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个荷里活

    18岁的阿强，脸上稚气未脱，已经被人叫做强哥了。他的职业是在大厦旁的香港村庄里为妓女们做“经理人”，却对网上一个叫上海天使的妓女红红动了心，大概他觉得这个北姑脸上有着香港女子少有的清爽吧。第一次性交易，他心里竟然生出些羞怯。可是那晚他的心情应该很愉快，夏夜的晚风微拂，灯光迷离，红红当他是自己的男朋友，一起看香港的夜景，想象高不可攀的大厦永远超不出他们的五指山。我想，这会是个爱情故事，两个浮世中无依靠的孩子相互取暖，为他们的梦想，分分合合。     肥伴阿细放学的时候遇见了漂亮的东东姐姐，他带姐姐到朱仔记吃乳猪，荡秋千，姐姐请他吃汉堡和荔枝，他们做了朋友。虽然东东其实是个妓女，但这丝毫不影响老朱和阿细对她的喜爱，这个女性缺席的家庭太需要东东活力四射的笑了。认识了东东，老朱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像个少年似的梦遗，肥胖的身子荡着秋千，欢畅大笑。我又以为这是个温情甚至矫情的故事，灰色生涯里的人们彼此安慰，快乐飞翔。     破旧的棚屋究竟负担不起老朱沉重的身体，薄薄一层屋顶还是塌了，轰然坠地，我的猜测落了空。阿强为那一夜付出了一只右手，老朱也遭勒索破财，甚至杀了人。红红还是东东？不重要了，那几个在生活底层消磨光阴的香港人，在陈果的镜头里，不过就像朱仔记的乳猪，早已掉入她的烤炉，通身红遍，油脂耗干。     陈果还是那个陈果，没有理会观众温情的诉求，一路仍是少年中秋乱刀披风，刀风所及，人情炎凉，一地狼藉。     以前看陈果的香港时，我会想到杨德昌的台北和马丁·斯科西斯的纽约，比之他们，陈果更冲动些，画面晃动，声音凄厉，生活在后现代都市的他，在纪实风格中融入了波普文化的因素，而且因为年轻，神经新鲜而脆弱，大开大阖，砍杀和抒情都力道十足，不加遮掩，往往使人措手不及。忽然一年镜头里的少年香港断奶之后，内敛温厚，像那只其貌不扬的榴槤，闻起来臭哄哄，却让人总有回味。到这部新作，渲泻和抒情都没有了，味道怪怪的，似乎在哈哈镜里来看新世纪的香港，比如通过那只迷失游走的猪，比如通过在即将拆迁的大磡村拍照怀旧的人，试图尽量客观，脸上却表情怪异，心头五味杂陈。他的香港为什么总是和我们从其他人那里看到的不一样呢？老朱的小屋里电锯声响起，镜头缓缓摇过大片杂乱无序的棚屋，傲慢耸立的荷里活广场，在太阳下像是失语的庞然巨兽，然后是那只吃人肉的猪，和正在转动的搅肉机。     比起感情的克制，《香港有个好莱坞》更大的变化在于它的黑色幽默，陈果开始懂得影像符号的象征作用和荒诞的力量，尤其是荒诞感，在一向以载道言志为己任的中国主流电影中尤其难得，也许还是因为香港文化特有的后现代特征吧。其实在他以前的作品里我们已经见到了某些黑色的成分，比如《今年烟花特别多》开头洞穿的人脸，西瓜炸弹，那场劫匪撞车的荒唐抢劫。只不过，那时候，它们更多只是作为电影语言的一部分，这一次，荒诞则成了陈果认知和再现现实的方式。     先看地点。故事发生的大磡村，可以称做香港的农村，旁边就是荷里活广场的摩天大楼，两种物质文明的对比，显现出欲望对人性的强大塑造能力，这个善恶交织的村庄，那一丁点毫无功利色彩的善意只存在于阿细的天真里，其余的，只是荒芜和欲念，苍蝇嗡嗡，懒洋洋地在猪油一样凝滞的空气里拼命扇着翅膀。北姑落脚大磡村，棚民向往摩天楼，香港念念不忘大洋彼岸的好莱坞，欲望永无餍足。