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大日子，是喜庆而欢欣的；但与此同时，春节意味着春运，而春运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年中最令人屈辱而沮丧的前奏，因为再没有另一个时刻，能让那么多的中国人同时那么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无法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范立欣的纪录片《归途列车》选择了春节与春运的宏大主题，但视角却围绕着四川农民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一家展开。张昌华与陈素琴十六年前赴广州打工，在制衣厂工作，下班后两人蜗居在破旧阴暗而狭窄的临时居所内，唯一的希望便是每年春节的阖家团聚，希望女儿张琴和儿子张阳好好读书，改变农民的卑微命运。但十五岁的少女张琴却有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想法，她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寂寞的村庄，她听不进爸妈单调而生硬的劝解，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家乡来到广东东莞，也成了一家制衣厂年轻女工中的一员。两代人的矛盾是尖锐的，但各自的出发点却又惊人的相似——改变。张昌华与陈素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为的是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不再为穷困所扰，不再以“农民”的身份承受自上至下的社会歧视；年轻的张琴只身离家也要改变父辈强加在自身的出人头地的命运，她想要自由，想要和城里光鲜亮丽的女孩子一样拥有有支配青春的权力，拥有时髦的卷发和浪漫的梦想。让这一家三口终于达成妥协的是2008年的春节。张昌华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这样，镜头从一家人身上移到了2008年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那是怎样汹涌的人潮啊，从空中俯视真可谓壮观，黑压压密集涌动的小点，间或雨雪中红蓝绿的伞盖，蚁群一样没有边际地向视线外伸展、蠕动，伴随着巨大的不可分辨的嘈杂声凝聚不散。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都是像张昌华陈素琴这样毫无选择的打工者，他们买不起机票，火车是唯一可依靠的交通工具。他们挤、推、急，他们气得骂人，他们委屈地掉泪。与父母刚到火车站时，面对汹涌人潮，张琴并不明白坐上一趟回家的列车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奋战，她甚至笑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得不真实，那些人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好笑，母亲陈素琴的喋喋不休更是小题大做。是呀，对于一个并不想回家且初次经历春运的十五岁少女来说，眼前的一切难道不是一幕最荒谬的人间喜剧吗？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愤，每张脸都跟小丑一样夸张生动，没有矜持，不顾形象，个个都仿佛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殊死搏斗，却毫无意外扑了个空，大拳打进棉花堆，捶胸顿足干着急，没头苍蝇一样被支来支去团团乱转。这景象怎么不比电视剧还要搞笑！直到笑变成哭，哭变作漠然。我不知道导演范立欣置身人潮拍摄这些镜头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但我想无论如何，仅仅用 “难过”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这样的画面是不准确的，那里面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滋味，比如困惑、无奈，比如耻辱、愤怒。但他们不说，他们说不出来。从张昌华紧皱的眉头和陈素琴疲惫的眼神中，我只看到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唯一的处世哲学。没读过几年书的张昌华木讷少言，他想告诉女儿张琴只有上学这一条路能让她脱离土地，活得敞亮，活得不象自己那么低微。但张琴还不懂，她以为只要到了城里人生就能绽放；而张昌华跟张琴都不知道，城里人乡下人读书人种地人，大家都坐着同一辆疯驶的列车，不知何时就将脱轨。我从不怀疑这个国家的伟大，但我想知道在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的强大国度，为什么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总要一次次遭受这样的羞辱、痛苦和不堪？为什么出身农民便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记，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土地，在拥挤的厂房中挥汗如雨？为什么他们的下一代不是躺在废料堆中嗷嗷待哺，便在千里之外一年也无法骨肉相见？是谁让一个农民的孩子漠视土地，迫切投入陌生的城市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野兽般的夜色？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究竟又做错了什么，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生活的夹缝中憋屈、气短？是什么让我们不惜欺骗、打压、相互推搡，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我可以发问，但不能回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没有在故乡的土地上讲出真相的权利，就算讲了，也会瞬间被淹没进和谐的洪流中，淹没在空洞的赞歌与严厉的管制中。