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和五头大象

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曾洞察到我们目之所及，只是未睹之物的投影吗？ 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曾听到我们双耳之所听，只是为胜利的狂欢所带来的断断续续的回响吗？ 亲爱的朋友，难道你无法觉察或预感到世界上有那么一颗心默默地为另外一个人送上无声地祝福吗？ 我觉得能把一些难以言表的话表达出来是很棒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文字不需要翻译。 “我认为精神层面的阅历有助于人与人之间更好地相处，而不是要斗死对方。”这是斯维特拉娜·盖尔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告诉我的一句话。 二战期间斯维特拉娜·盖尔由乌克兰流亡至德国，自此便从未回去过。 时至今日她仍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她说：“闲暇的时光对我来说太多了。” 当我问及她这个问题：“为什么觉得空闲太多”。 她回答道，她亏欠生活不少东西。 在我看来，至少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那些年纪稍长得孩子们，这是整间屋子里最有趣的地方，这是在装修时髦的房子里无法体验到的东西。 （打电话）宝贝，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是的，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不用这么操心的，我还从没有遇见哪个迷人的盗贼光临寒舍呢。谢谢你了。 这写得真的是好极了。前前后后我读过两遍。 “这是什么？” “是俄罗斯墓地的一角。” 结实哈根女士是我这辈子重要的惊喜之一。她品格高尚，做事有条理，而且在很多方面都颇有造诣：记忆力惊人，精通音乐，非常博学。只要弗莱堡里飘着丁点的灰尘，哈根女士肯定早早得把房子周围都打扫了个干净，她就是这么一个德国人。有这样品格的人已经很少见了。每天上午九点她就早早地到这，带着四片面包和她最爱的果酱。每每当我斟上第二杯茶的时候，她总跟我说：“这一杯就拿到楼上再喝吧。”这意味着：寒暄结束，我们得开始工作了。

“另起一行，前引号，为什么……你们都把我当作跟屁虫……”

“这是同一个人说吧？是他还是她？” “嗯，是那个老太太。……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像只跟屁虫……” “为什么你们都要想要我像只跟屁虫似的一步步都紧跟你们？” “问号。……我能够跟阿莱克斯·伊万诺维奇一起欣赏一切……省略号，后引号。“ “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我有点不太明白。’像一只跟屁虫‘，问号。” “我能够独自跟阿莱克斯·伊万诺维奇一起欣赏一切。” “我能够独自跟阿莱克斯·伊万诺维奇一起欣赏一切。” 夜色降临前，我总是会准备一小段。书已经读过了，文稿的大框架也已经建立了。 我清楚地知道每页的内容，故事是怎么发展的，但每晚我还能津津有味地看上好久。 斯维特拉娜·盖尔从事了长达50年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自90年代起致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她的译本赋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新的解读。此外，她还扶养了两个孩子并在一所大学任教40余年。60年代她选择离异。时至今日斯维特拉娜·盖尔已经是整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她的孙子和曾孙相继老去，甚至去世。

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极为重要的文字，随着这些文字跌宕起伏的时候，突然间，虽已经做足了功课，感觉自己了解所有的背景。但突然间，这本书变得如此陌生。而这样的文字是会不断出现的。尽管可以翻译出来，事实上我已经翻译了两遍了，但还是无法描绘出其精髓，这也恰恰是所有高品质文字的共性。当然，人们首先要学会如何阅读。 衣服洗多了就容易出现褶皱。人们必须将这些“丝絮”理平，还原出它本来的路线。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编织的过程，不管是文章还是纺织都是如此，每一条线总是被包裹在更多的线条中。当一切都收拾停当后，那就如同新雪覆身一般。在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里有美妙的一章，细致入微地描写白色，让人觉得就像是穿行在刚落的初雪里，觉得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踏上这松软洁白的雪地的人。再比方，当人躺在新铺的床上时，会有一种踏上新大陆的奇妙又愉悦的心情。

这些是我妈妈做的。这很漂亮，白线绣白布。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条龙。别人压根不知道这的精妙之处。人们在脑海里描绘着自己喜欢的图案，旁人无法想象，这包含了多少辛苦的工作。光是细数里面的工序，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知道吗，如果要编织这样的花纹，所用的丝线，不能多一根，也不能少一根，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图案了。要不然你得把这先拆了，然后再重新织满，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地方。