电影里有一个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那头叫娘娘的猪。这头猪俨然是老朱家的第四口人，同一屋檐下，同样喝酒吃肉，满身画着代表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汉字符号在香港的街头流浪示威竟然毫发无伤，更搞笑的是，无照医生还打算给它人工授精，为老朱生子。异化的猪是否象征异化的香港，假如它真的生出baby，那就是香港的新人类？在欲望里迷失，大厦和棚屋原也没有多大区别。     再看人物。改变了几个人生命轨迹的大陆妓女，究竟是上海天使红红、东东姐姐还是骗子芳芳，这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欲望的符号，到了真正的好莱坞，她必定会有更多新的名字、新的欲望，这不过是当代人的欲念写真罢了。阿细一家，胖子陈果特意找了另外三个更胖的胖子来演，他们已经胖到我们不可能当正常人来看待，老朱和阿明严重地性饥饿，生活的重心是吃，吃乳猪解决肚子问题，找女人、登陆色情网站解决下半身的问题。固然他们并无伤人之心，不过本能地寻找一点卑微的满足而已，而最后被那个叫做命运的荒诞之手牵着去砍人、杀人，何尝又不是出于本能呢？     阿强由于一夜情遭勒索，被砍了右手，大陆来的无照医生竟然能断手再植，不料自己的右手没找到，平空多出一只左手来，虎头蛇尾的纹身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有手的痛苦比无手还要甚，所以他宁肯让阿明再次砍下那只荒诞的手。青春的错位、心理的错位在陈果以前的作品里都曾让人叹惋，而今，身体的错位落到实处，眼见得一天天生长，终于长成畸型。     两个挥旗的桥段也让人印象颇深。第一次更像是孩子间的游戏，胡子拉茬、五大三粗的老朱兴致高昂，找一面红旗攀上屋顶狂舞，幸福胀红了他的脸，直让人不信这样天真的举动会来自一个成人，锣鼓热热闹闹响着，似乎在调笑他不知不觉间已主动将一只脚踏进陷阱。第二次，阿强和阿明去杀东东，阿细用红颜料在白床单上写上大大的“走”去屋顶挥舞，给东东姐姐报信。在咚咚锵的京戏锣鼓声中，恍如一场喜剧上演，只见一面白旗在高低错落的棚屋上游走，后景一排排突兀的大厦，阿细的纯洁和无辜如此微弱和执拗。如果说电影里有纯粹意义上的受害者，那就是阿细，是一个孩子干净未染的心灵。     电影里有趣、荒谬之处仍有很多，刚开始猪身上的印章化为字幕，寻猪和寻手的启事，猪变为老朱的大陆女人与他同床共枕，小混混们讨债却砍错了人。可是因为陈果眼里的现实一向都太过沉重，他的荒诞也无法让人轻松，越到后来，笑声里越泛着冷意，他骨子里原来的那股狠劲还是透了出来，甚至越发得狠了。出道数年，拍片5部，最初毒火攻心的感情蓄积借香港三部曲这付猛药发完后，他冷静了，但锋芒依旧，仍异常难得地坚持走自己的路线。其实我个人并不很喜欢这部片子，它的黑色成分在影片里仍然只是一个手段，陈果并没有让电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可它放在其作品系列里体现了一个导演的逐渐成熟。他不再依赖最初的愤激，而是开始面对平庸生活的荒诞本质，并尝试用荒诞的方式呈现。而我对有荒诞感的艺术家总是有些好感的。有多少人会像中秋那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生活作别？他们帮更多的人发现生活的荒诞之处，用荒诞和幽默抚慰创伤，保存自尊，消解我们被灌输的那些所谓崇高的意义，我不知这能不能让生活重获意义，但起码可以让我不再轻信和盲目乐观，并有力量忍受。我想，这应该是我对他仍然有所期待的理由吧。

