并不独特的一个。 如果不是电影给了他100分钟的时间，或许根本不会有人记得这个从风柜来的人，这股想冲破风柜的风，是怎样被现实所困，怎样颠沛流离。

在《从文自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刚好可以看作是《风柜来的人》的缩影：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的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最终，阿清输了。他没有为自己赢得一个新世界。 而侯孝贤赢了。他走进了自己崭新的电影生命里，成为了后来的侯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