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文/白惠元（原载《读电影之新艺术电影》，2014） “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电影海报上的这句话尤其显眼。乍一听，似乎合理；可细细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顺序或许该倒转吧？——“离开家，终究是为了回家”，这样才对，人之常情么。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却从这一处“反常”展开，呈现了透视社会的力度，它聚焦于“情”，却洞察到“情”之悖谬：老乡不太可靠，家也不必回，即使是春节。没有新鲜的故事，只有新鲜的嘴唇。一年一度的“春运”，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已是不断显影的“中国特色”现象。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吧，有《人在囧途》（2010）这样“公路 喜剧”的类型片，也有《归途列车》（2009）式的社会纪录，当然，在那些拥挤的列车图景背后，始终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前提——过年必须回家，拼死拼活地回，玩儿命地回。在一片喧闹中，《阜阳》的气质格外淡定，仿佛将一盆冷水浇到满地堆积的行李上。它告诉我们：无家可归时，不如不归。全片第一个镜头是曹俐（秦海璐 饰）疲倦地坐在空空的大巴上，昏昏欲睡。谢琴阿姨（唐群 饰）骑自行车来接她，两人吃力地将行李拖入弄堂深处。两个异乡客，同住一间房，故事由此展开。曹俐在KTV打工，上夜班；谢琴做家政，上白班。于是，二人形成了微妙的时差，用齐秦的话说，即“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起床时你正入眠。”这里没有相依为命的温情，相反，导演设置了重重界碑。在阴冷潮湿逼仄的小房间内，两位老乡仍要划疆而治，互不惊扰，笔触着实冷静。谢琴与男人偷欢时，曹俐虽然不屑，却要抑制心底的汹涌，理性回避之；曹俐枕边儿的钱丢了，谢琴虽有千万种方法证明清白，却黯然自掏腰包，把钱补上。是膈膜？或是妒恨？乡情如此被切断——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心跳，她们都是孤独者。狗哥是同在KTV打工的阜阳人。年关将至，他与哑巴翻修了一辆废弃公交车，想通过客运赚点儿礼钱，于是请曹俐帮忙联系人，潜在客户锁定在阜阳保姆群。有钱可赚，曹俐何乐不为？然而，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大巴是报废的，有安全隐患；司机是业余的，有没有驾照都不一定；修理汽车时没钱交费，于是找了个形象彪悍的同伙儿冒充警察，这才把修理工唬住；收钱也没个票据，只是记下了长长的名单。如此一条回家路，充斥着太多不靠谱因素，甚至有些荒诞，然而，大巴却开动了，保姆们都上车了，曹俐也赚到钱了。这荒唐的“互利共赢”究竟为什么会实现呢？很简单，因为这是春节。毕竟，异乡是没有春节的。在这个“回家”的故事中，曹俐一直试图置身事外，却无法做到。狗哥讲起村口树下等待自己的父亲，把流浪的女儿讲到落泪。一遍遍地，曹俐被大家质朴的乡情打动，正当观众以为她终将踏上归途时，她却对大巴招了招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形成对比的，却是谢琴的故事。她为女儿的上海户口而匆匆改嫁，不料丧夫，因而拿到了救助金。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不过是希望自己和女儿能在上海生根落脚。然而，当她发现女儿被富人包养，并且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么，谢琴留下来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同样荒唐地，她决定挤上曹俐的大巴车：“算我一个，回家。”细细品味这两条线，我们会发现曹谢二人围绕着“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归，还是不归，这个决定极其艰难。曹俐的父亲已经去世，人不在了，那家还是“家”吗？离开阜阳这么多年，她的穿衣打扮、语言口音、思维方式等等，可谓从上到下各个细节都已被城市塑造。果真回去了，还能够再次融入吗？谢琴的女儿青春貌美，又有男人愿意为她花钱，她在城市里过得很滋润，此时此刻，倒是母亲的价值观显得保守。谢琴步步为营地自我改造，吊桥上有她的自行车辙，灶台旁有她的指印，她在这城市穿行，留下了太多，可思想上却仍是自食其力的逻辑。漫长岁月，她终于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种顿悟是痛苦的，正如她在大巴上啃馒头时夺眶而下的泪水。《到阜阳六百里》的乡愁是相当深刻的，它形成冷静节制的影片气质。正如金马奖评委会对该片斩获“最佳原著剧本”奖时的评语：“以生活化的内容写尽大城市里异乡客的孤独寂寞，观察入微，体贴细腻。”我想，这或许是受到了本片监制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的影响，二者共享着同一种诉求——与时代对话。曹俐的乡愁是错位的，被消解的，甚至从不存在，事实上，她也愁，愁自己没钱，最后，她是在用老乡们的乡愁赚钱，并且赚得心安理得，毫不愧疚。本片最残酷也最精准之处，便是将“愁”与“乡”分割开来。当然，这种现状是与大规模打工潮本身息息相关的。打工者很容易涌入城市，可是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不能解决，于是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徘徊于城乡之间，占据一个暧昧的位置。如此下去，正是打工者群体两边不靠、被迫悬浮的结局。一位阜阳阿姨找曹俐买票，曹俐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便收了钱。阿姨想要票据，曹俐说，这就是花钱买个座儿，都是老乡怕什么。阿姨觉得不妥，坚持退了钱。农村社会讲究“人情”，村里人彼此熟识，只要沾了“老乡”的名头，就相当于有了人格担保；城市则重视“契约”，没有票据就可能是坑蒙拐骗，即使是老乡也不可轻信。曹俐虽是为狗哥联络老乡，却也深知没有票据的荒谬之处，于是才有了她面对质疑时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可见，这个群体早就深陷于现代契约社会的文化伦理之中，她们根本无法归去，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阜阳》能够深刻地书写乡愁，甚至超越乡愁，以至“反乡愁”，得益于其摄影机对特定社群的困境揭示：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想回。