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穷人只不过是福利游戏的启动引子廖伟棠犬儒主义者说：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左翼那他就是没良心，一个人30岁之后还是左翼则是没有大脑的笨蛋。80岁了的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就是这么一个老“笨蛋”，电影界像他那么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左翼议题、关注底层权益的导演，屈指可数，他以他的电影证明了良心并不取决于青春的激情，也能与老人的睿智同在。肯洛奇的新电影《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夺得今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评论界反应极端——尤其是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小清新网站上，某些自命不凡的青年“影评人”纷纷给予负评，讥讽老左翼的入世，并哀叹金棕榈已死。这也算是一部左翼电影在今天的正常宿命了。然而这部电影的成熟之处正在于它超越传统左翼电影的黑白分明。艺术创作中的人性论与阶级论，存在寓言与意识形态宣言，总是不能决然分清的——《我是布莱克》选择了让这些成分在一部张力饱满的现实主义叙事片里并存，既是导演的艺术经验老道，也是他对人世的体验浸淫得深的结果。这种智慧也许开始时与左翼的批判精神有关，收结处却关乎对存在价值的论证。《我是布莱克》的故事以平凡承载巨大的悲剧，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一部卡夫卡《审判》的当代版本，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更刻骨的一部《老人与海》。事实上，这位身陷困境还想着帮人的老木匠丹尼尔.布莱克，用北岛的诗形容的话，就这一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就像他的遗书所宣称的：“我 ，一个公民，不比谁更高贵，也不比谁低贱。”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汉子，在一种貌似高级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中，陷入了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境地：鳏夫布莱克，无儿无女，一辈子靠双手干活生存，晚年发现心脏有病而不能工作。政府派来的“专业医疗人士”狡猾地证明他尚有工作能力，导致他的残疾救济金被取消，在申请上诉期间他身无分文只能申请待业救济。但后者需要不断去找工作，每次他找到工作又不得不因为需要上诉证明自己不能工作而推却，结果又导致待业救济金的失去，在重重困境中，布莱克愤而反抗，郁郁而卒。一个一直遵循规矩的人，最终被规矩耍得团团转，只能求助原来他眼中破坏规矩的人——布莱克的邻居黑人小哥“China”。“China”因为在广州混过而得名，他倒卖来自中国的水货球鞋赚钱，颇为布莱克不屑。“China”也痛恨英国政府虚伪的福利制度，但他懂电脑帮布莱克填妥了繁复的救济申请表格——帮他在“法的门前”推近了一步。是的，卡夫卡渊深的“法的门前”，推近一步可以说无补于事。那个著名的寓言中，来法院办事的乡下人不得其门而入，临终前目睹守门人把门关上，他问为何一直没有他人从此门进入，守门人说此门本来就是为你而设，如今也要为你而关。布莱克让我们体验到这样一道门就在每个人身边，福利制度的苛刻和繁琐确保了维护它的一套官僚的生存，换言之是官僚比穷人更需要福利制度，穷人只不过是这套游戏的启动引子而已。在法的门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遵从游戏规则而苟延残喘，要么挺身一击换取尊严。善于寻找缝隙生存的黑人和福利机构的某个善良职员，只不过是前者的润滑剂，善良的职员忧心忡忡地劝布莱克忍耐苛刻的审核，否则“我见过多少像你一样的好人，因为不配合而最终沦落街头。”——所有的不改变都是因为被压迫者习惯了忍耐，就像雾霾的继续存在有赖于吸霾者习惯了口罩一样，电影里的西方福利制度，不过是一个更为精美的口罩而已。但是布莱克最终维护了尊严，作为一个人而死去，不只是因为他选择了挺身一击在福利大楼墙上涂鸦控诉这样一种左翼激进行为，还在于他一直坚守自己身为公民所秉持的原则：以人性而不是以规矩为准绳去帮助他人。正是对同样被法的大门无理推拒的单亲妈妈凯蒂一家的帮助，让布莱克确认了自身的价值，而不是那些各种部门的表格。凯蒂一家后来也帮助布莱克，这既是朴素的无政府互助论的投射，也是对尊严的学习。悲壮的是这一次老人与海的搏斗之中死去的是老人，即便他没有失败。布莱克与凯蒂的小儿子的一段对话发人深省：“你猜死于掉下来的椰子的人多，还是死于鲨鱼的人多？”小朋友想了好几天，直觉地给出了正确答案：“死于椰子的多。”遇见鲨鱼，这位老人尚可以搏斗，但像命运一样不可测的从天而降的椰子砸下来，你就只能认命。椰子如此平凡又如此致命，就像布莱克死前凝视的那些面目如一的官僚一样，他无奈地顿悟：“我难以置信，就是这些人在决定那么多人的生死。”从社会批判意识而来，到全世界普遍的人类困境而终，编剧并没有刻意上纲上线，那样一种从容发力的电影久违了，这是戛纳赞赏它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当然是欧洲普遍的价值危机、信奉已久的机制“礼崩乐坏”之时，这部电影有如一面准确的镜子予以反映。而即使有文以载道的倾向，电影也没有放过本身作为艺术对每一细节的打磨，最令人惊叹的是电影里每一个角色都既是自己又是象征，就像那个咆哮着“It's Truth！”的履历培训师，他既是反讽的符号也是愤怒的间接投射者。当然，这样一部电影我们不会拥有，我们甚至不配拥有。我们还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口罩的阶段呢。原刊腾讯大家http://xw.qq.com/iphone/m/24persecond/d71e13c019d57342db713bfbd1de0318.html

两种想象情境 如果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的想象相符，那么我们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虚假；相反，如果这种文化或这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么这些描写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分别是金基德的《网》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 在《网》中，金基德虚构了一个因渔船事故被南韩政府抓获的北朝鲜渔民，他被当作间谍囚禁并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从始至终所展示的便是作为一个渺小无辜的个体如何在大写的政治环境中被抛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电影的重心是主角关押在南韩的一串经历：如何被审讯，如何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放置进南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以观察他的行为举动，如何在政治符号与游戏编码中被抛来卷去……这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的正是观众脑海中对一个在极权社会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公民形象的想象，尤其对在相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复杂又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多少已经司空见怪。