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

84岁英国导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和立场。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对被忽视与被损害的工人阶级整体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着几分无奈。这正是导演56年执导生涯反复变奏的母题：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难以为继，工人阶级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尽管难以置信，但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另一位导演愿意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将镜头对准这个庞大然而无法言说的群体。在上世纪70-80年代屡次受到政治审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挠后，肯洛奇依然没有妥协和放弃。即便如今，年龄也没有阻碍这位导演对工人生活与权益最新进展的关注。 在这部绝对不可错过的新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导演对亲身见证的劳工三代人的刻画，也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用工环境下传统劳动权益如何进一步受到破坏，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走投无路。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海报

劳工三代：被掩盖的劳权衰落史 尽管影片将叙事焦点放在数字资本平台对工人的剥削与工人维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没有缺乏相应的历史纵深。导演实际上展示了不同时代所塑造出的劳工三代之间的差异。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主人公一家。Ricky和Abbie作为正值壮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经济危机前他们过着准中产的工薪家庭生活，通过借贷有房有车。但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的破产，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业的工作，成为互联网快递平台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人。面临零工经济的剥削，他们缺乏传统的劳动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团结组织，更不用说斗争经验。 家里的孩子们则是00后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但他透过身边年轻人的经历，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都不会有未来。所以他成为一个叛逆和悲愤的年轻人角色，频繁逃课，沉迷于街头涂鸦。妹妹Lisa年纪小很多，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压力，聪明体贴，努力照应家里的其他成员，但无力解决家庭的撕裂问题——因为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在影片的结尾陷入了无助的状态。这是必然的。此外，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这些新技术更加依赖。 容易被略过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这代人通过Abbie的护工视角呈现为垂垂老矣需要被护理的老人。尽管影片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由于衰老而行动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传达。首先是一位脾气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盘子，由于Abbie拒绝了老人为她梳头的好意，并声明自己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不应与“顾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但老人的摔盘子是Abbie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此后她开始打破规则，与“顾客”交心。于是才有了Abbie与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场景。影片由此点出这代劳工经历的燃烧岁月。他们是年轻时参与了1970-1980年代英国罢工运动的一代劳工。当他们面对往日的照片，可以回忆起当时载满罢工纠察队的汽车，为罢工者供应免费食物的餐厅，工人们同仇敌忾不惧警察暴力的勇气。但今天的工人面对劳动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严重的加班时长且没有加班费）却缺乏维权途径。因此，当老人听到Abbie的劳动状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的抗争精神其实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轻一代要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莱克》中也可以看到。这里展现了非常鲜明的两代人对比。 当我们把导演本人执导的经历与影片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导演试图以此唤回英国历史中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一边控制学术和媒体舆论，一边通过钢铁、铁路、煤矿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业，并强硬弹压工会工人斗争。与此同时，工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使得工会高层并不总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肯洛奇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领导的诸多问题》（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边？》(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这些问题而遭到严厉的政治审查和禁播惩罚。禁播的理由是这些纪录片失去了记录的“中立性”。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是如何被阻断和遗忘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没有导向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实际上压抑中总是暗含着希望的火种。剧情进展到后半段，Abbie在与丈夫争吵、离家出走后来到老人家中寻求安慰。影片中象征两代人精神传递的一幕是令人难忘的：老人一边替Abbie梳头以缓解她的精神压力，一边吟唱着美国民谣乐队纺织工（The Weavers）脍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这首民谣帮助纺织工打入大众流行音乐的行列，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其它的左翼亲劳工作品。 影片也将许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轻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讲，哥哥Seb具有优秀的团队组织能力，而他对命运的洞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让人联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与鹰》中的训鹰男孩Casper。