这部片子流露出了黑色幽默，但有些桥段又实在令人反胃，特别能引起生理不适。整个片子其实具有两重视角：一重视角是周迅“东芳红”的，镜头追随着她的身影，以她的观察角度展示着城市化进程下新旧并存的香港。最开始这种视角呈现出来的一种出来乍到者充满着新鲜感好奇心的窥探，后来却被证明是为看似无意却有所图谋的野心勃勃的“酝酿着坏水”的目光。另一重视角是朱记一家和黄的，是香港小市民的视角，更是香港的视角。整个故事就在这两种目光的交织和切换中展开。着周迅的角色东芳红是作为北姑亮相的。北姑这个身份除了“南下的‘卖肉’女性”这层本身含义，更是象征回归前后的香港经济、郑智乃至本土文化氛围被大陆侵略、破坏的符号，再加上这里周迅角色的名字附带的强烈暗示，更表达了一种对郑智意识形态渗透的抗拒。黄志强和周迅角色、朱家和周迅角色，一开始的关系和谐中带着点温情甚至浪漫，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底下隐藏着赤裸裸的欺骗和利用，乃至最后朱、黄发现真相，关于周迅角色的梦想全部破灭。这也是在隐晦地表达导演对大陆和香港关系的看法。最激烈的明晃晃的控诉则集中在黄这个人物的命运身上。黄因为东芳红被砍掉了右手，在大陆医生处又接上了一只左手，这样他就被迫拥有了两只左手。这是在暗喻香港被迫放弃了“右”，在“右”上加“左”，只能左而又左，表达了导演对一国两志后香港命运的怀疑和悲观。黄求朱砍断他新接上的左手，表示他主观上想要断绝他和左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愿意“壮士断腕”，要求朱帮他砍掉左手。有意思的是，事实证明这只左手并没砍断，并且还令人啼笑皆非地灵活好用（没想到本以为不会有好结果的“左”的路线竟然走通了），甚至能握紧方向盘（掌握自己的方向）。这里肯定了这只强行嫁接上的左手的用处，却透着十足的无奈：新接上的左手并没像黄以为的那样没有用，反而还很好用，但这种好用恰恰成了吊诡之处——即便这样行得通，甚至正式由于行得通，港亦不港了，港的身份迷茫反而加重了。 东芳红一开始住在荷里活，一直强调她好想去美国的荷里活，最后真的去了正牌荷里活——好莱坞，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暗示，在港人眼中“左”的大陆，其实又是对立意识形态的右路线的追随者。这种曲折的自我否定和相互否定，似乎反映了导演对大陆的复杂心态，以及大陆由此对香港的“强行改造”的抗拒、愤恨和无能为力。东芳红在这个故事里就是披着一副纯良无害外表的潘多拉，搅乱了这个最后一块旧小市民香港土地上的平静，破坏了毁掉了这里居民黄河朱一家的生活；而这个强盗反过来扮成受害者，勒索这些真正的被害者。其中蕴含着的导演的怨念简直要冲出屏幕扑面而来 猪也是本片另一重要隐喻。朱记是买烤猪的，自己也养着猪，顾客们也吃着猪，这一方面表现着“五指山下”残存的最后一丝传统的小市民生活，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小市民之间相互维系靠彼此维生的关系。后面猪走失，回来以后身上写满了字，其中最大的两个是“国”“皇”，还有隐约可见的“新中”之类。被写字前的猪只是市井小民的化身，卖猪者朱记姓朱，谐音猪，他们是猪猪也是他们，挣扎在作为城市化象征的“五指山”污秽肮脏破旧贫民窟里，活在底层却又自有一番乐趣。