她们真正想买的“座儿”，也许并不在春运列车上，而是在城乡之间，在户口簿里。说到底，艺术电影的主题就是展现人类困境，这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遗产，他们必须追问：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卑微？又是什么令“常情”扭曲错格？在这个意义上，谢琴反复擦拭的鸟笼成为极好的象喻。她的眼神空洞却又淡定，阳光射入笼内，在缝隙间投入阴影。谢琴仿佛在阴影中看见了自己，这就是谢琴们所处的“位置”——尴尬的灰色地带。鸟笼是如此一个禁闭的空间，笼内笼外似乎视线相通，却又泾渭分明，每当这只鸟想要飞出去时，便总会卡在栏杆的缝隙处动弹不得。如此的困境传达，又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实现了精神对接。与“鸟笼”意象的空间特征相应，《到阜阳六百里》展现了有特色的镜头语言，因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导演邓勇星将镜头始终锁定在破旧狭小的里弄空间内，天花板、天窗、地板的存在，鲜明地制造着边框对人物的挤压感，而安静的摄影机则旁观着这一切，仿佛“上帝之眼”，有明确的纪录式现实主义诉求。同时，影片中两次出现的遮挡镜头也值得关注。一次发生在谢琴去美发店给女儿送毛衣，镜头由美发店内部打向门口，女儿的身影留在画面上，而谢琴则被建筑物遮挡。相似地，另一次发生在曹俐说服一位阜阳大姐买票时，街道上的站牌把曹俐的身影挡住。两次遮挡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在城市空间中穿梭的异乡客终究会归于“无名”，她们终究会消弥于日新月异的水泥丛林，因为她们的名字飘泊无依，无所附著，她们无法被整合进历史叙述之中，成为冗余。恰恰是在这个角度上，《阜阳》展现了其难能可贵的价值，它聚焦这个挣扎在历史缝隙处的社群，并给予她们发声的机会，这才是直面现实的“纪录精神”。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本来的创作初衷正是拍成一部纪录片。邓勇星坦言：“我其实在上海工作六年多了。2008年，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报道，讲一群安徽阿姨要回家过年，但买不到票，就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后开回了安徽。这件事情很小，但给我印象很深。大家都经历过春运，可以想像那样一群人，为了回家而绞尽脑汁的样子。她们离开的背影，在我脑子里久久丢不掉。就决定从这个背影出发，先拍个纪录片，记录这些阿姨平时在上海的生活。她们中有些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阿姨就在我们公司里服务，我们天天和她相处，一直追着她和她的同乡人拍摄。”事实上，本片的诸多演员均是非职业的，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阜阳保姆。“当我们接触阿姨的时候，发现生命本身都值得我们很平等地去看待，不需要在影像或结构上面去制造这样的对比。好像是说，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人，有一种这样的生活；我们是那样的人，有一种那样的生活。”在“平等”的主旨之下，导演没有选取陆家嘴一带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刻意制造高低对比，而是十分平静地停留在弄堂深处，并且较多使用长焦镜头，避免打扰到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如果以阿姨的生活为主，我们就以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视线去看待。”吕新雨曾说：“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面对现今的经济链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阜阳与上海之间的六百里路，那不再是“逃离魔都，重返桃花源”的浪漫旅行，而是尚无解决之道的“鸟笼”式困境。作为京九铁路沿线的地级市，安徽阜阳因劳动力输出而闻名，阜阳保姆更是“闻名中的闻名”，而城市化的神秘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流动性建构——昔日火车站边懵懂不觉的少女“香雪”（铁凝《哦，香雪》），也许正是今日都市中孜孜不倦的“曹俐”，这种变化是由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因此，它的呈现方式也就更为复杂。曹俐入住里弄的翌日清晨，《阜阳》以谢琴阿姨为线索，展现了一连串阜阳保姆清晨工作的镜头。这组蒙太奇洗去了压抑苦闷的老调子，转为明亮宁静的风格，她们的肢体动作娴熟有序得就像本地人，令人回味。在当下语境内，这“都会的早晨”不再是3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血泪斑斑，阜阳保姆们的“囚笼”也不再简单地指向“阶级”与“剥削”。事实上，底层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悲情正在渐渐洗去，更多的则是源于无处为家的茫然。既然如此，安于笼内也就成了自愿选择。曹俐背井离乡多年，她与原来的邻居街坊们早已变得陌生，况且，老父亲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么，离上海六百里的“阜阳”是否也该随着记忆一同被洗刷呢？阜阳还是她的家吗？曹俐终究没有登上归途巴士，而是拿着狗哥的分红，回到了那个阴暗拥挤狭窄的房间。打开窗户透透气吧？对于那个咫尺天涯的“阜阳”，除了继续遗忘，别无他法。她的穿着打扮、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已经属于城市，身为异乡客却并不怎么思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漂泊者：无根，也无方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的心呀，你孤独的笼中鸟》中写道：“你被关在狭窄的铁笼中／在那里，你安静一些吧／且莫妄图冲出铁笼／那样你会伤害你自己／鲜血将会流尽／或者你把自己撕碎吧／你会落下致命的创伤。”对于一只习惯了“笼子”的囚鸟来说，它的飞行是否还有意义？是冲出铁笼，还是把自己撕碎？也许二者的代价都太过沉重。正如本片英文名Return Ticket所指示的：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that is a question.

