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笨小孩

※含剧透哈，慎点 年初二临时决定看了此部电影，没想到其内核和最近困扰我的问题非常关联，因此激发了表达欲。 我认为电影的前3/4，表现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关系－－荒诞。 加缪认为应否自杀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回答人为什么要活下去，回答上个问题就要准确地认清人与世界的关系、自我与外部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荒诞的。 暴雨中的蜘蛛这个意象在本片中反复出现过两次。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荒诞意象。蜘蛛在暴雨中结网，这是它赖以生存的需求，可是自然规律却安排了一场大雨将它的成果反复摧毁。需求是确切的，而大雨（客观世界）却是没有理由且十分随机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人对世界抱有非常确切的需求，比如要在妹妹八岁前存够50w，要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要在田里收获过冬的粮食，要逃脱猛兽的追捕；而世界却是懵懂混沌没有感情也没有人格的，随机、没有价值判断、不会奖惩善恶、不会主动回应任何人的任何呼唤。你觉得你很惨你很努力你需要成功，否则就会死，可是世界并不会因此展露出一丝慈悲。 片中的yyqx借高利贷做生意半个月后就赶上政策打击，寄托全部希望的货物半夜遭窃，靠手干活吃饭偏偏手指重伤，临近交货日期突然被房东赶走。天道酬勤么？罪有应得么？都不是。世界就是这样，人无法逃离它的荒诞，如抱有“努力了老天爷就欠我一个成功”“奋斗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心态，往往会通往无穷无尽的失望。 影片的结局当然是好的了（也必须是好的），社会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营造福德相称的环境，就是去尽可能抵抗和减弱荒诞对个人的伤害。如果最后的结局是yyqx创业失败落下残疾、妹妹没钱治病幼年早夭，那就不是《奇迹》了，那是《活着》，是建国前才能发生的事情。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片的精神内核变得平庸且幼稚，落入了“付出了就有回报”这样近乎说教的窠臼。实际上，“付出了就会有回报”“天道酬勤”这种论调反而是悲观且功利的，它将结果的意义过度拔高，体现着对结果的强烈需求，实际隐含着“没有回报的付出是无用的”和“付出本身是痛苦的”这两个逻辑，而这两种逻辑将会持续对荒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造成精神伤害。这种论调其实是从有神时代便已经兴起流行，其原意本身是宗教的内核。比如汉语中的“天道酬勤”就带着一个天，这套理论只有搭配超验的supreme being（上帝、真主、佛祖、老天爷）才能实现对荒诞世界的解释。在宗教时代，信基督教的人们通过虚构原罪＋幻想出一个死后的彼岸（天堂或者地狱）来达成与荒诞世界的和解，比如：虽然我很努力很善良，但是我还是过得不好，这是因为我生来带有原罪。不过上帝在看着我，如果我此生好好修行、死后就能上天堂享福，否则就要下地狱受罚。在这种预设条件下，付出就有回报（好人有好报等类似言论）是具有说服力的，基督教这套说辞确实能够给老百姓足够的信念感；佛教则提出了轮回和业力之说，我很努力很善良，但我还是过得悲惨，这是因为我在洗刷上世的业力、修来世之福报，在下一个轮回中，我将因此生的苦难而收益。这个逻辑是很强壮的，接受其设定确实能让信徒们安居乐业忍辱负重；中国人融合了儒释道、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发明了类似于老天有眼、老天爷不长眼；祖坟冒青烟、祖宗不积德等颇为融合的理论，既有监督众生的supreme being，又有能在代际中循环传递的功德业力，倒是也能让老百姓弃恶从善忍受荒诞。 可这些宗教理论都在近代崩塌了。科技的进步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测非常深入，深入到但凡保持理性的人就不得不承认上述那些宗教说辞的前提都无法成立。上帝不存在，轮回不存在，祖宗冒青烟大概率是磷发生了自燃。总之“上帝死了”。再也没有全知全能者秉持公道了。人活一世就是活一世，没有天堂地狱轮回报应，人们行善也好、奋斗也好，已经失去了神仙兜底的指望，只要A事没能成功，那就确实是没有现实层面的收获，不会有一个supreme being帮你把你的心血和功德在B事上弥补回来。这时再去宣扬“付出就有回报”，已经失去了逻辑上成立的可能，变成了面对荒诞世界时无谓的自我欺骗和自我感动。 此时只有放弃对结果的执着，坦诚地承认努力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好人不一定有好报，转而关注奋斗和行善本身的姿态，才能够实现内在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借用西西弗斯神话来说，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把石头推到山顶，而是面对反复跌落的巨石仍然能保持着热忱和斗志（加缪语：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内心不被荒诞世界所击溃。不去期望自己能逆天改命，不去期望自己的善良和努力会得到某个神仙祖宗的赏识和奖励，因此我行善也好奋斗也好，都不关乎获利，而完全是内心原则＋自由意志让我乐意这样选择，这是更纯粹的、摆脱了功利从而更有尊严的善良。也只有这样淡化对结果的执着、强化对个体选择的尊重，在今天这样一个缺乏了神仙监管的时代，才能保证善良和正义不会被扫码即时到账的现实利益所赎买。