克罗特先生是位音乐家，常常诵读我的译文给我听。克罗特先生阅读过大量的书籍，对文章有着非同寻常的辛辣、批判的见解，非常值得信赖，对我很有帮助。

“‘出自少年的笔记’是中间的部分吗？” “对，是的。括号里的中间，就在‘小说’二字的下面。” “第一章……开始么……‘消失了十四天后我又终于回来了，我已经在Rultetenburg待了三天’……Ruleten还是Rouletten？” “是不是应该有两个t？” “我不太清楚。” 我们这回所谈的这些内容跟文章的背景关系不大，现在主要针对的是用词选择，断句，以及前后统一这些方面。 “‘将军自感有必要提出反对’，这应该怎么说？” “大胆地” “‘将军大胆上前提出反对，态度却非常谦逊。但在莫斯科，我还记得他曾描述过’……他描述了什么？” “但在莫斯科……但在莫斯科……我记得，他吹出了一个又一个泡泡。” “这个用得好，‘他吹出了一个又一个泡泡’……‘饭桌上那个矮小的法国人又开始吹嘘’对么？” “加上‘马上’”。 “‘坐拥7000或者8000法郎’这不合理吧？” “曾拥有。” “不，这不合理。” “当然可以。” “也可能是七千五百法郎呢？” “不对。” “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7000或者8000法郎？” “文章里原本就是这么写的，他粗略地估算过。” “既然是粗略地估算，那就不会是精确的数字。” “他本来就不清楚具体的数目。” “那好，那这里写着‘他拥有着’，既然他并不清楚具体的数目，那这么写就是不对。”

“但原文就是这样。” “那至少应该用虚拟时‘他或许拥有’。” （不说话） “我认输了，你就写你自己觉得正确的吧。” “先做个标记，我自己迟些再推敲。” 我们认识几个月之后，斯维特拉娜·盖尔告诉我她的儿子约翰发生的不幸。他是位手工课教师，课堂上发生意外，头部严重受伤，现在半身瘫痪躺在医院里，而且丧失了语言功能。 这是我的儿子。

斯维特拉娜·盖尔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停止去大学教书，不再进行翻译，每天为儿子做吃的，然后送到医院。 这是两顿主餐，两份点心，这个是他的晚饭，我的孙女会带给他。这个是土豆汤，我会带去给他喝。他那已经有黄油面包了。 我戴的是我爸爸的手表。这是他当时在监狱时戴的，在他被释放的时候，我们同他一起来到监狱，去取回了她的手表以及装了纸币的钱包。 “还保存着您父亲的照片吗？” 嗯，有的。稍等。

