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直啰，别趴下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拟定几个关键词的话，我会使用如下词汇：隐秘、冰凉、残酷、黑色幽默。我想我这几个关键词跟电影本身的氛围是大相径庭的，可能跟许多朋友观影之后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对此请听我细细道来。 我看了一些朋友的观影后评论，对故事主题的把握没有超出两个范畴：一是时间范畴没有超出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时期，二是空间范畴没有超出老百姓日常邻里纠纷的范畴。针对这两点我有异议，具体理由看完我下面对电影的个人解读之后，相信大家应该能有所想法。 这个电影中核心人物就是三个男人：高作家，刘干部以及张永武。那么我就那这三个人物的“角色性格”作为本电影解读的起点，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身上带有太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种“时代特色”正是本电影主题所关注的。 首先说张永武，这是一个小区恶霸。电影中他欺负邻里、蛮横无理，凡事只以自己利益得失为基准点。其没有文化，崇尚暴力，其身上具有突出的”破坏因子“。但是他对自身利益具有相当的敏锐性，敢想敢做敢冒险（众多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敢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在当时敢”第一个吃螃蟹“，既要有利益敏锐性，同时也要够胆）。大家注意一点，张永武因为小美退还裙子而第二天搬着椅子在小区楼下骂刘干部时，说自己”也是快三十有六的人了“，电影故事发生于93年，咱们往前推20年到73年，那时张永武恰好十六、七岁，这个线索咱们先搁下，一会有重用。 其次说刘干部，这是一个善于且热衷玩政治斗争的人。电影一开始有两处：一是刘干部背地打电话揭发张永武养狗，二是张永武”代收送礼“后对高作家说自己曾经把这事托人告诉过刘干部，而刘干部对人的回应是“笑笑作罢”。由此可见刘干部是一个很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物：善于伪装，爱使阴招。之后刘干部“教导”高作家夫妇如何掌握张永武与公安人员之间往来的线索一幕，乃至最后唆使自己的女儿当“特务”，让一个小孩子牵涉进大人之间的纷争中来，更加凸显出其是一个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借力使力，不择手段。最后在鱼料那件事情上，其一旦嗅到有利可图时，则立刻与张永武形成”国共暂时合作“，甚至之前还拳脚相向的两个人不久之后就可以接受对手的请吃。而这已经把刘干部擅长玩政治斗争的面目暴露无疑：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相争，而为了利益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亲人（女儿），并且还可以随时随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最后说高作家，这是一个被迫害至深的人物。高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比如他对张永武的蛮横言行从始至终是有不满的，甚至于一开始当张、刘二人在发生肢体冲突时，其还会不顾妻子的劝阻而跳窗除去打电话报警，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围观看热闹。但是从始至终，包括最后被张家夫妇砸墙辱骂，其也只是骂一骂，而从未真正站到张家夫妇面前提出抗议，当面的口头抗议都没有。另外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当张家妇女过来送鱼的时候，高作家的爱人为刘干部说了几句话，张家妇女指责高作家爱人”反革命“，当时高作家立刻就急了，警告张家妇女不要乱说话。说明他对”反革命“这个词是十分敏感与恐惧的。高作家从头到尾都很”懦弱“，但是这种懦弱不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懦弱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张永武过来借火的时候问高作家结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孩子，高作家说他跟妻子结婚晚。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一是他年纪并不小了，二是他婚姻果实的得来并不顺利。因此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出，高作家在早些年的政治时期是吃过大苦头的，或者是被迫害过的。这不仅导致他怕事的性子，而且恐怕也是他”结婚晚“的重要原因。 以上在对张、刘、高三个关键人物的”角色性格“做了简单勾勒之后，我自己对这三个人各自确定了一个”身份名称“：首先张永武是”政治斗争低阶分子“，好勇斗狠没文化、逐利蛮横胆子大。上面说到张永武36岁，往前推20年到73年其十五六岁，所以在我看来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HWB群体，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自己利益打砸抄家的一线人员。其次刘干部是”政治斗争高阶分子“，其会耍手段，”人前做人、背后做鬼“，为了跟别人斗争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亲人乃至自己的人格尊严，在他眼中掌控一切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工具，包括自己也是。最后高作家是”政治斗争牺牲品“，他其实一直被裹挟在张、刘二人纠纷之间，既被张所威胁，又被刘所教唆，到头来搬走的却是他这个直接纠纷之外的人，反而纠纷当事方各自获得利益，坐到一桌上吃饭。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就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几个小老百姓之间日常的邻里纠纷而已，怎么就被说成了”政治斗争“？这又不是讲的”文革“的故事，你这是不是脑洞开太大了。我想说这种疑问，正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处：用历史事件之后的小故事去反思历史事件本身。对此理由如下： 第一、张、刘、高三人都是中年以后的男性，从年龄上可以推知他们都是特殊政治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特殊历史时代”洗礼“过的人。