妹妹Lisa则展现了她敏锐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帮助父亲送快递途中，她对快递公司扫码枪背后的运作机制做了简单的社会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拿着扫码枪工作的一线快递员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操纵这些程序的管理者却绝不至于如此，而这是不公平的。 现代奴隶制：劳工维权的挑战 影片的重点是展现零工经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摧毁：长时间工作导致两代人缺乏时间沟通，渐生隔阂；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对未来丧失信心。尽管从社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切入劳工问题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个特点，这种叙事方式在《我是布莱克 》、《面包与玫瑰》与《凯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细致呈现了工人阶级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如何受到新的剥削。

《我是布莱克 》剧照

我们看到家庭中的那对难夫难妻由于不被数字资本平台承认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时间是惊人的，且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一说。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且无法间断——这导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而Abbie的工作时长绝不会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平台随时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接活——这正是我们在那场被打断的家庭晚餐上见证的。而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许多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费用现在被转嫁给平台的数字劳动者。Ricky自己花钱买下了快递卡车，且要承担其中的燃油费和维修费用。Abbie则要自己支付工作中来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车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数字平台的“实力甩锅”。当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抢劫和殴打，平台不愿意承认这类教科书级别的“工伤”，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自付。不但如此，他还被要求赔偿运送的包裹中丢失的护照和损坏的扫码枪——价格不菲。另外，在他“旷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将面临高昂的罚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佣的”，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数字平台不承认Ricky是平台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又何来旷工罚款呢？ 更令人恐惧的是，硬性的规章制度与软性的人情关系结合起来，对劳动者构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会“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许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罚款，他还不再是经理眼中的“好男孩“了，这让Ricky感到自己辜负了经理以及客户的期望。当Ricky由于处理儿子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连续两天“翘班”时，想想他在电话里对经理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和愧疚，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数字平台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对受雇者的责任。相反，它们一直在逃避，还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措辞而摆出一副虚伪的平等姿态：“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这种道德绑架让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益。类似的事情在Abbie那儿也发生，平台利用了她对老人们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费和额外的劳动。而对于Abbie来说，这种劳动更像自愿的，而这正是数字平台的企图。 类似地，灌输给劳动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识，通过层层分包（包片包区或包路线）的策略也分立了劳动者，使他们之间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削弱了团结可能性——尽管Ricky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努力但仍然无法达到苛刻标准的受害劳动者形象，但他为了更多薪水而“夺走”同事路线的行为的确是典型的“工贼”作为。传统工会组织更难进驻到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快递平台的规则促使Ricky违反交通法，造成疲劳驾驶等安全问题。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递员唐·莱恩（Don Lane）因错过医疗会诊时间而去世。当时他为了避免每日150英镑的罚款而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编剧保罗·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制作了电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最后，影片也提醒我们：定位追踪技术对劳动者的人身监视以及收集客户的个人数据隐私并与其他公司进行利益交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公司用工灵活化（如劳务派遣、雇佣临时工）和分散化（多任务多地并行）的趋势实际上自就业岗位向新兴服务业转移起就越来越明显。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产生加剧了这一过程。正如影片中呈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不承认雇佣关系，从而使劳资矛盾不适用传统的劳动法体系，以此甩掉与此捆绑的一系列风险和责任，压低“人力成本”。这标志着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工历史斗争成果被彻底地否定。