这就再跟我父亲一起取手表的那一天拍的照片，当时他58岁。你看，这件外套对他来说大了许多，当时他体重54公斤。 我的母亲把我送到一个懂得营养学的护士那里，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她告诉我应该如何照料我的父亲。我那时十五岁，之后我们前往乡下别墅。我的母亲晚上才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又匆匆离开。自那以后我便懂得，如何去照料一个胃穿孔的病人。 现在我儿子的处境让我回想起当时所有的事。但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当时的练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斯维特拉娜·盖尔出生于基辅，是家中的独女。这是他的父亲，弗尤德米歇洛维奇·伊万诺夫，他以种植甜菜和烟草味生。鉴于他做出的贡献，市长奖励给他一辆车，他将其交换为一栋乡间别墅。在那，一家人度过整个夏天。当时是三十年代，1938年父亲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成为了斯大林大肃反运动的牺牲者。 一月三日的凌晨，有人敲响了我们家的门，进来三个人，两个人穿着制服，另外一个则穿着便装，还带来了逮捕令，之后把我的父亲带到了四人间，里面关了40个囚犯。空间狭小到，如果有人要转身，所有的人都得跟着一起转身。狱警对他施加酷刑，几颗牙齿也被拔掉，腰部的皮肤变得紫青，耳膜损伤失去了听觉。 大部分的囚犯被折磨至死，其他人则选择在人满为患的监狱里自杀。十八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弗尤德米歇洛维奇得到释放。他被扔在监狱的大门口，但他根本无法走路。 这就是我父亲的释放证明。这简直就是奇迹，因为一旦被逮捕基本是有去无回，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如此微不足道的一张释放令，要是被发错地方的话…… 母亲索菲亚尼科拉耶维纳仍旧留在城市里做清洁女工。15岁的斯维特拉娜·盖尔同她病入膏肓的父亲回到了乡间别墅，照料了他一整个夏天。 当时我父亲是在周四得到释放。在周日我们去了乡下，他在那边说：“我会告诉你们一切，但你们什么都不要问。”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段经历，我能想起那房间，想到我……想到我的父亲，房间很大，我的母亲就坐在我的床上，我能听见他说话，但却记不得任何内容，一点都不记得。不过我觉得，我能描绘出他衬衣的许多细节，这点我倒是清楚地记得，我能记得他靴子的样子，那双他常年穿着的高筒靴，我知道他穿着的“托尔斯滕夹克衫”是什么样子，我还保留着灯芯绒面料滑过指尖的触觉，但就是对他所说的无从记忆。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在那个阶段我所承担的，当时我也就14或15岁，可以这样说，为了生存而隐藏自己，我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像极了“蓝胡子公爵”。 她儿子的意外使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是在1943年之后，斯维特拉娜·盖尔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乌克兰的回乡旅程一所当地的学校邀请她，发表演讲和出席读书活动。孙女安娜全程陪同着她。 这里就是我父亲的墓地。 “在哪？” 就是这个墓地。在我的记忆里，这没有这一片地方的呢。 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任何我所熟悉的街道名字，却没能找到。 纳粹在巴尔比亚处决了超过十万的基辅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德军占领期间，仅在基辅就有超过二十万人被屠杀。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习德语？” “因为我的妈妈告诉我，这样才能嫁到好人家。并且她觉得，要是我能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可以养活自己。” 拿着我的包。天哪，我还没实现过登月梦想呢。谢谢。 到现在我还没找到灯的开关在哪，除此以外还都挺顺利。 这真是难看，这面墙没必要要这个样子。这既不好看，而且没有一点作用。 斯维特拉娜的父亲在被释放后又生活了一年半，也就是1939年的冬天。然后在1939年的冬天，他就因为狱中拷问时落下的毛病去世了。斯维特拉娜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去上学，而是把自己埋在了邻居家的众多藏书里。作为一个政治犯的女儿，她在苏共统治下毫无未来可言，但她的校长为她做担保，并帮她加入了共青团，这使得斯维特拉娜能够继续留在学校。 火车离乌克兰越来越近，斯维特拉娜上一次跨过这条边界还是在65年前。 “您这么久不回乌克兰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可以换个说法，我找不到回到这儿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很难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们需要出示下证件。” （给）“我能跟您说点什么吗？您懂德语么？那俄语呢？【转俄语】我能说俄语么？我其实是想向您致敬。刚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专业谈话，而您在一边等到我们说完，这种尊重的态度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行为非常难得，谢谢。”

语言相互之间并不兼容，这在我40年的执教生涯经常碰到，学生们了解一个俄国人并不会说：“我有一个银行账户。”因为在语法层面上，他没法那么说，俄语中的现在时中不会出现助动词“有”或者“是”，要用俄语表达刚才那个句子，要把德语语法概念中的宾语变成主语，因此“我”就通过施加于“我”的物体变成了统治成分。杯子在我这，当我有被子的时候，“我”就失去了主格，失去了控制权，失去了对动词的使用权，失去了所有，因为杯子在我这，换成其他也是如此。这很有趣！而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学生要学会的东西。

言语还有其他的作用。在普希金的诗歌里，杂第二行，描绘的是一个夏夜，“甲壳虫在哼唱”，这听起来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汽车会哼唱，洗衣机会哼唱，爷爷也会哼唱，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会哼唱，用俄语说就是：“Shuk shushshal”，这里一共有四个”嘘“所累积的发音，没法用其它代替。一只胖乎乎的金龟子在夏夜的空中飞舞，难道不是么？然后慢慢地飞走了。言语并不能直观地反映。或者说Mielas，“Mielas”【柔软，可爱，美好的意思】，重读“M”和“l”，“L”要发轻声，这是个很美的词；而“怜悯”则相反，就像有一张有弹性的床垫。

“山峰之上的静谧”，这其实不用翻译，在我看来，这就像普希金的诗歌。每个词都懂，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山峰之上静谧”然后呢？“山顶见不到一丝薄雾”是的，你到底是感受到了还是没有感受？哪里到底有没有薄雾？就像“林中无鸟啼”一样，你怎么能够知道，之前已经去过林子看到了吗？这本身就是不明确的情景，这样的题目并不会在考试中出现。因为这命题是没有定论的。

