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1、演员方面：刘晓庆和姜文经过1986年《芙蓉镇》的亲密合作，再次饰演夫妻档，可见导演凌子风对二人的青睐。不过，这对“夫妻”经过上次的磨合，明显自然多了，放得也更开了，这从影片开场不久刘晓庆的一场几乎全裸的洗澡戏中可见一斑。    对于角色的把握，二人也表演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刘晓庆把春桃的那种善良而又倔强、重情重义的性格近乎完美地表现了出来。而且作为大牌明星，刘晓庆在影片中饰演一个捡破烂的，整天穿着破破烂烂，还得背着个大篓子走街过巷地收破烂，挻不容易的。不过，值得赞赏的是，影片中春桃这一角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凡事都得靠着男人的那种妇女形象，而是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从影片中，她的那句话：“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个儿的”可以明显看出来。    姜文在影片中的角色有点模糊，不知道搞什么行当，不过从影片中的蛛丝马迹中，大约能猜出好像是掏古懂，在垃圾中“掏”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倒卖给古懂商。不过这并不影响对剧情的理解。当他穿上袍子，戴着帽子走在街上时，我似乎看到了年轻的“李莲英”，就差那条辫子了，哈哈。    2、情节方面：影片情节非常简单，导演也基本上把一些枝枝桠桠全给简化了，集中于故事主线：春桃本来与向高过得好好的，突然断了双腿的前夫回来，面对两个男人，春桃到底该如何抉择？这也成为故事的主要冲突。不过这种冲突，不在于动作，而在于情感。当看到春桃提出三人一起过时，我突然联想起了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二者在某些方面的确有雷同之处。    3、主题方面：对于导演凌子风来说，其意图似乎并不仅仅在于讲述这样一个不合理俗的畸形家庭的故事以娱乐大众。而要想探讨影片的内在文化命题，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影片的拍摄时间，也就是讲述故事的时间——1988年。正所谓：“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当我们将这个时间与影片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其实影片包含着一种丰富而有富有强烈社会现实感的文化命题——传统与现代，理智与情，何去何从？    在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正一浪接一浪地刺激着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市场经济的锣鼓已经在祖国各地震天价地敲响起来，人们在面对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传统的价值观却如大厦将倾，“礼崩乐坏”。正如影片中的春桃一样，人们面临着艰难而又痛苦的价值抉择。   一面是，拜过天地、拿过龙凤帖的前夫——代表着理俗/传统；而另一面是共同生活三年同时也相亲相爱的相好——代表着爱情/现代。春桃的选择，已超越了简单的对两个男人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一种理俗与爱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抉择。这种抉择无疑是痛苦的，而对主人公来说却又是无法逃避的，因为二者不可能兼得，正如同不可能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一样，那是畸形的、不正常的，同时也不为社会所许可的。    春桃的这种痛苦抉择，与1980年代中国人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时的痛苦是一样的，人们一方面希望享受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喜悦与刺激，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挽回渐渐崩溃的传统价值观，。这正如影片中春桃所说：“我不能因为你残废就不要你，但我又舍不得丢下他”。正是这种矛盾与纠结中，人们的思想自然产生了波动与挣扎。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前夫在影片中被设置成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残疾，而作为现代文化代表的姜文，不但身强体壮，而且还是一美男子，这无疑隐含着导演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某种倾向性认识。    尤其是影片最后，当春桃走出门口时，胡同的两端，一头是前夫，一头是姜文。（当然，这个场景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还值得商榷）这种对立也正好印证了上文所说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对立。然而，有意味的是，春桃面对二者的表情却是极其微妙而又富含深意的。我们注意到，在面对前夫，春桃表露的是一种自然而宽松的心情，而面对姜文却是喜极而泣，同时响起激昂的音乐，这无疑也暗含着导演的倾向。虽然，导演最后留给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并没有明确给出春桃的选择，但从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导演的暗示与其倾向。    所以，从这部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导演凌子风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抉择的思考，以及他在影片所表达的某种认识与倾向。