面临这些严峻挑战的劳工并不在少数。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为数字资本平台工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70万，几乎占所有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英国目前有多达1000万人从事某种不稳定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认为的“零工经济”领域，并进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职业，例如教学，护理和接待服务。而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快递员工作12小时以上。由于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快递员没有加班费，大部分也谈不上五险一金。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这些趋势也的确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1970年代，一半的英国工人持有工会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数于增长迅速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则下降到6％。2017年，英国的罢工次数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罢工天数仅为170,000，而在被称为英国“不满之冬”的1979年这一数字为2,950万。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工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争议权）、集体行动权（抵抗权））正在新的资本剥削形式下丧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左翼“技术保守主义”的窠臼了吗？显然没有。它试图使我们看到劳权的不断削弱是自上世纪70年代延续而来的。这也是本文将这一观点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发点。正如达拉斯·斯迈理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研发和应用技术是政治过程。今天我们处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之中，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关键是，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技术文化实践路线。 替代性选择：零工工会与平台合作主义 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替代性选择实践。 实际上，新的零工工会正在被组建起来，尽管并非顺利。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包括英国总工会（GMB）和IWGB在内的工会赢得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经济雇主的案件。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后，法院针对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类似判决。但是这并未导致行业发生巨变，因为公司尚未将法庭裁决应用于案件范围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决屡屡受到挑战。优步目前正在就一项判给驾驶员基本驾驶权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将在今年作出。 在没有来得及组建工会的地方，野猫罢工正在进行。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总部外集会抗议。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投票通过了禁止公司将工人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术被非常巧妙地应用到斗争之中。Whatsapp为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消息得以迅速传播。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设计结构，一些有利于罢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将单方面改变对骑手的薪酬支付方案，这引发了为期六天的“罢工”，骑手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使自己无法接单。来自Deliveroo的竞争对手Uber Eats的快递同事迅速效仿，并开始利用该应用程序内的促销优惠：新客户首次订单优惠5英镑。通过反复创建新帐户并订购运送到纠察队的廉价餐食，罢工者积累了一大堆免费食物，而为此买单的正是Uber。与此同时，当源源不断的骑手带着食物赶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原来都是同行，正欢呼着要求他们赶紧登出平台账号以加入罢工。

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平台合作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来自纽约新学院的学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过合作社模式和数字平台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得以成为平台的主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参与分工安排的决策，并有权决定个人在平台数据的使用和存留。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许多运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职业、线上零售、创意与艺术、出租车交通、家政清洁、新闻媒体、交易市场等各行各业。 德国的Fairmondo是由用户拥有的离散式在线市场，采取有别于亚马逊、淘宝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员致力于发展替代电子商务大玩家的平台，同时坚守自己的理念。该网站鼓励公司参与公平贸易且只从社会责任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货。在从德国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平台最终由各个地方的合作社集体所有。 Stocksy则是一家摄影库存图片合作社。它归艺术家们所有。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润分享，为网站提供照片的艺术家共同拥有网站所有权。艺术家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一旦成功，他们会得到销售图片50%的佣金，年底还有利润分红。 美国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则是由美国的家政工联盟开发的一个平台。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家政工不适用一般的劳动法律，不被包括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家政工其实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过合作社分红的方式，家政工拥有了带薪休假和保险。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结尾，父亲Ricky为了避免罚款，背负着完全没有痊愈的工伤坐上驾驶座，再次踏上没有尽头的快递之路。在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无助和苦楚。值得庆幸的是，平台合作主义这一逐渐壮大的发展力量可以算作对肯洛奇新片所展现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为平台合作社年。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投入到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列中来，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经济模式的另类路线。

