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在这里，你留下的每个脚印都有可能是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题记 镜头一：一只老鹰飞临，紧接着一群老鹰，然后是强巴干净赤裸的背，天葬师挥刀…… 镜头二：马占林久久地站在日泰静默的尸体旁边，不远处是正在离开的他的同伴，在远处是静默的山峦…… 镜头三：天，静静无边，刘栋缓慢陷入流沙，恐慌抑或镇定，一切都无法阻止生命无情的下陷，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睁看着流沙一点一点把自己吞嗜。一个人以及他的七情六欲他的善善恶恶就这样消失于荒漠，没有求救，没有哀号。 以天葬的仪式开场，以天葬的仪式结束，无可辩驳的表明，这是一部关注死亡的作品，也是一部见证死亡的作品。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它已然将焦点锁定在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这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史诗，一个戈壁滩上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的绝唱。 没有歌颂，没有讽刺，没有批判，没有鞭笞，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李敬泽说陆川的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次革命----审慎的支持，感觉影片最主要的倒不一定是美学意义上的革命，重要的是让人感觉到了生命和存在的巨大张力。 “砰”，一个生命结束了，死前的最后一个要求：“放下枪，跟我走。”生命的结束可以如此的简单。 白衣的少女，天葬师的刀，盘旋的神鹰，颂经的喇嘛。一切纪念只是对生命存在的提示，纪念是虚无的，而存在本身偏偏又要籍虚无证明，因为存在总是那么容易被忽略。 当那些藏羚羊挣扎的身躯、抽搐的四肢残酷而真实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的心是痛的，而当那些血红的骨架、遍野的羊皮以及为了5元钱而剥羊皮的麻木牧民的镜头出现时我已经出离愤怒了！然而只是愤怒而已，现实不因为一个旁观者的愤怒而改变！ 悖论？ 荒诞？ 通过影片我们看到一群悲壮的英雄和他们荒谬的生活现状；我们看到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弱小和悲哀，我们欲哭无泪！一群连几百元工资都不能按拿到的英雄在为了保护藏羚羊而奔波卖命，可他们自身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他们或饿死，或被盗猎者打死，或被流沙淹没，他们并不如一只藏羚羊活的轻松，可是他们却背负者崇高的理想沉重的责任艰难的生活！后来他们幸存下来的竟然有8人被政府起诉，判刑，理由是他们私自卖了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 《可可西里》中的谁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日泰吗？他是领袖，是父亲，是雷厉风行的行动者，他的行为清晰，但给我们带来的身份认同感却是--模糊，他的身上混杂了英雄和现实，事实上整个电影都混杂了复杂矛盾的心态。它是一个在荒诞境遇中已经放逐了自我，已经把自我的位置和意义完全抵消、异化掉的人物。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义行动的自愿巡山队成员，他对在冰上抓住的捕鱼的人罚款，现场开条子并从口袋里把公章拿出来盖章；他指示队员卖皮子；他不顾队员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个老板；似乎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人物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而后，日泰单身遭遇老板被打死。似乎日泰的牺牲时对他银幕形象的升华，或者说是一种保全。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典型化的英雄，甚至非英雄。他是一个在沙漠花自然环境和在艰难、充满无力感、荒诞感的社会环境中枯萎、坍塌的人物。 片中最浑厚也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叫刘栋，他作为巡山队员被队长日泰呼来唤去左右驱使不但毫无怨言，同时他也有自我猛烈的生命本能情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三陪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用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也就是这寥寥几个镜头的事先铺垫，所以当刘栋转身疯狂返回荒漠腹地抢救战友，而被流沙一寸一寸埋没于灭顶之灾时，我们才会在可怕的静默中被人文温度深深震撼！ 可可西里，我们沿用多年简单明了的好坏评判标准彻底失效。好与坏可以在瞬间转换，一如生死。 一个队员在风雪绝境中扎寨三年则象征了一份坚守：为了我们自己的羊子！而藏羚羊猎杀者的同谋马占林的叹息却也不自觉地击中了我们的自然生态也包括整个人文处境：“草地变成了沙漠，牛羊都死光了！”因此面对生存无奈却也觉生命无辜的马占林一家数口，就只得为国际时尚去层层残忍刀剥藏羚羊的血肉与毛皮。 追马占林与他儿子的巡山队员因肺水肿倒地，救他的却偏偏是马占林的儿子。最后，救下尕玉也是那个盗猎者的帮凶。 盗猎者为了生存而盗猎藏羚羊，而巡山队员为了给队友治病也卖羚羊皮。 ……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恶人会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善，马占林也会在最后告诉幸存的记者沿着抢手们的脚印走就可以走到公路。 随着物质一天天的丰沛，满世界充斥着华车鲜服和莺歌燕语。“转山的人的手和脸很脏，但他们的心是很干净的”。人们习惯用灵魂的高贵来衡量人，然后习惯于笑之骂之。在座的还有几人能拍着胸脯说自己的心比那个马占林干净呢？----“扒一张皮子5元钱！”也许区分真的就在有无“衣冠”这两个字上。 现实中，“好”与“坏”无法泾渭分明，更多的时候是道德屈从于生存。 导演陆川说：“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这大抵又是一个意淫者起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不详的名字。 美丽少女是悲哀的，从古自今多是被财富和权势占有，沦为玩物或者花瓶，而财富和权势的背后又有太多的罪恶，所以美丽的少女从古自今多是和罪恶共存；在道德和法律失去约束力的时候，美丽少女又会被普通如你我的男人凌辱，被老女人丑女人的嫉妒眼神杀死唾沫淹死，这样的故事在《狗镇》里被拉斯。冯提尔用放大镜赤裸裸的展示出来；即便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丽少妇也一样难逃厄运。