哪怕是在一部主旋律作品中，文牧野仍保留着他对底层困境的真实关照 作为文牧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片，《奇迹·笨小孩》（下文简称《奇迹》）备受瞩目。并不仅仅是因为主演阵容里邀请了易烊千玺这样的顶流，更在于这是文牧野高起点的《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个电影长片。作为现实主义类型化的成功实践者，观众期待《奇迹》能够再造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奇迹。 从出道以来，文牧野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色是，对小人物、对草根的注目。 从一开始短片时期的《斗争》《石头》《金兰桂芹》《安魂曲》，到第一部电影长片的《我不是药神》，这些影像的主人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群”，或是打工者、空巢老人、贫穷家庭，抑或是《我不是药神》被慢粒白血病折磨的患者群像。文牧野的镜头站稳现实的土地，有着敏锐的观察，充盈着人文关怀，这让他很快在电影市场站稳脚跟。 《奇迹》中，文牧野依然“目光向下”。面对“十八大以来年轻人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宏大命题，《奇迹》的切入口很小：二十岁的哥哥景浩（易烊千玺 饰），独自带着六岁的妹妹景彤（陈哈琳 饰）来到深圳生活。因为妹妹身患重症，必须在八岁前完成手术，景浩得在一年半时间内凑出三五十万的巨款。

为了给妹妹攒钱，毫无退路的景浩决定孤注一掷，创办好景电子元件厂。只要良品率达到了85%以上，4个月就可以赚80万！

景浩开始招兵买马。兼职的车间主任梁永诚（田雨 饰），失聪的单亲妈妈汪春梅（齐溪 饰），刚出狱的忧郁拳手张龙豪（公磊 饰），“网吧大神”张超（许君聪 饰）与刘恒志（王宁 饰），退休的钟表匠钟伟（巩金国 饰）……

“奇迹小队”将“老弱病残”给凑齐了，这群人原本都是社会底层、是大城市里的边缘人群。若是其他导演操盘这个题材，大概率是不会让这群边缘人物成为主角，但在文牧野的电影里，他们出现在叙事的最前方。 这是一部诉说“希望”的作品，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却是“蚂蚁”——在台风天中试图顽强生活下来的蚂蚁。 景浩也是其中的一只蚂蚁，好在他是幸存下来的。但在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里，给予边缘人物的仍然是剩菜残羹，景浩有多次差一点被碾死：被李经理（王传君 饰）的“偏见”碾死，被底层人物的物质贫困和权利贫困碾死，被种种意外碾死……