        “换取灯儿——”悠扬的声音响在老北京的狭长的小巷子里，她穿一身旧衣裳，戴一顶破草帽，背着大大的筐子，把穷人家的破纸收来，换给他们“取灯儿”，也就是点火用的火柴。    她叫春桃。当她回到家中，换下破旧衣裳，洗净汗水和尘土，对着自己的男人绽开明朗的笑容——仿佛春天的桃花一样美丽。她的美不是外在的，而是源于内在的善良、勤劳、倔强、泼辣。她敢作、敢为、敢言、敢爱、敢恨。即便今天的我们看来，她的一切仍被视为惊世骇俗。    三十年代的老北京，穷人们不大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可姘居到底不是体面的事——“俩口儿不俩口儿，姘头不姘头的！”好心人见这一男一女为人不错，都三年了，两人恩恩爱爱过得挺不错，就劝他们报个正式夫妻的户口算了。可是春桃不情愿，甚至当那个名叫刘向高的男人叫她“媳妇儿”时，她会恼怒。    是因为她还在惦记那个和她拜过天地的男人吗？也许。但她不会自寻烦恼，她对眼前温饱已足的日子满足，对眼前这个叫刘向高的男人满足。她是民间的小草，在战争的空隙，在城市的边缘，倔强地生长着。    他们是幸福的，连邻居都会羡慕。可是，有一天她遇见了拜过天地喝过交杯酒的男人李茂。他在战争中被打掉双腿，沿街乞讨，她和他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抱头而泣。她二话不说，雇了辆人力车把他拉回了家。    就这样，春桃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    刘向高回家了，他这一天的两桩小生意颇赚了点钱，他欢天喜地地说咱们去什刹海吧，春桃阻住了他的兴致，她径直把他引到屋里，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做着介绍：“这是我原来的男人。”“这是我现在的伙计。”    春桃把一切处理得很好，两个男人都心甘情愿地置身于这样的尴尬局面。渐渐的，他们形成了新的生活秩序，每个人都在这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生活这么艰难，三个人相互照应着，一切都很好，除了晚上睡觉时在炕上的那几分尴尬。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半间破屋，一铺土炕——多么引人猜想的画面！    春桃是磊落的，当李茂拿出当年拜天地的帖子时，她说：“谁的媳妇儿我都不是，这会儿我是我自个儿。”面对着两个男人，这边是当年的结发夫妻，那边是几年的露水夫妻，她坦言：“我不能因为你是残废就不要你，可我也舍不得丢下他。”即便今日，哪个女子不是举棋不定摇摆不前，谁敢这样坦率讲出自己的心意？    春桃是无所顾忌的，邻居们的闲话她不是不知道，可是——“有头有脸的人才怕当王八，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管别人说什么！”    可是她还是气馁了，她放下全部的倔强，盘腿坐在土炕上伤心哭泣，她为生活的艰辛和三个人的难处而放声大哭。当她擦干眼泪，刘向高已经走了，院子里只有无边的夜幕。她心急如焚地搜索每一个街区，每一个饭店，甚至每一个赌场，她向认识的人打听，也向不认识的人探询，可是北京太大了，她疯狂地找遍大街小巷，却依然没有他的消息。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离不开这个男人。    刘向高是真的喜欢春桃，他不想让她这么为难，所以他做出他认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为他是在帮她做选择。可是，当他在街边的长椅上醒来，当他的胡茬长出来，当他霍然听到春桃悠长的声音“换取灯儿——”，他还是忍不住尾随，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无尽的长巷。    而另一个男人李茂，他自杀了又被救过来，他开始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事情，他也在帮春桃，默默的，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当巡警要改换户主挂上新的门牌时，他平静的说，户主还姓刘，出远门去了，过一阵子就回来。    两个真正的男人。    两个男人都走了。春桃一个人在暗夜中发呆，那张炕，曾经两个人缠绵过，也曾经三个人尴尬过的土炕，空荡荡的。那最珍贵的东西，她得到了，又失去了。这一次，春桃没有哭。    日子还要照样过下去。天亮了，春桃戴上草帽，拿上钩子，背上筐子，又出发了。出门的那一刻她怔住了——两个男人正从巷子的两端走回来，是李茂把刘向高找回来的吗？    她望着李茂，目光是放心和感激；然后，她望着刘向高——经过这一次，她十分明了自己的心意，她再也不会让他走掉了。她痴痴的目光望着刘向高，百感交集，喜极而泣。    这样的早晨，她在清冷的小巷哭着，犹如桃花在枝头摇曳。

