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河大桥

   一部能“引人入胜”的电影，绝不可能没有冲突。《桂河大桥》也不例外。    电影的开场很直接，这似乎是一场日军与被俘英军之间的冲突。野蛮还是文明，这是个问题。    大卫•里恩会如此简单吗？当然不会，接下来，日军与英军俘虏之间的冲突不再是电影的重点。于是，有人认为，电影试图表现一种国民性格的不同，美国人务实灵活，却不免有些狡猾和无赖，英国人刻板，身上一股强烈的贵族气质，日本人被武士道精神弄的既愚蠢又没有人性。更有甚者，居然还在电影看出了种族歧视，日本人也是亚洲人，大卫•里恩这么寒碜日本人，不是歧视是什么。这样的看法真出乎我的意料，中国观众就是觉悟高，大卫•里恩就差远了，也难怪，他们没有政治思想教育这门课。    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真正的冲突并不是与具体的人或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大卫•里恩一直在试图避免人们落入他的陷阱里。他想让观众注意到，无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他们首先应该是“人”，他们有共性，其次才是特性。电影里有一处细节可以说明这点，逃走的最后一个日军士兵被干掉后，镜头在一张日军士兵落下的照片上停留了几秒，以让观众看清楚照片上的人。这短暂的几秒足以让观众的思绪从情节中暂时走开，停下来思考，倒下来是敌人，但也只是敌人，他有家人，有自己爱的人，他是有感情的人。而战争让这一切不再重要，无论他是谁，孩子的父亲或是父母的儿子，你都要把他当成目标而不是人。加拿大人与日本士兵正面遭遇时的不知所措，也是电影想表现的矛盾之一，加拿大小伙心地善良，他不是怯懦，从他第二次与日军遭遇时的表现就能看出。那次，他就毫无犹豫地上前干掉了日军上校，而这次，他能做到毫不犹豫地杀人，因为他是从背后而不是正面，敌人不再是活生生面对自己的人，不会让他有产生丝毫同情心。此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当讨论选择炸桥任务的人选时，希尔兹同意加拿大人的参加，他的理由之一竟然是这样可以让队伍国际化点，他或许有点恶搞。或许也在暗示我们，这些人来自哪个国家不值得我们去注意，这部电影并不是在比较英国人、美国人或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区别在哪。如果我们能跳出表面的特性，才能看到深处里的共性，那么，也只有首先要看到共性，才能看到真正特性或者实质。    于是，我们能看出，表现在尼尔森上校和希尔兹身上特性之间的矛盾，是电影的主线，也是电影真正的冲突点。对于尼尔森来说，再没有什么比 rule、law、principle更重要的，不仅自己不怕死，其他士兵的性命他也可以放弃，所以，日军上校以关闭医院来要挟他屈服这招，在他身上一点也不灵。而对于希尔慈，则恰恰相反，别说什么法律了，就算是军事任务，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一起执行炸桥任务的英军上尉受伤，就算命令希尔兹放弃自己执行任务，希尔兹也不服从。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个性的人并没有太多对手戏，他们只在电影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碰过面，但只是简单一带而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显性而是隐性的，导演其实有意安排的一场二人之间的“暗战”，这二人浑然不觉，观众也不一定能发现的了。        可以说，这场暗战以希尔兹的出逃和回来炸桥为划分，分出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尼尔森与希尔兹在关于逃跑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希尔兹圆滑世故，在俘虏营里混的还不算太糟，但他却清醒的认识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他主张，一定要想办法逃走才能活命。 尼尔森凡事坚持原则，分析问题讲究逻辑和法律。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既然决定投降的命令是上级做出的，如果逃跑就违反了这一命令。这次小小的分歧虽没有大的风波，却将二人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同一问题上，他们的出发点就完全不同，一个从生存的需要出发，另一个则处处讲法律，讲原则。    