“等一下”……这是在自言自语么？……“马上你就可以休息了”……令人惊奇的是，吐字的气息竟然像是包含了整个世界。

在翻译的时候，书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眼中的故事是从左上方开始，到右下方结束。我曾有过一位让我受益匪浅的老师，当我试着翻译的时候，她用德语告诉我，翻译的时候要抬高你的鼻梁。她希望的是，这个小女孩在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将文章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在理解句子的基础上，变成自己的东西，再翻译。这就是翻译的全部。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可以的话，今晚我再来。但是你们务必记住，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翻译，并不是像一条毛毛虫一样从左爬到右，而是对文章整体的转述。你们要知道，译者要把文章绝对地占为己有，德国人常说的”审视自我“，译者必须把文章深植到自己的内心，占为己有。记得翻译的时候别丢失自己。当上个世纪，第一部描述译者斯维特拉娜·盖尔的作品面世时，那记者这样渲染道：”抬着鼻子翻译。“他竟如此破坏性地描绘我的仪表，自从那时起，我就以一个自大傲慢的形象存在于世。

我还不曾到过高处，当时不许我上去的。是我的老师也不允许我去那。 “那地方在圆顶上面吗？” 不，就在这圆顶里面。 我还不曾到过高处，当时不许我上去的。我的老师也不允许我去那。

知道么，必须要完整地看到它，一定会喜欢上所有的。人们并不能从一个孤立的物体里领悟到什么。 当时我肯定是没能这样看过。 “看什么？” 关于”整体“，就是整体。 1941年6月22日斯维特拉娜·盖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同一天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德军推到了基辅。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在基辅的交通要道被封锁之前，当地的居民还有机会可以出逃，这时候我的母亲明确地告诉我：”你还年轻，你的人生还很漫长，你应该离开。我是不会和你的杀父凶手一块走的。句号。“ 母亲和女儿留在了基辅，三个月后基辅被德军占领。大部分的居民因为脱离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而欢迎德军的到来。 “奶奶，应该就是这房子。” “我们当年住在底楼，我记得这屋子的窗台有这么宽。那时候我经常在房间的窗台上，给玩偶玩扮家家的游戏，在那上面甚至还能放得下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 “我不难过，不叫喊，不哭泣，一切都会消散，正如苹果园烟囱里飘出的那缕青烟”……我很享受那样。 这应该就是那屋子，看起来也像的吧？ 那是个阴冷灰暗的九月早晨，她在犹太人传统聚会的前夕到来，我的好朋友来我这边，我们想要发个誓约，不会长时间地在对方的视线范围内消失。她的一家子都是犹太人，我把她带出了房子，我跟她两个人往下走到人行道上。那时候，一辆德国车缓缓地从我们的左边驶过，四级很明显是把车开错路了，里面坐着的是格拉夫·科森布洛克，他是当时负责南部的警备司令官，他大概实在找落脚的地方。然后我的朋友就走了，而我也回到了屋子里。当她跟我告别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纳粹进军基辅的十天后，德军召集所有的犹太居民，下令对其进行统一隔离，斯维特拉娜的朋友奈塔和她的母亲，随着长长的队伍被送到了市郊的古德车站。众所周知，希特勒痛恨犹太人，但这在当时并没有作为反对德国的暴行加以宣传，人们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运送队伍沿途经过巴比亚尔的山谷，党卫军的特别命令和安全局的部队在那等着他们，连续两天，城内外的枪杀此起彼伏，那山谷被三万具尸首变成一个大坟场。 而屠杀仍未停歇，从未停止，这一切永远不会被抹去。即使现在谈起，我仍觉得痛心，就像60年前一样，怎么也忘不了。 第二天有人敲我家的窗户，是科森布洛克还有他的副官，他们问我，这边有没有住着会说德语的人。然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帮忙翻译，那站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一个俄国的建筑师。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翻译。一个问我，是否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做家务，我说：“不，我不知道。”我回到家，告诉母亲之前的事，我的母亲说：“现在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面包，我们还怎么活下去？”然后我的母亲就找到他们说她愿意做家务。 她的母亲给格拉夫·科森布洛克做清洁女工的同时，斯维特拉娜则在他的办公室担任翻译，她的德语给科森布洛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推荐她到基辅地质学院，那在她担任德国和乌克兰科学家的翻译。 我一分钟都没卷入到科森布洛克所做的事情中，从未，在我看来，希特勒和歌德、席勒、托马斯相比并没有什么共同点。或许其他人可以，但我完全不能以一个人的出生或者民族来给他定罪。可他或许是受强迫的呢？毕竟他是穿制服的。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也从未那样想过。 “您是否跟他谈论过关于发生在巴比亚尔的事？” “是的，有过。” “他对此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人还能说什么？当时……我常常想，他有种骑士的忠诚观念，身处在这种环境中，，除了无所作为，他能选择的只有拿起武器，投身到大潮流中。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手持武器的那个人。” 能告诉我这条街的名字吗？是Terischinskowakaja吗？那就是说博物馆在这吗？这条路上有什么？……两家博物馆……博物馆就在街对面。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在一张画上，伊戈尔克拉巴赫的雪景图，画面上并不是一味地充斥着白色，而是运用了几乎调色盘上能出现的所有颜色。那是张雪景图，也是现代画派的开端。