现实的铁幕前，命运的夹缝里，只有一些虚弱的影像与文字，为这个国家的爱与伤留下耻辱的印记。但我相信，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在小柯博客上看到的电影归途列车，一直很想看，近来找到，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路压着眼泪，有熟稔的场景，有辛酸的凄凉，有身临其境的感怀，有无处申诉的痛楚，有折返不了的怀旧，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干脆哭了一场，然后冲了个脸，生活又像每日凌晨初生的太阳，什麽事也没有发生一般。“我以为发现了问题所在，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无力回天的感觉便是如此，譬如农村孩子的教育，豆瓣上有“父母皆祸害”小组，我以前也把问题孩子的责任推在父母身上，现在觉得还不一定，父母是直接原因，但他们自己也正是受害者，深层的原因可能正在这个文化体制，以及教育制度上，举个例子，农村父母的无奈是要赚钱养育孩子，他们每年大规模迁徙的目的是期盼自己与下一代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老生常谈地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才能跳出农们。事实也是，读书并非让孩子在城市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读书可能就是最佳途径。我有个当年的玩伴，近年来，他靠在城里包接水电工活计，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合工大学生宿舍的马桶漏水，他可以马上派人去维修，但不是第一次做马桶的时候便用最好的材料，而是故意要让它存在隐患。选择多了之后，同时水涨船高的还有心眼和算计。孩子又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有心事无处诉说，加上有些从小会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稍有机会，逃离劳作，他们便会用腿投票，相比困兽一般被锁在学校与村子田地，一刀刀切着喂猪的野菜，电影中叫琴的女孩有句话说“自由就是快乐”，打工艰辛，但可以有凭劳动所得的收入，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可以去烫个时兴的发型，这就是莫大的幸福了。至于在农村，孩子心理若是得不到有效疏导，被人顺手一指，他们往往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与父母争吵之后的琴，独身来到深圳，做了酒吧服务员，那里群魔起舞，乱象丛生，她以后命运会如何，便不得而知。不妨拾取电影中的几个片段。首先，自始至终，父母与子女都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比如父母回家时最为关心孩子的是成绩，他母亲找叫“龙”的儿子要成绩单，便说儿子的成绩倒退了，以前是第三，现在是第五。中国父母普遍的问题在于大多要孩子拿第一，不是第一的，就算没努力，甚至就算倒退，但一个班只有一个第一，第一下面的孩子，日子大多都不怎么好过，不是被父母批评，就是被学校遗忘，或者作为互文的两者，兼而有之。甚至考第一的孩子也未必好过，据我观察，有不少父母的做法是，给考了第一的孩子一个奖励，譬如许诺给ta买什么东西，甚至有直接像做买卖交易一样给予孩子钱财，这样做并非鼓励孩子自主学习，而是有目的地引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事并没有可见的“收获”，尤其是理想，爱好，精神等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如果一旦看不到这些有形收益，孩子学习与培养的动力也便可能丢失。孩子们并不需要过早沾染大人们斤斤计较的契约约束，相反他们更需要在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培养兴趣，看到光明与希望，这些希望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发现只是从人造手电筒发出的，但如龙应台儿子对她的疑问那般，“我才十七岁，不要教我那么多黑暗好不好…我才十七岁，我总得相信些什么吧”。如果可以说人不痴情妄少年，那么也可以将痴情换作天真，纯真，无知，等，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并不需要拔苗助长。让童年属于玩耍，便是要让成绩差也有存在的理由。我妹以前天真，父母试图用自己的阅历来约束她，我觉得该放开，便劝说家人，让她出去走一趟，她回来俨然又变了个人，她自己也说这一行让她比以前知道了很多，至于到底有没有知道多少我又不得而知，至少她自己认为有收获，她也哭过，而有收获就一定就伴随有成长，眼泪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成长。眼界往往不是父辈们苦口婆心便能传输的，而是非得经过自己身临其境的一番体验才行。至于父母对于子女为什么有种种期许，恰恰是因为父母深知没有知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无论是租住毛坯房，还是没有起早贪黑的忙碌，还是挤进火柴盒一般的车厢。我之前工作的小镇，工厂里有大量的四川民工，没事我就去车间找他们聊天，大热天，他们说自己睡不好，房间蒸笼一般，加上工业污水严重，绕着小镇的河水乌七八黑，蚊虫乱生，若是不用蚊帐，蚊子肆虐，但用蚊帐小电风扇的风便又被挡去了一半。逼仄的空间，转不开腰身的房子关起门来就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暖袋。我们村里有位老人以前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早年跟某某一起进城，不知道厕所在哪，内急就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正小解，被红袖章逮了个正着，抖抖嗦嗦的没尿成，还被罚了几十块钱。在多数农村父母的眼里，学习好就约等于以后可以进城生活，再推论就约等于可以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可以住上大房子。当然这些推论过程严重约等不了，那么父母是从哪里得来这些观点的？