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六号车厢》是部爱情片，却又不仅仅是部爱情片。
作为第74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得主，有一点要注意：它同时还荣获了天主教人道奖（另一部是《驾驶我的车》）。
2021《六号车厢》
2021《驾驶我的车》
什么是“天主教人道奖”？它是由信奉天主教的6人评审团选出，专门颁给那些“通过关注人类自身苦难、失败及希望来揭示人性的神秘深度同时拥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以往获得该奖的很多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品，比如塔可夫斯基曾凭借《潜行者》《乡愁》和《牺牲》三度摘得这一奖项，张艺谋的经典之作《活着》也曾获此殊荣。
1979《潜行者》
1983《乡愁》
1994《活着》
而一则爱情小品，如何能与留名影史的宏大叙事比肩？评委到底看中了其中的什么表达，让它担得起“人道”之名？
答案可能是：《六号车厢》还原了人之为人、去除一切芜杂跟遮蔽后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基于注目之上的自愿联结——这一朴素的人类情感追求。在不同人群与种族日益撕裂的当下，它就是最稀缺的人道主义。这让整部影片流露的情感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
每个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孤独。
孤独的人
影片女主角劳拉是个远赴俄罗斯求学的芬兰学生，她原打算和同居女友前往西部城市摩尔曼斯克观摩当地的史前岩画。可临行之际女友突然变卦，倍感失落的劳拉只能孤身踏上行程。
在狭小的卧铺车厢内，劳拉与一名外表挺粗鲁的俄罗斯矿工彼此不期而遇，被迫展开了一段长达数天的“同居”岁月。
如此典型的公路片架构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遭遇陌生人”的列车邂逅让人瞬间就能联想到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爱在”三部曲——然而，后者所描绘的爱情并不“孤独”：在妙语连珠的共鸣背后，是两情相悦的欲望底色。
1995《爱在黎明破晓前》
影片《六号车厢》中的爱，是似有若无、欲语还休的疏离。那份时隐时现的淡然情愫，与炽爱浓烈的“爱在”系列相反：不求天长地久，只为曾经拥有，甚至连“拥有”都未必需要。
这部影片的男女主角，不是伊桑·霍克与朱莉·德尔佩那样的俊男美女，光凭颜值就能点燃大众对浪漫爱情的幻想。他们的关系，更不像后者那般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将干柴烈火的热情倾注绵绵一生的相思。
冷酷凛冽的北欧，终究容不下维也纳式浪漫多情。影片《六号车厢》从心理刻画到环境氛围，都极尽写实，就像它全力捕捉的那两张平平无奇的路人脸：
他们的性情、职业、阶层天差地远，连语言都不尽相通。他们的交流，从没有真正的默契可言——这才是多数人与多数人交往时的最大感受。可这并不妨碍如此迥异的二人，在行将告别的时刻深情相拥。
尽管他与她来自全然不同的世界，却依然能将最为真实的自己袒露给对方——从这点上来说：“纪实片”《六号车厢》比“抒情片”《爱在》系列更加浪漫。
而成就这份浪漫的，是弥散在二人身上、挥之不去的孤独。
劳拉是孤独的。她的孤独来自于对过去的沉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她，一厢情愿地将女友视为终身所托，可教授女友追求的则是“座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专业智识上的差距让劳拉在这段同性恋情中尽显弱势，在他人的眼中，她只是寄寓在女友家中的“客”：一个无根之人。
早在登上火车前，导演尤霍·库奥斯曼恩就以极高的叙事效率刻画了劳拉的孤独：面对高朋满座、欢声笑语，她显得非常局促不安、格格不入。很快，劳拉就在一场文学游戏当中迅速地败下阵来，只得悻悻退回自己的卧室。
