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1997年，中情局（CIA）公开庆祝其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这次纪念活动上，一位已经退休七年的老间谍被授予中情局的“开路先锋奖”，同时也被提名为美国情报界50位明星之一。CIA还特别授权解密了这位老间谍所策划的某次行动，这也是CIA第一次授权高层行动官员公开讲述其间谍生涯的片段。 这名老间谍就是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主角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门德斯是一位艺术家，他虽在CIA度过了25年的职业生涯，但毕生的兴趣仍然是绘画。在本·阿弗莱克的电影推出前，门德斯与马特·巴格里奥（Matt Baglio）合作推出了一部名为《Argo：中情局与好莱坞如何完成史上最大胆的救援》（《Argo：How the CIA and Hollywood Pulled Off the Most Audacious Rescue in History》）的图书，为影片造势。这本书完整地讲述了他解救六名美国人质的故事。 门德斯的传奇经历直到1997年才被授权解密。在此之前，虽然有不少媒体隐约知道一些内幕，但多是含糊其辞，没能完整地获取整个计划的全貌。本文的参考资料主要来自于门德斯的回忆录以及CIA其他间谍的回忆录。 1. “Argo”这个名字在历史上确实是那部伪造电影的片名。这个名字有两层涵义：一是与希腊神话有关；二则是一个比较污的单词缩写，这源于门德斯的恶趣味。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门德斯总是乐不可支。 2. 开会时，当官员问是谁在讽刺美国国务院时，底下的人告诉他是门德斯。在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后，门德斯救出了不少巴列维的亲信。实际上，就在影片中六人组逃出大使馆之前，他刚刚解救了一位“接近伊朗王室”的高级情报来源并将其送回美国。 3. 影片里美国国务院与CIA一起讨论了很多撤离方案，这与历史非常相似。当时有人提出了雇佣走私集团的方案，一是因为走私集团关系网广大，二是走私活动不太受天气影响。在此之前，德克萨斯的一位亿万富翁也正是用这种方法解救出了他的两名雇员。这位亿万富翁同意帮助CIA，并告知CIA，如果申请预算时遇到问题，他可以先行垫付费用，事成之后CIA再还给他即可。 4. 门德斯是在观看《决战猩球》时获得了灵感。在会议上，当门德斯谈起这个计划时，底下立马有人反驳说这太高调了，很容易暴露身份。但这恰恰是门德斯整个计划的关键。门德斯解释说：“德黑兰现在的形势非比寻常，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异乎寻常的掩护身份呢？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一个理智的间谍会使用这种掩护身份。” 5. 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是第一个获得情报奖章的非政府雇员。艾伦·阿金（Alan Arkin）扮演的莱斯特·西格尔（Lester Siegel）虽然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确实有一位“西格尔”式的人物帮助了门德斯，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6. 影片中的“六号摄影棚”（Studio Six），在历史上仅用了4天时间就搭建完成。行动成功后，这个摄影棚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宣传做得太过真实，以至于好莱坞竟然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项目产生怀疑，他们甚至接到了不少剧本，其中一个来自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7. 计划实施期间，为了力求真实，他们在《名利场》、《好莱坞报道者》等杂志上都刊登了广告。美国的几大媒体确实被蒙在了鼓里，以为真的有一部新电影要开拍。 8. 电影《Argo》的原著剧本改编自罗杰·泽拉兹尼的小说《光明王》（Lord of Light）。这本书相当畅销，每年都在加印，现在还可以在美亚上买到。 9. 迈克尔·帕克斯（Michael Parks）扮演的杰克·科比（Jack Kirby），是斯坦·李（Stan Lee）的搭档，两人一起创造了蜘蛛侠、绿巨人和钢铁侠。没错，杰克·科比真的为伪造的电影《Argo》画了漫画和设计图，美亚上同样可以买到。 10. 影片中，在伊斯坦布尔与门德斯会面的是CIA的一位传奇间谍。这个人二战时曾被空投到欧洲战场与抵抗军并肩战斗。行动成功后，他依然活跃于德黑兰，为后续的军事救援行动做准备。这个人的名字至今也未被解密。 11. 影片里一群少年在德黑兰拼接碎纸的情节，是门德斯最担心的两件事之一。因为门德斯在行动前才刚刚将一位高级情报来源带到美国，一旦这些少年成功复原文件，门德斯就会面临身份暴露的风险。 12. 门德斯担心的第二件事是两页纸的出入境申请表。这是巴列维王朝时期出入境检查的一项措施。幸运的是，根据机场内线汇报，当时的出入境检查还比较松散，没有恢复到以前那么严格。 13. 参加行动的除了门德斯，还有另一位CIA间谍。此人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他的掩护身份是电影赞助商。 14. 加拿大政府曾召开内阁会议，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同意向被困在加拿大大使馆的六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空白护照，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CIA又申请了六本空白护照，并要求再给两本护照供CIA的陪同人员使用。