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从业经历。实际上我在做历史文化纪录片之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做类似直接电影这样的东西，我们做的都是社会纪实类的题材，那些年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比如说三峡移民、农民工进城、农村小孩上学等，其实我们都拍过不少纪实类的短片。 但是我在2005年得到一个机会，考取了英国政府的一个奖学金，之后我在剑桥学主修社会人类学。实际上我回来以后比较想换一个方向，特别巧合的是，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命题作文，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实际上2012年是为了3年以后做一部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片子，体量非常大，一共有12集，那是我第一次做历史类的纪录片，但是我当时对这个选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知。因为实际上从今天来看，你换一个角度，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应景的纪录片了。如果你采取一种“我要完成任务、反正把这个片子播出就好”的这种态度，它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片。但是我对这个选题的一种感知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回顾了一下我自己的这种阅读习惯，好像是很多年来我自己对历史类选题的读物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去剑桥之前还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日本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特别好，我也推荐给大家，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我那时候还喜欢另外一个作家叫黄仁宇，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对他们描述历史的方式觉得非常新奇，而且觉得很好看。所以其实当我一接触到《大后方》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我已经从业十几年了，我就突然觉得我骨子里好像更喜欢这种选题的东西。

大后方 (2015)9.42015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曾磊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拿出了一种特别钻研的劲头，因为那时候缺资料，我们就在全世界到处去找这些二战的资料，后来《大后方》出来以后，收获了一个比较好的口碑。我想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就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历史文化选题这条道路上。当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风景，你一定会有很多机会，你也一定会碰到很多很支持你的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西南联大这个选题就是在这条路上，我行走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好的选题，我跟西南联大这个选题相遇了。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云南想做西南联大的选题，这个选题交在了我的手里，那个时候我跟西南联大结缘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了《西南联大》纪录片，在这条路上我们又更进了一步。后来机会又来了，因为西南联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题，实际上它可以分出很多子题目，出品方大概的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矩阵，我们有纪录片，好像现在电视剧也快出来了，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纪录电影，我们把整个西南联大的矩阵做得非常完整，后来就把这个选题交给我了。

西南联大 (2018)9.32018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 程贺南 裴宜理

其实坦率地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做过《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我每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最后都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也不仅是我，我觉得每一个真诚的或者是一个用功的创作者每一次创作结束以后，就感觉自己又被抽干了一层，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已经投入了所有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我的智力也好，都在这里头了。但是我要重新找出一个路径，一个讲故事的路径，要重新做《九零后》，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的制作过程其实也证明了这个过程。 纪录电影《九零后》与纪录剧集《西南联大》 当时我考虑了很久，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做《九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九零后》这样的一种样子，但实际上这个选题交给我的时候是说“咱们做一个西南联大的历史纪录电影”，这个框框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实现它，不一定非要是这种，当时的方向是混沌的。后来经过了包括很多调研，包括去看豆瓣网友的各种评论，看他们喜欢的点在哪儿，然后结合影像的特点，我还是选择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视点，就是我们以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的角度，从这一个比较统一的角度去看待西南联大的历史。 那么它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呢？《西南联大》纪录片相对来说是一个上帝视点的，就是我们要比较全面地反映西南联大学校的历史，我们涵盖的范围有校长、有大师，包括西南联大的学子大规模地从军，还有与云南的关系，它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视角。《九零后》就比较集中，我们自始至终是从学生的回忆、学生的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历史的。可是这个历史又相对要比较完整，可能大部分观众都是没有看过《西南联大》纪录片的，甚至也许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必须假想观众是在这种前提下看片子，所以我们目前的叙述方式就是：我们得相对完整地把联大这段历史、这个时间线很好地做到个体生命史里，要让对西南联大不了解的观众能够看懂。

