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尽头

也许作为一名导演最难拍的电影就是自传电影了吧。相比于把显微镜头对准“我”，其他的命题显然要容易处理的多。“我”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的“我”如何看待曾经的“我”，这种自问自省不说投射到大银幕上了，能够自己完成自我的和解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拿小编自己来说，偶然翻到五年前自己的豆瓣电影打分，都有一种不能原谅自己的感觉，更不谈其他方面的了。就这点来说，佐杜洛夫斯基无疑是一个勇敢且真挚的人。作为导演这是他第二次把镜头对准自己了，[现实之舞]起舞自己的童年，续集[诗无尽头]再次放大了自己叛逆的青春期。相比于前作[现实之舞]，“我”只能算半个主角，另外一大半的镜头聚焦在父亲和母亲身上。而这次，父亲和母亲的地位完完全全退到了后面，“我”占据了银幕的全部。诗与远方[现实之舞]中，父亲用肉身体验了把智利人民的痛苦殇痕之旅，然而洗尽铅华回到家中的父亲并丝毫没有改变，暴戾与权威一如既往。他依然高声训斥着佐杜“不要对弱者施加同情与怜悯”，以严厉的眼神叮嘱着佐杜“你将来要有出息，多看生物书，去当一名医生”。而母亲为了能在家族，希望佐杜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在佐杜的唯唯诺诺之下，诗意的种子开始萌芽，厚厚的生物书下藏着本加西亚·洛尔迦的诗歌集，趁着父亲母亲出门的时候开始诵读。佐杜还在藏床下藏着一台打字机，在父亲的阴影下静悄悄地敲击自己的诗文。在一场荒诞的家族派对中，佐杜迎来爆发，暴怒狂砍家族的树，逃离了家的束缚。在表哥的引荐之下，佐杜入住了维罗尼卡的“艺术家之家”。在这里没有父母亲之命的沉重包袱，佐杜真正能够潜心诗歌的学习创作中，“他长大了，也自由了。”修仙过程中，他认识了两位重要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颂歌》)和尼尔诺卡·帕拉(《诗歌与反诗歌》)。两者风格截然不同，相较于神格的聂鲁达，佐杜更偏爱更具人格的帕拉，后者自然而然成为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导师。这也奠定了佐杜日后“无政府主义”诗歌学派的基础。尼尔诺卡·帕拉的《蛇蝎美人》令佐杜与导师找到了共鸣，同时他们也分享了同一位蛇蝎美人史黛拉·迪亚兹，同样也是一位诗人。当然这段情感维系的并不久，沉沦在失恋中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位贵人安德烈(具体指代的是哪位实在无法查证，不过扮演者可是大名鼎鼎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他赠予了佐杜一间工作室，盛大的艺术大联欢在此开启。佐杜在大联欢上结识了一位拿着镜子的诗人恩里克·林，共同的诗性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友。他们愉快地完成“笔直向前，不走弯路”的诗人徒步，在老气横秋的诗作协会上大仍臭鸡蛋和生肉，在“诗即现实”的领导方针下抹黑了聂鲁达的铜像。文人相轻，看来也是放眼全世界皆准的信条了。再往后，佐杜接触了塔罗牌后再次进化，与恩里克女友的事令两人也几乎闹掰了(贵圈真的很乱啊)。在马戏团做了段时间小丑，佐杜在此认识到了身份认同，“容忍是愚蠢的，我不是小丑，我是个诗人”。佐杜认定了诗人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本想向导师帕拉求教，却发现帕拉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帕拉认为佐杜疯了，“这个书本都没人买的世界谁还会关心诗歌？”佐杜则坚持“蝴蝶不应该让自己变成苍蝇”，两人就此别过。曾被自己父亲斩马的伊瓦涅斯拿着扫帚开始复辟，智利已经没有诗人的容身之处。在恩里克为首的朋友们仍在夜夜笙歌之时，佐杜决定离开智利，去往文化的最前沿法国。[诗无尽头]可以看作是佐杜自我的生平简历，不过是以诗歌为载体写的简历。每个章节，都是佐杜创作诗歌的诵读，心境思绪都在诗词之中。自然，影片依旧是晦涩的，诗到了，电影就完成了。俄狄浦斯与家无论是[现实之舞]抑或是[诗无尽头]，都能很明显看出根植于佐杜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与恋母。这是他的本身经历就铸就的，他出生本就是一个意外，残酷的现实也逼出了更为残酷家庭关系。