加拿大政府同意了申请，又批准了六本备用护照，但不同意为两位CIA特工发放护照，因为加拿大政府不愿为职业间谍提供掩护。 15. 撤离装备是先行送到加拿大驻德黑兰的大使馆的。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和他的秘书在检查文件时，发现伊朗签证上的日期写错了，原因是工作人员曲解了什叶派的波斯日历。幸亏发现及时，而且这个小错误也容易更正。 16. 当时有记者隐约察觉到有六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成功逃脱，他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质名单做出的猜测。后来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加拿大政府要求他将这篇报道拖延到救援行动结束后再发布。作为回报，加拿大政府同意在救援行动结束后，让这位记者发布独家新闻。 17. 刚到德黑兰时，门德斯和另一位间谍前往加拿大大使馆。他们不知道伊朗已经将原来使馆所在的那条街改了名，结果两人去错了地方，到了瑞典大使馆。瑞典大使馆外站岗的警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两人又分别用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询问，这个警察还是听不懂。碰巧一个能讲流利德语的年轻人经过，为两人指明了道路。门德斯怀疑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革命卫队的一员。两人有惊无险，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18. 电影中，就在门德斯准备离开时，CIA通知他行动取消了。其实这事发生在门德斯前往德黑兰之前。当时他正要动身，却接到了局长的电报，让他暂停出发，因为总统想再听一遍整个计划。当时门德斯非常紧张，因为卡特总统是一个对细节特别注重的人，很可能会取消这个计划。不过半个小时后，CIA就给门德斯发来电报：“总统刚刚批准了这个计划，你可以前去德黑兰执行任务了，祝你好运。” 19. 当门德斯带着六人组离开使馆后，那名将所有器材砸毁的使馆士兵外号叫“大锤”。现实中，在准备关闭使馆时，这名士兵挥舞着一把12磅的大锤，将除了需要保存带走的东西之外全部砸毁，从而赢得了这个外号。 20. 影片最后，革命卫队在机场追击门德斯一行人的戏码，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当时撤离过程还算顺利，只是由于机械故障导致飞机延误。机场的内线告诉门德斯，这只是个小故障，一个小时就能修好。但这段等待的时间被门德斯形容为“生命中最难捱的时刻之一”。当时每个人都紧张到了极点。幸好飞机很快就修好了，当飞机离开伊朗领空时，众人举起了酒杯，这个被誉为“间谍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真的成功了。

一2012年12月30日，周日。这个冬夜，88岁的加拿大人约翰-薛顿（John Sheardown）在渥太华一家医院去世。33年前，当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时，薛顿是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二把手，任首席移民官。危机延烧期间，侥幸脱逃的6名美国外交人员通过他获得加拿大使馆的庇护；其中4人在他住宅中藏匿近3个月，直到他们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随前来救援的美国特工逃离伊朗。在薛顿去世前2个月，反映当年这段历史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上映，反响热烈。然而在影片中，约翰-薛顿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出现，甚至连名字也未被提及。当年6名“留宿客人”中的马克-里杰克（Mark Lijek）看过《逃离德黑兰》后说，电影与他们亲身经历的差异，是那些被电影所忽略的人和事；这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帮助、收留他们的加拿大人的“勇气、热情、绝对的友好和人道精神”。“如果不是（薛顿）的热情欢迎，”里杰克说，“我们可能会自己试着再躲几天。那样我们就会被抓住。”1979年11月4日逃出美国使馆后，在接下来的一周，5名美国外交人员（包括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里杰克夫妇和斯塔福夫妇）先后转移了5次；期间，英国使馆、新西兰使馆及瑞典使馆都曾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并未如影片所说的驱逐他们。（独自脱逃的李-沙茨在转移到薛顿家之前一直藏身于瑞典使馆。）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的加拿大方对等官员是约翰-薛顿，两人是一起打过网球的朋友。在脱逃后头几天，安德斯就曾打电话向薛顿求助，薛顿的反应是：“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找我呢？”安德斯告诉薛顿，他们一共有5个人。薛顿答：“把他们都带过来。”不过，尽管薛顿不惧风险热情相邀，5个人还是因对使馆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上不愿麻烦、连累朋友，暂时没有答应前往。直到11月10日，他们感到形势危急，再一次向薛顿求助。电话里，薛顿对安德斯说：“Hell, yes, of course. Count on us.”在英国人的帮助下，5个人乘车转移到薛顿家中（李-沙茨之后也从瑞典使馆来到薛顿家）。他们离开的落脚处是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住宅——这名外交官已在美国使馆内沦为人质。