从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深刻地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在于对自由的渴求，而这种自由通过过自我的主体性作用得以表达：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我们的智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当我们试图论证某些东西时，理智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思维方式，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理由，如果只是出于人道或者同情心，对一个犯罪行为进行辩护，那么再多的遮羞布也是无济于事。例如布什总统或者是普金，反恐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我觉得，这是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议题，无论在国家的政治层面，还是从小我层面、个人生活或者其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地抨击世界上所有的当权者，对他来说深信不疑的是，为不正当的行为辩护是毫无意义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还在斯维特拉娜·盖尔的译本中把“罚”理解为“赎罪”，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唯有超越良心上的不安，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在他的观念里，杀死放逐高利贷的老太婆，才能够从根本使她们得到救赎。经过了内心漫长的挣扎，他走到了这一步，占据并困扰他内心的羁绊并非是合理地方式。在长期的思想斗争后，这个天资不凡的年轻人认定，目的要比现实手段更加重要。 我们会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随着凶手一起进入主题，并希望他能够成功地实施谋杀。“同情凶手”，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那些本性善良的人，比如哈根女士，她喜欢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任务，但她也肯定会决定去杀人，而且毫不犹豫，非常愉悦。当他决意要杀人时，他甚至拿不住斧子，这时我们读者就会开始心里打鼓，因为他没有将杀人付诸行动的能力。谢天谢地！我们会说“感谢老天，看来还是有天使在保护他”，我们会想：“我们要不要去取那斧子呢？”因为它就放在那，这里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非常非常细微的细节都没有放过，就我所知的，文章细节描写的精细程度足以让读者瞠目结舌。 “什么是森林/森林就是海洋/那片海，是哪一片？流向哪？/ 什么是森林/森林就是城市/从哪来？哪一座？在里面/ 什么是森林/什么是森林/森林是苍穹/源于此，缺于此，如果/ 什么是森林/森林就是森林”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还有写得比这更美的句子吗？ 我的儿子已经50多岁了，曾经在10班教书，跟你们的班级一样，当他站在电动圆锯边的时候，其中的一部分发生故障，随即从飞转的锯子里飞出来砸中了他的头，直到现在他还躺在医院里。请拿出一张纸，写上你们的名字，我会把你们写的带给他，相信他看到后一定会非常高兴。 盖尔女士给孩子们讲了她最喜欢的故事《艾米利亚和梭鱼》。有一天艾米利亚捉到了一条梭鱼，这条鱼开口说话了，艾米利亚明白了梭鱼所说的一切。他遵循它的建议，在之后经历了许多冒险。在故事的结尾，他赢得了沙皇公主的芳心，并当上了沙皇。

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人生路途中，也能遇见像梭鱼这样的引路人，一条能对你们说某一些话的鱼。这听起来违背所有的自然规律和科学。那时候你们要拿出勇气，倾听内心的声音，即便是占大多数人不理解的这一方。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这可能是你们最近听过的童话故事，但这是我人生所经历过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只要是我能知道的。 一天，总司令部科技委员会的里奥冯缪勒恩教授上门拜访，他是科森布洛克邀请来的，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个特招考试，跟奖学金有关，是洪堡基金会的，只要我为德国工作过一年就有机会。 里奥冯缪勒恩教授推荐年仅18岁的斯维特拉娜到来自多特蒙德的桥梁联合建造公司，他们在基辅为国营铁路要修建一座大桥跨越第聂伯河。她当时在物资分配处当白领，在那她亲眼目睹了苏联的战犯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在祖国。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战败后，战争的局势在1943年的冬天得到扭转，在基辅被占领的两年后，德军被迫撤军，斯维特拉娜和她的母亲知道，他们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前景并不光明。这年夏天，她们最后一次来到乡间的别墅，那有一口井，时不时还能看到鹤群飞来。