电影，是镜头语言的艺术。一部优秀的电影，总会给观者留下一个或几个震撼人心的镜头。比如，凡是看过电影《春桃》的观众，都会对二男一女躺在同一张炕上，那个充满寓意和矛盾冲突的镜头过目难忘。 电影《春桃》改编自许地山的同名小说，1988年上映。由著名导演凌子风执导，刘晓庆和姜文主演。影片获得了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两位主演也分别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

许地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约是那篇编入中学课本的《落花生》，但事实上，他短暂的一生著作颇丰，且深具现实主义色彩，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春桃》，更是在现实之上，对女性的觉醒和传统的道德伦理，做了大胆的叩问和先锋的探索。 电影对小说进行了高度的还原，也加入了导演的个人意志，在结尾处做了一个不甚明晰的开放式结局，更多了一些迷茫混沌中求索出路的意味。 《春桃》是刘晓庆和姜文继《芙蓉镇》后的再度携手，两人在影片中贡献了精湛的演技。姜文眼角眉梢都是戏，刘晓庆素颜出镜，依然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睛，那份蓬勃鲜活和天然的妩媚，令春桃这个拾荒女，散发着仲夏夜晚香玉一般皎洁馥郁的芳香。

一男一女，春桃不让刘向高叫她“媳妇”，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 故事发生在兵荒马乱的30年代，春桃原本是乡下财主家的女儿，新婚当天被土匪冲散，从此开始四处逃亡。姜文饰演的刘向高，是个读过几年书的乡下小伙，在逃难的路上跟春桃意外相识，一起走了一段后又各奔前程。 可缘分兜兜转转，这俩人又在北京遇上了。于是，有夫之妇的春桃就跟向高同居了，她让向高做她的伙计，两人一块儿做着捡破烂的买卖。 小说中，有对春桃“职业经历”的描述。她先是被洋人雇去做女佣，可她受不了洋人身上“去来鼓着一阵骚味”，就辞职不干了。后来又去一户人家当差，可天生有傲骨的她，挨不了骂，不多时又不干了。

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城，她总要设法儿活下去，于是“自己选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生活才勉强可以维持下去。 春桃有口洁白的牙，样貌也呈露着天然的秀丽，若她肯嫁，按照行情，最少能值个一百八十的。可见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下，春桃也并非别无选择，无论是在洋人家里做帮佣，还是选择当时大多数女人的出路，用婚姻维持生计。 这些更容易的活路，春桃都没有选，她选了一个看起来低贱肮脏的生计，但她心里很明白，这份捡破烂的职业，能带给她的是自主，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后来春桃才会对丈夫说：“这几年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 在春桃的心里，每天带着破草帽、背着沉重背篓捡烂纸的生活，实际上可以称得上在不得已的时局下，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电影中春桃和向高租住的小院，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

这个小院的设置，其实正暗合着春桃的人生态度。院子里的房子大多都坍塌了，一大半的断壁残垣，寓意着动荡的时机和底层百姓们不得不承受的命运。可剩下的逼仄空间里，春桃可要自己做主。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种上香得无拘无束的晚香玉，压住院子里的臭气。 春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上下都洗干净，再换上素白的衣衫，和向高烙几张葱花饼，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辰纳凉聊天，困了一起入睡，向高照例给她捶捶背捏捏腿。

“她每天的疲劳就是这样含着一点微笑，在小油灯的闪烁中，渐次得着苏息。”

她在逼仄的环境里，尽力做着自己的主人。她不准向高叫她“媳妇”，并非如向高以为的，还惦记着丈夫李茂，她说：“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没信，可不是白想？得啦，别提他啦。” 此时的春桃，在无依无靠颠沛流离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活下去得靠自己。当初父亲要她嫁给李茂，理由只有一个：李茂会打枪，兵荒马乱的时候能保护家里人。然而，新婚当天李茂就跑丢了，好几年生死不知。她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有多种路径，比如受教育，比如新思想的冲击，但是女性从根本上的意识觉醒，必然是来源于自己能养活自己，唯此，这份觉醒才有机会真正的走下去。 春桃跟向高同居三年，却不愿意向高叫自己“媳妇”，尽管他们情投意合。春桃的这份执拗，其实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虽然她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已经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她逐渐醒来的意识，还在寻找新的归处。

