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烟花特别多

《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国香港/1998年）导演：陈果主演：何华超、谷祖琳出品：天幕很久以来，一直想为这部电影写点什么，就像在看过它之前，对它曾有同样长度的期待。2003年初秋，在香港买到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影碟，回到日本后，看了两遍，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懵然。这是一部哀伤的电影，但我暂时无法描述那哀伤的轮廓。要等一段时间。让哀伤沉淀。直到现在，2005年。1.我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次烟花。在日本客居了多年，却不曾专程去观赏过花火大会。盛夏时节，花火大会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娱乐，访日比赛的皇马球队也抽空去看。春天的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以及冬天的雪，这是日本四季的风物诗。日本人钟爱的这几般美好，共同特色是短暂即逝。樱花盛期不过一周，红叶或可月余，积雪天暖便融；花火尤甚，不论如何曲尽妖娆，每一朵也只有数秒灿烂。一场花火大会，纵然打出数千绚丽，到了午夜散场，总还是仲夏夜空沉沉，仿佛恍然一梦。一般来说，理解了这种美，似乎就能打开进入日本文化的一扇门，但又不够。日本的精神尤在于为了那短暂的美，而不惜代价的执着，甚至会较劲用强，哪怕自毁。侯孝贤导演在《悲情城市》中提到明治时期的少女追随樱花凋落而自尽的故事，也可算是一个左证。然而，我总觉得，烟花并不适合那么多人刻意聚集在一起翘首仰望。我更喜欢的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和地点，看到一团斑斓的花火突然绽放于夜幕。比如有一次夜归途中，我正走在体育场旁边的小路上，身后传来一声隐如轻雷的炸响。我停下回头，见一片民居之后远远的天穹上，有朵烟花开且落，美得寂寥。人生里，如果能有幸和美擦肩而遇，就是一个奇迹，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就像于车行中，偶然看到窗外闪过的一颗烂漫的樱树，那美不必为我而生，我亦无需执拗追寻。在天地间，铿缘一面或萍水相逢都本是平常。2.我在国内的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烟花，那是1984年的国庆三十五周年之夜。烟花，在1984年的故乡，或1997年的香港，或1999年的北京，都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的助兴节目出现，被赋予着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色彩。我数不清也记不住日本的那些消夏花火晚会的时间地点，但中国的烟花，就属于那几个纪念日。1984年国庆，我十岁，刚回到父母身边。那是被称为新时期的日子，到处都洋溢着憧憬和生机。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烟花，也兴奋得难以名状。2004年，三十岁生日前后，我在写拖延了很久的小说，涉及1997年的段落题名为《纪念日》。故事发生在故乡，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的一夜。我不知道那天故乡是否放过烟花，但小说里有。我希望那场烟花，仿佛只是为了两个普通男女而开，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发现倾城竟是一种成全。我喜欢大时代中的小儿女故事。对某些人而言，那记录在史册的中的某个时刻，意味着只有他们本人才知晓的不凡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记录着一桩桩比人类登月更加重大的事件。3.《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4.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5.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从九七回溯两年，1995年6月30日，我大学毕业。直到那天天亮之前，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悲伤滋味。虽然宴席将散，虽然忙着告别，但悲伤并未提早到场，而是直到分离的一刻来临才准时出现。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他们找寻着新的位置。不同的是：有人重新确立起来，有人却在迷茫中失去了自我。 ——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    这是一个展示荒诞的故事，但因为现实本身是荒诞的，所以其实它展示的是真实。    