母亲从来不待见小佐杜，频繁告诉他“我不能爱你”，他的姐姐拉克尔也十分排挤他，至于父亲就更不肖多提了。家庭是造就一个人的第一教室，每时每刻佐杜都想着逃离这个课堂，但是课堂的影响是深远存在的。正如佐杜的初恋史黛拉·迪亚兹，也没有逃出俄狄浦斯的鼓掌。就像费里尼雏鸡时追寻的[阿玛柯德]，丰乳肥臀的幻想根源便始于佐杜自己的母亲萨拉。甚至在演员选角上，母亲萨拉与史黛拉的扮演者都是同一位——帕梅拉·弗洛雷斯。不同的是，母亲是时刻将自己藏在紧身束衣中的低头匍匐的白天鹅。而史黛拉则是另一个极端，披着一头奔放的红发，浓妆艳抹，散发强烈气场的黑天鹅。当然，很快佐杜便意识到了这种情感初衷上的错误，史黛拉给予他保护感更多来自于母爱缺失，或者是说家庭情感纽带的转嫁。这不是他追求的爱情，更何况他还有诗以及其他升华自己的东西。再说弑父这块，这两部自传电影中佐杜父亲贾梅一直是异常残暴的存在。[现实之舞]中暴君是佐杜童年的巨大阴影，父亲无神论的偏执观念也同时也是佐杜电影中反复鞭挞、摧毁的东西。[诗无尽头]中直观的一处体现便是智利大地震的桥段了，房屋强烈晃动着，父亲仍和佐杜反复强调着“精神强大能胜天”，这种荒诞感很容易惹人联想。离开家，这或许是佐杜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莫不如此，他很可能就像他要成为建筑师表哥里卡多的一样，吊死在智利大学的门口。当他与一群诗人朋友醉心歌舞之时，父亲带着母亲咆哮着冲了进来，“家被烧了，你却在这里干什么？和一群酒鬼鬼混！”听到这个消息佐杜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狂喜，“翱翔展翅的雄鹰不再需要归巢”。来到马图卡纳被烧成灰烬的家前，佐杜缓缓步入残骸，向儿时的玩具自行车、艺术画、熟悉的一切一一道别，再见了童年，再见了家。他找到一件母亲尚未烧毁的胸衣，把它挂在红色气球下放飞，飞走的是已经完全割舍掉的的父权、母权还有家。影片的最后，佐杜与朋友们一一告别，买了去往法国的船票，码头上最后的告别者是父亲，这个他一生都没有彻底原谅过的男人，愤怒着、撕扯着，父与子扭打在一起。父亲早已不是身强力壮的佐杜对手，倒在地上，祈求能最后与佐杜握个手。这是影片最惊艳也是最感人的一刻，佐杜老导演本人突然出镜，抓住电影中儿子和父亲的手，“不要这样，应该拥抱才对”，“你远走法国，从此再未与他见面，他离世时，你甚至一滴眼泪都留”，“你什么都没给予我，但你也给予了我一切”，“你对我漠视，教会了我爱的真谛，对上帝的否定，教会了重视生命”，“我原谅你，贾梅(父亲的名字)”……也许，佐杜从未有机会去原谅自己的父亲所做过的一切，也许只有到了耄耋之际佐杜才有这份心境去原谅自己的父亲吧。无疑电影给了佐杜一次弥补的机会，在所有观众面前，如此坦诚，如此赤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吧。诗人与没有诗的世界在最后对父亲的告白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尤为刺耳——“是你(父亲),给了他(佐杜本人)力量，令他能够容忍这个诗已不存在的世界”。是的，这是个诗歌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诗人注定孤独的。终身诗人的佐杜亦是如此，无论他是在搞先锋话剧、电影、漫画或者其他创作，这些都是诗歌的不同载体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无论何种载体的诗歌都是要以资金作为支撑的。不提之前因为[沙丘]搁浅，而金钱弄得誓不两立的陈年旧事了。如今已经年过80之后的佐杜，显然要开朗得多，平静得多。“如果有600万，我会拍[鼹鼠之子]；如果只有300万，我就会继续拍我的自传三部曲；如果我有30万，我就去画画；如果我有5000元，我就写书。如我走只有100元，那就写诗吧。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都很棒，我都能从中找到自我表达的冲动。”只要创作的灵感还在，佐杜就会不停地创作下去，一如[诗无尽头]中的那一卦塔罗牌占卜，“魔鬼，你将不再清白，发现自己的阴暗面，不停地创作”。本人对下一部法国篇自传电影非常感兴趣，抛弃了对家、国、父母的留恋，佐杜又会以何种形式延续自己的诗意电影命题呢？或许能看到他在电影中拍电影吧。原载于《看电影》2017年4月上，有修改