一只蚂蚁被碾死也就碾死了。汪春梅因工厂防护设备不足而耳聋，上诉时遭到报复打击；章宇客串的飞越保洁队队长越哥对景浩嚷道“小徐怎么死的，你忘了吗”……这些都是被碾过的蚂蚁的缩影，他们在电影中被只言片语带过，却与城中村以及黑暗中破旧的工厂宿舍的镜像，成为《奇迹》中让人难忘的片刻。

现实主义首先体现在“精准”——精准地呈现现实、精准地刻画人物。这是我们之所以称文牧野为“现实主义导演”的原因——哪怕是在一部主旋律作品中，他仍然保留着他对底层困境的真实关照。这让人想起宁浩之前对文牧野的评价：他有“有特别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刻画能力”。 “精准”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类型化”上面。文牧野有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不缺少现实题材，但是中国缺少一个相对准确的、在专业范围内，真正符合类型片规则的现实题材。中国一直缺少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如果从票房上衡量的话，中国缺的是能够卖到10亿元以上的现实题材”。 换句话说，现实题材的作品很多，但商业化、能够在市场上大卖的现实题材却很少。 文牧野第一部大卖30亿元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部成功的类型化的现实题材作品。就故事本身而言，它尊重类型片的规律，主人公程勇的经历就是典型的“小人物式英雄”的成长史，既触碰到观众的痛点，也以适当煽情让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文牧野甚至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处理是煽情的，但他也知道这是打动观众的一种手段。 这一次《奇迹》的故事底本，其实是特别常见的故事类型：一帮不起眼的小人物，汇聚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一起成就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故事的起承转合严丝合缝：确立了一个目标，要求一群人共同参与——寻找小人物——每个小人物的经历简单介绍——组团之后遇到种种困难——遇到困难后解决困难——最终小人物创造了奇迹。 这样的套路，就是类型化，它符合大多数观众的普遍审美以及审美预期，故事流畅，也容易懂。但哪怕套路，《奇迹》的处理还是可以达到7分级别的好看。 其一，文牧野在片场一如既往“精准”。深入深圳实地考察，搜集照片与影像资料，根据“典型环境”修改剧本；会用秒表卡时间；一场搬货的戏一共拍了六十四条……在影像语言上，《奇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背景破绽，很容易让观众代入到2013年的深圳。

其二，文牧野对多种商业片元素融合的控制力精准。动作戏，《奇迹》中有，追车戏，《奇迹》中也有……这些明显是为了让剧情“好看”的桥段，符合剧情自身的行进逻辑——那些“意外”都是景浩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非为了商业因素的刻意添加。 其三，也是尤为关键的，文牧野依然是调动观众情绪的高手。说白了，《奇迹》是一个励志故事，是一个“成功学”的故事，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中，这些词似乎成为贬义词。但事实上，在疫情仍然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当下，在悲观情绪时不时在社交媒体上传染的背景中，人们需要一些温暖的故事。诚如文牧野说的：“现在这个时代是渐渐地趋于共性化，就是进入一个更市场面的状态，然后人们其实更需要正面能量的东西，因为经济开始走低，所以人们需要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找到一些相对正面和温暖的东西……电影创作具有时代性，不是永恒的，固定的时代下需要一个固定的东西，你扭不过时代，时代是大潮。” 《奇迹》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创作。从某个层面上看，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可以陷入电影中景浩那样的困境。人们很容易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自甘堕落，景浩书写的是另外一种人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竭尽全力去创造奇迹。

电影中有无数个景浩创造的高燃时刻。比如他向老板恳求地问“能给我十分钟时间吗”；为了赢得这十分钟时间他拼尽全力地赶到动车站，与老总搭乘同一个车厢，顾不上手臂摔伤了、嘴唇干裂了，景浩又一次问老板：现在你有十分钟吗？