大概就是这样，《九零后》与《西南联大》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 当然，这个学生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在我们摄影机前接受了采访的。第二种是已经去世的有几个很突出的学生，可是我们觉得他非常能够代表西南联大的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大家可能对查良铮（诗人穆旦）是有印象的，对缪弘也是有印象的，这两位先后都去世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片子里面呈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学子从军这一块非常亮丽的一个典型。如果全部都用现在我们能够拍摄到的西南联大学子的影像，可能更像一个电影。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西南联大做一部纪录电影，那在我这里首先考量的是我怎么才能够尽我的全部努力，把它精彩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精彩的人物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这是我首先考量的。 关于联大校友 谈一下拍摄的人物给我的一个印象。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2016年底开始和西南联大这个选题接触以后，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大概采访了20多位联大的校友，有的是联大的二代，其实大部分校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蛮深刻的。 我先从近的一个说起。当时我特别想在《九零后》的这个片子里加入一些我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物，就是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纪录片里没有反映这一块。我去拜访西南联大的校友，也是一位院士，他叫叶铭汉。我当时敲了门，进去以后，看到叶老在那儿，我一看他就觉得他太像叶企孙先生了。因为在那之前我读过很多关于叶企孙先生的资料，了解到他的一些人生的际遇。我当时一看到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哭起来了。他也很理解，就是因为他俩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就有点难以自持，那时候一下子坐在沙发上就流泪了，平复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马识途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是重庆忠县人，他好像也是川大的校友，我本科是在川大读的。2017年，我们做《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应该是患了癌症，所以我们没有采访到他，但是他奇迹般地就康复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105岁，他是我见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长者。他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挺害怕的，我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他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我挺喜欢这几句话的。他一开口，这个人生的况味就出来了。我们到他那儿去采访了两天，因为他每天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他就这样，每一次可能要说两三个小时，而且他对联大的历史、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有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精神会有些恍惚，就觉得我要是在他那个年龄，太不谦虚了，不要说105岁了，我可能要在85岁，比他年轻20岁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清晰的记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点赞的。 当时采访和拍摄都结束了以后，我们请马老给我们写字，写完了，他就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写得特别好，我当时就很想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他说的是“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我觉得特别棒，我其实也很想把这句话用到片子里去，但是后来东西的确是太多了，用不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作为马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巫宁坤先生，我们是在美国采访他的，我好像不止一次地给朋友讲起这个细节。我们那天约的是早上10点钟，他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里，他跟他夫人一起，那个房子也不大。我们就是摆了两个机位，很勉强，包括布灯这些条件都不会太好。我顺便说一下，所有的老人大概只有极个别可能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办公室或者住处给我们采访和拍摄，考虑到这些老人家年龄都太大了，也不太现实去“搬动”他们。比如说我们到南京去杨苡先生家里，我们找一个宽敞的地让她去，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想想，老奶奶已经100岁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老先生或者是老太太家里去，他们家的房子一般都很小，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没有太多住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可能就是不在意这一块，不是说我一定要住多么大的房子，他觉得我习惯、我舒服就行了，像许渊冲的全部精神都在他的翻译上面。其实巫宁坤先生在美国的住处也很小，这些都对拍摄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少的。

