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記者追求的正義根本沒有落點和正當性，新聞發了、爆了，成就了記者的“正義感”，但是院友們全部流離失所。正義到底有效還是無效？電影沒有試圖解構或釐清這種正義感，所以增加了惡護士、強姦犯院長、自殺弱智少年三個角色來給女記者的行為增加合理性，令結尾院社被釘牌後，觀眾在情感上仍傾向共情記者。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 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幾個記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創作者對這個職業的刻板想象，女記者對新人一副，“這又不是學校”的臉孔；男上司在辦公室大喊，“你以為你是誰，正義感算什麼”，不停地cue正義和善良，OMG，還能再俗一點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