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彩！

《喝彩》的结尾，父亲与儿子骑着马向着远方行去，片尾曲响起，字幕出现。蓦然间，我们唤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之感——《聂隐娘》结束的时候，镜头远远地注视着隐娘与魔镜少年朝远处走去，音乐声同样在恍然间涌起。相似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聂隐娘》的开头，隐娘与师父站在枝繁叶茂的大树旁边，几匹骏马在旁喷着响鼻，我们听到了风吹过树梢和蚊虫发出的嗡嗡鸣声。如果将这两人物换成父亲与儿子，让他们骑上马走动，影像好似立即切换至了《喝彩》的结尾。这说明了两者在影像质感上带给观众的类似体验。《喝彩》将镜头拉离了人物，且多用大全景/全景，以一种疏离的镜头来观察人物在空间内的运动。而带着距离的注视正是侯孝贤对镜头的情感定位。侯孝贤的电影分别在影像饱和/稀释和影像紧致/松弛上进行了探索，《海上花》达到的饱和机制，《咖啡时光》最为松弛。以此为背景分析《喝彩》的影像构成，似乎可行。《喝彩》中的几处群戏，影像的密度便在不断趋于饱和。情境不再围绕单一的动作展开，而是多个动作并行不悖。比如酒馆内的这一场景，走动人物令人应接不暇，人物在远、中、近景相互流串，动作交互，声音起复，而摄影机镜头一直在远处静静观察，时不时像人眼般移动几下视线。镜头在左右摇移，这与侯孝贤在《海上花》之后的运镜方式也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侯孝贤的“蛮力”在于无限地还原生活的密度，人物在物品间复杂的调度，而《喝彩》中台词的戏剧色彩，人物表演的自如展现似乎将摄影机弃置一旁，给人“尴尬”之感（颇有迈克•李的电影既视感）。《喝彩》的影像张力得之于在稀释与饱和间取得的平衡，这恰好对应了画面动与近的互动。影像在室外渐趋稀释，那是途经平原、林地、水域、荒滩……的画面，人骑着马在空间的空旷中穿行而过。而在人群密集的聚居地和室内空间（如酒馆、古堡），影像密度不断增加，影像趋向饱和，那往往是还原当时历史情境的手法要求。差异也非常明显的。《喝彩》模拟西部片/公路片的形式，通过人们间不间断的对话，妙趣横生的台词来反应当时的情境，情绪是寡淡的；而《聂隐娘》基于东方表现式思维，以“隐”的方式构筑稀释/松弛影像来承载一个复杂的故事，情绪以隐藏的方式不断酝酿生成，直到尾曲晕开怅然若失的饱满情绪。