不管是女友家中的旧家具、万年之前的岩画、磁带中的老歌还是录像机里的旧时光——支撑起劳拉整个精神世界的，无非就是个“旧”字。“念旧”是因为对当下和未来渐失把握，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加剧了自我的迷失，她很渴望抓住一切见证历史的有形之物，徒劳要将稍纵即逝的现实化作永恒。
回忆过去总能让劳拉会心一笑
矿工廖哈也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来自于对过去的回避。从外表来看，他酗酒、邋遢、口无遮拦，似乎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粗鲁男人。然而，当面对餐车上陌生人的突然落座，他顿生出不自在之感，就像劳拉当初一样落荒而逃。
相较劳拉对过往经历的和盘托出，廖哈更多是若有所思地专注倾听。我们不清楚他和中途看望的老妇人是什么关系，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当劳拉向他询问在摩尔曼斯克的住址时，廖哈显得十分抗拒——看得出，他在逃避。
具体逃避什么，影片未做过多交代。这其实是故意留白：恰如影片中援引的玛丽莲·梦露的那句台词“从来都只有局部的我们碰到局部的他人”——劳拉与廖哈展现给对方的，终究只是局部的自己。甚至就连他们本人，也只认识局部的自己。
他们就像寒冬中的两只刺猬，靠得太近会疼痛、离得太远又会寒冷。两个孤独之人对横亘在彼此间的鸿沟心知肚明——就像廖哈始终念不对“岩画”这个词，劳拉也不能正确说出“墙纸”的拼写。唯有心照不宣徘徊于微妙的距离外、不试图“补完”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萍水之情。
否则，这场跨阶级、跨民族的爱，难免会比上一场同性之爱消逝得更快。《泰坦尼克号》终究只是大海上的美丽泡沫。
论及其貌不扬的“双孤独”的主角设置、世界尽头的冷酷诗意和这样一场潜滋暗长、无果而终的爱情，跟《六号车厢》最为相似的影片，其实是同为北欧电影的《处子之山》。
只不过具体到爱情角色，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的性别置换：老宅男福斯像劳拉一样对“物”着迷（模型手办 电台音乐），因为真实的人生就像他遭人厌弃的硕大身躯，远在他掌控之外。
2015《处子之山》
随着一个陌生人闯入，冰封日久的内心终于凿开个豁口，可以接纳温柔的阳光。可正当福斯倍受鼓舞、从“孤独病”中勇敢出走时：那个帮他驱散阴霾的人却变得闪躲和迟疑——严重的抑郁症让她陷入了更大的孤独与胆怯。
《处子之山》刻画了一段唏嘘而无果的边缘人爱情
爱情的失落就像它初来乍到时猝不及防。终于，恢复孤独的福斯还是要一个人走完计划中的二人行程。只不过这回，在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历经之后的释然与喜悦。
《处子之山》和《六号车厢》
最后一个镜头对比：失去爱人的主人公面露微笑
孤独的车厢
影片中大部分场景都在狭小的车厢内完成，这对导演是极大的考验。因为要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人物前史无法详尽展开的前提下塑造人物——尤其是铺陈南辕北辙的二人感情生发的合理性非常困难。影片的成败便在此一举，唯有情感交代令人信服，观众才能走进这个故事。
第二次执导长片的库奥斯曼恩给出的方法是：手持跟拍 空间转换。（第一部是《奥利最开心的一天》）
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话对《六号车厢》也是一样。选择手持跟拍的原因首先是在于车厢内的空间不够大，无法容纳下更多的机位。更重要的是：镜头紧贴人物不断游移，并经常定格在角色阴晴不定的脸上，一切暴露内心的蛛丝马迹便无所遁形。
廖哈的孤独来自与世界和人群的巨大距离
放大的微表情让观众不是远距离地观察角色，而是共处一室地与角色同在。倘若采取棚拍的方式突破车厢的局限，固然可以使镜头拥有更多的施展空间，但此“空间”其实已非角色的所处空间，观众的心便会与人物拉开距离，列车环境也会失真。
对此，大家不妨可以回想一下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以及徐峥的《囧妈》：谁会当那些是真实发生的现实？
2004《天下无贼》
只让镜头离人物足够近还不够，因为离得越近，我们越能看清两者的天壤之别：廖哈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大老粗，对文化艺术一窍不通；劳拉是“说走就走”、生活无忧的“文青”阶层。