巫宁坤先生采访现场

那时候我们10点钟去，他凌晨2点就起来等我们，穿上他黄色的衬衣，因为他心里很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我坐在他的对面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感慨，他的性格依然那么天真烂漫。从他的叙述当中，你丝毫不能感到苦难在他的心灵上留下过很深的阴影。他回忆起他的学生、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的时候，非常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大家在片子里看到他回忆汪曾祺，说“写东西写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他还吐槽过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我们都觉得吴宓是一个大家，他觉得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要强调“他的英文不行，他的英语是有口音的，有陕西口音”，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大家都喜欢的、人见人爱的许渊冲先生，我给大家描述一下。2019年，那是我时隔两年以后又见到他。其实在这两年中间，他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我其实当时挺震惊的，我有时候不太敢想象许渊冲先生怎么面对这种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的时候打开门还是那个特别小的屋子，永远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的状态。那时候他正在吃早饭，你猜他吃的是什么？他吃着一块奶油蛋糕，好像脖子上还垫了一个东西，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地在那儿吃那块奶油蛋糕。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两年的时间他真的变化好大。如果大家仔细看，在我们的电影里，2017年他出现过一次，2019年的那次他其实已经变化太大了。但是他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其实他的这个段落是我们拍下的第一个段落，你在旁边会觉得挺感慨的。他今年是4月18日满100岁，我们在2019年看到他的时候他98岁，一个98岁高龄的老爷爷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脸已经要贴近屏幕了，然后在那儿翻译他的英文，而且他甚至是有血气方刚的一面，或者是有他特别直来直去的一面，他评价了外文系包括其他系的很多同学，中心的思想就是他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了，然后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就是一定要显示出我是最好的、I am the best。后来我就有点忍不住了，我说“许老，我问您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你佩服的吗？你不是都觉得不如你吗？”他说“有”，我说“谁？”他想了一下，“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当时进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们大一都是通识课的教程，所以他们是同桌，这也是很神奇的。我们这次拍摄到的1938年入学的这一批学生居然还有3个，而且3个都是巨匠，他自己也说了文科是他，理科是杨振宁，工学院是王希季，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许渊冲先生

其实这些老人家如果展开去说，都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故事，包括杨振宁先生，我觉得他好厉害，思维太清晰了，而且他决不啰嗦，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提问题，提到后来他跟我说，“最后的几分钟了，我回答你最后的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极为清晰，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这是一种幸运，你会在这么一段时间很密集地跟这些特别优秀的人交流，有最强的大脑，有超级乐观的性格，还超级刻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做纪录片这一行，受益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在每一个题材当中自己获得特别多的东西，你对某一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知，或者是你接触过一批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一段提供了很多养分，或者说他们就成为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当你把这个片子做完，你就觉得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自我从这个土壤里又长出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关于《九零后》的表达 坦率来讲，在《九零后》的创作当中，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很有限的时间，能够相对完整地把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还能够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只展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了，那我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想怎么来阐述这段历史？其实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因为所有人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的那一串闪光的数字：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少位人文大师、多少个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个问号是应该提出来的，就是它为什么能？ 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短短一部电影的时间里，我不能特别充分地去展开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试着去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在影片开头我们要花那么宝贵的时间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出来说一段抗战初期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就是很想让大家回到那个历史情境当中去，我们要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我们现在是历史书上的文字，有的也是抗战神剧当中的对白，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后，如果有人来谈起新冠疫情、谈起新冠疫情中的武汉和武汉人，他们那种感受，我们今天大概横向对标能够这样比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情境，为什么大家看到这帮人的很多共同点就是他们爱国、他们求学、他们想报答祖国、要建设祖国的心愿是如此之强烈。强烈到可能让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但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太理解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背景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在那样一个年代，刚好是他们的青春的年代，他们中断了学业，他们看到这个故土山河沦丧，人民成为亡国奴。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刻，很多青年人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救国，有参军的，这帮决定读书的人肯定在昆明那个地方会爆发出他们的很大的能量，就是一个动力，觉得前方的将士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用功。而且一旦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颗种子以后，这个人就定型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就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另外，还有我觉得遗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的师资，就是老师对他的影响，这块其实在《西南联大》纪录片我们是能够展开说的。我们在《九零后》里的篇幅会更多一些，刚才我在第一个问题时已经回答了一些，我们其实是删掉了不少的内容，包括后半程还有一些对一些工科老师的回忆，但是当我们初编完了以后，就发现有些结构是会塌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段落是4分多钟，其实讲得都精彩，讲这些老师，包括刚才我也说过的，像钱钟书、陈岱孙、沈从文、汤用彤、曾昭抡这些大家，但是你一放进去以后就觉得不行了，推动感就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拿掉了，可能有七八分钟的内容。我们其实是想通过学生对老师的回忆，包括他们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治学这部分的回忆，其实是在回答另外的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云南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西南联大整个学校的氛围是思想很活跃、很自由的。在这样一个场域下产生了西南联大这一批巨匠，我觉得这一部分在片子当中说了一些，但是没有说得很充分，原因很多。 当然，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得塑造一批人物，你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虽然由于我们的人物比较多，可能大家不一定对他有特别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能够在影片当中部分地呈现出来，给观众有一个第一印象，觉得这个老爷子很有趣、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可能也有观众会问，“会不会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把这个人物的数量缩小、变少。其实我们在创作之初讨论过这个方案，也有朋友给我提过这个方案，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呈现的人物多一点。就是因为西南联大纪录电影这种选题不是你想遇就遇得到的，它是需要很多机遇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片子出来，我们先在电影里放，然后在电视上放，在网络里，或者最后变成一个档案。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还是要相对地全面。当然，固然有一些人的故事会特别精彩，有些人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如果完全去兼顾了特别精彩的这两三个人物，我会觉得不够全面，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是不太够格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群像是很重要的。

