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

这部电影属于好莱坞工业体系中，人物传记片这个类型里把复杂人生压缩成可理解神话的成功范例。 阿尔卡卓监狱是美国最负盛名、也最令人闻之色变的监狱之一，《勇闯夺命岛》的故事便发生于此。主人公罗伯特·斯特劳并非虚构人物，他正是这座监狱最著名的囚犯之一。这里还曾关押过禁酒令时期同样声名狼藉的阿尔·卡邦，及众多黑帮要犯和杀人狂。斯特劳先被关押在利文沃斯监狱，随后转入阿尔卡卓。他因暴力杀人被判死刑，后在母亲的奔走斡旋下改判为终身监禁，并被长期单独囚禁。他因为救治了放风时捡来的受伤小鸟，开始获准养鸟。电影关注的正是他在狱中接触鸟儿之后，人生的巨变。 电影将他的真实人生做了高度提炼与风格化处理，将人物研究与监狱环境结合起来，并侧写出美国监狱系统的衰落。剧本有意识地删去了主人公人生中最阴暗和有争议的部分，现实被大幅度美化，道德立场被重新编码，把一个极端暴力、问题重重的人，改写为被制度压迫的天才异类。如果你熟悉真实历史人物，可能根本不会希望电影做出这样的美化。真实的斯特劳，并非温和的“反体制知识分子”，而是长期暴力、操纵他人的要犯，他在阿尔卡卓时期也没有真正的“精神升华”。但电影选择弱化他的残暴，强调体制的冷酷，把他塑造成被压抑的天才。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是结构性的，但这并不是失误，而是好莱坞对一部电影改编的主动选择，从艺术角度看，这是有效的。 剧本最强的一点是除却剧情本身的三幕结构，人物弧线也是按三幕划分的。第一幕的他还是一个暴烈、反社会、拒绝权威的“野兽”；第二幕的他在极端孤独中，借助“鸟”完成了自我秩序的重建；第三幕的他因为研究“鸟”，继而成为知识权威，却依旧无法真正回到人类社会。这是一个清晰、古典、可读性极强的人物转变路径，演员伯特·兰卡斯特对角色做出了极好诠释，斯特劳那厚重眉毛下看不透的目光，传达出一种坚定的不服从姿态，却又深藏着对生活的失望——那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左右命运的压迫性结果，他以自身经历证明：即使身陷囹圄，人依然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并非真正地“活着”，而只是缓慢地走向死亡，那么忍受无休止的精神折磨究竟还有何意义？影片将这一存在主义式的疑问置于观众面前。当命运的罗盘在黑暗中悄然转动，指向人生的终点时，它也许会给予人一次重新发现自我的机会。斯特劳很幸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鸟儿成为他的朋友，也成为他对自由的象征。他在它们身上看见了自己，性格也随之改变。监狱生涯教会他敏锐地欣赏时间与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一点，这是一则关于监狱与自由的哲学寓言。 鸟不单单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重建尊严和意义的替代品。鸟还是多重隐喻的叠加，包括自由 vs. 囚禁，科学理性 vs. 原始暴力，也包含可被照料的生命 vs. 无法被修复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斯特劳可以救鸟，却救不了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他救不了母亲，救不了婚姻，也救不了自己。这才是电影真正的悲剧内核，而不只是“励志”。 剧本几乎所有戏剧冲突都围绕三组关系展开：斯特劳和“体制“”的，和母亲的，以及和社会（公众、媒体、科学界）的。尤其是母子关系的设计非常成熟，他的母亲不是无条件的“圣母”，她对儿子的爱是控制型、排他性的，她的“拯救”最终变成对儿子的再次囚禁。电影最初也触及了他对母亲近乎盲目的依附，这份情感或许是他人生剧变的另一条隐秘动因，直到最后他才摆脱了这种依附，不再是一个”巨婴"。这一层让剧本超越了普通监狱片，进入了心理伦理层面。 令人唏嘘的是，斯特劳曾是一个彻底不相信感恩与宽恕的人。直到有一天，一名狱警痛苦地对他说，自己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未听他讲过一句好话，斯特劳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竟然从未说过“感谢”或“原谅”。这个人，竟是在多年单独监禁之后，才完成了如此迟来的觉醒。然而，正是他身上那种顽强的尊严感与自我意识，使他不得不对监狱制度发起挑战。制度的统一化管理与绝对控制，系统性地压制着囚犯的意识，扼杀一切个性；而斯特劳不仅能够站出来保持自我，甚至用他的立场和观点对美国监狱系统的变革产生了影响。 影片的核心不是这个人是否值得同情，而是一个人在极端制度下，是否还能通过知识和秩序重新定义自己？电影用神话替代了现实，用个人传奇覆盖了个人暴力。 我虽然极爱这部电影，也承认它仍存在一些问题: 体制人物被明显脸谱化——休梅克典狱长虽有复杂性，但仍偏向理性但不且冷酷，正确却缺乏人性，永远站在“秩序”的一侧。制度的问题也被人格化、简化为一种个人对立，而不是系统性反思，这在今天看来略显保守。