如何打破坚固的阶级壁垒，让两颗孤独的心缓慢靠近是很大的课题。为此，库奥斯曼恩采取了先抑后扬、一波三折的内-外交叉叙事：两人之间关系的每一次转折，都发生在“列车内-站台外”的空间转换当中。
劳拉在车厢内拍站台上的廖哈
具体是哪“三折”呢？第一次是由于廖哈醉酒后的语言冒犯，刺激劳拉在圣彼得堡提前下车，结果却因女友电话中的冷漠再度返回到车上。
劳拉只是女友众多的“女友”之一
第二次是劳拉架不住廖哈三番五次的邀请，两人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下车，与廖哈共同借宿在老妇人的家中。这次的会面非常愉快，老妇人“听从自己内心”的建议启发了劳拉找回自我的重要性，这让他与廖哈的感情迅速升温。
老妇人与廖哈不是母子却胜似母子
第三次是劳拉的“芬兰老乡”突然造访，劳拉的热情招待令廖哈吃醋，他孩子气地以砸雪球的方式纾解不满。不料这艺术家气质的男子居然是小偷，借机顺走了劳拉珍视的录像机。这又让廖哈主动迅速地与劳拉和解，并提出一起到餐车庆祝即将结束的旅程。至此，二人经历危机后的感情升华得以完成。
也就是说：外部环境（他们途经的不同城市）和外界的人（老妇人，芬兰男子）总能作为内部二人关系的催化剂——无论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老乡偷走录像机这个行为大有深意，它至少暗藏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相较于内心预设的“他乡遇故知”式的文青感动，反而是不期而遇的陌生人更加靠谱。与其执着于记忆的牵引，不如向未来敞开心房；二是录像机本身就象征了全部的记忆和自我价值。在此之前，劳拉只愿同逝去的影像建立联系，而视周遭的活人为无物。如今，影像记忆没有了，她必须向真实的人公开真实的自己。
归功于手持摄影的情绪捕捉和内外有别的精巧结构，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段感情并非一见钟情、而是严酷的环境给“逼”出来的。它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两个孤独惯了的人，在嘈杂凌乱的环境中发现了彼此。
窗外破败萧条的景色、无尽的远山与铁轨，让这一火苗顶着寒风滋滋作响，可伴随即将到站的终点，又不得不黯然熄灭。
黑暗中的灯火，仿佛心头的一点光亮
说到“车厢 站点”的内外叙事，影片很像2003年的《迷失东京》：索菲亚·科波拉选择的也是“酒店 街面”的内外结构。同影片《处子之山》一样，《迷失东京》也是一个“双孤独”的主角设置。由翻译产生的小小幽默，也被《六号车厢》所继承。
《迷失东京》和《六号车厢》都有女主佩戴耳机、频繁望向窗外的特写
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迷失东京》聚焦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而非人生中的不同个体。所谓“忘年恋”，只是老少二人都默许的美丽误会，它小心翼翼地在二人早就划定好的安全范围内流动，从未溢出情难自制的临界点。
历经漫长婚姻的比尔·默瑞，更多是作为年轻的斯嘉丽·约翰逊的人生导师。后者的青春躁动搅活了他百无聊赖、一潭死水的中年生活；而他也为人生刚刚起步、爱情与事业皆不如意的后者提供指引。
2003《迷失东京》
因此，同样讲述孤独的《迷失东京》要比《六号车厢》更显轻松惬意。因为孤独感既是时间的造物，就能通过时间的跨度去弥补：你我的“时间”虽不同，却终能体会同样多的时间。这对准的还是普适的人性，而非独一无二、不可交互的个体性。
有意思的是，《迷失东京》这部爱情小片也像“人道”的《六号车厢》一样，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一个“人权电影奖”。
孤独的时空
世事总是如此出人预料。艰难抵达摩尔曼斯克的劳拉四处求告却屡屡碰壁，她不辞万里、苦苦寻觅的岩画，近在咫尺却又触不可及。这时，又是先前不辞而别的那个人及时出现，化作劳拉的指路明灯。
从狭小局促的六号车厢到广阔无垠的冰海雪原，影片先前的压抑与逼仄被一扫而空，观众的心也跟随男女主角融化在这如真似幻的浪漫当中。
什么背景、身份、性格、阶层、民族、国家......在万年之久的时间和一望无际的空间面前，最终通通化为乌有，这是自然的伟力、也是人性的伟大——与其说此时此刻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的他们象征着“爱情”，不如说他们寄托了导演对最广义、最淳朴的“人类之爱”空中楼阁式的向往。