总之美丽的少女的命运多是凄惨的，这也印证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这句古语。 所以，当一个地域被人用“美丽的少女”命名的时候，这里一定是危险的，是注定要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对于可可西里，我宁愿把他翻译成“美丽的藏羚羊”，因为哪里几万年来一直是藏羚羊的天堂乐土；而如今这美丽的藏羚羊的家园被人类肆意践踏，她们也被人类残酷蹂躏。 那么人类为什要蹂躏这篇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要残害这些藏羚羊呢？因为有些人要用羊毛装扮的更温暖、更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可可西里，生死，善恶，暴力，血腥。那里不属于人类，更不属于女性。一句“好姑娘多的很”，说得多么可笑，却让我笑不出来。可可西里，他们用最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唯信仰作伴，用我们无法想像的意志生存。面对着枪口，日泰还可以挥出他最后那一拳，然后，随着“砰”一声枪响，倒地，抽搐，再一颗子弹，不再抽搐。强巴走了；刘栋走了；连坚强的洛桑也会在雪地里挣扎的哭着说：“我们走不出去了”，队员一个一个的消失，最后是日泰队长也躺在那片土地上。 我们思考，然后我们理解，然后我们恍然：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车水马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安逸的品着咖啡。精神一天天委顿，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一个四处唯利的世俗社会，我们去何处寻找精神的丰满。 关于生命，关于信仰，我们知之甚少，而且向来如此。 但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一句了：“印在衬衫上格瓦拉头像过时了！” 一个非洲小难民濒死前嗫嚅着“面包会有的”，作为听众的我们是该唱挽歌，还是祈祷——就现在，你说！

    刚看完《可可西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用真实的镜头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故事。    日泰队长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也卖藏羚羊皮，但那只是一种使巡山队生存下去的方法——“用死去的羊保护活着的羊”。    电影中的三个人物是我感触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日泰。他那忧郁的眉头似乎到牺牲都一直没有解开过。他是个英雄么？他带领队伍在无人区艰苦的巡山，他抓获盗猎分子，他缴获羊皮，他卖羊皮……对于这个人物我有太多的疑问，人物的原型又是怎样的呢？“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后，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被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已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一时间，索南达杰的名字写满了各大报纸，人们开始注意这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可可西里巡山队。然而“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猎团伙。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对此，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传奇队长说出了如此“豪言壮语”。    通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巡山队员的生活状况：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凑来的，他们凭微薄的工资进行着自认为是养家糊口而非英雄的工作。队员刘栋甚至要向妓女借钱来救自己的队友……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这就是他们卖羊皮的原因。    回到电影中来，我想，日泰应该算个英雄，他善良，勇敢，执着。他的死像一把刀子，深深刺入我的心，仅仅两声轻轻的枪响，一个生命就瞬间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一个名字被永远地埋葬。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队员刘栋,这个退伍军人流露出了最自然的感情,他不像日泰那样伟大和严肃,他有一种平凡的美,他对妓女有感情,对藏羚羊有感情,对队友有感情。然而他最后依然消失在无人的荒漠中，流沙像一个魔鬼，平静地吞掉了他。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此时主人公都会大喊救命，然而，刘冻没有喊，他们又发出任何声音，很简单，因为不会有人听见的，他深知这一点。随着镜头一点点地拉远，我感到了整个画面安静地令人窒息，无人区的孤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马占林，一个狡猾但很善良的放牧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为犯罪分子卖力。然而，他没有文化，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争一口饭钱。他很狡猾，他多次触及“犯罪”，但每次有仅仅是罚款。他很善良，他让自己的儿子就了巡山队员，他为日泰的死而流泪……    事实上，就连“十恶不赦”的枪手也不是随便杀人的。根据事实报道，这些所谓的枪手，只是用低廉的价格买吉普车和冲锋枪，猎杀藏羚羊。他们对“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恨之入骨，但是跟普通百姓却没有纠葛。这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他们放走了记者尕玉。    事实上，《可可西里》并不是反映了环保的主题，而是突出了一个人性的重点。在地球上的无人区，面临着死神的来临，好人们在奋力追缉，甚至不惜用卖皮子的钱来对付坏人；而坏人们在无情地射杀和逃避，甚至在用金钱收买穷困的队员。到底好人和坏人应如何划分界限？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又应怎么比较？    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悲剧，有枪声，有哭声，还有荒漠上无情的风声……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扎多说。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