托电影节的福，看了这部《到阜阳六百里》，我想这一定是自己近年在影院看到最好的电影。如果要打分，我打满分。我知道题材怎样与影片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见到有人如此真诚地描述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也很难不被打动。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个依靠出卖信仰得生存的魔都。狗哥在此地锤炼多年，修得一身的痞气常能助他蒙混过关；谢琴的女儿试着卖力气讨生活，但最终也找到捷径；最可悲的是谢琴老阿姨，让女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是她仅存的信仰，为此她可以忍受各种艰辛和屈辱，而现实无比残酷，当她发现自己以命相维持的东西已经消失的时候，信仰瞬间崩塌。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这部电影是积极的，因为至少证明有人还在关注这部分群体。必须承认在对待外地打工者的问题上，上海人正表现出一种无知，以为假如他们不来，那双方的生活环境都会好很多。更可悲的是这种毫无理智的声音控制着发言权，隔离了基本的尊重，更不谈尝试性的关注或思考。而这一切竟被一个台湾人看在眼里。台湾导演向大家介绍，整个电影源自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他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公交车，满载着等待重整旗鼓或就此偃旗息鼓的斗士，在城市繁忙的车流里，往六百里外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艰难前行。至于片尾的字幕，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用去看，每个人都能为它写上自己心里的结尾，这并不难。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移动电视在放一个叫做《上海协奏曲》的MV，郎朗在琴键上忘情地挥洒，画面中不时能看到机场，磁悬浮，外滩陆家嘴，F1，还有光鲜的白领和欢乐的小学生，而我脑海中所浮现的却从未出现，恍然两座城市。或者说，这些已经是协奏曲的全部音符，而那些，则如同台下的交头接耳、咳嗽声以及手机铃响一般，属于杂音。

1.阜阳到上海是六百多公里，如果片名是按照距离的话应该少了一个“公”字。 2.看完全片最熟悉的是修车师傅的口音。里面小月说的是合肥话。 3.我零几年过年坐长途汽车，车上绝对是严重超载。春节时不论是回阜阳还是从阜阳走（因为有些在外务工的人回不去会让孩子去外地一起过年）。现在回想那时真是混乱不堪。有为避免检在从高速下去换乘小车，在下一个点再换回来的。有到休息点必须全部下车吃饭的，东西巨贵，不忿打起来。也有像电影中被人举报另外坐车离开的。 4.不知是否有人坐卧铺大巴的经验，那味叫一个正。不过现在卧铺基本都淘汰了。零几年坐大巴还会上摆渡船，后面就再也没有这种经历了。 5.阜阳人口过千万，是劳动资源大市。每年有几百万劳动力在外务工。所以每年阜阳的春运也是阜阳人不变的话题，同时春运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这部电影我看的挺有感觉的，特别是最后秦海璐在房间里呆坐很感伤。最后，说一声谢谢。 一年多后，再来补充几条观感。 6.毕业了，在魔都实习、工作...... 7.三塔镇上原来的大巴车老板去年因为工作碰到了。现在车卖了改行当建筑拆除工人。他跑大巴车也十几年了，在上一辈里很有知名度。过年饭桌上说起，全都不相信。聊过之后才知道，原来跑大巴车的都卖车改行了。 8.阜阳高铁也在去年正式开通了，高铁站很气派、很规范。现在回去都是首选高铁了，连火车站都不知道春运是什么情况了。阜阳机场也改名西关机场了，要扩建了。阜师范也终于摘帽叫阜大了。城南在疯狂扩建，还听说在规划地铁。家乡变化太大了。有时也在很认真的考虑逃离上海回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