这大概就要归结为父母自身的教育不足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错觉上了。农村父母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他们朴素的脑子里对于孩子日后的前途，并没有太多的选项，除了弯腰刨地，自己深受打工之苦，便不愿意孩子也像自己一样加班到晚上九十点，本来强健的体魄在日日劳作中严重耗损。他们在试图为孩子规避着这些痛苦，于是若能看到某某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日后将父母接在身边，便容易以此为榜样，用它作为孩子的励志梦想。不过随着如今出路的增多，以及现实中大学生找工作的压力，有些父母又走上另一条极端，便是不再逼着孩子上学，而是放手随便，你上学也好，不上也罢，辍学了便赶着他们出去打工，毕竟眼前有利可图，到手的是红绿绿的毛票子，我们村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父母，譬如我有个叔叔，他家儿子每个月在义乌会有多少收入，他说起来骄傲的神情便难以言表，随后还也会鼓动其他人，“你还不叫你家孩子出去打工，上学有什么用，现在大学生反正找不到工作”。再看电影中一个冲突达到极点的桥段，就是琴的父亲因为琴自称“老子”，气不过，与琴大打出手，扇了她的耳光，将她打趴在地下。看这段，我撕心裂肺，问题远远不止在父母的教育，而更多可能是父母与孩子交往时心理埋藏的地位等级（这个词说来沉重，但我想想还是用了它），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那是不能乱了顺序的。父母可以骂孩子，但孩子却不能口出狂言数落父母，即便父母是错的，否则就是忤逆，这个罪名很可以大到将人判刑，像卡夫卡有篇小说那样，父亲要儿子去跳河，儿子二话没说，居然真就去了！前些年村里听到一家孩子将父母告上法庭，三五成群的大妈大叔聚在一起，便会暗骂世风不古，子女不孝。但是孝道的前提同样是建立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孝道更是个民主的过程，有父母小时候虐待孩子的，孩子长大，父母老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他便冷暴力以回复。发展到极端，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例子，不堪折磨的女儿干脆伙同恋人将父母碎尸万段，这类报道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问题便在于这种自高自大的文化体系下，父母的作风威严，孩子的谩骂便是对他们威权的挑战。“老子“那是只有父母才能跟孩子说的话，除非是“反了，你”！初中时有个同学，他说话便喜欢带口头禅，那种惯性的骂娘满嘴乱飘，我们私下里便会在心里琢磨，他在家里会不会也这样跟他的父母说话。说白了，这种”父父子子“的观念根深蒂固，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感悟。我记得我有一次顶撞父亲，那是我与父亲发生碰撞最为激烈的一次，他以付不起学费为由，含沙射影，要让我退学，我那会好像是高三，一下子来劲，把身上穿的那件衬衫一撕，上面的纽扣瞬间四处飞迸，我不愿意，不想把这些年的汗水白白浪费，便跟他吹鼻子瞪眼，要不是前面太太辈的赶来劝阻，我险些要跟他动起手脚。但后来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得对，而是为此谴责自己很长时间。正是文化的这坛酱缸需要改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应该修正，才能顺带纠正父母的观念，他们不大会沟通的教育方式，他们内敛隐忍的情感与行为。打工为孩子，孩子却并不希望父母都出门打工，这绝非一个不能解决的悖论。既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为什么父母的愿景总与孩子达不成一致？我想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辅导机制，我们的教育是在灌输观念，却不怎么反省观念本身正确与否。就好象中国人养儿送终，为父独尊的理念，一杆子打死本身就有有待商榷的地方。另一个让我觉得很无力的地方正在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它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立足当前，通过教育才能大规模修正。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不会短，那些受转型期影响的人们，势必又会伤痕累累。而我们的教育在干什么？它会叫人应试，甚至有些人，连这种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脱，这几天报道的北京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拆除，叫停，（报道在此：http://vnetcj.jrj.com.cn/2011/08/16015210745551.shtml）， 多出来那么的孩子该如何安置，民办学校层次不齐，设施落后，手续繁杂，公办学校需要各种证明，这无疑又是给开后门，找关系留了条正当的腐败之路。再提一个教育问题的例子，是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她们在集镇上上幼儿园，幼儿园分大小班，共计五十人左右，但只有一名老师，这位老师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师范，也没有过什么正规的幼师经历，但她是当地教育局的亲戚。她的证明都是当地教育局颁发并认可的。奥威尔（？）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样，要是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民众尽量处于蒙昧状态，他们一旦觉醒，或者接触到外面的新鲜思想，便会用来对比自己身处的世界。毕竟好与不好正是对比出来的，若是没有了对比对象，便没有了批评或好坏的维度。我老是觉得，国家教育投入不足，是有意的，它便不想让人们知道得太多。像这日益封闭的互联网，像要把人重新闷死的铁屋子。当然，我非常希望这仅仅是我的小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