宅子里有个热心的泰国厨师，叫Sam，这几天帮了他们许多忙。离开时，5个人中惟一一个身上有钱的安德斯想给这位泰国朋友一点回报，但Sam不肯收。告别的时候，尽管情谊渐深，他们还是没有告诉Sam他们将逃往何处。离开后第4天，这座住宅遭到突击搜查。为降低风险，加拿大使馆将6个美国人分成两组：一组4个人（鲍勃-安德斯、李-沙茨和里杰克夫妇）住薛顿家，另一组2个人（斯塔福夫妇）住加拿大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家，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夫妇俩去薛顿家与其余4人相聚。泰勒大使告诉他们，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Joe Clark）已同意为他们6人提供避难，并决心帮他们到底——在危机结束或能帮他们逃出伊朗之前，加拿大使馆会一直为6个人提供庇护。马克-里杰克回忆说，这是自美国使馆被占领以来他第一次相信他们最终将逃离伊朗。二约翰-薛顿时年56岁。他是二战老兵：18岁加入加拿大空军，开轰炸机。在一次作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开着破飞机从德国踉踉跄跄回到英国才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两腿都断了，在凌晨3点爬到一家酒馆，把老板吵醒，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来喝。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他是加拿大使馆第一个收到脱逃的美国外交人员求助请求的人。他的反应很明确：“Let’s go get them.”他采取的救助行动迅速而有效，甚至连大使泰勒可能都没有他这么负责尽职。6名“客人”中，除了最为年长的鲍勃-安德斯（54岁），其余5个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杰克夫妇：29岁，25岁；斯塔福夫妇：29岁，28岁；李-沙茨：31岁）。年过半百的薛顿留着白胡子，嘴边常抽一支烟斗，被年轻的留宿客人们当做父亲，叫“Big Daddy”。为了客人的安全，薛顿为大家买生活用品和食物时，得分几趟去不同的商店；他还得用啤酒和钱收买拾荒人。薛顿的住宅有20个房间，他和妻子泽娜（Zena Sheardown）为客人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食宿条件。客人们不能出门，日日靠听收音机、看书、打牌、填字游戏及大量喝酒消磨时间。危险的气氛一直环绕着他们：来敲门的陌生伊朗人、可疑的电话、车被搜查、薛顿家与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伊朗园丁，还有街道那头的坦克，驱之不散。薛顿的房子是租的，这期间，伊朗房东有意把这房子卖掉，泽娜需要跟他周旋，还得藏好客人，应付上门看房的伊朗人。有一次，一架直升机在薛顿住宅上空盘旋，客人们赶紧趴到窗户底下不敢动弹，直到直升机飞离。“我们本来就已生活在危险之中，”泽娜回忆说，“家里藏了‘逃犯’后，危险肯定加深了。”但加拿大人没有因为惧怕危险而遗弃他们的美国朋友。三1980年1月25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与胡里奥（Julio）抵达德黑兰。到达后，两位特工曾走近已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看见使馆周围的高墙上张贴的歌颂革命的宣传标语和海报，想着围墙里52个已被劫为人质近3个月的美国人，其中包括3个未暴露身分的中情局特工。但他们救不了这些人，他们要从伊朗带走的是美国使馆之外的6名外交人员。尽管当门德斯和胡里奥到达时，加拿大使馆留在德黑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并且因为凶险的政治局面正准备全数撤离，但美国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鼎力支持。加拿大政府在召开内阁秘密会议后，同意为6名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加拿大护照，并在美国中情局建议下，通过外交渠道寄来满满6邮袋的身份证件和资料；加使馆派工作人员开车在使馆与机场间往来，形成规律，以防1月28日凌晨美国人乘车去往机场时惹人生疑；他们帮助培训6名美国外交人员，使他们说话行为更像加拿大人；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工作一路都有加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包括1月28日凌晨8个美国人（6名外交人员和2名特工）前往机场都由加拿大的车和司机护送到，而此前加使馆也发出电报，放出消息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剧组将离开伊朗去别处取景。当然，这些电影都没提。另一方面，电影中门德斯的Argo救援计划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考验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过。在薛顿家第一次见到6名救援对象时，门德斯实际上向他们提出了3个备选方案：除了Argo计划，还有“考察农业的食品经济学家”和“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两个选项。门德斯内心希望他们选择Argo计划，而6个人也的确很快就决定选择Arg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伪装成一个电影剧组，可使6个人聚在一起，彼此照应。没有人提出反对。电影中伊朗文化部官员陪同门德斯等7人讨论《Argo》的取景、游览巴扎并遭遇危险的情节也属编剧创造。事实上，门德斯在德黑兰期间，伊朗当局没有找过他。