刚刚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说的：“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先生。 他是云南大理人，青年时代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2年毕业，1947年考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1950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国空间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年轻时的王希季。 然而，他青少年时期所在的那个时代，似乎并不适合培育出人杰，外忧内患，战乱频繁，是最为典型的乱世。 但是一个“乱”字，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解释，多种结果。木心说张爱玲：“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乱，可以是通常意义上的乱，是兵荒马乱、心乱如麻的乱，乱，也可以是泥沙俱下、生机勃勃的乱，是身心激荡、觉醒振作的乱。 在《九零后》中出现的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潘际銮、许渊冲、吴大昌、王希季、张道一、郑哲敏、刘缘子、胡邦定、王汉斌、叶铭汉、罗振诜、彭珮云来说，他们所遇到的，既是前一个乱世，也是后一种乱世。 让人觉醒的乱世。

▲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 整部片子，从杨苡的旁白开始：“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豆瓣上的宕桑旺波说：“这样一个开篇，当真是恰当到了巅毫、恳切到了骨髓。众所周知，1919年，正是近代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一道分水岭，过去的一切价值、道德、社会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质疑和否定，旧秩序在土崩瓦解、新秩序青黄不接，对于文化人而言可不就是‘父亲死了’么？”他还说，西南联大成立的1938年，正是中国的至暗时刻。

▲杨苡家中摆放的照片。 在杨苡之后，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相继讲起他们在那个至暗时刻的记忆，巫宁坤说起校园被炸毁时，哽咽不成声，停顿了很久之后，他说，一个唱女高音的女生，跳上台去，唱起了《松花江上》。 电影保留了他长久的哽咽，和长久的停顿。 醒来，必须醒来，在这种时刻昏睡，可悲且可耻。 这些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年轻人，相继醒来。 醒来，看到自己身处何世，醒来，看到自己是什么人，醒来，决定自己要去向何方，醒来，看到自己所在的这段时间，在大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并成立联合大学。教职工率先南下，学生们紧随其后，兵分几路去往南方，加入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 路程极其艰辛。比如杨苡从南开出发的那条线路，先要从天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从香港登陆，然后在内经过几番转之后，抵达长沙，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剑桥出发，穿越大半个地球，在无数次中转之后，才抵达长沙。 长沙，似乎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还没有被战乱过度侵扰，本地人又有着世俗享乐的精神，物价便宜，生活便利，一块钱能让八个人吃一桌子菜，而且全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分量极足。 但长沙并不是旅途的终点。1938年2月，战争接近了长沙，他们再度南迁。一部分教师和全部女性，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从越南登陆，转乘火车到昆明。另有244个男生和11位老师，却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去往昆明。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团部和辅导团全体成员昆明合影。