即使巴别塔已废弃千年之久、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只要能彼此放下经历和成见，再如何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也是可以相互沟通、信任和理解的。
抵达世界尽头的结尾，很难不让人想起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春光乍泄》：那个说好与我一道探寻世界尽头的人，最终与我渐行渐远，消失无踪。而劳拉比黎耀辉更幸运的地方在于：她的身边多了个人——虽然那个人也即将离去。
1997《春光乍泄》
无论是从美国到东京、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莫斯科到摩尔曼斯克，起点和终点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谁。就像影片中的那句台词：“你要明确的不是逃往何处，而是逃离何方。”
放逐总有终点，之后便是回归与新生。两个人的旅行凝固在廖哈一个驻足深情的回眸中。一段无法言说之爱，伴随着那副拙劣还充满言语误会的画作，成为心头无法磨灭的永恒。
而提到画像和大雪纷飞的浪漫，又怎能不提莱奥·卡拉克斯的影史经典《新桥恋人》。
1991《新桥恋人》
当然，《新桥恋人》更梦幻、更诗意，像廖哈对劳拉不求回报的帮助一样。阿历克斯愿意为米歇尔赴汤蹈火做任何事：陪她看烟花绽放、向天空鸣枪、坐摩天轮、下蒙汗药、在深夜的塞纳河上搅动奔腾的浪花......
米歇尔与劳拉同样为上段感情所伤、无法自拔；她与她同样怀疑眼前这个男人，不是自己的真爱；但她与她，都抓住了这生命中不可思议的奇迹。
但是，相较《六号车厢》的极尽隐忍，《新桥恋人》则是极致的疯狂。所谓“爱比死更冷”，两个自毁倾向严重的人：一个是得不到旧爱宁可毁掉；一个是得不到对方不惜毁灭。
就此，我们不放换个角度想想：极度的克制未必不是极度占有的一种改头换面，没有“人生若是久长时”的痴心妄想，就不会有“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大彻大悟。
弃绝占有欲、还给他（她）自由的态度，未必不是欲望的无限扩张——下定决心不去占有对方，却要在对方心里刻下自己的名字，这还是对现世的否定、“永恒”的追求。
追根溯源，这还是因为孤独无药可解。不论是《新桥恋人》的癫狂、《六号车厢》的隐忍还是《爱在》三部曲的长相厮。
2004《爱在日落黄昏时》
我们因无法承受孤独相爱，又因蚀骨的孤独分开，爱情的悖论正在于：唯有在爱中，人才能最深切地品味孤独。有朝一日你欣喜地发现，原来有人和你一样孤独；可一转头你又发现，原来孤独，不是靠另一份孤独就可抚慰。
其实，有首中国的现代诗与《六号车厢》很配。同时，它还能形容本文出现的很多电影——这便是徐志摩的《偶然》。
2000《人间四月天》
自然，这名字一出现，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他与林徽因、张幼仪之间的“狗血爱情往事”。但平心而论，《偶然》这首诗的格局很大，远非一首简单的爱情诗。
云在青天水在地，每个人的相识相知，在本质上其实都是“云水之交”。在“偶然”这一伟大的时间副词面前，任何情感都会划下休止符，徒留人生的咏叹调：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图片依次为：《新桥恋人》《六号车厢》《爱在午夜降临前》
作者| 纪扬；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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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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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4 2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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