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

“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未来。”电影的开场引用了书中的一句“语录”。迈克尔•雷德福在1984年似乎很准时的把这部预言小说搬上大银幕。故事的主人公出场的时候伴着一阵阵让人难受的咳嗽，也许导演在纪念奥威尔这位死于肺结核天才的预言家。在奥威尔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无数与《1984》中的描述完全吻合的事件，如果他能活着看到这个愚蠢，荒谬又脆弱的世界是怎样被操纵和蹂躏，不知道他改为自己的预言感到高兴还是悲哀。在《1984》描述的国家中，所有人都归党管束，而最高领导人“老大哥”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老大哥的肖像遍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任何一个领域都在老大哥的关怀之中。看到这些，我觉得这个场面简直亲切的有些残忍。我们的老大哥也曾被印在画上或者制作成铝像章或者雕像遍布全中国的每个有人的角落。最后因为没铝制作飞机了才停止了像章的制作。《1984》中的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都是来自老大哥的智慧的领导，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受到老大哥思想的启发。人民对老大哥有着极度的个人崇拜，人们喊着口号或者用同样的手势表达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导演让演员穿上了统一的蓝色的衣服，这应该是向苏联致敬。我想如果演员穿上绿色的衣服我们国家的观众会更觉得亲切。那些统一的集体化的手势曾出现在《意志的胜利》中，出现在任何一部文革纪录电影中，出现在无休止的阅兵中。年幼无知的我也曾和无数小孩一起高举着少先队队礼对着一块红布宣誓。老大哥并不会因为人民的爱戴而变得更加和蔼，而是更加理性的行使自己的权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统一。“电幕”在城市中到处都有，它可以随时下达指示，也可以随时监视人们的吃喝拉撒，甚至起床和做操。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进步言论。福柯曾经指出一个“圆形监狱”的模型，它的空间特征是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大楼内的每一间监狱均在中央监视塔的监控范围内。无论是前来巡视的高官，还是普通的小狱卒，只要置身于监视塔内，就由于空间上的等级划分，获得了对每个犯人的绝对控制权。集权者似乎都深知控制权和支配权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当然，最重的罪行还是思想罪。影片中和温斯顿•史密斯关在一个牢房的思想犯，在被抓到后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一直是个社会的叛徒，告密者是自己的小女儿。对下一代的精神操控和洗脑是任何集权者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希特勒这么做过，东条英机这么做过，红卫兵也是这样的牺牲品，还有今天的无数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一直熟读马列毛的人。即使一个人知道哲学不该这样独裁，经历了如此多的教育熏陶后也不一定能保全其头脑清醒。老大哥教育小孩子们要爱党，要先进。先进的表现就是监视父母，揭发父母，大义灭亲。陈凯歌导演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总是忘记不了这样一个场景，他的爸爸被批斗的时候，少年凯歌竟然也推了父亲一把。成年后的陈凯歌一直为此后悔，或许《霸王别姬》中段小楼与程蝶衣互相揭发那一段是导演对过去的再现或者忏悔。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还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以对癫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实行大禁闭，但是连平民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起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的权力运作，使得权力者与“非权力”阶级交锋显得没有必要，它们之间不需要真正的对抗或者冲突，“理性”本身已经不战而胜。老大哥用列数字的方式不断的向国民宣传自己统治下的国家的进步，每一项工农业指标都在进步，经济不断的掀起新高潮，人们的生活似乎也在进步。小说或者电影中的这一段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真实再现。