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痕如诗

直至 2006 年《四月三周两天》在戛纳一举拿下金棕榈奖为止，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运动已培育出一大批风格鲜明而主题相似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克里斯提·普优、柯内流·波兰波宇，他们不仅在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还深深影响了同辈及后辈导演。而近年来崛起的拉杜·裘德，相信是最有意识偏离新浪潮传统的罗马尼亚导演。尽管他最初的作品仍可看出新浪潮的影响，但自2015年《喝彩！》开始，便看出他创作风格和思路的转变。他远离当下现实的题材，转向遥远的过去，从尘封的岁月里挖掘罗马尼亚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凭《喝彩！》拿下柏林银熊最佳导演奖后，裘德继续拍摄年代剧，从 19 世纪跃进到 20 世纪 30 年代，正值二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与《喝彩！》虚构故事不同，这部《受伤的心》是他初次挑战人物传记，聚焦一位不为人知的罗马尼亚犹太诗人作家，他年轻时患上骨结核病后，在疗养院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故事，剧本改编自这位作家的自传小说。

这可谓一部文学化改编的登峰造极之作：35毫米胶片拍摄，方形圆角画幅，散发着古典韵味；摄影采光和色调使画面如油画般幽雅；构图极尽完美，在受限的空间里利用镜子形成纵深感；每一个场景均由一个固定的长镜头完成，而作为分隔转场的黑屏字幕卡，则直接摘抄自原著的诗句，像是给观众在模拟阅读小说的情景，这种影像与文学介质交替出现的处理令人赏心悦目。 整部影片由片段式的静态场景组成，章节式的结构无法令叙事形成一种连贯的整体感，呆滞的节奏与这个在疗养院里等待死亡的青年主人公一样。不过，这并非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天性乐观的主人公使故事前半段充满着风趣幽默的情节。他与医生和病友建立起友谊，他虽然一直躺在病床上接受可怕的治疗，但是在这个受限的空间里，他始终对爱情和生命抱着强烈的渴求。主人公似乎忘却了自己身染沉疴，全然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海边疗养院里，纵情朗诵诗歌、讨论政治、把酒言欢、谈情说爱、打破道德的禁忌，直至死亡悄然降临。

叙事腔调与氛围也随之暗藏变化，从喜悦到粗俗再到哀伤，剧本努力刻画出一位面对疾病和死亡而抱紧希望，从不轻言放弃的诗人。考虑到他的犹太人身份，以及30年代末二战爆发前夕的时代背景，影片似乎暗藏着微妙的政治和历史隐喻。随着希特勒上台掌权，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开始盛行，犹太人的命运遭遇悲剧的逆转，裘德的下一部作品《死亡的国度》便直奔此主题。 这位诗人不管世界政局的变化，始终沉浸在诗意美好的想象里，即便在病榻之上仍思考着人生哲理，对日益逼近的死亡阴影不以为然。欧洲人这种深入骨髓的存在主义思维与他骨髓上的恶疾一脉相承，似乎预示着欧洲人对即将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无能为力。不论是医学高明的医疗团队，还是诗人乐观积极的心态，都无法挽救垂死的生命，好比是高谈阔论和存在主义哲学根本无法阻止希特勒的崛起，以及纳粹大屠杀的到来。