我们甚至不必看这部电影，也能猜到这个北朝鲜公民在被卷进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时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语境。但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怪”，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金基德构想这部电影时投注的低廉想象与简单动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被消费想象，基于我与他者间的简单对立。而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虚假与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中，我们对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惯常想象则不断遭到背离。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国人会衣食难保（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会在便利店偷窃东西，而且还是偷一些廉价的日常必需品（卫生巾、褪毛剂、除臭剂）（偷窃虽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但可能不会是这些低价的东西）？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尚能接受，那么对于下面这点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一个英国女人在接济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一个罐头，并不顾体面地用手掏着吃？如果说上述三点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观影之前我们固有的简单想象，那么问题在于对英国的所有想象难道不正是建立在各类影像（电影、视频等）、各种光鲜亮丽的景观社会讯息以及作为东方－我之对立的西方－他者吗？所以应该谴责的是不是我们在观看时产生的这类主观印象，正是这些时刻中潜藏着破解我们想象困境的对策，而是从中看出下面这点：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的简单想象，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想象的陷阱。 底层人民能说话？ 大部分人都赞赏肯洛奇在《我是布莱克》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在真切地为底层人民发声；但也有极少一部人（要理解总有人想当对抗多数的“少数”），认为这部电影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影里的“底层人民到底能不能说话？”（借用斯皮瓦克的这句学术名言——“属下能说话吗？”） 自然，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直接发声。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本身就为此限定了门槛。虽然“大众”看起来让电影很“民主”，但“艺术”确保了“贵族”范畴。对于任何导演而言，无论他当初是否来自于底层，当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他就已经不再是在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发声，而是代其发声。因而，如果说在电影中“底层人民能说话”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话一定不是底层人民说的，而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既然这些话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这些精英便借此重构了他们的话语权。原本作为一个去话语权的“代话”方式（拍摄），一旦完成便会立即悖谬地再次成为谋取话语权的行为，原因在于真正的底层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缺失。 但电影与真正的学术话语的区别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它不是直接地“成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反映另一维度的真实。而电影的这种“代言”困境之所以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观众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在说话。这就为电影中底层人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在电影里，底层人民确实能说话；不同的是他们以虚拟的身份说话。在电影最后，当布莱克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上诉的时候，或凯特在他葬礼上读简历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类盖棺定论的简单评价，反映出的其实是作为观者的他已经提前同意了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失效，这既可能出自一个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苦难的反复洗礼已经让他可以完全无视中上层社会伸来的任何捐助之首（这些所谓假惺惺的关怀）；这同样也可能出自中上层人民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毕竟这样的借口有利于他们在不公平的责难中安然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