在1月28日奔赴机场前，6名“留宿客人”没有出过门，他们一直窝在薛顿家中，在门德斯和加拿大人的指导下，熟悉各自的角色，背诵各自的台词。离开德黑兰前一天（1月27日）白宫突然取消救援行动一事同样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在出发前往伊朗之前，门德斯曾收到白宫要求暂停行动的指令——因为当时总统卡特决定听取报告，以亲自考量行动是否可行。但仅仅30分钟后，门德斯便收到新的指令：“总统刚刚批准了寻找计划，你可以继续你的德黑兰任务。祝好运。”取登机牌时被告知没订机票的惊险一幕自然也不是真的。事实上，门德斯与胡里奥在1月25日清晨到达德黑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前往瑞士航空公司办事处确认他们已预订1月28日凌晨5点飞往苏黎世的8张机票。（第一件事是去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至于片尾的高潮——登机前遭遇伊朗革命军阻拦、盘查以及最后革命军开车追飞机的情节（把这么愚蠢的事栽赃给伊朗人，不太厚道吧？），的确惊心动魄，但也的确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当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剧组在梅赫巴拉德机场的通关与登机可称得上顺利。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可称懒散，看到8个“加拿大人”也并不格外留意，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科幻电影”《Argo》无人过问，德黑兰的妇女小孩也没有拼出他们的脸部照片，革命军也没有来找他们麻烦。不过在当时伊朗肃杀的气氛下，对6位眼看即将逃出深渊的美国外交人员而言，即使一个小意外都动人心魄。比如过关时，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拿着众人的护照，突然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后他出来了，原来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瑞士航空的飞机也因为机械故障晚点了一小会，但在那等待的一小会里《Argo》剧组成员的心里一定是令人屏息的焦灼。终于，8个人在德黑兰清晨的冷风里踏上飞机。登机时，移民官安德斯看见飞机机身上印有“AARGAU”字样——这个与“Argo”颇为相似的词表示这架飞机来自瑞士的阿尔高州（Aargau）。安德斯捅捅门德斯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对他说：“你们安排了一整套，是吗？”他们逃离德黑兰的同一天，加拿大使馆留在伊朗的工作人员也全数撤离。据薛顿的儿子罗宾（Robin Sheardown）说，父亲离开伊朗时，“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家具、衣服、奔驰轿车和银行账户”。这些财产损失后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罗宾说，父亲关心的只是6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危。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薛顿的名字甚少被提及；自然的，大使泰勒的光芒把他掩盖了。四门德斯是中情局冷战时期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与伪装技术专家，曾在越南、老挝、印度、苏联等国执行秘密任务，战绩卓著，故事传奇。他是拉丁裔，出生于贫寒人家，做矿工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因矿难去世。离开美国前往德黑兰之前，门德斯把婚戒和钱包留给妻子，再一次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他不能告诉她此行去往何方，也无法承诺能否平安归来。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等待去往德黑兰的航班时，已有数十次敌后救援经验的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因为恐惧和伤感而颤抖起来。他当然当得起一部电影来呈现他甚至歌颂他，但是当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实，再来对照这部《逃离德黑兰》，心中不能不涌起不安。从1979年11月10日到1980年1月28日，在落到革命者手中的美国人可能沦为人质甚至被吊死街头的德黑兰，6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加拿大使馆庇护下有惊无险地度过近3个月，而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和胡里奥只在德黑兰停留了不超过4天。固然，是门德斯策划了Argo方案，并犯险来到德黑兰带领6名同胞逃出，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框架到底是“美国孤胆特工用一部假电影拯救6名同胞”，还是“加拿大人不惧风险倾力保护6名美国外加人员，并帮助中情局特工将6人带出伊朗”，其实并不难鉴别吧？8个人能从梅赫巴拉德机场顺利通关登上飞机，也许是因为这个拍电影的故事令伊朗人信服吧，但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委员会的管控并没有那么严密规整呢？是否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是友好的加拿大人呢？起码，门德斯所策划的“科幻电影”《Argo》没有任何伊朗人认真过问和考察过，而加拿大人为营救所做的绝不仅仅只是担任“保姆”而已，伊朗人也没有那么愚蠢和凶恶。