（本文原刊登于2019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放在此处有增改）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发表首相就任演讲时，承诺将于10月31日前终结脱欧困局。讽刺的是，这位被视作“硬脱欧”的头号支持者，在脱欧公投前数年——可是个十足的亲欧派。 鲍里斯对于脱欧的摇摆立场，恰恰反应出——被权贵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在近40年间席卷全球，扼杀了潜在的反对性力量，巩固了权贵自身的财富与话语权；而脱欧，则正是利用了英国民众对经济停滞、机会萎缩的失望，在外界找“出口”的结果。 即使脱欧成功，承诺的“美好未来”恐怕也难以成真。毕竟，在脱欧疑云笼罩的这三年里，英国低薪工作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通货膨胀却始终如影随形……无数工薪阶层家庭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和高利贷维持生活，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置于如此社会语境，82岁高龄的肯·洛奇带着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来到戛纳电影节，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半个世纪的执着凝视：肯·洛奇的“同一部电影” 50年来，肯·洛奇仿佛都在拍着同一部电影，尤其自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时代落幕以来，他开始以喷发式的创作方式，执着地寻找答案——底层挣扎的工人阶级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 不同于国人熟悉的英伦元素与“唐顿庄园”式的滤镜，肯·洛奇的镜头下的英国冷峻而真实——寒意从城市钢筋水泥里的每条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出，一点一滴均匀地倾洒于寂寥静默的苍穹之上。 无论是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利物浦还是贝尔法斯特，标志性的景点与元素全被抽离，普通的楼房连同平凡的主人公们一起，在电影朴素清冷的色调下，共同编织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抗与绝望。一种力求呈现“真实”与“普通”的肯·洛奇式美学贯穿其中，宛若不知疲倦的西西弗在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英国！ 《我是布莱克》中的老工匠、《天使的一份》中的问题青年、《底层生活》里的建筑工人、《卡拉之歌》里的公交司机、《面包与玫瑰》里摩天大楼中的清洁工和保安……电影中的主人公们通常“邻家值”爆表、操着身份特征浓郁的北方口音，却善良、纯真，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葆有爱与同情，会对陌生人施以援手，也会努力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脱欧疑云下的新伤痕：零工经济的甜蜜陷阱 肯·洛奇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不仅延续了导演对于工薪阶层的深切关注，更与时俱进、将镜头瞄准于愈发尖锐的英国社会新问题，以及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残酷现实。当然，拜互联网与全球化所赐，这部影片同样也能令在生活重压之下不堪996的中国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留给客户的未送达通知单上的一句话。（在英国，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或贴在门上。）而这，也点名了主人公Ricky的职业。 这位来自工业革命摇篮——曼彻斯特的中年男子，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工人，却被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份“自己当自己老板”的工作，却陷入“带车求职”的窘境，还要遵守各种“不平等条约”。 他的妻子Abby，同样也是零时合同工（zero-hour contact）。为了能让丈夫买上货车，她只好选择卖掉原来用作通勤的小轿车。护理的工作本就辛苦繁琐，而今更是要每日搭乘公共汽车奔波往返于各个客户之间，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如此，夫妻二人逐渐深陷零工经济的泥潭：Ricky为了早日还清车贷，每天拼命“796”，甚至连如厕时间都成了奢望，尿液与情绪一同无处安放； Abby作为护工，从早到晚不停歇，周末晚上还会接到突如其来的客户求助电话。 国内年轻人闻之色变的996，并不是他们最大的烦恼。苛刻死板的规章制度，不断涌现的奇葩人物，永远缺席的安全保障……都是他们生活，或者说，生存的日常。于是，身为曼联球迷的Ricky，面对纽卡斯尔当地球迷的挑衅，还是会忍不住斗嘴；Abby即使再耐心温柔，对待客户亲如家人，也会在公交车站突然情绪爆发，泪流满面。 而家中的一对儿女，则沦为不折不扣的城市“留守儿童”。正值青春期的儿子Seb找不到继续念书的意义。而当他惹上麻烦，这对夫妻也随之陷入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乃至对立的困境。与Seb相反，女儿Liza不仅在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与父亲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乖巧懂事的她，成为了压抑生活的一种呼吸，阴郁色调中的一抹密阳。 断裂的契约：零工经济下的隐蔽剥削 不同于以往的肯·洛奇电影，主人公一家四口完完整整，却被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剥削得体无完肤。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人们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按需工作/招人。 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雇佣”模式，二元制的传统劳资关系似乎开始断裂，零和博弈逐渐让步于“以人为本”——劳动者得以自由分配时间和资源，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而企业招人，则变得更为灵活便利。 新科技催生的商业模式，推动了全球零工数量的增长。据BBC报道称，在英国零工经济下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已经增至500万，几乎接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数。据阿里研究院报告则显示，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属于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 表面上，零工经济有着区块链式的开放多元精神，为个体提供了更多自由与选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以“自我雇佣”为名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却摇身一变成了更具隐蔽性质，也更为残酷的剥削形式——不仅规避劳工法保护下的雇佣合同问题，令工薪阶层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如：最低薪资标准、养老金、节假日和生育假期），也通过制订繁冗的奖惩制度来模糊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线，将劳动者牢牢捆绑在永不停歇的绩效链条上。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Ricky和Abby总在超负荷地工作。尤其是Ricky，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即使在家，也往往都在释放工作时积攒的负能量，家庭矛盾随之一触即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有了第二层含义——家庭成员间因生存压力而造成的彼此缺席与情感忽视。 无解的循环与压抑的“困兽之斗” 即便如此，电影结尾——Ricky依旧在混沌之中，开动了货车。如果说《猜火车》里的年轻人再迷惘尚能说出“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的独白，那人到中年的Ricky恰恰缺少了“选择”的权力——高额的债务，养家的责任，令他唯有一往无前，遁入无解的中年 这一幕与影片开头——Ricky贷款买车的场景遥相呼应，形成宿命般的闭环，深刻揭示了无数工薪家庭的生存悖论：越想要摆脱生活之苦而辛勤工作，也就越容易深陷不幸的泥沼之中。 