在回归前后这个特殊时刻，香港民众对香港怀着憎恨和憧憬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因此，这是一个表达末日情结的故事，无数愤怒的港人将普天同庆的回归日看作是末日，要赶在末日到来之前通过放纵来解脱和发泄。因此，这也是一个寄托希望的故事，从片中前后的色彩对比就能看得出来，陈果在刻意渲染一个新生的香港。但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有几个小人物抓住机会和回归后的香港一样获得新生？    香港不景气的经济就像片中一开始的阴雨连绵一样，让人看不到希望。退伍军人家贤走投无路之下由弟弟家璇引荐加入了黑社会，他的战友Bobby做了保安，另外几个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他们在河上划船以后将头浸泡在河水中，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声呼喊，发泄着愤怒。在平时的言谈中，每个人似乎都焦灼而愤怒，“公平？这个世界有公平么？我家字典里的fair那页早被我撕掉了。”作为退伍军人，他们觉得英军把有用的都带走了，把没用的才留下，而他们就是那群没用的人；作为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他们已经不能与年轻的一代争夺舞台，公车上一群中学生公然嘲弄他们，他们无动于衷，但家璇将一个女生丢下汽车的时候，他们又一起鼓掌，连那群女生都向家璇索要签名，这个荒诞的世界似乎永远是向年轻人敞开的，他们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遗忘了他们。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提议――抢银行，这个提议只是遭遇了一点点抵抗就全体通过了。“将来我们的老板是谁，是gcd啊，gcd以前都是社团，劫富济贫有什么不好？”家贤的父亲也这样教育家贤。只是，家贤有一个要求：不能用真枪。无独有偶。另一伙人也早就预谋着一场抢劫，于是抢劫当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家贤他们刚冲到银行门口，正好迎头碰上抢完出来的那批人，双方对峙的时候，警察赶到，于是一场乱战。更富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家贤他们的人全身而退以后，点名的时候却发现多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家贤老大的女儿，她带着抢来的所有钱，于是他们赶走阿珍意外地得到700万。当然，事情没有就此而止，阿珍来和家贤斡旋想拿回500万，并在与家贤交往中知道了他们原来是以前和她开玩笑抱走小狗的兄弟俩。阿珍喜欢上了家贤，但家贤并没有接受。家贤得知在银行当保安的Bobby被歹徒所杀心情沉痛，家璇又席卷所有的钱一走了之，让他心情更加低落。一天，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两群小混混对峙，家贤想从中阻止，却引发了一场械斗，愤怒的家贤仿佛看到家璇的影子，拿刀追砍那个奚落他的小混混，并拿枪将小混混脸上打了一个洞。家贤被其中一个小混混开枪打中头部倒地，在他躺下的瞬间，脑海里闪现出了过往的种种美好，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还是没有结束，一年后，崭新的阿珍从国外回来，他老爸向她说着崭新的香港，这时候阿珍看到了自己托付给家贤的小狗，但已经是搬运工人的家贤和她的小狗早已不认识她了。家贤一路走，一路开心地笑，他的生活似乎从此只有快乐，也并不认识那个一直在寻找那群女学生的执著的出租车老头。有意思的是结尾，英军降旗时那个被风吹起裙子露出屁股的士兵再一次给影片添加了荒诞的喜剧效果。    克尔凯郭尔说，喜剧和悲剧在无穷的极点上相交――即在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上相交。《去年烟花特别多》给我们展示的正是悲剧与喜剧交汇的地方――荒诞可笑的痛苦。影片一开始一个孩子透过一个人脸上的洞来看整个地铁里的世界，这种充满童真的残忍奠定了整个片子的基调：如鲠在喉的欢笑。片中细节无不呼应这一基调：家贤老爸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做点“劫富济贫”的事；在烟花绽放的海滩，家璇从容地杀人；抢劫的时候，每个人的代号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旺角什么什么几号；家贤的老大知道他们抢劫以后，一本正经地骂他们卑鄙埋怨他们也不叫上他；家璇将一个女生扔下公车以后，她的同学围上来索要签名，俨然是在追星；迪厅里借着普天同庆的名义搞色情狂欢以庆祝“水深火热”中的英国香港人们被解救出来；Bobby死后，他的孩子一路欢笑地参加葬礼；阿荣拿着地址去学校找女儿阿珍，同学说根本没这个人，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就是抢银行的歹徒中的一分子；家贤以失忆的方式获得新生……当深刻的痛苦与笑相交融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喜剧也是悲剧。陈果极力表达的希望其实没有比他展示出来的绝望更多，喜剧只有到达绝望的程度才是荒诞，才是现实，才是现代的，而这点无疑超越了充满了哄人开心的轻喜剧和骗人眼泪的古典悲剧。