一女二男，一张大炕上的伦理冲撞，父权夫权为难的何止女人 春桃赶早市时，意外遇见了失去双腿的丈夫李茂。她毫不迟疑，把李茂接到了家中。李茂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她说还有个伙计，李茂又问“你和那姓刘的同住在这屋里？”春桃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 接下来，两人有段很精彩的问答。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了？” “不，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至此，春桃觉醒的女性意识，开始变得十分明晰，“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此时的春桃，不但是个经济独立的女人，而且已经是个思想独立的女人了。她坦然大方地介绍他们认识，她说：“这是我原先的男人，这是我现在的伙计。”她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去安排这两个跟她有亲密链接的男人。 首先，她拆解着李茂的顾虑“人家会笑话我是个活王八”。春桃说：“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我们，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 对于二人的夫妻关系，她说：“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然后她直白地告诉丈夫：“我不能因为你残疾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是谁养活着谁，好不好？”

再者，她又替向高拿着主意。向高害怕同行们笑话，春桃说：“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事罢，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 她还颇有头脑地筹划着未来的生计，跟两个男人商量着，“咱们三人开公司。” 从春桃身上可以看到，女性觉醒的力量是汹涌的，她们常年被父权和夫权压抑着的心智一旦苏醒，就像大河融冰一样，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而父权夫权下的牺牲品，又何止是女人呢？

电影用三人同炕的镜头语言，强烈而微妙地表达了权利压制下的个体困境。 李茂和向高都是内心良善之人，小说中有个假设，如果李茂想除掉向高，并非难事，“若是他有枪，更省事，一动指头，向高就得过奈何桥。”电影中，添加了一个片段，向高给李茂剃头，他拿着锋利的剃刀站在李茂身后，如果他心中恶念突起，后果也不堪设想。 但这两个男人，都很君子的纷纷退让着。晚上就寝时，一张大炕上，李茂和向高背着身子，紧紧贴着炕沿儿，把中间一大块空间留给春桃。 黑漆漆的夜幕下，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两个男人分明都没有睡着，却贴在炕沿儿上一动不动，二人中间的春桃辗转反侧，一边是没有爱却有义的丈夫，一边是没名分却有情的伙计，两个男人她都不忍丢下。可两个男人，因为伦理舆论，偏偏要违背内心，谁也不肯靠近她。 这经典而大胆的一幕，丝毫没有猥琐之感，它呈现的是三个善良的普通男女，在本性和伦理之间的巨大挣扎。 春桃设想的抛开所谓礼教名誉的活法，像一个梦中的乌托邦，她没想到这在两个男人那里，压根行不通。就像那位老片警儿说的一样，男人娶五房姨太太也正常，可要是一个女人俩丈夫…… 春桃特立独行的做法，并没有在李茂和向高的心里落地。两个男人私下商量着做了一个决定，李茂把春桃卖给向高，这样在名分上就成全了他俩。 春桃回来后，看到契约，撕了个粉碎，她说“我不能由着你们派”。觉醒女性的第一自觉，就是不再物化自己，她不再是可以转让买卖被处置的商品，而是有了自主意识的人，为自己做主，成为了她的人生信条。

春桃不嫁给向高，并非是顾忌有夫之妇的身份。跟李茂重逢后，她先是说着“谁的媳妇我都不是”，后来却又把李茂主动给她的龙凤贴还给了他。 她是要保留这个名分吗？不，春桃说：

“茂哥，我不能要这个，你收回去吧。我还是你的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

春桃此时自认了是李茂的媳妇，并不是对礼教低头，而是她要给摆脱不了夫权压迫的丈夫一个“名分”。因为她看明白了，没有这个名分在，李茂就无法安心接受她的照顾，尽管她的恩惠是来源于侠义和恻隐之心，而不是夫妻情分。 那座无形的大山，让这两男一女都深感压抑。而春桃率先寻找着出路，生活的现实和天性的温良，使春桃选择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生存方式。