这不免令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偷自行车的人》。两部电影共享着同一个悲剧内核：全家人怀揣着美好愿景，以为买车就能改善生活，没想到从此却踏上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死循环”。 家庭内外大大小小的意外接踵而至，看似巧合又冥冥注定，仿佛是这个扭曲系统下的必然。即使饱含戏剧性色彩，朴素的剪辑佐以大量的中近景镜头，依旧让人倍感真实。而室内镜头的角度设计，更是微妙地呈现出“困兽之斗”的压抑。 不知是否源于导演的年纪关系，《对不起》较以往作品更具柔软质感。尤其是在现实残酷的种种暴击之下，家庭成员在不断消耗着彼此感情的同时，也确证着对方的珍贵，是一种真正的相濡以沫。虽有煽情，却不过分，反倒宛如在冬日的英国北方城市偶遇暖气，有着毫不矫情的暖意。 被“错过”的群体与影像的力量 在肯·洛奇的电影中，我们得以正视那些在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的群体。因此，《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对于底层及边缘人物被社会忽略、被漠视状态的回应。 早在1966年，肯洛奇在《凯西回家》（Cathy Came Home）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时，无家可归者家庭受到的待遇，与《济贫法》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母亲与孩子被送入令人生畏的宿舍，而父亲则被留下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很少得到恰当的帮助或安置，社会任由它们四分五裂。 《凯西回家》播出后，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在以“危机”、“庇护所”为首的机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英国1977住房法案》问世。该法案第一次尝试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解决方案，并且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利确定为法定权利。这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特尝试。 观看肯洛奇的电影，总是不禁感慨——其镜头下关怀的群体，或许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走进电影院，或许就是想看一部轻松愉快的爆米花电影；像《对不起》这样直刺现实的电影，对他们而言，反倒可能因为过于真实而引起不适？ 然而以上设想，或许又恰恰陷入了——对于底层或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的怪圈。事实上，你我每个人，或许都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个“肯·洛奇式的时刻”。《我是布莱克》中，患有心脏病的布莱克在墙上喷上姓名的倔强背影；《小孩与鹰》里，孤独的比利吐露对教育系统社会现状的不满不解……主人公们的每一次抗争与情感爆发，也在替银幕前的观众完成对于生活的呐喊与追问。 或许，对于肯·洛奇的作品而言，时间就是最好的滤镜。若干年过去后，当我们回首这位“斗士”的种种作品，一定会感谢他记录下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终将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们在时代浪潮夹缝中的辛酸挣扎与苦中作乐。 在这个“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落伍”代名词的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社会需要肯·洛奇的电影，而我们，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正如现在重温1960年代早期出品的《蜜的滋味》、《一夕风流恨事多》这些英国厨房水槽的扛鼎之作，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众人印象中的说教片，而是流淌着幽默、智慧与前瞻性。 参考书目： 《零工经济》黛安娜·马尔卡希 《社会政策学十讲》哈特利·迪安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凯特·福克斯 《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欧文·琼斯

关于《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批评里，有一点是“刻意和过于悲情”，我想这可以比照40、5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来加以反驳。 我揣测，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作家马尔克斯用行动和实践证明显然也不会同意这类批评。对于像《罗马，不设防》《偷自行车的人》这类写实类作品来说，真实和细节是它们的必需品，没有巧合就不成戏，只展现人们的普通生活是非虚构创作该做的事。背负着苦难，在社会裂缝里安于现命从出生到死亡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有了巧合，有了和社会规则发生的冲突，社会的弊端才显露出来。 因此，我们会发现，《罗马不设防》处处存在意外，《德意志元年》小男孩结尾无疑是过度卖惨了，而《偷自行车的人》更是把整个故事构建在了巧合上，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个悲苦的男主角怎么就雪上横霜被偷车贼瞧上了呢。 在这些强调真实和细节的现实题材作品里，没有巧合就无法展现底层人们悲苦的状态，这些巧合本身就是真实。我想，批评这类电影卖惨的朋友一定是生活太顺遂了，并没真的见识过人间惨剧。在有些国家，因为贫穷，饮食上无法保证绿色、无污染和健康，癌症大概率会找上那里的人们，且是集中发病，而照看病人的家属更容易遭遇车祸。在有些管理体制崩溃的国家，鸡瘟猪瘟往往控制不住，天上真的会掉空调，地上真的会塌陷。在废墟柏林，人们的生活实则比电影还要惨很多倍。 基于这些电影的内容，在描绘新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时，维斯康蒂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内容问题。”它们反战、描写底层、反贫困、反失业，充满悲悯色彩。它们的巧合背后，仍是对当下社会弊病的反思和针砭。 我们知道，有些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技巧上甚至没有那么突出，不会在视听上给观众造成某种冲击力，但它们依然是靠视听讲述的，最大限度捕捉细节和始终保持理智是摄影机首要保证的事情。 新现实主义不是技巧意义上的某个流派，伟大的电影风格流派应该且一直是以内容界定的。就像印象派画家们早于“印象派”这个名字出现，印象派当时带有讽刺意味，并不是一个好词。他们最早被法国名流诟病的一点是，这些画家把画笔对准了肮脏的农民和乡下，这在当时的法国上层人士那里是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墙壁上挂的是枫丹白露画派的宗教、名流、宫殿和贵族生活。 在英国自由电影运动里吸取营养，肯·洛奇从70年代初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底层人民，显然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里，真实是第一位的。真实不等于煽情，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情节，而细缕肯洛奇的镜头时会发现，保持理智是他始终最为注意的一点，男主角一大段吵闹的戏剧冲突后，他会非常干净快速地切换到另一安静的场面继续展现女主角的状态。 像这样以真实为基础的电影，我们往往很容易从中看到自己生活里的场面，因此很多人都会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充满偏见，“真实”也成了批评的点。 当代人的写实故事，当代观众并不是其最好的观众。最好的观众是，在未来，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但依旧与此时此刻尚有联系的时间里生活的观众，因为对于真实而言，距离是最好的滤镜，就像我们现在回看二战后的“大闷片”一般，对身处后二战阴影下的我们而言，无疑是震撼的、感动的、直击心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