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

在欧洲讲学。继布鲁塞尔之后，3月12日又在维也纳一个老影院Bellaria放了《本命年》。 不同观众对电影有许多不同的感受。一些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呆过的外国外交及文化人，感叹片中的老北京气息；一位旅欧华裔作家热情地赞扬小说作者刘恒的新写实主义风格。这使我想到本片的原作小说《黑的雪》的许多好处。由于介质的不同，我删掉了其中好多内容，特别是作者文采迥然的心理、精神描写。所以希望喜欢电影的人再去读读原作，你会获益匪浅。 昨天放映后，还有一位外国中年先生的观感很新鲜。他对我说：他很被震撼，看到了一个到死都没有与女性有过性接触的男人！刘恒小说里对性压抑、性扭曲的描写很多，我在电影里只能极含蓄、简单地暗示。但这位观众还是看懂了。是啊，生活在西方环境里的人，确实难以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禁欲时代。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 挨了一刀的李慧全夸奖晚辈流氓：拳头挺硬。然后他捂着肚子，鲜血直流，在热闹的人群中逆行而上，他想着再当一次观众。然而，双簧表演已然结束，彩色灯管在遥远的招呼声中应声而灭。他倒下时，风中飞着废纸。 双簧：演的人不说，说的人不演。对于这种具有隐喻色彩的表演来讲，一种行为的人被遮蔽了另一种行为。又或者说：一个人被强行分裂成两个，他们两个总在不搭调的穿帮时刻博得笑料。 有着“李大棒子”称号的李慧全有着挺硬的拳头，却在需要的时候丧失了出拳的能力，他只能用语言，维护自己作为“前辈”的尊严。恰似，在他短暂一生中，他始终保有的含蓄和善良，却在一次偶然的错误中全盘皆输。 作为一个心地柔软，且太有尊严的“流氓”，李慧全的行为显得忧郁而懦弱。作为旁观者的李慧全，他的愿望只是在边儿上（“旁”）看（“观”），他太害羞，用语言和目光遮蔽了行为。他只是看，看女人屁股，看黄色小报，躲在角落里窥视喜欢的人。当裸体女人躺在他面前，他却仍然保持着克制，毫不迟疑第抽身而去。 高度的“克制”和反省能力，与他“逾矩之人”的身份形成可笑的反差。这种错位累积成可笑的困惑。他没能力成为一个“正常市民”，同时不可能沦为“正常的流氓”。 比如，在一个钞票发芽的时代，李慧全的烦恼并非“挣不到钱”或“没钱可花”，而是不能够“沉浸”在钱的逻辑之中，既无法享受赚钱之乐趣，亦无法享受花钱之乐趣。对于女人，亦如此。李慧全在黑暗中幻想着过去，头脑中回响着十二年前的纯净之声。 李慧全的错位如此意味深长，在一个轮回之后，那个逆人群而行的背影仍然动人而鲜明。恰似午夜尽头，飘来了若隐若现的失落之音。

一个导演问我有没有看过《本命年》，我说没有，他借我一本书，是个剧作集，作者记不清了，反正《秋菊打官司》和《本命年》都在其中。那个导演的意思是让我认真看看《本命年》的剧本，学学他的手法，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写不出来这种东西，因为《本命年》的叙事太没技巧了，太不前卫了，一点也不酷，但它为什么仍能吸引我呢？绝对不是因为姜文，虽然我喜欢姜文，但还没爱屋及乌到如此地步，我喜欢这个本子是因为它的情节。因为没看过电影，所以从剧本中获得的感受比较纯粹。抛去性格不说，李慧泉这个人物实在相当典型，90年代初，一批刑满释放人员走头无路之下被迫白手起家，他们人面广，有种，而且视违法犯罪为家常便饭，再加上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头脑灵活些的都发了财。但是背在身上的前科让他们永远无法融入社会——或者说为社会所拒绝，他们是边缘人。李慧泉的性格比较憨厚，讲义气重感情，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没有犯事，可能平平淡淡的过完这辈子，但事情已然至此，在作者平平淡淡的叙述中，李慧泉死去了。死的那样微不足道，不会为任何人所想起。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以这种方式死去，就是煽情的关键所在。剧本的叙事角度相当狭窄，读者似乎永远只能看到李慧泉眼前三米，这也是普通人视野的极限了。老百姓们埋头过日子，除了新闻里那些过分抽象的国家大事，就只有眼前三米的油盐酱醋了吧？单身汉的李慧泉，刑满释放的李慧泉，木讷的李慧泉，他的欲望、野心、抱负也止于眼前三米。偶尔有好心的街道大妈和片警走进这个范围，偶尔有青梅竹马的姑娘路过这个范围，偶尔有青春和活力的女歌手、奸诈的旧相识和一同入狱的生死弟兄闯进这个范围，他被挤得无处可去，更看不清道路，只得随波逐流，死在冷的雪地里。小人物的一生不都是这样度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