▲梅贻琦致欢迎词。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向空间联合出版的，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以这次徒步为起点，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往事。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而在纪录片《九零后》中，这段旅途也得到了直观的展现，他们长途跋涉，既像是一次迁徙，也像一次远足，一次更深切的田野调查，有人在这次旅途中搜集了2000首民歌，有人在旅途中背单词，有人接触到南方大地的民风民俗，他们不断和开往前线的部队擦肩而过，也看到了红军长征留下的痕迹。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旅途，迅速变成古铜色。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南下，以及南下之后的学习生活，充分醒来。

▲旅行团在途中休息。 在《九零后》里，这些年过九十的老人，回顾了那段生活。他们曾经以为，大学无论如何也要比自己读过的中学好一点的，但没想到，这所学校，论硬件条件，还不如自己读过的中学。 匆促建起的校舍，砖木结合，泥土糊墙，一间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上下铺之间，只有很窄的过道可以通过，“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叮当’地响。” 宿舍里满是臭虫，咬得人整夜无法入睡，王希季说，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杨苡说，他们会把臭虫捉起来，放在瓶子里，瓶子里的臭虫，还在自顾自地繁衍下仔。 饮食也极其清寒。闻一多曾经在自己的书信、随笔里，记下那段时间的吃穿用度。汪曾祺则写过他们“跑警报”的经历。

▲闻一多在途中写生。 电影《无问西东》里，也曾把这些细节纳入其中。 但这只是西南联大的一面，在西南联大的巨人们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面。 在另一面，他们努力学习，努力交流，在蓝天绿树中辩论，身心激荡，满怀信心。

▲《九零后》以插画的形式，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上图，汪曾祺画巫宁坤昆明雨天小酒馆；下图：周培源清晨滇池洗马。 三所大学，风格本有不同，各有偏重，甚至连着装风格也有差异，北大的大褂，清华的西装，南开的夹克，都在呈现他们精神上的面貌，然而在长沙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这三所风格不同的大学，因缘际会，在一起相处，不同的教育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混在一起，搅拌、激荡。 所有人在一起上课，文科生也听理工的课，理工学生也听文学课。他们回忆说，在那里，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学校一学期学到的都要多。

▲联大的学生上课和下课。 “所有的国文教授，大学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许渊冲说，“我就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根源是闻一多，钱锺书。” 所以，在鹿桥（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里，西南联大近乎一个青春的仙境，所有的贫穷困苦、饥饿慌乱，似乎完全不存在，只有年轻人的激荡青春。 那令我们朝思暮想的八十年前的年轻人，是这种模样：“童孝贤永远是笑的”，“（伍宝笙）叫小羊偎在她胸前。叫小羊擦着她双颊。她从雪白的小羊背上望过去，远远望见叠叠青山，无论远近，山色浓淡，都清白如洗”，而蔺燕梅呢？她放寒假回了家，“爱说粗话的人又试着说粗话了，因为校园中没有蔺燕梅来听他。那些用功过分或过度疲劳有忧郁症的人便又愁眉丧脸了。因为没有蔺燕梅向他笑”。她竟这般美。