女性角色太功能性，主要女性一个是主角的妈妈，一个是主角的妻子，他们俩对主角的立场分成两个阵营——母亲是绝对控制的一方，妻子是绝对支持的一方，两方像“情敌”一样水火不容。她们更像是推动男主命运的“力量”，而非独立的主体，这也是剧本写作的一种技巧方法，在有限的篇幅内蒙里已经做得足够厉害了。尤其是母子关系写得很成功，只是妻子的角色，本质上是主角的“人性出口”，但她的内在生活几乎没有展开。再就是当电影进入第三幕尾声部分，当斯特劳成为“科学权威”后，戏剧冲突明显减弱，成了对其成就做展示的“总结陈词”了。这是很多传记片的通病，人物完成转变后，戏剧张力自然衰减。 擅长拍政治惊悚片的导演约翰·弗兰肯海默，以冷静而有条理的方式处理了这一复杂人物；伯特·兰卡斯特则用克制、内敛的表演，完整呈现了主角横跨数十年的心理轨迹。从二十多岁演到六七十岁，尤其在中后段，他的表演已臻化境，沉静中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当一部电影和现实有所交集时，我的注意力往往会偏向它所关联的现实那一面，并与这种关联的紧密和倾向成正比。 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这部电影，用惯常的说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其人名叫Robert Franklin Stroud，这里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的材料对其做一个生平的简述。希望对关心本片的人有所助益。

罗伯特 富兰克林 斯特劳德

斯特劳德先生，Robert Franklin Stroud 生于1890年1月28日，卒于1963年11月21日。人送外号“阿尔卡特兹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他的身份是：被定罪的杀人犯、联邦囚犯、作家。显然，在当时的美国，他的知名度和电影所呈现的差不了多少，其时，他一定程度上是被当作著名鸟类学家看待的，而这些奠基他声誉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他在莱文沃思监狱服刑的阶段。1942年，他移监到阿尔卡特兹即“恶魔岛”后，他就不被允许养鸟了。他一生都未被从监狱系统释放。1959年，他被转移到密苏里州的监狱系统医院直到1963年11月21日死亡。 斯特劳德先生出生于西雅图，他母亲叫伊丽莎白 简，父亲叫本杰明 富兰克林 斯特劳德。他一直受到有酒癖的生父的虐待，于是他在13岁时跑掉，开始--闯荡江湖。到了18岁，他浪迹到了阿拉斯加从事一份叫做皮条客的工作。这期间斯特劳德遇到了36岁的Kitty O'Brien，一个妓女和舞女。斯特劳德为该女拉皮条，当时他们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市。1909年1月18日，斯特劳德不在时，一个叫Charlie von Dahmer的的酒保买春后不给钱，还打了Kitty O'Brien，而且揪掉了这个女人的装有女儿照片的项链。斯特劳德知情后去报复，在向警察自首时，他提到”自己击昏了对方，然后近距离射杀了他“ 于是被以过失杀人的罪名判处有期刑12年，服刑监狱在麦克尼尔岛上。 在麦克尼尔岛这个阶段，他是最暴力的囚犯之一，他常和其他囚犯甚至狱卒发生冲突，他刺伤过一个据说从食堂偷食物的囚犯，还刺伤过一个据说走私毒品的囚犯……。1912年9月5日，他被从麦克尼尔岛移监到堪萨斯的莱文沃思监狱，1916年，食堂狱卒Andrew F. Turner指责他违反小规矩，从而禁止斯特劳德的弟弟探视他，兄弟俩已8年未见面。于是，斯特劳德用一把shiv（监狱中自制刀具）刺破了Turner的心脏。一审中，斯特劳德被法官以一级谋杀判绞刑，然后被上诉法院推翻。1917年5月28日，二审中被判有罪，裁以无期刑，此时一位叫约翰 戴维斯的副检察长影响了判决结果，他希望处死斯特劳德。于是，1918年5月，开了第三次庭，他再次被判死。 随后他的母亲奔走号诉，甚至上达天听时任”伯理玺天德“ Woodrow Wilson，于是在行刑前第八天，获得减刑。莱文沃思监狱的狱长T. W. Morgan坚决反对这一结果，他陈书总统并说服他，以暴力恶名昭彰的斯特劳德被判处单独囚禁以等待死刑的判罚应一直持续到可以执行死刑为止。 1920年，一次，斯特劳德先生在院子里发现鸟巢一个，内有麻雀三只，于是他开始照顾这些麻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时犯人是可以购买和饲养金丝雀的，几年之内，他的鸟鸟群就发展至300只金丝雀这样一个规模。不仅可以买，可以养，还可以卖，斯特劳德养鸟的收入除了用于养鸟，还补助其母生活。 当然，这些行为是在一位新监狱长的认可之下施行的，这位监狱长注意到斯特劳德的表现使监狱给人以先进的深刻印象，这位叫做威廉 比德尔的狱长甚至给斯特劳德提供包括鸟笼、化学品、文具等进行养鸟活动的物品。这一时期，斯特劳德先生对鸟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他撰写了《金丝雀疾病》，然后该书被私下带出监狱并在1933年出版，十年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书《斯特劳德的鸟类疾病摘要》。