《春桃》难能可贵的，既展示了女性觉醒，还探索了觉醒后的出路 春桃梦想着不负情也不负义，但是深入骨髓的夫权意识和舆论压力，还是让两个男人都选择了出逃。向高在夜里不辞而别，李茂在屋里悬梁自尽，好在被春桃救下。 之后的日子，春桃遍寻向高不着，失魂落魄。这个从没受过爱情教育，一向“只理会生活，不理会爱情”的女人，心里盲闷着沸腾。她看着满街的烟草广告，上面那句“还是她好”，是向高说给她的情话儿。三年的相依为命，春桃只觉得事事顺心，却没意识到，向高已经润物细无声一般，占据了她的心。 两个有情人，就这么在诺大个北京城，擦肩而过，从此渺渺茫茫再无寻觅处。

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向高又回来了，而且两个男人再次达成了新的协议。在城里，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回到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向高还明言道：“你是咱们的媳妇。” 春桃和向高商量着，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李茂睡着后，向高拿出了给春桃买的八成新的草帽。院子里的晚香玉，在空气里袅袅的游荡。故事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了。 但电影《春桃》，安排了不一样的结局。 向高没有回来，李茂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了春桃一个人。第二天，她神情茫然地出门，在狭窄的胡同尽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李茂回来了；她转头望向胡同的另一头，向高正站在一片影影绰绰之中。

春桃望着向高，眼泪滚滚而下。然后镜头切换，春桃独自一人，捡着烂纸，喊着“换取灯儿”，行走在围成一个框的浓重的故宫红墙之下。 这个不甚分明的开放式结尾，给观众留下两种猜测，一种是李茂和向高真的回来了，另一种，那其实是春桃的幻觉。 但无论哪一种，在放大特写的春桃脸上，渐渐出现了春日桃花般明媚的微笑，让人觉得他们应该是真的回来了，或者就如沈从文《边城》里那样，他们可能永远不再回来了，也可能明天就回来。 沉重的宫墙意境，在电影中首尾呼应，象征着的伦理重压不言而喻，但行走在墙根的春桃，依然是鲜活的生命，她的脸上洋溢着的，依然是未曾泯灭的希望。

许地山小说里给出的“一妻二夫”结局，有些像是对“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矫枉过正，这在3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极其大胆和足够震撼的。 凌子风导演给出的结尾，少了几分原著的笃定，多了一些选择的迷茫。这样的处理方式，必然带着时代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传统价值观和经济浪潮频频对撞的时刻，这种时代改变带来的短期阵痛和迷茫，也必然出现在同期的文艺作品上。 《春桃》这部取材于30年代中国的故事，到了80年代，依然可以被寄托当下的精神困扰，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人性和情感，总是亘古不变的。

电影《春桃》中有一个画面，背着废纸背篓破帽遮颜的春桃，在一条长长的巷子里，跟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女子擦肩而过。这个意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出走的娜拉，和鲁迅先生《伤逝》里的子君。 受教育觉醒后的女子，以出走来反抗压迫和礼教，但同时留下一个沉重的思考：出走之后的娜拉，该怎么办？ 春桃没有受过教育，她跟时髦的女学生背道而驰，但若论女性的自主与独立，春桃未必会输给女学生，因为她不但醒过来了，还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内心，勇敢地走了下去。 小说中看似荒诞的“一妻二夫”的结局，从逻辑上推理，却并非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是李茂还是向高，他们都是需要依靠春桃生存下去的人，李茂因为残疾自不待言，身体健全的向高也一样。他说：“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

这一段设置，既表明了婚姻中合作的实质，也暗中指明了女性独立的道路，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部老电影《春桃》所要探讨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规则，它既是对人性的压制，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守卫，因为失去规则和管制的感情和欲望，很快就会变成洪水猛兽。 而这又是一个永恒的关于人性的命题，无论是早已逝去的30年代，已经逐渐遥远的80年代，还是当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将永远的追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