▲鹿桥的《未央歌》。 这场觉醒是有后果的，一群年轻人经历过这样的觉醒，这样的熔炼，肯定是有后果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王希季说。 他还说，尽管那时候是在战乱中，是中国人的至暗时刻，但他们却满怀信心，知道战事终将会结束，黑暗终将会过去，战事结束的时候，一个新世界会到来，这个世界会需要他们。 他们知道自己是火种，文明的火种，中国人的火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他们肩负双重重任，让自己存在下去，让文明存在下去，他们深知自己就是文明的成果，更是文明的载体。 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小说《路》中写的故事，核战争过后，人类濒临灭亡少数幸存者得靠活下去的本能活下去，生的内容简化为寻找食物、栖息地、避免被杀被吃。 但近乎不存在，不等于真的不存在了，《路》的主人公，那个孤单的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是神性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保持文明生活遗留下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洗热水澡、刷牙，是神性的，反复反省自己“是不是好人”，是神性的，在吃人者逼近时将子弹上膛，追求死的尊严，也是神性的，那种日复一日的行走，是神性的。只待时间和地点吻合，这被压制的神性就会大规模地复苏。 当然，前提是，到那时，火种还没有完全消失，罐装食品还没被吃完。所幸的是，在父亲死后，孩子终于与另外一些持有火种的人汇合。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九零后》中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有这样宏伟的历史观。后来的事，也果然如他们所料。 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 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既平静又动荡的年代，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都在接受时代的颠簸。这种颠簸，必然又带来一种滋养，对痛感的敏锐，对大起大落的个人命运的观察。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动荡，又造就另一种幻觉，那就是，大时代是和个人紧密相关的，政治是可以言说的，甚至是可以参与的。这又在他们身上锻就一种大格局，大历史观。 他们就此醒来。 一个时代就此醒来。 当事人——这群“九零后”（这里的“九零后”有双重含义，既指他们的年龄，也指他们在西南联大时代的青春，他们在1940年代，也正如九零后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讲述，和各种影音资料结合，并配合了色彩素净的动画，节奏紧凑，干净利落地，把一代人的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只要讲出来，就已经是一段史诗。 担任配乐的，是台湾音乐人范宗沛，他写了几首新的主题，使用了他此前创作的《杨柳》作为主题曲，并使用了黄舒骏的《未央歌》作为插曲。这首歌是黄舒骏在大学里开始写歌的时候写下的，1988年，歌林唱片为22岁、正在念大三的黄舒骏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收入了《未央歌》。 在《九零后》的结尾，他们挨个报出自己的学号，杨苡说：“我的学号是2214，我一辈子都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

▲杨苡女士回忆往事。 所以罗曼·罗兰的话是对的，有些人在二十五岁前就过完了一生，不同的是，有些人在二十五岁之后是持续的腐烂，而有些人却不断重生。 西南联大本就是重生之地，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有重生技能。 我们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和这些“九零后”同时代，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代人的一生，了解到人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无悔，不幸的是，我们追上的，只是他们人生的末尾，也是那个群星璀璨时代的末尾。 我们竭尽全力，用回想我们的旧日时光时得出的那一点体验，去触摸他们“全盛时代的丽影”，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在六十年前，在西南联大，那个小小的桃源里，少年像少年般茁壮，少女如少女一样清丽，他们采花、戴花、读书、争论，他们嬉戏追逐，他们情深意笃，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锻造自己的人格上，校园里浓荫匝地，树叶又绿又香。

▲《那时我们还年轻》，一首贯穿全片的老歌。 此情此情，永远难再。 我们的耳畔，却回响着黄舒骏的歌声：“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 永远的是什么，永远的是觉醒后的生命。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时代里追寻觉醒。 追寻觉醒后的生命。 觉醒后，生命宛如长河。