20世纪是激变的时代，文学在问什么是文学，绘画在问什么是绘画，音乐在问什么是音乐。简而言之一句话，艺术陷入了自我困境。 绘画上由具象走向抽象，沿着印象主义脱实入虚的脉络，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次第出场，走到抽象表现主义，已经从孤立的画作表现发展到强调创作者当下时点随机情绪的行动绘画，绘画和行为艺术的边界渐渐模糊。 音乐上由调性走向无调性，音乐不再以和谐为目的而探索更广阔的听觉的可能。德彪西打破和声的功能性规则，勋伯格甚至摒弃调中心的原则，赋予十二音均等的地位，旋律派式微，反对动机重复犹如郑重宣言。 文学上浪漫反古典，现实反浪漫，一浪接一浪。十九世纪是一个盛世，英国贡献王尔德，法国贡献波德莱尔，德国贡献尼采，俄罗斯贡献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二十世纪，现代反一切，却声势浩大，面目模糊。 美的边界必然走在扩大的进程里，在探索路径的浪潮里，先锋的可能是旗手也可能是灰烬。艺术家是一项风险巨大的职业，对于向永恒宣战的人而言。亚利桑德罗不可避免地面临困境：要做一个诗人，可是诗的路走到尽头是什么？ 亚利桑德罗反叛家庭的原因是想成为诗人而不想当医生，于是他出走，去艺术者之家寻找诗，来者听闻他是一个诗人便起立鼓掌。鼓掌是对行为的称赞而没人关心作品何如。于是他去虹膜咖啡馆寻找缪斯，缪斯以情欲控制他，直到他失去控制。他出走遇到诗歌上的知音，以文学理念指导生活，“诗人，永不走弯路”，“诗人眼里无规则”，反对权威，涂黑聂鲁达的雕像，却与朋友的未婚妻越轨，在生活层面上深深伤害了友人。他失意出走，遇到小丑，诗歌几乎等同于享乐派的哗众取宠。他陷入自我的困境，面对被遗忘的深渊埋葬的恐惧，发出“出生即是死亡”的悲鸣。

在原生家庭里诗歌意味着贬义的敏感，这种敏感与懦弱，边缘，同性恋相关联。在艺术者之家诗歌是行为艺术，一种即兴发挥。在虹膜咖啡馆，诗歌是情欲的灰烬，一种副产品。在朋友里，诗歌是为艺术而生活的介质。至此揭露冲突的根源，艺术理念和常规生活之间注定有不可调解的矛盾。从南美的狭长岛屿出发，他去争议的先锋巴黎寻找问题的答案。过程按下不表，在年轻的扮演者和年老的导演同屏出现的时刻，导演给出一生探索所得到的答案。青年的他穿着伊卡洛斯的戏服，绝望地砸碎镜子，失意地认为出生即死亡，死亡在众多死亡之中，在找到艺术的路前，艺术家永远面临被忘记的恐惧。年老的他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你可超越一切，化身光彩夺目的蝴蝶，成为闪耀着纯粹光芒的生命。 尽管生命本身是个悲剧，但是总要尽力燃烧着活下去。生命的悲剧是有情的人类对无情的宇宙的挣扎与反抗——徒劳无功，遗忘早晚会发生，“你改变不了世界”；人类应该具有超人精神，克服太人性的自我，”你要改变你自己“。个人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就是个人主义，超脱性欲，财富，声名，社会关系的限制，乃至超越自我。 超人精神没有尽头，诗没有尽头。 我更愿意把传记电影看作一个成长故事。亚利桑德罗的电影看似机巧繁多，象征主义过盛，但不过是掩人耳目，像一个小孩子炫耀玩具，但其实他总是在提出问题，尝试给问题一个答案，至少在思路上维持着孩子的直接和率真。问题在《圣山》中就出现了，那时他提出关于永恒的一系列假设，然后一一否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终于在耄耋之年得到了回答：通往永恒的，是闪耀着纯粹光芒的生命。

伴随着海鸥的一声声鸣叫，佐渡洛夫斯基一步步迈向了通往未知的船，回首一望，看着那一张张灰白的人像组成的送别队伍渐渐远离，眼中露着倦怠，悲伤，还有，一丝不舍。 就这样，我们跟随着导演开始了自我审视与剖析的旅程，这旅程也许像小佐渡洛夫斯基一样疲惫，像母亲的歌声一样滑稽诡异，像父亲的强权一样使人压抑，但终究我们将完成这一次旅程，终究我们将完成对往阶段自我的自满性解读。 船终究到了圣地亚哥，随着好似话剧中的工作人员的黑衣人将真实的街道一片片覆盖，我们直接被导演从现实拉入了他的＂回忆＂．这种拉入的形式颇具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又附加了其内在的含义，一是从直观视觉层面明示了主体（主人公）的主导权，二是明示了这一切就好似那披在建筑物上的广告纸一样虚妄．这简简单单的两分钟情节已然奠定了影片的主基调，＂魔幻＂的＂现实＂．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要探讨的问题，从＜诗无尽头＞看魔幻现实主义，从魔幻现实主义看＂存在＂，从＂存在＂看主人公的束缚与解放．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与其说映射到了各个艺术领域，不如说其影响着拉丁美洲创作者的潜意识，而如若分析以上问题，必将要从根基开始剖析，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顾名思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个体提炼现实并将其通过意识精粹并再次外化出的具有夸张效果的现实主义．