人们无法不被景浩那赤诚的眼神和强大的毅力打动。个体的力量或许无法改变某些机制性的困境，但在个体能力的范围内，的确有太多太多人还没有到达能力的极限就放弃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奇迹》的确是励志故事，是成功学的故事，但它一点也不廉价，因为抵达成功的路径是那么艰难。 当然，如果跟《我不是药神》相比，《奇迹》还是存在一些“误差”。一方面，电影中后段的节奏，在张驰度上稍稍有些失控，既要凸显兄妹情深，又要书写人物群像，还要呈现景浩的困境和逆袭，彼此之间并没有圆融在一块，而有块状拼贴的观感，叙事缺乏一个集中点。 比如群像书写上，虽然王传君、章宇的角色寥寥数笔很精彩，但“奇迹小队”比《我不是药神》弱非常多；比如婚礼那一场戏，如此大的篇幅，但无论是信息量还是叙事推动力都颇为孱弱，婚礼结束后，立即剪切到景浩被房东赶出的戏码，情绪上有明显的割裂感。

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得当的，那么《奇迹》中则有过火的迹象。倒不是刻意催泪，而是慢镜头与配乐组合的抒情性桥段，用得过多过滥。记得《我不是药神》时，文牧野是刻意降低摄影与配乐的存在感的，但这一次《奇迹》，各种有的没的、合适的不合适的配乐实在有些喧宾夺主。 总的来说，《奇迹》是文牧野一次总体“精准”、细节有“误差”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类型化的又一次合格实践。有真正的现实关怀，有类型化的经验，文牧野仍然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导演之一。还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也愈发成为一个“精准”的演员，表演愈发纯熟，他也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演员之一。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奇迹》是一个在中国的80、90年代才会发生的故事，在2022年，说服力不大。 导演太娴熟了，剧本太精致了，心思缜密到了每一个细节，任何可能被诟病的地方都能被填上，至少能自圆其说。 比如赵总看到景浩后说了一句：“当年我来深圳，也像他一样20岁。”意思就是我也不是天生就姓赵哦，一句话就把身份的原罪给豁免了。 说回来，这故事发生在赵总的20岁还有些可能，毕竟在赵总20岁时连“赵总”都没有。当然，这样的质疑也被导演想到了，如果你怀疑当下是否还真的能有奇迹，那你就会有成为片中傲慢的、保守的、色厉内荏的李经理之嫌。 再比如景浩最开始创业是在2013年，六年后也就是2019年成为CEO，这个时间点选得好，2019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就不在叙事的负责范围内了。 全片最好的地方，反而是相对散漫的、不那么精密的部分，比如那场婚礼。点出“好景”的题眼，只用那场婚礼就够了，后面的发布会则完全是添足。那场婚礼才是普罗大众心里的好景，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的好景。 全片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此，既想表达现实，但又总会被童话感冲淡，现实与童话杂糅，同时又相互割裂。难的地方太难了，真现实，容易的地方又太容易了，真童话。这就导致了片子的逻辑不是天然的，而充满了刻意的中和、稀释和平衡。童话与现实互相找补，榫卯般贴合，这是剧作技术的胜利，却是艺术的残缺。 我严重怀疑发布会那段是后面加上去的结局，全片本应该在电梯处结束。 原片说，后来，景浩也成了赵总，也在深圳的某座大厦楼顶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不必再当蜘蛛人，从窗外窥视高层的内部——如果说奇迹指的是这个，那我会怀疑导演的能力。 我冒昧地认为奇迹指的就是电梯里的那阵欢呼，而不是什么发布会。当孤儿景浩带着残疾人、老人、怪人、废人坐电梯升上高层与赵总谈判，然后再坐电梯下降，这时奇迹就已经完成了。 在下降中欢呼，才是底层人的尊严和亮色——奇迹不是他们上去了，而是上去过。你知道的，更真实的生活，其实是好景不常在，景浩不常有，所以与其说一个上去了的故事，不如说一个上去过的故事，这是更广泛也更真诚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