这还有个小门，那是片森林，这有一片橡树林，在那挖了一个泉眼，叫Kopenka，隐藏在黑莓和兰花的遮掩下，早晨和晚上都会有鹤群飞到这喝泉水。它们已经对我的存在习以为常，大概以为我只不过是一只奇怪的小鹤吧。因为我实在太瘦小了。听到我的脚步声，它们并不会惊慌失措，这一切都很神奇，就像在伊甸园一样，没有旁人的约束，只有鹤群和书本与我为伴，还有我最爱的小麦粥……真好！在我照料父亲的那段时间，过得当然不轻松，那时的我对于应对这些事情还显得经验不足，但都过去了。

“奶奶，你从未在冬天的时候到过这吗？” “没有。” “难道这是第一次你在这儿看到雪吗？” “对。” “您好！你们在找什么？” “你好。我在找沃洛宁一家，请问您知道他们住哪吗？他们以前住在内博加蒂一家旁边。” “内博加蒂一家是在那个角落的后面，您得走不少的一段路。” “去问问妈妈！” “直到革命爆发，他都是在少年军校当裁缝。”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不知道，可能这里住进了新的人家。” “您是住在Kladjevo的吗？” “对，我的父母买下来沃洛宁一家的房子。” “那您难道记不得当时住的位置吗？” “我没能找到当时住的房子。” “您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战争结束后我就没来过了。” “就住到战前啊……之后呢？”

“现在我从德国过来。我希望在我死前还能喝到那口里的井水。……多谢你们。” “您可以问问其他人关于沃洛宁一家的事吧，我真的不太清楚。”

“好的，谢谢，再见。……没结果！我只想能跟那些鹤儿一样，再喝一口那泉水，这要求不算过分呀。”

等一等，亲爱的，我要停下来了。墓碑就在这。 “需要我把这清理下吗？” 不用，没这个必要。 人们必须要好好保护这些墓碑，毕竟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要知道，有两千七百万失去了生命，得以释放的不足千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保护这些墓碑。主啊，宽恕我的罪孽吧。你是神圣、力量、永恒的化身，宽恕我们吧！以圣父圣子生灵之名，阿门。……走吧！带上根小树枝吧！ “这样子的吗？……这根？” “把这个拿去你祖母的墓前。我们走吧。”

母女二人在1943年的秋天离开基辅，就在苏联红军重新夺取基辅的不久前。 因为我们曾经在德占区工作生活，红军进城后，我们的身份也变得非常尴尬，所以我们的离开也是在所难免。 斯维特拉娜打算继续学习。如同指路明灯，奖学金已经近在眼前，然后她十分期待自己能够在德国实现梦想。出道多特蒙德，母女二人安排到一个东欧老公聚集地，因为出色的德语，斯维特拉娜成为众星捧月般的人物，并多次接受秘密警察的审问。 一个曾经在多蒙桥梁联合建造公司的秘书警告科森布洛克和里奥冯缪勒恩教授，母女二人将会被转送到柏林的东部战区事务办公室。在柏林一个部门官员康斯坦丁格拉夫斯塔马蒂等着斯维特拉娜，他陪同斯维特拉娜参加特招考试，并到盖世太保的总办事处。在那她接受了彻查，盖世太保对她的雅利安血统进行了严格审查。没有通过检查。