大陆医生要拿猪做实验，看看能生出什么来，暗示着拿香港试行一国两志；猪走失了，也意味着小市民的迷茫心态和香港的迷失；猪自己找回家，身上却被写满了字。字肯定不是猪自己写上去的，是有人写上去的，猪成了神秘写字者行为的被迫承受者；结合字的内容看，更像是香港被迫接受了大陆（新 中 国）的盖章。猪吃了大陆婆，明显意寓着国家队个人的鲸吞蚕食，大陆吃掉了大陆人，下一步就是来吃港人。所以朱爹在梦到大陆婆、发现猪娘娘爬上床时那么惊恐，又在后来把猪“束之高阁”。结尾朱记一家人被迫离开小街，象征着旧香港的失守；他们的车后面还带着猪，则表示还是割舍不下。朱记开车走了却没交代去往哪里，这种“流离失所”“离乡背井”也透着“港人应该往何处去”迷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芳红周迅却成功地抵达了美国的好莱坞，这个安排颇有一点中国借着香港这块跳板终于得偿所望走上世界舞台的意思，只是得到好处的是大陆，而真正的香港却被弃如蔽履，前途未卜。 这个电影还是很有意思的，然而导演的个人情绪宣泄过于刚猛激烈，有些地方稍嫌失控；加上很多地方符号化意象化严重，呈现和思考又不足，影片整体表意难流于偏激和破碎

陳果是香港近年崛起的導演，他的作品如香港製造、細路祥等，均表達了香港的低下階層、社會因由殖民地回歸祖國而帶來的矛盾，而這套被稱為陳果妓女三部曲之一的《香港有個荷李活》一片亦不例外，故事講述住在荷李活廣場高尚住宅下即將清拆的大磡村裡的人的生活，以燒豬為生的朱氏一家的父親和大兒子受大陸女子東東的色誘而分別與她發生性行為，而鄰居年青皮條客黃志強也在一次嫖妓中愛上妓女紅紅，而東東和紅紅竟是同一個人，他們三人更遭妓女的勒索，黃志強因而失去右手，而朱家亦因而一片混亂，間接害死了被稱為大陸婆的傭人，最後隨著這一切的變化和政府收地，他們搬離大磡村，而妓女則如願以償到了荷李活。故事中間穿插大磡村內的生活小節和地道特色，如外省女醫師、土生土長跟隨小混混的妓女等。 與陳果導演一貫的電影相似，此片同樣代表了香港被忽視、邊緣化的一群的生活和控訴，但作為充滿黑色幽默和戲劇性的喜劇，電影如何透過此片展示草根階層的真實生活和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呢？導演運用了電影技巧，使用了大量隱喻，透過觀察導演所使用的不同的電影語言film language，可以窺探到，故事表義denotation以外，從電影語言中表達的深層意思connotation。 此電影主要在已清拆的大磡村取景拍攝，而在上畫時這條村已經被政府收回清拆，用光影保留大磡村特色可謂是電影的一大目的。顏色主調方面，為表現大磡村特色，據導演所述，為突出村內所有屋都是以鐵皮搭成，特意使用紅色作為主色，以強調村內鐵锈的顏色及氣味。除鐵皮屋外，以紅色出現的都有很多，如女主角就經常以一身紅色打扮出現，燒豬、燒臘店、屋內裝飾等都以紅色為主。 大磡村街道縱橫交錯亦是其特色之一，在朱家負責繁殖的母豬娘娘出走、朱家上下遍尋不獲的一幕，導演便以蒙太奇手法由娘娘的路徑遊走大磡村的角落，帶觀眾遊歷村裡狹小的道路；而戲中不少場景都予人別有洞天的感覺，如朱家小弟阿細和東東玩遊戲一幕，東東要阿細在家中屋頂搖旗而她在附近高尚住宅觀看，阿細則拿著旗幟在大磡村的屋頂上亂跑，運用全景的鏡頭，從高處把整個大磡村盡覽無遺，而阿細則像小螞蟻跑來跑去，在對比下更顯這村之大。 