“本片部分叙事情境与对话取材自罗马尼亚历史资料与16-19世纪诸名家文献。”感谢导演拉杜·裘德将以上字幕置于片尾而非片头，不然相信很多观众看过字幕后会预设影片对白艰涩难懂，就这样错过一部获得柏林银熊奖的精彩影片。事实上，这部影片的确是非常倚赖台词的。放在现当代电影讲究叙事技巧的整体格局下，这部影片按照线性叙事，平铺直叙地讲述了作为警官的父子二人，受贵族委托追拿逃跑的吉普赛奴隶的故事，未免显得过于单薄和缺乏生气了。于是大段大段考究的台词从父亲、儿子、奴隶、神父和贵族等各种身份、不同阶级的人口中说出，发牢骚般表达着他们的观点与态度，实则传递的却是1835年欧洲封建奴隶制晚期各种呼之欲出的冲突与无奈。伴随着父子一路上遇到民风民俗地自然呈现，反而让整部影片在简单中透出某种寓言般的效果——可以理解为这是给当代观众观看的意味深长的故事。导演力图呈现一个客观化的历史图景，因此全片采用黑白影像，几乎无一个特写和近景镜头，伴随着考究的长镜头与画面内部调度，间离地表现的是时代氛围而非具体事件。遗憾的是黑白影像并未呈现出丰富的明暗对比和富有层次的景深，整部影片颇为平面化，再加之大段的台词，让本片有着几分戏剧艺术的效果。从各种室内戏和夜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影片考究的布光，高光点的选择让某些画面呈现出欧洲传统油画的效果，或许并不考究的景深安排和十分考究的布光技巧，是导演将影片历史化还原的加工和选择。影片在冗长的对话和缓慢的叙事推进中，吸引人持续观看的原因之一是内部呈现的高雅与粗俗地碰撞与融合，这也提供了某些幽默感地酝酿与发酵。市井语言地运用平衡了引经据典带来的生硬，正如父亲前一句引用福音书上的话来教训自己的儿子：“要尊敬父母，一个父亲抵得过一堆孩子”，下一句就说：“这白兰地真不赖，一喝什么都好了”，一个圣人在突然间向粗俗人转化，在这部影片中比比皆是。而高雅与粗俗的碰撞同样也出现在画面与语言之间，例如父子二人在追查逃跑奴隶下落的过程中，骑马从左至右穿过一条小河，河中植物丛生随风摆动。儿子由衷称赞道：“真美啊！”父亲却骂道：“美你个头！”这引人发笑的小细节全部来自于这种不协调的对位。破败与脏乱是这部影片营造的所有环境的直观感受，人物穿的衣服肮脏破烂，吉普赛奴隶们更是衣不蔽体。这些人不顾湿身在河中穿行，不顾舒适在草堆上睡觉。草木搭成的房屋好像随时都会倒塌，遍地的羊群和鸡棚、猪圈在吵杂之外似乎也飘来粪便的味道。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一切脏乱也与片头瘟疫的横行相互呼应，这就是一个肮脏且混乱的年代。除了外部环境，人们的内心呈现也加重了这种混乱的感觉。信仰和价值观的混乱尤其严重，人们把圣经和上帝挂在嘴边，却依旧奉行着严格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他们的眼中吉普赛人是天生的奴隶，可以任意驱使、买卖甚至残杀，而犹太人则不是人，是刻薄又丑陋的巨人妖怪的后代；丈夫有权惩罚妻子，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神父满口仁慈，却也给修道院中的奴隶施加鞭刑，前一秒刚刚大骂“混蛋乌鸦”（欧洲人对吉普赛人的侮辱性称呼），下一秒又搬出“我们永远工作第一，娱乐第二”的仁义道德。人的虚伪性在这样破败和脏乱的环境中被凸显出来，最后我们也很难再分清究竟是人心更脏，还是他们靴子上包裹的泥巴更脏。影片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即康斯坦丁父子，奴隶只是作为他们行动的目的而未有太多刻画。父子二人的行为十分确切地诠释了“既卑贱又善良”这样的修饰词。在奴隶和平民面前，他们趾高气昂，经常拿出手枪来呵斥和要挟，通过殴打来彰显自己警官的身份和地位。而面对身份地位较高的神父和贵族时，他们示以无尽的谦卑，语言上毕恭毕敬，行为上与奴隶没有二致。面对需要帮助的神父，立刻下马干起粗活，面对最后的贵族，父子二人不断亲吻贵族的手背以表明自己的尊敬和忠诚。这些存在于夹缝中的阶级，活在主人和奴隶的双重身份之下，有着别样的尴尬和痛苦。这种身份的二重性导致了行为的二重性，即善恶的模糊不清。父亲不断地教育着儿子要勇敢，像个真正的男人，遇到匪徒的痕迹时又带着儿子仓皇逃跑；引导儿子熟悉男女之事后，与儿子共享同一个妓女；答应小奴隶不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却将他卖给其他的贵族赚取金钱。儿子相较于父亲而言，更像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傀儡，任由父亲操纵和摆控，但正如父亲一再强调的，他们的确怀有仁慈之心：在抓捕到逃跑的奴隶卡芬后，儿子建议父亲放他自由，但父亲以自己的方式给贵族建议，希望按照严格的法律执行惩罚而救他性命。我们一再看到这种卑贱和善良的混杂，引起对这两个人物憎恨和认同的复杂情绪，最终走向一种同情。片名Aferim的真实含义为“干得漂亮”，这句话其实并未在影片中出现一次，更像是对于贵族将卡芬阉割时那些看热闹的人们的讽刺。而这讽刺意味也指涉到了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协助贵族惩罚卡芬的正是和卡芬一样的吉普赛奴隶们，他们的麻木正如鲁迅笔下那些观看日本屠杀而麻木的国人，面对权力、阶级、暴力，现在的人与古代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麻木的人处处都在，不公的事屡屡发生。父亲一再承诺要将儿子送进军队——这一权力关系更加明确的能指所在，或许也是一个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出人头地的希望。正像父亲最后安慰儿子的那样，上帝连蠕虫都能看顾，我们却照看不好彼此，尽所能而活，无法尽所欲而活。这一次，真想为那些既卑贱又满怀善意的人喝彩，而不是麻木不知地嘲笑。

 奇片，大推。一邊看一邊覺得這仿古的黑白片在影像上好像沒有以前黑白片那般的風格強烈，甚至覺得有點今不如舊的無謂模仿，故事也算平鋪直述地把十九世紀一對警官父子追捕逃亡奴隸的過程給交待過去。只是越看越覺得好多好多的歷史細節非常有意思，很明顯導演就是想以劇戲做一種歷史重建，大量的場景和生活細節包括角色的塑造，明顯地做出有別與商業類型包裝的寫實感，你明知是虛擬的寫實卻還是願意去相信這錯覺。劇本有意地平衡現代的政治正確的視角，用一種黑色的戲謔卻也寫實殘酷的觀點來呈現羅馬尼亞十九世紀的蓄奴景況，裏面沒有英雄沒有美人，就是平凡人的醜惡與良善，一個沒有救贖沒有奇蹟的古老世界，完全不像這個世紀的電影，但其實也反應了這世界一直以來的真實。（尤其看最後處刑的場面是什麼人幫忙把那可憐的奴隸給抓起來的。）不過導演Rade Jude在訪談中不斷強調他使用黑白攝影為的是創造出類型的不寫實與距離感，甚至有西部片的指涉，他要觀眾清楚知道談到歷史談的永遠是現代觀點對過去的詮釋。這種對於詮釋的自覺本來也是種常識，但卻和我對這部片感覺有點相反。我以為是導演有意和現代觀點的割裂，但他又強調他是在探討現代和過去之間的連結。想想這其實也不矛盾，導演以歷史批判的觀點來呈現這多少被掩蓋的黑暗歷史，但又不忘以人性的觀點來爬疏其中社會運作的幽微，包括父子、階級、種族歧視、性、道德，這些都是現代的角度，只是他並不以討好觀眾的二元商業包裝來講述這個故事，反而以一種寓言的形式呈現出人類亙古不移的善惡兩難。這部片或許缺少了點大氣魄或深邃的文明與哲學省思，一部以現代口味不怎麼挑逗人的電影，但也是其難能可貴獨樹一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