我能够理解想要创作一部类型片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历史以满足“模式”的需要。这是一部惊悚片，它需要一个孤单英雄的主角，而且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故事，不管是营救者还是被营救者，都别来抢戏。于是，将其他角色削弱甚至枪毙（不管历史究竟如何），给孤胆英雄的作战任务设置众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障碍，并用各种惯用的好莱坞套路刻画他——比如官僚系统的混乱低效与特工英雄的孤独明智，比如与之分居、无法靠近的妻儿与独居的凌乱生活（尽管现实中门德斯并未与妻子分居），比如白宫取消救援行动后门德斯通宵不眠与酒为伴，并在早晨最后一分钟决定一人对抗全世界将6个美国同胞救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也不是真的）……最后，这个“模式”完成得似乎非常完善，但也非常陈腐。因为模式化，它对历史的改编并不公平；因为模式化的情节需要，它忽视了真实历史中人与事的复杂与丰富，却以历史的名义创作出人们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过无数遍的桥段，而人物的面目，不是刻板老套（如门德斯），就是模糊不清（如6位“留宿客人”）——更有一些真实而充满色彩的面目，被无情地丢弃了；因为模式化，片子的价值观如此平白、陈旧而“主流”，缺乏反思空间。其实，真实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包括男主角门德斯），一定不比一个削足适履后得到的“模式”更有趣、更动人吗？或者，起码别用“纪录片般”的“历史感”来包装这部娱乐片吧。对历史不该这样轻慢。五在《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导演本-阿弗莱克打电话给约翰-薛顿，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夫人泽娜而致歉。阿弗莱克后来说，在影片开拍前，他就充分了解薛顿的事迹了，但后来因为“长度、戏剧性和成本”而放弃薛顿这一角色。他说，他为此有一点伤心。阿弗莱克曾说，《逃离德黑兰》已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2012年11月10日，约翰-薛顿的家乡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宣布每年这一天为全市的“约翰-薛顿日”，以纪念33年前薛顿接纳6名“留宿客人”的正直勇敢之举。听说消息后，缠绵病榻的老人薛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太好了，我的家乡将会记得我。”薛顿一辈子为国效劳，在世时自有其不如意，到晚年作为二战老兵的他得到的医疗护理也不理想。但起码，如其子罗宾所说：“我真高兴，他在他去世前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十五年前凭《心灵捕手》一鸣惊人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的好莱坞才俊Ben Affleck导演生涯的第三部作品《逃离德黑兰》（Argo），上映之后赢得如潮好评。毫无疑问，几个月前爆发的伊朗抗议美国导演侮辱先知穆罕穆德以及驻利比亚使馆遇袭风波无形无意中助长了此片的公共关注度，而个人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片中的体现更是解释了观众的热烈反响。然而单纯从影片质量本身而言，阿弗雷克在《逃离德黑兰》张弛有度的步调和精致细腻的制作背后试图表达的人文思想，更让我觉得值得称道。西方世界与海湾国家的冲突，缘于基督教以及犹太势力和伊斯兰教根本教义的碰撞，但升级则源于对石油这一经济命脉的争夺。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独裁统治和人道灭绝，则必须感谢主流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不断播放的讨伐令。近十年来美国社会遭遇的种种剧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与这一冲突有关，因而围绕战争和对海湾国家的态度，美国国内的辩论与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歇过。然而在《逃离德黑兰》片中，导演把始终镜头聚焦在事件的本身，没有任何放大解读，不带任何多余的评价，甚至是与事件有关的暴力和流血，也只是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匆匆带过。初看之下这样的处理似乎太随意太肤浅了，但我觉得导演正是刻意用这种尽可能客观的表述方式留给观众自己思考的空间。至于个人英雄主义，笔触也是尽可能的淡。没有惊心动魄的枪战或豪气干云的怒吼，有的只是寥寥数语后的沉默和思考，和隐藏其后的信念与智慧。片中对海湾国家壮美景色的展现毫不吝啬，而美国民众对此事件的愚蠢言论、政府机构的呆板低效、甚至是政治人物的虚伪做作，也得以一一展现，这些客观真实的描述在我看来也是很妙的。片中多数重要角色都追求与原型尽可能接近的情况下，男主角的挑选一开始让我觉得是个遗憾。然而谁愿意去影院看一个拉丁裔的美国英雄呢——阿弗雷克是个聪明的导演，他处理这个角色的方法和他对整部电影的制作是一致的——用一种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接受的方法唤起警醒和思考。阿弗雷克是一个关注人性的导演，从《失踪宝贝》到《城中大盗》，他一直都在灰暗晦涩的社会现实中探求人性的闪光点。这次在《逃离德黑兰》中他的自我审视得到的更充分的展现——在他的眼里任何政治事件也许归根结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