第一回合里，尼尔森的坚持原则在这种特殊境遇下似乎很不合适宜，甚至可以说有点愚蠢。他不光不打算逃跑，还非要跟日军上校讲什么日内瓦公约，坚持要求日军执行长官不参加劳动的规定。为此，他受尽苦头，险些丧命。为了得到不干活的长官待遇值得他这么不要命吗？甚至，不惜搭上其他士兵的性命。但原则就是原则，“It is principle”是尼尔森最爱说的一句话。即使如此，尼尔森的倔强却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支持。那次分歧后，仅有一名士兵跟着希尔兹逃跑，而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最后，尼尔森看似愚蠢的行为战胜了日军的野蛮，他不光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待遇，还为俘虏们赢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大大减少了俘虏营的死亡率。相比之下，希尔兹的第一回合则要逊很多，出逃的三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虎口脱险，逃出丛林更让他九死一生。这一轮，尼尔森与希尔兹的暗战比分1:0。    接下来，第二轮里，希尔兹成功出逃，脱离险境，却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回到日军俘虏营并炸掉桂河大桥。此时，留在俘虏营的尼尔森身体刚恢复好，就决定好好整顿一下下属，不仅能鼓舞士气，也为了他们能修好大桥。而他打算帮助日军修桥的决定让军医斯里普顿吃惊不已，能老老实实干活就算对得起敌人了，可尼尔森的行为就太过了头。他不仅要造桥，而且要造一座好桥，尼尔森似乎忘记了他是在帮谁在造桥。对此，尼尔森有番理论，他对军医说，你给病人做手术时会不会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呢？医生被他的反驳弄得无话可说。对于尼尔森而言，哪怕处在战争中，也不能背弃自己的人生信条，如果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这里或许关乎职业道德、人的名誉和个人品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是尼尔森一直以来就秉持某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战争或对方是敌人而放弃，应该说，这就是社会道德。    说到这，尼尔森与希尔兹之间的不同特性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对于二人所代表的这种矛盾，我更愿意称之为是一种“个体存在的内在矛盾”，只不过在二人身上这种特性被放大了一些而已。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一方面，个体要个体本身的生存而付出，我们称之为“自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个体也要为整体的生存而付出，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我们称之为“无私”的一面。这里，我用的是引号，意思是这两个词的使用并不带感性色彩，也无意贴上或好或坏的标签，只是为了说明而用。举个例子，你有生理反应，比如打喷嚏、打嗝或放屁，出于健康考虑，你这么肆无忌惮的反应一下无可厚非，但如果你周围有人，你就不得不会收敛许多，搞不好还要不顾及健康因素而努力憋住。为什么？因为你大公无私，怕损害别人的利益吗？不，因为你和尼尔森上校一样，受制于社会的某种规则、法律或道德要求，自然会这么做，不去问理由。同样，尼尔森算不上无私，俘虏营的士兵待遇提高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坚持所谓的原则。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但不幸的是，他也失败了。当他将坚持过了头，终于忘记了些什么时，他所秉持的到最后竟成了他所反对的。“What I have done?" 尼尔森说出最后一句话时，是否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在我看来，他是太投入修桥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谁了。第二轮里，二人的再次碰面让彼此吃惊不小，电影却只安排一句了极为简单的台词，那就是”You"。