极端地说，其是艺术家本身根据现实经验而臆想出的现实．而因主流认知问题我们不能极端化，又鉴于其属拉美文化的独特性（当然之后各个国家都发展出属于自身的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就必然杂糅着拉丁美洲的＂乡土情＂了，而＂乡土情＂又往往伴随着与个体相违的一种潜意识习惯，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拉丁美洲＂作为定义本身就充满着一种政治的压迫感，而这块丰饶的大陆仿佛自古就跟＂压迫＂与＂反抗＂，＂梦幻＂与＂现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自公元前三万年至一万五千年亚洲蒙古利亚人种通过尚未断裂的白令海峡陆桥到达这片大陆以来，这片大陆就浸入了一场犹如嚼食古柯叶般的梦境之中，而西班牙人的到来则以像拉丁美洲式断层海岸一样的落差在形式上打破了这可悲的以别的民族的名字命名的种族的美梦，可以说由此开始，魔幻现实主义就已经有了其发展的根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其在享受相对安逸的梦境的同时，当然也缺乏该有的＂入世＂的政治科学文化的交流与促进，这使得当西班牙的火枪大炮挺进拉丁美洲时，其最先进的文明也只是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而已，而大部分文明只是停留在前阶级社会状态下，而其文明的传递介质也像其大陆本身一样颇具梦幻感，即是各个文明不同的方方正正的原始象形文字，虽有众多史学家辩称＂社会制度与文字不能成为衡量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准＂，但就当今历史观与结果来看，其文明程度确实有落人之后．但也正是这独特的空间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对于立足于现实的魔幻自古就有独特的创造力，例如颇具神秘色彩的纳卡斯地画，充满隐喻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等等，都是拉丁美洲人民基于力学原理与光学原理制造的世界之奇观，这为如今文艺领域经久不衰的魔幻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血缘＂基础．而在欧洲人到来后的三百年殖民统治的不断压迫与反抗的斗争途中，无疑又为这基础添加了新＂反抗精神＂＂悲剧色彩＂的血脉，在当今日渐全球化的社会终究汇集成了如今的魔幻现实．其实我们可以拿辩证法来看魔幻现实，＂魔幻＂是正题，＂现实＂是反题，而＂魔幻现实＂则是合题，它不是魔幻，也不止于现实，它是一种兼具冲击力与感染力的直击心灵的感觉输出，而这种已经高于简简单单的二元论的感受正是每每催人泪下的原因了．这种动人心扉的力量恰恰证明了这种挣扎的悲剧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共相＂，又或者是称之为人性（我个人向来是不相信的，我认为只有同化），不管其为何，亦不管其在哲学的思辨上是否真实，但就其合理性而言，魔幻现实主义既有其＂存在＂的多方面合理性了． ＂存在＂，包括物质的存在与意识的存在，包括实体、属性、关系的存在，存在自诞生起就被各方哲学家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但基本都涵盖了思维的与物质的两方面，而我以上阐述的＂存在＂更多的属于思维层面（艺术作品只是外化），而这种思维层面的表述也只是停留在对＂存在＂于载体本身的思维元素的探讨，亦是超出导演实际掌控的元素（也可以称之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先天表现形式吧），而导演也恰恰在用此载体承载着自己对＂自我＂与＂存在＂的思考． 着手于影片的名称《诗无尽头》，这可以是一个论点，也可以是一个态度，如若将其当做是论点，时间的艺术怎么能以空间衡量呢？但若“诗”不是＂诗＂而是自我的＂存在＂形式，又如何呢？若此标题是一个态度，又如何呢？ 让我们回归电影的回忆，回忆中的 人物总是极具特色的，尽管是路人，其中穿着各异的路人脸上都戴着相同的面具，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而这等环境孤立着感性的主人公，束缚着其情感的释放，而作为主要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诗歌无疑是行使反叛权利最优雅又有分量的武器了，这不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反抗精神＂的体现吗？