“我们的爱情终会走向尽头！” 面对男主人公的求婚，女主人公先是推脱说以后在说，接着又将婚姻比作囚牢，最终，在面朝大海沉思许久之后，她歇斯底里地向男主人公呐喊了这么一句。 对此，男主人公的回答是：“我们也总将消亡。” 《受伤的心》，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曾以《喝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6年作品，改编自罗马尼亚诗人马克思·布雷赫的自传式同名小说，讲述的是诗人因病住院后生命里的最后几年时光。它像《红楼梦》一样驳杂，充满了日常的生活碎片，却没有一个单一的、戏剧张力强烈的叙事主线，因此概述它的剧情不仅困难，而且意义不大。我们单就它的主题来谈一谈，正如片子一开始就以字幕卡的形式向我们宣告的那样，这是一部关于消逝、关于人之必死的电影—— “当我试图重建每一个过往的瞬间，在那些快乐或悲伤的当下，我感受到的却是人生的无常，以及我们称之‘生存’的东西，有多么微不足道。” 入院之时，诗人年纪尚轻，虽然带着康复的希望，不过打从电影一开始，甚或可以前溯到诗人出生之日起的每一个生命瞬间，死亡和虚无就已悄然潜入他的身体，他历经的每一个场所。电影以诗人的死亡告终，但这个结局无关紧要，因为死亡，并不专属于他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机生命的处境。 那么，关键之关键，怎么办？如果爱情终会走向尽头（远在我们死亡之前），我们是否还要踏入爱情？如果我们的生命终将消逝，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活着？或者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开开心心地活着？ 倘若我们把爱情和生命理解成一个状态，爱情的状态与无爱的状态对立，活着的状态与死亡的状态对立，我们必然会遭遇到这个状态终结的时刻，也必然会因此失落爱情与生命的意义。然而实际上，爱情和生命根本不是某个状态，而是某种运动。爱情的正确名称应该是，“去爱”，“不断去爱”。爱情不会固化成一个像实存物那样的状态，它永远处于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在爱情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爱从我们身体里流溢出来，投射向那个爱的对象。而这每一分每一秒的爱都是一种新生。因此，爱情无所谓终结与否，因为它自始至终就不存在，是我们自己创造出爱情，而这一被创造“物”根本就不能持存，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不断去创造。同理，活着也不是一种状态。活着的正确名称是“去活”，“如此活着”。我们的生命不是闭锁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而是处于我们与外界的每一次联系中。生命就在这与外界的一次又一次联系中绽出。倘若我们割舍掉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我们不能），那我们将无生命可言。那么，既然生命向来并不存在，我们又如何谈论它的消亡？ 不过，即便我们对生命做了这样一番解释，仍然没有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即，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不是仍然必将感到虚无吗？在近处，我们尚且谈论干某一件事的目的；可是在远处，在那遥远的未来，我们丝毫看不到目的的踪迹，问题出在哪儿？ 问题出在一直以来我们对世界进行的一个假设：世界存在着，或者，有某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可以脱离与外界的联系存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决定做不做某件事，并且可以为做这件事设置一个目的，而它就是做这件事的原因。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或者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做如此断定），有的只是联系，不是某个东西跟某个东西联系，而是联系本身。是先有了联系，我们才凭着我们迟钝的感官虚构出了这些被联系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以何种样貌展现出来，完全取决于是什么样的联系与它相联系。并且，即便是面临一样的联系，它也有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总之，无物存在，因此也就既无所谓原因，又无所谓目的。 认为世界虚无的人，其问题在于，他们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灭了上帝（上帝是世界存在的原因和目的），但仍然将上帝的位置保留着。在他们固执的脑袋里，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的存在应该有某个原因，应该有某个目的，既然现在他们认识到原因和目的并不存在，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值得活的世界。但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理。从原因和目的的缺失，并不能推出来世界是否值得活这一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并不能推出来生命因此就没有意义了。意义仍然在，但不在原因和目的那儿，却是在另一个地方。 意义就在我们的运动中，在联系中，在创造中。当我们创造出爱时，我们创造出来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意义本身。或者说，我们不仅创造出爱，而且一同创造出了爱这个东西的意义。爱不是抽象的，它能让我们产生某种强烈又丰富的感觉，这是一种价值的感觉。当我们说“这就是爱！”的时候，我们正是在肯定一种价值，是在做一种估价行为。爱的意义就在这爱的过程当中，而永远无法抽离出来，放到爱的行为的外面。同样的，生命也是。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活动行为中被创造，被感受。我们如此活着，并如此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进行肯定。 我们肯定生命中的诸种感受，既肯定快乐，又肯定痛苦，因为这些统统都是一种价值感。我们肯定实在，也肯定虚无。这里的实在与虚无，不应该被当作世界的本质去看待，而只应被当作一种关于价值的感受去思考。实在感和虚无感，相对于我们所有其他感受并不具备先天的优先性和根本性，它们只是这所有感受中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生命感受更加丰富。我们在生的时候忧虑着死，在有的时候畏惧着无，正是这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张力和质感。 因此，即便是时光逝去，万物消亡，仍然不足以让我们去贬低生命的价值。相反，它们是让生命变得丰富的东西。过去、现在、未来，不是什么既存事实，或是束缚我们的框架，而是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用来感受时间的手段。在量子力学中，时间不是自在的，而是像别种粒子一样，存在于每一次与其它粒子发生关系的时候，当关系发生的瞬间，时间、空间、物质一同绽出。我们经常以一种伤感和悲楚来对待过去，但过去并未过去，它始终就在当下。当过去还是当下之时，它并不让我们伤感，相反还常常让我们厌恶。在过去和当下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当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伤感？因为伤感是过去的本质。这一本质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它发生于我们从现在这个当下向过去那个当下回望之时。过去不在过去的那个当下那里，它始终就在我们的回望之中。我们在当下，在当下的这种回望中，拥有着这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