这一会面意味深长，又极富戏剧性，我认为，这正是电影的经典之处。这一次二人的碰面，不仅让尼尔森幡然醒悟。同时，也让观众对二者的不同之处足以明了于心，表面上，希尔兹虽显得圆滑世故、总是服从于本能而不循于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教条，可在关键时刻，他却能同样不惜生命为了正确的选择；而尼尔森，他只知道誓死捍卫他的原则外，并不会真正思考这些原则背后的意义。正如希尔兹对负伤的英军上尉所言，什么所谓的军事任务也好，狗屁命令也好，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战争让人忘却了人性，只让人记住仇恨，为的只是博一个输赢，为此，千千万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又有几人能象尼尔森上校一样最后幡然醒悟，问一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了什么？     

    一个是务实滑头随机应变的美国老兵油子，把生命的意义看得高于一切，不惜冒充军官身份以求更好待遇，从战俘营九死一生逃出来，以軍官身份勾搭女人,本以为从此可以因病退伍回国，却被英国軍队捸到他假冒别人身份的小辨子，不得已才授受回去炸桥的任务，却不肯丢下受伤的同伴，却在最后关头奋不顾身地去炸桥，以生命去诠释他认为是对的事情。一个没有原则只图求生的人，却在最后一刻放弃自我，坚持大的原则。    一个是讲原则讲纪律的绅士上校，为了原则宁愿死守战俘营不愿逃跑，为了原则不准軍官干苦力导致他们要关黑屋挨饿，为了原则要就不建要建就要建最好的桥，可是这样一个讲原则的人，却在最后关头忘记了自己身为一个军人的原则：就是服从命令。当奉命来炸桥的英国軍人小伙告诉他，这是英国軍方命令的时候，他置若惘闻或者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早已将这座桥看成是他个人人生的一个杰出作品，他居然将小伙扑倒在地并开始撕打制止他炸桥，他满脑子里只有他个人的成就，而忘记了这是在战争而这是一座他帮日本人建的桥。当小伙被日本兵击倒在地时，他才恍然醒悟过来：我干了什么？

美国人拍的《桂河大桥》是部经典电影。有些电影经典在于它的历史地位，由于它先行的探索，使后来人从这里找到前进的方向，并把这条小路变成柏油马路。另有一些经典属于很难被超越的巅峰之作，作品本身独辟捷径，很难被复制。电影世界所蕴含的艺术深度与创作灵感，不是高科技制作的问题，这一点就是翻拍电影与首拍版本的区别。电影一开头很有乐趣。镜头语言的幽默感，美国战俘懒散娱乐的段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由远至近苦中作乐的氛围。到了英国军官以死抵制日本军官命令的时候，那本滚落在地的《日内瓦公约》副本成为日本人藐视一切的证据。英国人的轴劲为他们赢下这一回合，随后立即开动马力，为日本军官解燃眉之急。先是提高战俘们的工作进度，然后确定新的工程目标，重新选址，终于在要求的工期内，开通了铁路。这段故事表现出英国人的固执与傲慢。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对生活对信念孜孜不倦地追求，生活必将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高分。最后英国军官发现了由美国战俘带路的炸桥小分队，虽然引爆手死了，英国军官在咽气之前，趴在了引爆器上，炸毁了他引以为傲的大桥。这座大桥是他对自己战俘生活的自我救赎，就如他所说，修桥不是为了向日本人示好，而是为了让自己的手下这群英国士兵，不会因为虚度时光而丧失人生目标，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英国军官这么说，也这么做。从指挥调度到重新选址，他都全力以赴，无论自己和手下的军官们会不会被晒死，他都会坚持军人的原则。以死力争国家与军队的尊严，然后，对自己的工作与承诺全力以赴，就是按中国优秀士大夫的标准也绝对够格了。幸好英国军官没有一轴到底，临死前，把自己苦心修建的、象征困难时期凝聚力的大桥炸毁。这部电影的宣传就点出，电影里的部队军官即代表剧中个人形象，同时也代表其所在国家老百姓的典型性格。美国军官喜欢泡妹妹，遇到大事临头，自己的利益置于虚无缥缈的国家利益之上。很明显，他们所理解的国家利益不知什么时候能兑现，说不准明明执行了公务，还被领导批评不会干活，不会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的行动中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才去执行国家计划。