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好的编导，就是这样和自己所拍的电影，在灵魂上合二为一。上海首映式在衡山电影院，影片结束，低调的魏和两名主要演员和观众现场交流，一个光头愤青大喊这电影好，要有这样精神，不愁黄岩岛收不回来，台下也一片叫好，台上主持更是不断显摆民族主义优越感，什么这电影是拍给中国人看的，也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显然，魏所有在电影里面的努力在他们面前基本是属于白费。他不得不耐心解释他拍这电影的内心冲动，是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好，虽然悲壮去死也很感动。相比《赛德克巴莱》，我认为《与狼共舞》、《勇敢的心》更接近于伪史诗，因为它们给你一面倒的崇高感，让你在电影院里为了那一声freedom绷紧浑身唯一一个膀胱而不愿动弹，其叙事策略非常明确，就是直捣你最愿意看到听到的地方，所有勾勒主人公缺陷的地方，都属于调味的罗勒草，有点清新有点涩，但绝不敢败你的胃口，至于《阿凡达》，更是这方面做到了登峰造极，为了票房，好莱坞的剧本永远牵着观众的鼻子走，他们说，这个叫专业，是很专业，在电影院里大家意淫到高潮，花了钱买快乐，天经又地义。《赛德克巴莱》一方面以磅礴气势主推抗日主线，但却不断以各种浓重笔墨在消解这个行动的正义性，后者绝对是影响票房的，因为善良的观众不愿意看到英雄有凶残杀戮未成年人的动机，也不愿看到太太们为了男人的尊严不得不选择自尽，更不愿意看到还在啼哭的孩子被扔进山崖，魏已经收敛了，在国际版里我没看到赛德克们如何砍下日本儿童和妇女的头颅，但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还是暗示了这一点。只有真正的原始的史诗才敢这么写，写下英雄或神灵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残暴与邪恶，而现代人能接受的，却只能是被改装过的玩意儿，超人多好，善良成了他唯一的缺点。魏挑战公众神经，他不断在影片里抛出同样一个话题：为了祖灵崇拜心理格式，付出几乎灭族的代价是不是符合正义？这是对票房的一个冒险挑战，没有什么观众喜欢这来自政治伦理学的挑战，因为这挑战让人不舒服，它没有固定答案，到处是伦理陷阱和计算困境，就算你和你的同伴争论到面红耳赤，仍旧找不到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那些看客立即将这个话题消解为单纯的抗日，似乎在赶走殖民者这样俗不可耐的革命口号下，一切反思就可以终结。我甚至怀疑，那些愚蠢的提问者，都是官方早就安排好的五毛，因为这样降低大陆观众智商的提问，也只有五毛们干得出。也是由于这对不断纠缠的主题和副主题，导致电影在节奏上无法做到和好莱坞史诗电影一样流畅，因为流畅的前提就是让观众不假思索觉得自己特别爽，但这是一部需要你不断停下来思考的电影，虽然魏头脑里商业的那部分不允许他这么做，但这12年，显然他在艺术上的个人意志战胜了票房上的商业逻辑。不过也许以上这些评论，对中国抗日题材来说实在有些高渺，荧屏上经年累月的那些混帐抗日影视，真不知是哪些龟孙子带领着哪些灰孙子来演的，还个个演得义愤填膺的，还个个演得智勇双全的，还个个演得胜利凯旋的，也不怕走路上被观众呸一口：贱。（任何人可以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注明出处即可。）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没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魏德圣太不简单了！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 《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 《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