我不知道这栋房子是做什么用，桌子就放置在墙角，我觉得这面墙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这面在地下室的墙给我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墙才被涂成这样，之后有两个人开始询问关于我父母的事。我觉得她们态度非常友好，我告诉他们有关我父母的情况，他们想要捏造我有雅利安血统，他们想帮我，但是当时的我没有领会他们的好意。 斯塔马蒂帮助斯维特拉娜和她的母亲取得临时护照，这在第三帝国时期非常罕见。此外，斯维特拉娜得到了承诺过的洪堡奖学金，并且获得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的名额。 我们得到护照这件事，在当时惊起了很大一阵风波。 对她们的特殊待遇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东部战区事务办公楼进行了一次政治大肃清，并划归为纳粹党直属部门。和领导反对势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亲近的斯塔马蒂，因此在深夜被紧急下派到东部战线。 他是因我而这样的，尽管我们在之前素不相识。他完全没有理由为了我的事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我是二战参战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同时参加的德国战败了。尽管这最终的结果来得太晚，而这样的一些事情，迫使我对这个国家表现好感。非常幸运的是，我能有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偿还所亏欠德国的。 1944年春天，斯维特拉娜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弗莱堡，学习、结婚，并且生子。她在大学担任讲师，并开始了对俄语文学的翻译。90年代初，出版人艾格恩·阿曼拜访至斯维特拉娜处，商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新译本的出版事宜。

我认为，每一段心灵体验，或多或少都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一定要你死我活，这是最基本的。我认为，语言本身也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第一头象……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还有这本……

非常的重，是吧？读这本大部头就已经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了，如果分成三卷的会更合适，不是吗？ 《罪与罚》……

《白痴》……

《群魔》……

《少年》……

还有《卡拉马祖佐夫兄弟》

翻译并非苦差事，我所收获的远超想象，不仅在学术方面的建树，而且对于人生，我也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很多。

我为什么要翻译？是在向往某种……人们……时常逃避的东西，寻找触不可及的本源，追求结局和本质之类的事物。我觉得这些词语非常神奇。“向往”，很美的一个词。

探寻她家乡的旅程后的一个星期，斯维特拉娜·盖尔告诉了我她儿子的死讯。意外发生后，过了一年半时间，他离开了人世。

至今仍不能相信这件事。我可以和别人谈论这件事，但我还是不敢承认。他长得非常帅气，充满对生活的热爱，让人非常舒服。之后过来了两个护士，她们在说关于下葬的事，之后把他安置在了棺材里。美妙的是，那时的他就像躺在摇篮里的婴儿一样。医院的人为我们解决了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他就静静地躺在那，然后必须要把盖子盖上。他的表情看着真的很美，他待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盖子要被钉紧了。这必须我来做。和一个人永远地告别，这件事并没这么糟糕。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真好，当我以为已经没得用的时候，竟然还剩着一些（洋葱）。” “是啊，但还是不能指望能用很久。” “对，对，用两三个月可以了。”

洋葱是没有心的，切洋葱的时候会发现，在它的内部找不到心，洋葱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孕育一颗新的洋葱。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形式，他的作品一贯赋有韵律感，由一个故事漫不经心地引出另一个故事，就像洋葱中潜在孕育的新的洋葱，这样的想象空间就是全部。这也活用在对人性的了解，个体的存在并非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而是寻求前进道路，确定如何发展。 “‘在一节地铁车厢里’……逗号……‘我们互相面对面坐着’。没有‘互相’，是‘我们面对面坐着’……‘将军看上去气度不凡’……‘独立’这个词没问题吗？” “我想说的是‘独裁’。” “什么？” “独裁。” “’当我在中午时分带着孩子回来时‘，’回来‘听着不太舒服。’当我在中午时分带着孩子回到这时‘。” “‘偶遇到’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 “我们偶遇了一大队人马……句号。……马车里坐着的是谁？” “一位女士。” “事实上，读者应该不会想在这儿看到一个分号或者是破折号。”

“是的，但我必须忠实原文。” “如果在马车的后面打个逗号的话，应该会更方便读者理解。马匹明显不是车子的一部分，马是被人骑的。” （不说话） “那好吧。” “我可以改过来，但是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马匹和车是分离的两部分。” “当然车子是在马匹的拉动下才能跑起来。但是开头说道，他们外出骑马，这当然不可能是坐着马车外出。” “但是马车的本身就已经包含着配好鞍的马匹，而且这些马就是用来骑乘的。” “这上面并不是指拉马车的马。‘Blanche小姐和Nadja Filipowna，Paulina一同坐在马车里。’” “那个法国人。” “不是那个身材矮小的法国人吗？” “我还没有想好，所以就简单地称呼他为法国人。” “好的，‘那个法国人、英格兰人和我们的将军骑着马’，原来这有三匹马。” “对，总共可能有五匹马。” “对……漂亮的马匹，如果是我，我会在‘马车’的后面打上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