第一次听闻《九零后》这个片名，难免会有被“误导”之感——尤其是在知道与剧集版《西南联大》有联动之后。而看完本片，才明白何谓“九零后”——这是一群年过九旬的当年联大学子的采访记录，以他们的回忆为主线，串联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历史场景，回忆彼时群星闪耀、大师云集，一个在战乱与贫穷中仍然盛放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荣光年代，崇尚科学民主的气氛兴盛，人文艺术百舸争流，堪称建构起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真乃“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本片整体来看是《西南联大》的微缩和延展，从三校合并渊源开始，及至抗战白日化、分头抵达昆明，重点回溯联大在战争日子中的学习生活，剧集中最终返平津一段未提及，而是新增了建国后研发“两弹一星”及当年诸多莘莘学子怀揣初心在各行各地发光发热的情状。两者皆重点阐述联大之自由独立的精神、勤勉刻苦的学风、热血爱国情怀如何在近百年时间凝练下依旧保持本色，以一腔孤勇达至近现代学术巅峰、筑成中华脊梁；都调用多方影像和实地采访（本片部分无法重现的场景以动画形式还原），资料支撑殊为详实，尤其是本片让亲历过这一切当事人出镜口述，更增感慨之意和感人之情。 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在镜头前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这些终生铭记联大学号的人，当年有人加入过湘黔滇旅行团，有人不远万里飞奔故国，都曾在硝烟中抱紧书籍跑警报，都曾在铁皮屋顶下听着昆明的雨痴醉听课，也曾在臭虫叮咬的睡眠中做着千秋万代理想的大梦。这些“九零后”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保持着明亮赤子心和不息热血梦。 细节部分与剧集有些许重合——如巫宁坤含泪唱起《松花江上》，想起他在最深重黑暗的岁月与沈从文作品的重逢并收到恩师的勉励长信，感悟到沈师之“柔弱中有强韧”的精神感召，而本片尚未制作完毕，巫老已离人世，想及他的经历真是令人泪目。穆旦虽然只能作为动画部分出现，但其诗歌引用的象征精神一直长存，无论是本片还是剧集都阐述了其个人经历对诗风变化的影响，他自身的命运终究是与时代的命脉共通的（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幸存）。关于这两位文人，张新颖的《九个人》一书中有相关内容，可以作为本片的补充阅读。而剧集的重点部分如闻一多上课时的风采、陈寅恪诸师其人其事等（费孝通扶着怀孕的妻子、傅斯年扶着眼睛不好的陈寅恪），也皆有提及，包括动画中静止的陈梦家和赵萝蕤身影，让人无限怀缅昔日文人的铮铮风骨同时，也生出丝丝怅然。 我们今日提起“西南联大”，首先涌上心头的可能更多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高洁与自持、严谨与浪漫并存的学术氛围，一个再难遇见的巅峰。我们也许会怀着憧憬去想象那一代人未绝的《未央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般清洁的精神和纯粹的治学心态。片中提到“pure”——正是彼时无数联大学子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高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片中有列出参军名单）；在艰苦环境里攻克学术难点，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基础科学都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不仅在乱世中开创出一片求学的“桃花源”，更是泽被后世殊为深远——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余位两院院士，堪称人类群星闪耀时。 影片以杨苡先生的访谈开场，回忆起与巴金的友谊和对其二哥的少女暗恋心思，真是太可爱了！穆旦曾就萧珊的逝世写信给杨苡：“蕴珍（萧珊）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他和巴金的交情也是极好的，毕生翻译黄金期得到过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而本片开场时，镜头扫过杨苡书桌上那些老照片，听她提起的那些旧名字，只能感叹100岁又有何妨呢，昔年峥嵘岁月，亦有少年的烂漫情思，回想起来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彼此青春的见证，可真好啊。 最可爱的当属许渊冲老爷子的各种吐槽，他和杨振宁对彼时大一文学课几位老师分期执教的看法完全相反——前者觉得很有用，后者认为太乱了，文理科思维的差异呈现太过有趣，也侧证离乱弦歌中百花齐放的治学态度，这么开放包容的授课方式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意义。不惟是上课方式的自由，治学之道也力求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如果拿学历和职称去要求所有任课教师，如果拿合格分数去考量所有学生，那么很可能某些大师会夭折在起跑线上。 重温这些“九零后”的青春作伴多么可贵，往事不可追，那些逝去的些微时光在影像纪录中终究得以存一缕气，也再次证明影像作为文献资料的同步性——如若再不记录，那些鲜活的记忆真的要化为怀旧的尘土了。20世纪的离乱与迁徙，卑微与骄傲，悲壮与辉煌，散落到每个人身上，也会刻下时代的印记，他们以热血青春，以孤绝之勇，以心怀天下之大志，成就“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怀念这一批“九零后”，怀念那灿若星辰的未央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