一、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怀疑自己？我想应该是开始感到自己没用的时候吧。 而什么时候会感到自己没用呢？外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自己一方面阻挡不了这种变化，一方面又融入不了这种变化的时候吧。人们常说六个字：“高不成，低不就”。

二、 陈果的电影《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城市权力交接的真空期。由于政权更替，包括家贤（何华超饰）在内的五名年过不惑的华籍英兵被迫下岗，成了一批“无用”之人，或者说“问题成年”。

家贤通过弟弟家璇（李灿森饰）的引荐铤而走险加入黑帮，给黑社会老大当司机。出于生计，也出于在这个被遗弃的城市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他们一起策划了一场银行抢劫，家贤成为这个团伙的首领。为了不伤及无辜，他们决定使用假枪，与已经在银行当保安的Bobby（曾经的华籍英兵的一员）里应外合。 不巧的是，抢劫当天，却遭遇了真正的悍匪，他们扛着真枪洗劫了银行，还打死了Bobby。混乱中，一个女悍匪误上了他们的车，而她刚好是黑社会老大的女儿阿珍（谷祖琳饰）。为了保命，她把近700万港币的赃款留给了家贤一伙人。出于安全，众人商议由家贤、家璇两兄弟将这笔账款保护半年，半年后再分赃。

年轻的家璇是个没什么道德约束的人，准备将钱独吞，远走高飞。不料在行动过程中被起了贼心的黑社会手下刘云跟踪。家璇最后丧命，神秘失踪。 家贤费尽心机寻找弟弟，好几个月没有丝毫进展，钱和人一起烟消云散。而此时，曾经的那些战友，都开始迎接回归后的新生活，有人当了保安，有人在茶餐厅当服务生……只留下他一人守着旧日的情怀念念不忘。 某一天，家贤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遇到一群新起的黑社会青年在打架。遭遇后辈羞辱，情绪失控的他，拿起刀枪，砍向那青年……最终酿成一出悲剧！ 三、 如果仅仅是讲几个失意男人的故事，这部电影并不显得有多了不起。多年前，台湾导演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呈现的就是这个主题，而且杨德昌这把“台湾社会手术刀”更有条理，更冷静理性。 《去年烟花特别多》整部电影还有另一条主线——主流意识的线。 为了保证权力的顺利让渡，香港警察三天两头就去翻查黑社会的档口，生怕这群人上街闹事。在节庆日燃放烟花时，敏感人物（包括日渐落寞的黑社会老大）一个个以“请”去酒店看烟花为名，被软禁。

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时，家贤一伙华籍英兵也前去现场观摩，并向解放军敬军礼。这一动作被杯弓蛇影的警察部队误以为是策划暴乱，并将其抓去警署。而现场，神经过敏的警察又发现另一个行色匆匆的可疑人物，他们迅速将其抓获，本能地以为他怀里抱着的炸弹，一名英勇的警员奋力将其扔在墙上，才发现是一个西瓜。 是的，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复杂的气味，天上的烟花特别多，但抬头看烟花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被回归”，还是“被遗弃”。这大概是多数港人的心情吧。

四、 在主流的声音里，香港回归应该是“普天同庆”的事情，值得一年到头放好几次烟花。但是对于家贤和他的那帮退伍英兵而言，则是一种遗弃——曾经给予他们成长教育和谋生工作的英国佬走了，但他们却被留在了这里。对于新成立的政府，他们不敢说是信任还是排斥，总之是五味陈杂。 除了政治上的无所适从，还有价值观上的迷惘。 家贤说：“记得从前小时候，老爸老妈教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现在却教我们不要那么忠直，最重要赚钱。原来不止香港变了，连你最亲的人都变了。” 家贤的父亲不仅叫儿子赚钱，还鼓励他加入黑社会。现在，父亲的观念里：反正很快就会换天，道德法律先抛开一边，弄到钱供楼供车才最要紧。

恪守道德和底线的家贤，还要面对后起之秀的挑战。弟弟家璇玩世不恭，不折手段，浑身都透着邪性。家贤本想把弟弟从黑社会里解救出来，却越陷越深。与他的恪守形成对比的是，家璇的邪性反而被青少年们所崇拜，成了这个变化社会里的领袖！ 当老板问他：“家贤，你有什么人生目标啊？”时，他说：“你说从前还是现在？” 老板一阵嘲讽：“你还分得这么清楚吗？原来你的目标也分现在和将来这么高级吗？” 抢劫失败的时候，其中一个成员说：“干嘛不让我们闯过这一关呢？大家都只是想赚快钱而已。我们没钱去炒股票，又没钱炒楼，又没工作，抢劫而已，不行吗？” 这个画面的镜头放得很低，背景是一片蓝天，很有文艺色彩。和王家卫在《春光乍泄》中的镜头语言如出一辙。

至此，时代的变化（政治关系、道德法则）和中年困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香港那一代人整体的质疑和忧伤。他在黑暗中不停地胡乱喊叫：“我怎么看不见自己……我是谁？我是谁？” 这是家贤个体的声音，也是有过殖民历史的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单元发出的声音！

