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之光

即將於三月在台上映的《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 2006），是芬蘭大導演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繼《浮雲逝事》（Drifting Clouds, 1996）、《沒有過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 2002）之後，所完成的「芬蘭三部曲」最終章。簡言之，本片乃藉由描繪一位保全被設計栽贓、判刑入獄，乃至假釋出獄後仍遭陷害的歷程，一方面揭露後政治時代社會底層人民走投無路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放棄希望地暗喻出路之所在。 學歷只有商專，只好擔任保全的男主角寇斯特（Koistinen），是一位個性相當矛盾的人。他孤僻被動，卻又期待與人互動；他沒有自信，自尊心卻又很重。寇斯特這種被動、脆弱且十分好強的個性，不僅促使他被保全同事們排擠奚落，也讓他不善於與女性交際。 因為沒有學歷、工作低下、住所破敗、缺乏朋友與女友，寇斯特在社會生活中備嘗羞辱。望著上層社會人士西裝筆挺、出手闊綽，還有美女相隨，寇斯特不免也夢想要開公司、娶得美嬌娘，獲致成功富裕人生，以便擺脫目前低賤而寂寞的處境。然而不幸的是，寇斯特不僅被銀行貸款部嚴厲地打回票，還被珠寶竊盜集團盯上，被美女設計栽贓而自願入獄服刑。假釋後，寇斯特好不容易找到收容所與工作，卻又遭竊盜集團首腦爆料前科紀錄而失去工作。走投無路的他最後拿了一把水果刀要去刺殺首腦，卻反遭小嘍囉痛毆。人之走投無路，莫此為甚。 本片因而突顯出底層人民的困境在於：溫良恭儉讓、沒有法律知識、不為自己主張權利，不免蒙受黑道的陰暗淫穢暴力與國家法律的制度性暴力的雙重打擊。不過這還只是浮面的見解而已。更重要之處在於：能夠讓弱勢的工人不再宿命，而能團結起身要求普遍權利的階級意識與民主鬥爭，在今日似乎已是天方夜譚。 如Slavoj Žižek所云，在今日「一開始就排除」（foreclose）了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後政治（post-politics）社會裡，真正的政治介入已不再可能，而國家因而化約為一個治安維護者，服務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包容式人道主義。我們再也看不到作為政治主體而要求其普遍權利的「工人階級」；相對地，我們只能看到工人作為多元文化社會裡多樣特殊階層與群體之一，有其特殊的困難與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與關懷」、「值得政府解決問題」。 然而，如果對於工人的「關懷」與「問題解決」只得在現行社會政治關係的框架中思考，那麼那些使工人生活無從改善的根本原因就不可能消滅。其結果便是，工人──如本片的寇斯特──若非夢想「力爭上游」，按照現行社會邏輯當個資本家，就是「自甘墮落」，靠治安國家的社會救助政策（例如本片的夜間收容所）與補充前者的資本家大善人的救濟來過活。 而不論是「力爭上游」也好，「自甘墮落」也罷，工人始終深陷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邏輯裡，安於被剝削而後被救助的位置，而無能政治化他們被排斥在外所面臨的困境，無從自我主體化而發動民主鬥爭。 因為被既存框架既排擠又安置，吃不飽但也餓不死，卻始終難以自困境脫身的底層弱勢人民，該怎麼面對後政治境況呢？就《薄暮之光》看來，雖然寇斯特的遭遇如此每下愈況，在片尾甚至來到看似走投無路的地步，但導演郭利斯馬基並不主張底層人民的宿命論、末日論與在劫難逃說。 相對地，透過結局黑人流浪小孩的通報、被棄流浪狗的守護，以及攤販女老闆的前來照顧，郭利斯馬基暗示了底層人民∕動物要在國家、資本以及黑道的三重打壓下生存，就必須聯合其他弱勢人民∕動物，普遍化自身，以動搖既存多元文化社會宣稱「尊重差異」實際上卻犧牲了少數他∕她∕牠∕ㄊㄚ者的「自然」「中性」秩序。 最後一幕，寇斯特握起攤販女老闆的手，這不只意味著他終於接受她的愛，也象徵著他終於不再羨慕上層社會而排斥厭惡自我社會地位，並願意與弱勢者聯盟。而弱勢者之間相互聯盟而實踐行動，不就是走投無路之際突現的出路，不就是薄暮中浮現之光嗎？正是在片尾，片名「薄暮之光」以寇斯特與女老闆的握手影像具體化了起來。

芬兰第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还是在1939年被称为大象和蚂蚁之战的苏芬战争，打得刚经历了大清洗、自毁长城的苏军狼狈不堪，纳粹德国因此觉得苏联好欺负。时至今日，芬兰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保障，教育不仅全部免费，大学生每个月还可领取至少680欧元的津贴、补贴和低息贷款。与人们“高福利养懒汉”的设想相反，毫无后顾之忧的芬兰人勇于冒险和创新，“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国家竞争力最强大的引擎，科技创新能力和国民幸福指数在全球首屈一指。有人戏言，生在福利优越、风景如画、政府廉洁的芬兰，等于是中了彩票大奖。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福利制度能让你不至于被饿死，却无法保证你获得尊严和幸福。考里斯马基将镜头对准人间天堂的阴影部分，关注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孤独、自闭的人，那些在屠宰场、垃圾桶、火柴厂、贫民窟挣扎求生的失败者。