这个时期的斯特劳德先生被认为是为禽类病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尤其是对败血症系病症的治疗方法方面的成就，这让他在鸟类爱好者中赢得了同情和尊重。但是一个囚徒在监狱的成就显然在他和狱卒们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在被发现用自己的研究设备偷酿酒精后，他在1942年被转移到了“恶魔岛” 从1942年12月19日起，斯特劳德先生开始了在“恶魔岛”应服的17年刑期，他的编号是594号。1943年，斯特劳德先生被精神科医生Romney M. Ritchey确诊为精神病患者，一个智商112的精神病患者。据说他没有被提前告知要转狱，并必须在10分钟内离开。由于”恶魔岛“所执行的政策他是不可以继续养鸟的，所以他把送有东西送给了他兄弟。在”恶魔岛“斯特劳德被广泛传言成一个同性恋……很多人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是一个暴力的人，据说”真正的斯特劳德比书和电影中描绘的更加险恶、危险和令人不愉快“ 1955年，Thomas E. Gaddis把斯特拉的的故事写成了书，《恶魔岛的鸟人》Gaddis是一个强烈主张人可以在监狱里改过自新的作家，在这本书里他的描述角度被认为非常友好。1962年，本片被创作。但是斯特劳德本人从没看过这部电影。 基本上，这就是他的一生。

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神秘的地方。监禁是惩戒犯罪的手段，而犯罪却不是生活应有的部分。监狱不仅作为“国家机器”距大多数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作为建筑场所，监狱在地理上也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相去甚远。这是因为，监禁的第一要义是隔离。这种隔离又表现为外部的隔离和内部的隔离。前者是说，监狱通常建设在荒郊野外，其内部自成体系，和“外面的世界”几乎隔断一切联系。同时，监狱内部也把囚犯一个个分离开来单独囚禁，由此制造出一种孤寂压抑的环境，迫使犯人反省自己究竟哪里不适合继续生活在外面的社会，以达到规训的目的。监狱自身这种实不诱人的神秘感催生了一系列以监狱生活为主题的影片：从雅克·贝克的《洞》到《肖申克的救赎》，从贾木许的《不法之徒》到科恩兄弟的《逃狱三王》，可珠联成一系类型特征鲜明的“监狱片”。监狱片的惯常套路是将监狱视作自由的死敌，越狱由此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逃犯也获得了同情的视角。而这部《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却难得深入地探讨了监禁和自由之间的张力。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有着严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轻微恋母情结的杀人犯斯特劳德被判终身监禁，某日他救了一只受伤的麻雀并治愈了它。鸟鸣唤醒了他的天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斯特劳德成了鸟类研究的权威，在高墙下的方寸之地取得了外界专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他在与鸟儿的相处中得到了救赎。监禁剥夺了囚犯对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纪律和周详的作息时间表，并通过强制劳动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其实不论劳改，隔离本身就已是极为残酷的惩罚。监狱内部是几乎停滞不前的时空，而外部则是瞬息万变的社会，这使囚犯失去的不是再次犯罪的能力，更多时候却是重新生活的能力。就如《肖申克的救赎》中风烛残年的图书管理员老布鲁克林，高墙之外的自由之于他早已过了保鲜期，他最终没有活过出狱后的第一夜。在鲨堡里呼风唤雨的瑞德也感叹自己被“体制化”了，以至获释后如厕不事先报告就尿不出。 因此福柯认为，监狱从未能将怙恶不悛的不法分子改造成守法的良好公民，监狱并没有把犯人“考虑成社会中的人，这是要创造一种非自然的、无用的、危险的生存状态”。于是，囚犯在监狱中呆得越久，就越不能被改造，就越能犯罪。监狱成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运转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越有罪犯，就越有犯罪；越有犯罪，居民就越恐慌；居民越恐慌，监狱体制就越受到依赖。《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的尾声，斯特劳德也痛击监狱体制的要害：“改过自新？你是否知道这个单词意味着什么？未删节版韦氏国际词典说这个词来自拉丁词根Habilis，意思是‘使人重新获得尊严’。