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难为

比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或者谢尔盖•帕拉杰诺夫，阿列克谢•日尔曼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他同样遭受着作为一个苏联电影艺术家的悲剧命运。他一生只导演了六部长片，苏联解体之前，由于政治原因，大多数时间是无片可导，而政治环境有所改观之后，却由于俄罗斯经济下滑，而找不到投资。《上帝难为》从2000年便在捷克开拍，历时六年才拍摄完成，此后，日尔曼则一直进行剪辑和声音处理，直到他于2013年逝世，电影也没有最终完成。影片最终由其子完成，并于2013年10月首映于罗马电影节，却由于其强烈的去叙事手法，并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但这并不能影响影片优秀的品质，好的作品不应该被掩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影片改编自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同名科幻小说，通过一个遥远的外星球映射苏联恐怖的政治氛围下知识分子的可悲遭遇。小说中don Rumata来自于地球，在一个正处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星球上，做一个观察者，关注历史文明的进程。本应该做一个旁观者的他，无法接受统治者don Reba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残酷迫害，而致力于拯救最为博学的Budah。最终don Rumata手刃了don Reba，血洗了整个王国，并离开了这个星球。然而，日尔曼却刻意删掉了故事中所有的戏剧点，从而弱化了故事背景，弱化了人物塑造，甚至是叙事逻辑。“上帝难为”本应是一个don Rumata与Budah讨论的一个命题“如果上帝能够完成你一个心愿，你将如何选择？”然而每个愿望都有相应的代价，而最好的选择就是上帝做一个旁观者，而旁观者却无法忍受残暴与苦难。而影片中，这种难为却成为了一个人性与道德的困境，作为上帝如何残暴的结束另一种残暴。同样，日尔曼的去逻辑去叙事去框架的叙述方式，让人物角色的行为缺少明确而清晰的动机，让一切都显得模糊而缺乏意义。这种缺乏意义缺乏目的性的历史发展，将社会进化置于一种纯偶然的进程。don Rumata的强势介入，为了保存星球最后的文明，而本应”复兴文化“的关键时期，却最终变为一场灭绝的屠杀。除了日尔曼奇特的叙事结构完美映衬了影片的主旨，日尔曼奇特的镜头语言也给予观众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在如今讲究镜头运动的流畅性和镜头内部和谐性，《上帝难为》则是反其道而行，日尔曼试图还原一个充满抽象意味的泥泞而破败的中世纪景象。拥挤而无规则的画面，人物随意的出入镜头，将叙事上的散漫更加深化。日尔曼一反叙事电影中强调的镜头叙事性，他不会通过剪辑来加快叙事节奏或者扩展人物视点，也不会通过运作长镜头来渲染情绪和诗性。他的长镜头更加接近一种纪录性，试图模拟上帝的视角来观测发生在人物身边的各种事件，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时常出现的杂耍一样的人物入镜，再一次反掉镜头的纪录性。由此，日尔曼通过反叙事达到第一层违反传统逻辑的尝试，通过反画面达到第二层违反传统美学的尝试，而通过反纪录达到第三层违反传统记录的尝试。在达到反叙事，反记录，反美学，这电影的三大重要因素之后，日尔曼却缔造了一种更加奇特的美学体验。

三个小时的片长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了，有些电影让你忍不住献上膝盖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像是被轻而易举的秒杀了却又不知道弱点在哪，像是战战兢兢交上了功课却被教授打了一个耳光，这样奇癫的故事，连小众都谈不上，它是属于个人的狂乱，是抛弃世界的孤独感。

按照片头的介绍，这居然还是一部科幻电影，打着记录的旗号又类似时光倒流的理论。地球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小一些的星球，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文明进化到了中世纪却未进行文艺复兴，于是派了一支科学家组成的地球拯救小组去引导他们落后的文明走向进步。

从介绍可以看出导演对人类本性的讽刺，骨子里漫出来的自大狂妄在外表被缝制成道德君子文明先锋的华袍，别的文明没经过“文艺复兴”他们就要去引导，丝毫不顾其他文明有可能经过“光荣之战”照样该过渡资本主义国家就过渡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想发展成、可以发展成、能发展成什么样的文明都是本土星人自己的选择，地球上的科学家却要充当上帝，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么。

更可笑的几个科学家到该星球后反而被当时中世纪落后的生产力和痛苦的生活环境所同化，除了一个主角还能保持清醒四处游说，其他人完全看不出和当地人有何区别，而我们的主角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废话并不能对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后，疲惫不堪的放弃了。

自认发达的地球文明在一个中世纪文明面前妄自称大，然而真正到了中世纪之后却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即便落后、肮脏、猪狗不如，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文明并以此为傲，所谓的上帝就像是个笑话，既改变不了百姓花样百出杀人的创意、也改变不了当地贫穷罪恶四起的现状，到头来“上帝”想做的事，竟是“我想把你们都杀光”，冷漠、麻木，一如其他所有人的表情。

上帝难为与否不可而知，但伪装上帝的人，你再不让开马车就要撵过你的脚了。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如果存在，他们将以地球科学家的姿态和视角介入电影中一个“更低”维度的文明世界，即人类世界。观众在其中的被拒绝和强烈的间离感，与那伪纪录片式的移动长镜头所创设出的真实感，形成一股特殊的张力。这股张力在这样的假设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因为它似乎属于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形态，无法被观众把握。 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前中世纪历史印记的蛛丝马迹，假如这并不是另外一个星球，而是一种对地球上的“文艺复兴”历史的重新解读，那么电影中的“地球科学家”们的历程和变化，便是可读的一种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批判性注解。杂乱无序，反审美的世界影像，便成为了殖民者来到“新世界”时的具象化感受。所谓的“上帝难为”，亦是人之常情。自诩上帝的主人公，带着传教士般愿景的浪漫主义精神，喃喃自语着“鱼喜欢牛奶” ，显得更加荒谬可笑。当他终于不堪重负地诉诸杀戮，企图排解自身无法和解的矛盾和信仰危机时，宗教战争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便上演了。电影中的宗教成为了一种合理化历史和罪孽的语言，本身带着崇高的理想却在现实中落败。电影中的“上帝”累了，不仅是因为它意识到了人类的“无法拯救”，更因为他无法承担他原本自以为能承受的牺牲而自我崩塌了。 这电影给了我们一种极端的沉浸式体验，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被传统的历史叙述冠为“文艺复兴”的另一面，这个“上帝”自我崩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