影片从未交代主人公缘何喜爱诗歌，但如若我们用辩证法的态度看待其人生，是否可以得到这人与人间的冷漠正是其诗歌爱好的成因呢？而其自我价值又在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实现，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以诗歌的形式存在呢？接下来的情节恰恰印证了以上观点，主人公的舅舅何塞的忌日上，其母亲悲痛地捏碎那精致的蛋糕，而母亲将舅舅的小提琴传给了主人公，最终被其付之一炬，这不正是意识与精神的“物化”吗？为反叛冷漠诞生的诗的生命再次遇到了阻碍，即是其父亲与家庭，这种家庭的束缚终究使其以砍倒家族树（物化）的外化形式证明了自身精神的＂存在＂，并最终远走，其存在更为完善。而在拒绝同性恋表弟（拒绝社会认知），遇到形形色色艺术家（每一个都在对自身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反叛）后，其诗的生命再次遇到了阻碍与威胁，性的威胁，而性又与安全感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在此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的母性崇拜与归属感的匮乏，在再三被引导最终被掌控（致敬发条橙的性器雕塑被击碎）后，其醒悟到诗的生命冲破层层枷锁而构成的独立“存在”又要再次被奴役，最终其选择了远离，而再次相遇后女友剪去的长发则暗示则无法逃避的妥协。当其夺回自身的主权，并赋予一老一少互相掌控的权利后（给予雕像），其讽刺地获得了允许“存在”存在的特权，并在这个空间内接纳各色生命，其开始有了自我崇拜的趋向（恩里克戴着的镜子），并与情投意合的恩里克结为好友，二人结伴无视社会守则前行，这是自我“存在”的实证，最终二人大开反叛之门。在自我的膨胀并与恩里克的未婚妻缠绵后，其在恩里克的谴责声中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同化了，自己已然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自己已然是一个“存在”的赋予者，其经历一段妄自菲薄后，最终与恩里克修好，自我意识回归的同时再次肯定了诗人所必须的人文思想。就在这时，父母赶到称家已被火焚毁，佐渡克洛斯出于个人情绪高兴地狂呼，但当赶到现场后，其才发现，无论什么束缚还是庇护，最终都不过是时空的产物，而时空不再，其“存在”也灰飞烟灭了。在对于存在于时空中的生与死纠结与思考后（红衣与死神的狂欢节），其最终打破了自我的束缚，最终打破了生命对其的束缚，而再次回归了生活。当其回归了生活后却发现，世界终究是实用主义的世界，而自己已再无法在此世界中忍受分毫，最终起决定离开这片土地，前往巴黎，那个言语不通的地方，而在离开前，其最终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对自身“存在”成因荒谬性的认可，也是对时空的释然）而诗歌也不足以成为其＂存在＂的全部载体，最终其决定远离这使其＂存在＂的环境，航向语言不通的巴黎，航向＂无＂之地 。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影片其实是在讲述导演自身的束缚与突破的历程，而这种束缚又恰恰是其体现自身“存在”的外在环境，从个体到社会，从恋母到父权，从意识到肉体，从诞生到死亡，最终，渴求自由的拉丁美洲人民不断突破枷锁，不断向着自由迈进。 就个人而言，魔幻现实主义在本片中的运用仍是颇具特色的，从歌唱的母亲到疯癫的艺术家，从火辣的恋人到内敛的小矮人，其以一种近乎残酷的但又没有悲情色彩的真实穿刺着我们的心，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在此表露无遗。作为一个反感极端现实主义的观影者，魔幻现实主义兼备了戏剧张力与感染力同时又饱含社会价值，实属当今社会的一个可供现实主义艺术家大展宏图的方向。 最终，佐渡洛夫斯基再次踏上了小船，小船的航向是语言不通的巴黎，其吟着无言的诗歌，看着距自己越来越远的父母与送别群众，眼中闪烁的是，坚毅的光芒。 魔幻存在与否是否重要，就像吸了水却放在永恒日光下的海绵，膨胀与干瘪，只不过是时空的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