当然，即使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媒体。《1984》中巧克力的进步是以“克”为单位，而我们国家在1958年说稻子亩产量可以达到十几万斤，并说明了科学根据。有些话当然要禁止说，书当然更不能随便写，但是只是禁止还不彻底，学者们要把一些不利的词汇消灭，于是，字典越来越薄，剩下的全是好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性”也是与理性相悖的，性本能使得男女双方在做爱的时候只顾及自己的快乐，而忘记了党的教诲，而且党也没办法控制，于是老大哥号召禁性。当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赤裸拥抱的时候，秘密警察猛的冲进屋子，一个警察朝朱丽娅的肚子狠狠的打了一拳，这个镜头让我心寒。权力的泛滥和洗脑政治的熏陶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被他人控制的“理性”机器，也只有机器是最理性的。在老大哥的号召下，广大根正苗红的女国民开始宣誓禁性，并以此为骄傲。性生活的缺失则会造成更歇斯底里的“理性”，人们有了无穷的精力去战争，批斗，或者领袖崇拜。很多年前我看到王小波老师的《黄金时代》，王二和陈清扬在那样一个举国无意识的环境也正是通过性保全了自己的人性。故事的结局是温斯顿•史密斯和朱丽娅互相供出了对方的反动事件，温斯顿•史密斯最后对着老大哥的画像说了“我爱你”。他最终还是不敢说出“2 2=4”。导演用温斯顿•史密斯凝视镜头的定格画面结束了这部电影，这个巧妙的镜头似乎预示了一种时间上的无限。千万别以为小说中描绘的阴暗已经过去，《1984》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巧合的历史记忆，我们要知道如何走出阴影！魏晓波 2006-12-9 0：12 于株洲陋室

要是没看过书来看这片子的话，也许会觉得还可以，但是可能会看的稀里糊涂的。看了书再来看电影的话，就实在有点差强人意了。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奥勃良对温斯顿说的竟是：we shall meet 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no darkness.NO DARKNESS??!和书里写的正好是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反复出现101号房，又为什么101打开门后会是那样的景象。感觉电影整个是脱节的，无法把自己统一在一起，想表达的思想也混乱不堪。后半部分温斯顿被抓进友爱部，原本在我看来应该是整本书里最精彩最有力也最能摧毁人的部分，然而在电影里，它除了把书中的一些对白读出来以外，就没了。尤其是帕尔森也被关进去的时候，那段在书中属于另一个人的对于101号房极度恐惧的台词被安到了这个胖子身上，可是看看他，说的很苍白，简直有些可笑。而电影的前半部分呢，有太多应该告诉观众的应该去表现的，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感觉整部电影都没到火候，完全没到火候。无论他与裘莉雅的爱情，还是他关于这种极权政治的思考和反叛。所以很自然，当后半部分试图去摧毁他的种种信仰及信念时，丝毫无法唤起书里能给人的那种令人颤抖的恐惧。书中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在电影里几乎被完全忽略了，比如日记，比如新话，比如温斯顿对奥勃良的复杂感情，比如他寄托在无产者身上的希望。以致于使人觉得温斯顿是因童年创伤和不道德的爱情而走向毁灭的。可能的确是个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虽然原作也只有二十几万字，但是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在它的思想面前还是太薄弱了。最后，角色的选择上，奥勃良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想象的；温斯顿就差很多，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像是书里所说的那些“甲壳虫”。不过在友部受完刑照镜子那块儿，倒还挺不错的，正在腐烂的最后一个人，或者人性，的确很丑陋；裘莉雅还可以吧，只是感觉不够聪明；杂货店老板的表演不让人满意，在他还是那个店老板的时候就透出一股子轻蔑，而没能给人以温良谦和的感觉；帕尔森也比较符合想象，只是限于戏份太少，没能把充分表现出他的愚忠；帕尔森太太，尽管只有一个镜头，可是令人失望，完全没有让人称之为“太太”的冲动。倒是温斯顿的母亲很不错。哦再补充一句，关于仇恨，觉得做的也不到位。反而我记得看希特勒少年的时候，一开场没多久那段法西斯军官在台上的讲话更具鼓动性，台下的那帮少年学员，尽管只是坐着，可他们眼神里抑制不住的激动比这个电影里的仇恨的咆哮更能感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