與四周格格不入同樣是大磡村之所以有取材價值的一點，對比隔鄰象徵夢想成功的荷李活廣場及被喻為「五指山」的高尚住宅，更顯出大磡村在該地區的突兀感和貧富懸殊的情況。片中由大磡村出發映向荷李活廣場及「五指山」的鏡頭共有十多個，以仰望角度映到五指山，一高一低一富一貧的矛盾造成衝突collision。而通往荷李活廣場的鑽石山地鐵隧道運用了高亮度的綠色，與大磡村的紅色做成強烈對比，突顯彼岸的荷李活比起大磡村是美好的新世界。 《香港有個荷李活》通過如此一個如此荒謬、欠真實感的故事，稱職地呈現香港作為轉變中的城巿面貌，不同於陳果的前作，此電影以平常心態看待大磡村的拆卸，電影所描述的即將清拆的大磡村非但沒有控訴，裡面生活的人更繼續努力的生活。 電影前段重點講述周迅飾的大陸女子（名東東／紅紅／芳芳）出現於大磡村中，迷惑村中男人，戲中表達東東／紅紅是帶領大磡村男人從木屋區走向夢幻的天使，東東在朱家蕩鞦韆一幕是神來之筆，以不同角度的鏡頭拍攝，而其中一個鏡頭是從屋群中的遠處拍過去，看見女孩在鐵皮屋的屋頂上升起降下又再升起，彷彿由大磡村奔向對面荷李活廣場，在朱老闆和大兒子分別與東東發生性行為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蕩鞦韆，顯示東東帶給他們滿足以及希望；另外，黃志強三次追逐紅紅的鏡頭亦有這樣的效果，以長鏡頭加慢鏡，配以夢幻般的音樂，由首次遍尋不獲，到第三次黃幻想紅紅拉著他的手跑向來往大磡村和荷李活的隧道，亦表現紅紅帶給他的希望。而女主角身上的紅衣亦強化了她對眾人的性誘惑。        而後段故事由三人分別收到女主角勒索的律師信開始轉為荒唐失實，出現了很多錯配的情況，如朱老闆把對待人的行為配在母豬上、母豬配在星河明居的環境中、曾灶財在電箱的書法配在豬身、最突出莫如黃志強的右臂配上一隻左手，錯配使電影變得荒謬可笑，矛盾感亦由此而生conflict within the frame，如呂醫生操外省口音在簡陋的鐵皮屋裡大談遺傳學一幕，鏡頭由銅青的鐵皮屋外往屋內映著，而窗戶在鏡頭左方只佔三分一的位置，四周環境與談話內容不一致也可以體現到當中的衝突。 為誇張劇情，導演使用了舞台感較重的語言，如黃志強被斬手一幕，及朱老闆碎屍的一幕，均是以聲代畫，只聞其聲，而斬手一幕更四周黑漆，只有鏡頭的中間有大光燈，當黃志強一聲慘叫，就墮在鏡頭中間的位置，就有如舞台劇的燈光效果一樣。加強舞台感可以令觀眾分清現實與故事狂想的分別，令他們更能細心思考電影中的隱喻。同樣地，斬手和碎屍本應是血醒殘醒的事，配樂卻是輕快的鋼琴聲，製造出音畫矛盾，亦貫徹了電影錯配的效果。 電影中的東東／紅紅一角正是暗示香港所回歸的中國大陸，代表香港人的大磡村男人對現實產生厭惡，於是將幻想、慾望投射在忽然走入他們世界的女主角，妄想她能帶給他們新希望，誰知他們的迷失又帶來失望。故事中眾人被妓女「抽後腳」一點亦可借喻為控訴政府對大磡村的麻木無情。黃志強以為斬掉多掉的左手就可以消除本身的突兀感，就正如清拆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大磡村為配襯四周的高尚住宅，但片末出現兩隻右手的人顯示錯配仍然陰魂不散。電影尾段，阿細在屋頂所揮動的「走」的旗幟，不單叫女主角逃跑，亦暗示了大磡村的沒落及社會轉變令舊事物漸漸消失的無奈。其實這是去年的一份功課，而且很普通的分數，後來學懂的有關黑色電影等等手法還沒有加上，不過我實在好喜歡最後黃志強的手的錯配，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