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祭典

看完《冷酷祭奠》，順便看了看別人的評論。幾乎都提到阶级差异的問題，富人的偽善自私，窮人的粗野和冷酷等等。但我覺得，這些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閱讀Alfred Alder的个体心理學後，我終於走出二十多年的認識誤區。一直以來，我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問題在於階級，在於贫富分化。可能我們長期以來受的教育都是關於階級性，從古到今，動不動將問題歸咎於階級。但階級是什麼？各種解釋其實都應該迴歸到“人是什麼？”，“為什麼人和人都不一樣”。 個體差異導致人類社會永遠沒可能不存在差異，而差異會產生階級。消滅階級，是沒可能的，高舉消灭阶级的政黨從來沒有成功過，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愚昧者的空口号。消滅階級，會產生更多的腐敗，更多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是應該被容忍和尊重，而集體性的人與人差異，也就是階級差異，應該儘量縮小而不是消滅。 回到電影《冷酷祭奠》，為何兩個女人殺了主人一家？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麽？我覺得並不全是。我覺得這些所謂矛盾，只是起觸發和加劇的作用而已。假如將階級矛盾作為主因去推敲殺人的動機，是很牽強的，例如蘇菲並沒有受太大的虧待，珍對富人一家的仇恨來源於當年她應聘模特失敗，很是牽強。 以個體心理學出發，我試著分析原因是來源於人的自卑和自戀的困局。自卑，產生極度自戀--人不願意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不願意承擔自己該負的責任，從而覺得世界虧待了自己，責任在於別人，他人即地獄，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這使到人只看到他人的惡（例如富人的自私偽善等等），而看不到他人的好（例如別人的寬容，稱讚，願意提供幫助）。 蘇菲，她最大的問題是閱讀障礙，而她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將自身缺陷當作敵人。於是任何觸及她的閱讀障礙，都是她的敵人。她從未想過要去克服（並不是不可克服），而是逃避，說謊，甚至不顧一切去威脅知道實情的人（聯想到《朗讀者》里為了不讓愛人和單位知道她的缺陷，選擇消失，後來成為納粹一份子）。Alferd Alber說，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例如耳聾的貝多芬。而逃避自己問題的人，最容易產生犯罪。從此可以看到，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缺陷的態度和行動，是可以看出人的意志。 另外一位殺人者珍，她的仇恨是來自己失敗的生活。第一，她被人拋棄，愛情失敗，我覺得愛情失敗，她自己並不是沒有責任（性格問題，還有沒有保護好自己而懷孕）。第二，她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女兒燒死（或燙死），有可能是無意過失，但作為母親，她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但是她不願意承認和面對是自己害死了孩子，於是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飾內心的悲傷和自責，甚至刻意引起別人反感和憤怒而在心理上獲得“他人都虧待我”的類似受虐快感。她將自己塑造成揭露虛偽的救世主角色。她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引誘更多人犯罪，自己也不得好下場。犯罪者的邏輯，于別人看，是沒有邏輯的，但如果從犯罪者本身出發，是存在邏輯的。這種邏輯性不能跟個體分離而用所謂“正常人的邏輯”（Common sense)分析。 自卑-自戀的囚徒困局（inferior-superior paradox) 不是某一個人群特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特徵，或者稱之為“人性”，只不过所謂“弱势群体”遇到的衝突更多，更容易激發不可逆轉的破壞。我們取笑中產階級的偽善，但某種程度上，偽善有效保護人不做出過激的行為。自私，每個人都有，並不因為中產階級，富人階級才特別的自私，像珍和蘇菲也是自私，大家都希望呆在自己的安全圈裏。

    夏布罗尔的这部作品远远地好过了我的预计，本来只是奔着两个影后去的，结果却被小小地震惊了一把。两个女人的表演自然好得无可挑剔，而剧本竟然也写得滴水不漏，叙事简洁到位毫无废话，节奏紧凑渐进张力十足，情节虽没有一波三折，但每个场景都衔接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简直可以拿来当作教材了。    从题材来看，很容易想到哈尼克的《funny games》，但是夏布罗尔明显比哈尼克要负责任，不只是冷静地展现了穷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憎恨，把原因留白给观众自己想象，而是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导演的立场相当中立，并没有倾斜于任何一方，不像《funny games》，看的时候，真想冲到电视里面去把两个兔崽子活活掐死。    故事里最大的矛盾，其实是底层穷人于贝尔和那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女仆伯奈尔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导演对于两个矛盾点给与了相当大的正面刻画，但是在正面的刻画中却深刻地蕴含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    于贝尔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她在工作之余参加慈善社团，从中产阶级家庭中收集被捐助的衣服及日用品，但是她清醒地看到了某些家庭的虚伪，借着关爱穷人的名义，实质上只是在清理废品。他们所捐助的东西不是过期了就是发霉了，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使用价值。她也借着工作之便私拆别人的信件，在她看来这个犯法的举动，仅是为了揭露他们的不可告人的隐私而已。在看清了那些有钱的虚伪的中产阶级后，于贝尔才会不断地拉拢伯奈尔，企图让她和她的主人划清界限。    但，那一户中产阶级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优秀而宽容的，女主人不停地为女仆伯奈尔辩解，说她的菜做得好，希望丈夫和家人能够更多地看到她的优点接纳她。她的女儿更是一个充满博爱宽容的女人，在路上看到于贝尔地破车坏了，竟然还主动给于帮助。当女儿发现伯奈尔原来并不识字，也没有指责她欺骗，而是主动地愿意教她。但是她不知道在伯纳尔的心里，守护这一个秘密不仅是为了保住饭碗，而是为了保住尊严！所以伯纳尔丝毫不领情，反而捅出了女儿的秘密作为要挟。    文明的进步改变了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却丝毫没有进入穷人的世界，反而让他们更加自卑，充满偏见与怨恨地看待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从一开始，甚至到任何一个可能导向的结局，伯奈尔在感情上都不可能真正地接纳主人——哪怕受到再好的待遇，在她的心里，这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世界，也没有必要去相交：他们可以欣然地举行party，可以装模作样地欣赏莫扎特的歌剧，而她也只要每天晚上看看八卦的娱乐节目，参加着关爱穷人的慈善社团就够了——彼此相安无事地相处是最好的，一旦出现了不爽，那么结局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最后当她拿起枪杀了人之后，还要对着书架里的书狠狠地扫射一番，所有积压在她心底平时被掩盖的和谐被完全颠覆，这一幕是相当深刻的。    当两个女人发现自己做出了不可挽回的罪过后，于贝尔扔下烂摊子一走了之，“逼”着伯奈尔使出了最后一招（此处在讨论后有修改）。世界就是如此现实而且真实，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的依靠官职与身份，有的力争金钱与地位，大多数的人只能寄托法律，而轮到那些现状和心理都处于边缘的人士，或许只能抱着利己的短浅原则了。于贝尔虽是穷人，但至少还识字，还是有想法和立场的，相比而言伯纳尔是完全的愚人，越是愚昧的人越是没有理性，所以最后当两个人同时拿起枪来，于贝尔可能还只是当作吓唬玩弄，伯纳尔却当真地按动了扳机。    最后，导演还是不得不表达出公正的立场，让大多数被法律保护的观众觉得自己还是安全的，两个女人的犯罪过程被录音机录下了，一个已经死去，而另一个则躲在漆黑无比的森林里，电影也就在她脸的特写里结束了。那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没有恐惧，没有忏悔，没有怨恨，什么都没有。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却又很难揣测——这个女人此时此刻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