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

《2023金鸡影展·北京展映 | 绑架·意大利·2023】教会震惊世界的历史污点被搬上银幕——1858年教皇颁旨将一个6岁的犹太男孩莫塔拉·埃德加罗从家中掳走，盖因孩子幼时曾被保姆秘密施洗，教会认定他必须在罗马作为教徒长大。 斯皮尔伯格曾想搬上银幕的故事，被意大利老匠马克·贝洛基奥拍成了一首史诗。像群雕一样压倒性的存在感，50年代的低饱和度的褐色画面，歌剧般饱满的情感涌动，耶稣拔下钉子走下十字架的镜头注定进入影史经典。电影结尾那个宗教油画般的场景令人心悸：成年后的孩子终于在母亲弥留之际归家，母子二人被病榻隔开，分列在银幕两端，只此一镜，一个家庭被至高无上的精神阴谋集团撕裂的极度痛苦纤毫毕现。 现实中，1870年9月20日，复兴运动中，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后，罗马警察局长曾要求莫塔拉·埃德加罗回家以安抚公众言论，但被他拒绝。10月，他逃离罗马，此后一生都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传教。他将自己的非凡经历编织到布道中，感恩上帝用神圣恩典将他从犹太家庭中拯救出来。1940年他在比利时病逝，享年88岁，躲过了三个月后纳粹占领比利时后对犹太人的迫害。

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他们出自自己信仰和爱，看似都没有错，都是对的，但是这些对的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悲剧。 结尾母亲死亡前改宗的儿子欲为母亲施洗的逻辑和他三岁时保姆为他做的事情一样，幸好母亲还清醒有力可以阻止…可怕的宗教信仰的人一面！ 当一种权力有暴力支撑，并被认为习以为常，某种那个时代的抗争的确是无力的。但如果随着文明进化，过去那种习以为常会被认为错误甚至无耻。所以如果站在未来的角度，现在我们哪些习以为常在以后会被认为错误甚至无耻的呢？

2023 年，八旬高龄的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基奥以一部宗教题材影片《绑架》入选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咋听上去像是一部呆板严肃的无趣作品，但事实上却充满了政治惊悚和戏剧化情节，观赏性相当高，同时还饱含引人深思的话题，当年没能获奖实在有点可惜。 影片以 1858 年真实发生的“莫尔塔拉事件”为蓝本，构建了一个关于信仰、权力与个体自由的复杂叙事。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关于六岁犹太男孩埃德加多被基督教会强行带离家庭的故事，但导演的镜头语言和叙事结构却不断引导我们思考：在宗教权力的宏大叙事下，个人的信仰选择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当两种截然不同的真理体系发生碰撞时，个体的意志又将被置于何地？

对于无神论的观众而言，这部影片似乎更容易理解。“绑架”这一行为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最直观的层面当然是基督教会以“灵魂拯救”之名，强行将埃德加多从犹太家庭中带走。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教会以宗教教义为名，行权力压迫之实。 但贝洛基奥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将批判停留在单一宗教上，而是通过埃德加多成年后选择留在教会的决定，展现了宗教洗脑的隐蔽性与持久性。当被绑架者最终认同绑架者的逻辑，甚至主动维护这一体系时，“绑架”便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影片巧妙地呈现了两种宗教体系对埃德加多的争夺。犹太教家庭与基督教会表面上代表着不同的信仰传统，但它们在对待埃德加多的方式上却惊人地相似——都试图将自己的真理强加于这个无力反抗的孩子身上。犹太父母坚信他们的信仰传承是埃德加多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基督教会则确信只有通过洗礼才能拯救这个“迷途的灵魂”。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埃德加多本人的意愿被彻底忽视，他成为了两种绝对真理体系较量的战场，而非一个有权利选择自己信仰的独立个体。 贝洛基奥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宗教权力如何渗透并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埃德加多被带入教会后，我们看到他被迫接受新的名字、新的服饰、新的行为规范——这是一整套身份重构的过程。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宗教仪式场景并非偶然，这些高度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正是宗教权力规训个体的重要机制。当埃德加多在镜头前机械地重复着祈祷词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是一个被成功编程的宗教主体。

最令人深思的或许是埃德加多成年后的选择。表面上，他“自愿”留在教会，甚至成为了一名神父。但这种选择的自主性究竟有多少？当一个孩子从六岁起就被灌输特定的世界观，被隔绝于其他可能性之外，他的所谓“选择”还能称之为自由意志的体现吗？贝洛基奥似乎在暗示，宗教洗脑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强迫人接受什么，而在于让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强迫，并将其误认为自己的真实意愿。 《绑架》的历史背景值得玩味。19 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正处于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影片中的教皇既是一个宗教领袖，也是一个政治统治者，他坚持绑架埃德加多的决定既出于宗教考虑，也包含着展示教会权威的政治意图。在这种宏观历史背景下，埃德加多的个人命运显得更加渺小而可悲——他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一枚棋子。

影片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对“家庭”这一概念的复杂呈现。表面上看，犹太家庭是受害者，是亲情的代表。但贝洛基奥并未将其简单浪漫化，而是暗示家庭同样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绑架者”。在传统社会中，子女往往被视为父母信仰的延续，而非独立的个体。埃德加多的犹太父母同样预设了他必须继承家族信仰，这与基督教会的预设并无本质区别。影片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在任何绝对化的价值体系中，个体的自由选择空间究竟能有多大？ 《绑架》最终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真正赢家的悲剧。埃德加多失去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却也没有在教会中找到真实的自我；犹太父母失去了儿子，却无法理解这种失去背后的系统性暴力；基督教会赢得了这场争夺，却暴露了其权力运作的残酷本质。贝洛基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给出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通过这个历史个案，揭示了权力如何以真理之名对个体进行塑造和控制的普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