五、 关于身份的彷徨和确认，一直是陈果早期电影关注的焦点。《去年烟花特别多》也被列入他的“香港回归三部曲”中。另外两部分别是《细路祥》和《香港制造》（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去年烟花特别多》）。 这三部电影，除去题材和故事内容，最大的不同便是人物视角。《细路祥》是以一个小孩的视角去确认身份，《香港制造》是用一个黑社会青少年来寻找存在感。在《去年烟花特别多》里头，叙事主角是一群中年人。 在《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导演陈果用了很多镜头来呈现变化真空期的香港：郊外的娱乐水场、像监狱一样的公租屋、蓝天下的灯塔和码头、孤独的跨海大桥……在这些镜头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导演对香港这座“孤城”的爱。

其实，在很多艺术家中，“孤岛”情绪都若隐若现：日本的大岛渚和大江健三郎，韩国的金基德，以及台湾的侯孝贤和蔡明亮……这种情绪，在陈果的作品中同样存在——这是一种弥漫着的和故土相关的无意识情绪。 当政治关系和道德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的时候，“孤岛”情绪常常只是隐藏在生活中不可见的角落，不会对人和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一旦一种权力关系替换另一种权力关系，一种道德法则取代另一种道德法则，“孤岛”情绪便酝酿出彷徨和失落、焦虑和惊恐……脆弱的人格便在极端的时间里被撕裂开来。陈果的“回归三部曲”其实都是在表现这种撕裂的声音。

六、 相对于漫长的生活和历史，香港回归仪式本身只是一个短暂得如烟花一般的事件，对“身份”的彷徨和认定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但是，对香港的复杂的爱，对变化中的故土的追忆和捕捉，这种情绪，却一直延续到陈果以后的作品中。 《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荷里活》，呈现的是回归后的香港，外来人口（主要是大陆的性工作者）对香港经济和文化的冲击。

《三更2饺子》，讲述一个处在尴尬年龄的妇女为留住丈夫的心，靠吃死婴做成的饺子来留住青春容貌的故事。它虽然是部恐怖片，正是映射经济日渐衰微后的香港极力想要维持往日荣耀的那份焦虑。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电影的镜头对准空无一人的香港，留下了许多感性的香港街景，用另一种角度去体验香港的温度。

“投奔”大陆之后的《谋杀似水年华》，明显有些水土不服，但影片的最后呈现的是黄家驹、陈百强、邓丽君、张国荣、梅艳芳等人离世的信息和音乐代表作。陈果用这种方式，在经济中心逐渐北移的过程中，把香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予以纪念和哀悼。 他是爱香港的，这是他的绝唱——如杜鹃泣血般！

但是，清醒的人都明白一个常识：当一件事物呈现出怀旧的痕迹时，便是它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纵观这些年香港发生的几个事件，我们能感觉到：怀旧背后的焦虑，其实始终挥之不去。正因如此，才会让《谋杀似水年华》里的那句：“即使五十年以后，我依然像现在这般爱你！”感觉如此苍白无力。（注：五十年，是邓小平许下的承诺。） 其实，这句话更像是北上之后的陈果说给他的故土“香港”听的。这种告白，就像即将远行的儿子站在院墙外对着母亲吟唱《游子吟》一样。

（谷祖琳饰演的阿珍，是冷色调里的一缕阳光）

七、 回归到《去年烟花特别多》本身，香港回归后，有一次家贤因为弟弟的事情再次找上那个落魄的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跟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爸爸，我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我又怎么能帮你管教弟弟呢……现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是新的，连香港也好像初生婴儿一样。家贤，我和你已经是老婴儿了。” 影片的最后，从英国回来的阿珍与父亲和解，过上了主流社会的生活，而此时的香港，已是风平浪静。阿珍在路上巧遇当搬运工的家贤。阿珍追着家贤问：“你还认得我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此时的家贤因为在上次打斗过程遭遇枪击，手术之后已经失忆，完全记不得阿珍。一个新生儿诞生了！

附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去年烟花特别多》，你们的不老男神刘德华唱的。最后说一句，这部电影也是刘德华投资的： 千头万绪的心中，已经没有梦，四分五裂的思念，也许只有痛，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冲动，灿烂的烟花也是一场空。 前路茫茫的现在，到底谁是我，雨打风吹的年代，不是我的错，怎么样的身份，才能够解脱，怎么样的人，才会懂得认错。 说不出的牵挂，说不出的情话，埋藏在我心里融化，再见你的日子，漫天的烟花……去年的变化，去年烟花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