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本文旨在分析影片所呈现的罪恶逻辑与记忆建构,不构成对任何历史罪行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辩护或相对化处理。

观看《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Das Verschwinden des Josef Mengele)时,我最先想到的是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但随着叙事展开,影片所呈现的,似乎指向一种更主动、更自觉的恶。 影片以两条时间线交织门格勒的后半生:一条是他在阿根廷与巴拉圭的藏匿流亡,一条是1977年在巴西与儿子罗尔夫的重逢。不同于依赖宏大场面的历史叙事,这部电影将冲突聚焦在父子之间的对峙,让历史的暗流沿着私人关系的罅隙缓缓渗出。

当罗尔夫逼问父亲是否承认罪行时,画面从黑白骤然转为彩色,画幅缩窄,插入一段奥斯维辛的影像。平静而低饱和的色调如同门格勒的主观记忆——集中营在他心中近乎某种事业的高峰,是可以被回望甚至珍藏的高光时刻。 与全片克制的影调相比,这抹彩色显得格外刺目。它既是一种扭曲的怀旧,也揭示了记忆如何沦为罪行与暴力的避难所,为其开脱。

然而,这样的门格勒很难被简单地归入“平庸之恶”的范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洞察到的,是官僚体制中判断力的悬置——人在命令与程序的庇护下,将责任外包给制度,恶遂以一种去主体化的方式被履行。 艾希曼的可怕之处正在于这种空洞:他缺乏强烈的仇恨,也缺乏坚定的信念,有的只是对程序的绝对依附。他的恶像体制运转的副产品。离开那台机器,他或许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公务员。

门格勒则展现了恶的另一种形态。他拥有热情、智识与主动性,思考从未缺席,而是被意识形态全面占据。在奥斯维辛,他带着近乎学术的好奇心进行挑选、实验与观察,暴力被纳入研究逻辑,成为实现某种科学理想的路径。
这也暴露了这种恶背后的精英特征。相比艾希曼式的官僚执行者,门格勒代表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知识与话语权的人如何主动投身并深化体制的暴力。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服从命令,而是在体制内部博取空间、大展拳脚,使暴行获得更大的施展余地。这种有知者的主动坠落,往往比无知者的盲目服从更令人毛骨悚然。

门格勒始终攥着一套自洽的逻辑,从未停止为自己辩护。Why are they persecuting me? I was a doctor, I saved lives.
他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却否认那是罪。在他的叙述里,医生是职责,残害是忠诚,暴行被粉饰为对德意志民族的守卫,被置换为“救治同胞”的另一种形式。为了维系这套叙述,语言被改写,道德被重新命名,人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弃如敝履。

艾希曼的恶依附于体制运作,是由系统制造出来的(manufactured by the system)。门格勒的恶则是内在信念在体制中的扩张,是被体制释放出来的(unleashed by it)。前者源于判断力的消散,后者源于意识形态的过度饱和。


The war ends at different time for everyone.Mine hasn't come yet.
许多人喜欢这段台词,我也是的。门格勒的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奥斯维辛,停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余晖里,停在那段被他反复回望、于他而言近乎光辉的岁月中。他的战争并未结束,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重述中,固化为一种自我确认的记忆。他愈是执意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便愈对外界的审判心生愤怒。他所犯下的恶,已化作他赖以生存的养分,如影随形,贯穿余生。 这绝不只是平庸之恶。这是一种自觉而顽固的恶——明知其为恶,却仍固守其中,自洽、偏执,且毫无悔意。


1979年2月7日,约瑟夫·门格勒在巴西贝尔蒂奥加海滩游泳时因中风导致溺毙,至死未受法律或政治层面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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