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芬兰也存在歧视、犯罪、人情冷漠和官僚作风。从26岁开始拍电影，考里斯马基就确立了以干瘪的形式呈现丰富内容的风格，如同电影界的海明威和卡佛，让受够了凌厉的剪切、特效、复杂的情感纠葛等视听轰炸的观众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在骄阳如火的沙漠痛饮冰啤。这种有个摄象机就可以拍的片子，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荣登艺术殿堂，比拍一部《阿凡达》的难度还要大，因为投入少、门槛低，竞争尤为激烈。《卡秋莎》、《红莓花儿开》的歌词作者、俄罗斯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43年4月19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诗作《歌》，后来由佚名曲作者谱写成旋律优美、充满沧桑和浪漫气息的《灯光》。《天堂阴影》、《薄暮之光》均选用了质朴动人的《灯光》作插曲，与影片相得益彰。草根出身的考里斯马基，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1983年的处女作《罪与罚》即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尊重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每一个克制、简洁的镜头都散发着人道主义的高贵气质，此起彼伏的冷幽默更是令人回味无穷。作为无产阶级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堂阴影》（1986）的情节发展、人物表演和场景简单到了极致，绝无半句废话，也没有任何电影技巧的卖弄，普通芬兰人的友谊和爱情，与北欧坚硬、干冷的雪原一起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给领导子女腾出位置，超市收银员遭无理开除（一年内3次因别人的原因下岗）；男女主角因穿着寒酸，被高档餐厅拒之门外，只能在路边吃快餐；收垃圾的工友上门借钱，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打起了儿子存钱罐的主意。《火柴厂女工》（1990）可能是考里斯马基作品中最冷酷的一部，在舞会上坐冷板凳的女工，用薪水买了条裙子，父亲一个耳光就扇了过来：“婊子！”在1989年中国和伊拉克的新闻的衬映下，先被男人玩弄、遗弃，再被家庭抛弃的女工，索性买了包耗子药回报这个比北欧冬天还冷的社会。考里斯马基镜头里的人物大多性格内向、表情呆板，让一些惯于欣赏大喜大悲的观众很不适应，闷得慌。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考里斯马基的冰山艺术，就是通过冷幽默和人物细微的肢体语言，让你感受海水下面的冰山：奇崛、壮丽，美不胜收。《波西米亚生活》（1992）与狗抢食的艺术家，《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1994）被冻死的乐手，《浮云》（1996）的女主角下岗后，受身份、年龄歧视，贷款、就业无着，几乎山穷水尽，《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更狠，焊工一下火车就被劫匪打得失去了记忆，伤还没好又被治安员敲竹杠。赫尔辛基最坏和最好的人似乎都聚集在贫民窟，善良的邻居和慈善机构帮助焊工开始了新的生活。福利制度在影片里得到了体现，但导演要强调的是：自助者，天助之。不动声色的讽刺更有力量：《罪与罚》里的警察，蠢得连屁股下面的凶器也发现不了，凶手投案自首，马上扑过去把人家打倒在地，动物果然凶猛；《薄暮之光》（2006）里性格孤僻的保安詹，不幸中了黑社会的美人计。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意味深长：高傲、冷淡，被詹视若珍宝、甘愿相守一生的美人，在黑老大与弟兄们赌牌时，只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奴仆。给傻逼织毛衣没问题，织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情何以堪？带有感伤味道的《灯光》，越发衬托出詹内心深处的火热情感，在芬兰的这片天空下，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抱怨。放眼世界影坛，惟独考里斯马基能获得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的赞美：“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与这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完全不同。他的人道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在技术、数字堆砌的电影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位置，给那些相信生命是个奇迹的人。”几乎每部电影都捧得国际大奖的考里斯马基，2006年宣布退隐江湖，此后只拍过一个短片。相信他没看过沈从文的小说，但他含糊其词的告别却和《边城》的结尾一样引人遐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看电影》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