你考虑过你工作中的一部分是给一个人他曾经拥有的尊严吗？你唯一的兴趣是他表现得怎样。很久前你曾经对我说过一次，我从没有忘记：‘你应该表现得符合我们的要求。’三十五年来，你没有从你的立场上退让一寸，你要你的犯人们像牵线木偶一样在门外跳舞，这些都要遵从你制定的强制性的价值观，遵从你对服从的要求、行为的规范，甚至还有你的道德感。哈维，那是你失败的原因，你和你整个的监狱管理学都失败了，因为你从犯人那儿偷走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个性。出去后他们迷失了，像机器人，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内心里对你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有很深很深的憎恨，一旦他们有机会报复社会，他们不会放过。结果呢？半数重回监狱……”影片不偏不倚地呈现了初入狱的斯特劳德对待狱友的冷漠无情，甚至还杀了一位狱警，然而我们最后却还能对他产生认同，这说明我们接受了他的转变。但出于斯特劳德一贯的立场，这种转变不能说是监狱体制的功劳，权威总是期望看着囚犯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不能接受被剥夺自由的个体在监狱中还能过着完满自足的生活，否则还谈什么悔改？《密阳》中，申爱试图通过宗教麻痹自己的丧子之痛。她终于下定决心去监狱“原谅”杀害自己儿子的犯人，却发现杀人犯竟提前经由主的圣爱获得了救赎，申爱崩溃。这里，身陷囹圄的斯特劳德如何与自由达成了和解呢？ 按照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的说法，国家制裁犯罪作为一种针对一特定人群实施的“行动方式”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辖制的对象是拥有自由的主体，这种自由不是作为天赋政治权利的自由——监禁当然剥夺了这种自由——而是个人本位上内在的自由，权力要依靠自由的不服从而起效，相反权力若是逼迫自由转向“自愿奴役”，那权力也将不成权力，而转为赤裸裸的暴力，惩戒者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合法性。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间的界限。“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依然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入侵它，都将是专制。”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社会和谐、进步，与保留国家或任何一种权威皆无法进入的大范围私人生活领域是能够相容的”，因而要给个人保留一个免受他人干预的私人空间，保有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此，权威借种种规训来改造个体的思想（更多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统统是不正义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公民”，《发条橙》中“痊愈”的阿利斯一旦萌生作恶的念头就会上吐下泻，这些做法无疑违背了康德的自主性原则：作为自主的存在者，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某人犯了罪，那么我们确实有权以惩罚来“报复”他所犯下的罪行，但我们无权操纵他的个性来违背他的个人完整性。否则个人自由的最后一块领土都失守了。小金丝雀的破壳而出寓意着斯特劳德的重生，鸟象征自由，斯特劳德将自由的秉性寄托在了鸟身上，从此他能够在铜墙铁壁中安之若素。我们可以想像，西绪弗斯在也曾某一刻终于发现了巨石中，能够支撑起单调生活的意义。但另一个问题发出了警惕，这种心境的平和乃至超脱，会不会是逼仄的环境导致的心灵萎缩？形成的适应性偏好使人甘心放弃了抗争？这自然是不可揣度的。但我相信斯特劳德并不是，不仅因他取得的惊人成就，也因他从来没有认知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囚徒。 精神的修炼固然能够缓解外在权利的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但这种填补却不能代替空档。正如阿伦特主张的，政治权利必须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中去实现，集体行动的抗争必不可少，否则就会形成滑坡：你总是对被剥夺的权利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当权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直到你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