这种想法没错，如果自己被俘或残或死，搞不好自己的小命就坠落到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山会海之中了，除非某天良心发现，才会想起有这么一个人需要国家去拯救。不过就这种人而言，他们不会为组织做太多的工作，也不会对组织抱有太大的希望，属于自给自足型。要不是因为偷换已阵亡上级的军衔，他说不参加炸桥小分队就不参加了。如果他不参加炸桥小分队，就要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一旦炸桥成功，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国了。美国人很会适应环境。在日本军营里，油嘴滑舌地辩解，再用高级打火机说服日本军官批准自己的病假，让他可以大热天泡病假。要不是轴劲的英国军官添乱，这次炸桥小分队的伤亡可以更小。这是英美军官剧中人物性格上的冲突。日本军官眼里只有上级和天皇，对他来说，战俘跟尸体没什么区别。所谓“幸福地工作”，只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了美国军官埋尸无数，日本军官讲话时，仍然用“幸福地工作”来勉励战俘们。这是日本人的惯性思维，在他们眼中，失败就是自杀，没别的路可走。对于失败者的家族来说，死亡是一种程序，一种生命取得最后尊严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生来不需要人道，不能忍受失败，在他们眼中只有成功和死亡，没有投降这种说法。胜者为王，败者自杀。这是日本武士残酷的竞争法则。既然用这样的条件要求自己，日本军官无论他怎样辩解，也用同样的标准衡量他管理的战俘。对他来说，这些战俘生死无所谓，关键是及时开通那条铁路。轴劲的英国军官帮了日本军官大忙，作为指挥官的日本军官看到战俘们的变化，以及工程进度，对英国军官逐渐改变态度，建成后言听计从。建成前，晚上的庆功晚会上，战俘们轻松娱乐，且鬼且女的装扮让人忍俊不禁。战争不仅带给人类创伤，也给人们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机会。不同的人性格局在这场战争中所赋予的角色各不相同，要是没有这场戏，我们就没有机会欣赏在崇山峻岭中艰苦拍摄的外景，或湍急或缓慢的河流，让人绝望疲惫的沼泽，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电影最关心的是英国军官为了自己人生目标，苦心修建的大桥，实际蕴含着人生的意味，即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或明或暗，或名或利的人生目标，重要的是一直朝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自己最终排名多少。电影后半段炸桥戏中，英国军官成为了反高潮的人物。后来拍摄的战争电影为了影片高潮的需要，顺便搭上国家意志，让观众在快乐中悲伤，比如《拯救大兵瑞恩》，不会轻易地把影片的重要角色以反高潮的戏剧段落下场。前半部英国军官让已成涓涓细流的战俘们，如河流般汇聚，流向开阔的河道。后半部分以美国军官为主线，观众感情对之如河水滔滔的英国军官转眼变成为日本人死心塌地干活的军官，这时观众的感情对他如蓄洪水库，炸桥小分队又成为主线。等大桥炸完，观众们心中终于石头落地。以现在人的眼光来预测，一旦这部电影现在拍摄的话，一上映肯定会出现，由于英国军官反高潮的行为，使剧情不利于盟军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连日本人也要站出来，指出电影对日本军人描述失实的地方。这官司大了，好几个国家的大使馆，文化官员都得忙着上电视、报纸，发表自己的意见，解释电影初衷，其实这就为了一个剧情。电影中的故事和角色成为文化领域纷争的导火索，甚至成为国家交流的不利因素，电影负载太多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稍有不慎就官司缠身。当然也有人藉此炒作，让更多的人对此感兴趣，这是后话。戏剧被商业化政治化“规则”了太多，所以，才会缺乏棱角，缺乏自然。单看电影不会觉得有何不妥，只有与早期电影做对比，才能看出早期电影与现在电影目的性与政策性的区别。过高的艺术出版制度扼杀了艺术市场。对于一个需要民间传播的文化艺术来说，没有民众，就没有基础。在文化净土中，缓慢生长，更多地赋予官方态度的艺术根本没有生存能力可言。这部电影本身没有参杂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才让我们看到极富情节、戏剧感的电影，这是一部成功的战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