在他们的”角色性格“上，必然带有鲜明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痕迹，对此我在上面的已经做了简单勾勒。 第二、政治斗争不止是权谋斗争，往开了讲任何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看作政治斗争。更何况本片中多处突出了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张永武醉酒后说自己与刘干部之间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张、刘二人冲突时张家妇女拿着录音机播放其伪造的刘干部”反动事迹“，刘干部种种类似”敌特斗争“的言行以及高作家对”反革命“一词的敏感，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含义“。换言之，导演是用一个邻里日常纠纷讲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在曾经特殊政治年代，与此种”象征含义“类似的事件太多了。 第三、故事发生于93年，此时距离76年过去快二十年，对于个人而言这个时间段固然不短，但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段真的是弹指之间。彼时改革开放的吹风虽然已经吹起来，但是真的就能够完全和之前的时代完全割离开来？无法完全割离，而此种“无法完全割离”正是本片真正的探讨的主题。 无论是主要人物的“角色性格”还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色彩，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指向了一点：这将的虽然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事，但是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换言之最简单地归纳，本片的主题思考一个问题：动乱时代已经结束了，国家也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了，但是动乱时代对人性的伤害是否也因此而已经弥合了？在本片中，在这个改革开放新时期下的某个不知名小区邻里纠纷故事中，通过上述解读我相信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国家大环境的改革开放而消逝。一言以蔽之，被特殊历史时代所扭曲的人性依然是扭曲的：动乱时期爱用暴力的人依然爱用暴力、动乱时期擅用手段的人依然擅用手段、动乱时期受害不敢言的人依然受害不敢言。是的，历史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是被扭曲的人性依然如故。那么任性为何会扭曲？并非人性天生就是扭曲的，而是因为张、刘、高三个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洗礼，他们是被那个动乱时代弄的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张的暴力、刘的阴谋以及高的怯懦。 因此到此可以知道，本片导演其实是在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但是其并未直接选择那个时期下的故事来展开。相反其选择的是动乱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样一来本片讲的故事就比较具有“迷惑性”，但同时也使得对故事主题的思考更加深刻：时代已经新了，但新时代下的人或者说新时代下的人性是否也随之而新了呢？导演显然认为并没有，曾经深陷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性，此刻还在漩涡中挣扎。伤痕依然存在，只不过十分隐秘而已。 说道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自己，现如今距离那个特殊十年的结束已经四十年了，张、刘、高身上的“角色性格”是否已经在我们这个当下社会完全褪尽了？或者说，他们身上的人性扭曲与伤痕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否已经被矫正与痊愈了？近些年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让我觉得，据此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想这就是那十年为何会被称为“浩劫”的原因所在吧：那场浩劫的影响不只是波及当时时期的人，它还会使得走出那场浩劫的人一生挣扎于人性伤痕（这是本片所探讨的），甚至于没有直接经历那场浩劫的人也会“遗传”上一代的人性伤痕（比如当下时期的人们）。换言之这场浩劫摧毁的不只是当时时期的人们，其也会像魔怔一样困扰幸存的人们，更可怕的是它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使得历史伤痕具有“代际遗传”性，需要我们民族花几十年、几辈人去缓慢自愈。本片导演思考的是他所处的93年时期的浩劫幸存者的人性伤痕“自愈问题”，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片子后，思考的应该就是浩劫带来的民族伤痕的“代际自愈问题”。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归根溯源都起步于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所以我认为这正是本片的真正主题。现在看来，这片仍不过时。 小故事，大视角，深思考：真是一部好片！（个人觉得，本片与导演另一部《背靠背、脸对脸》水准不相上下，而且这一部的人性关怀更加突出，历史感更加浓烈）

影片讲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北方滨海城市的一段故事，新搬来的高作家两口子成了刘干部和地痞张勇武的新邻居，随着张勇武的发迹过程，三家人之间邻里关系也暗潮涌动，最终以高作家搬离原小区，一张歪斜哄笑的邻里合照为结局。影片的人物设置别具匠心，三个主角有着符合各自身份的典型性格和行为，而且分别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期下的三种社会阶层。三个配角即他们的老婆也塑造得丰满而典型，还有两个配角即秘书、刘干部女儿和大爷也绝非多余，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影片用这些人物共同构建了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大陆社会的微观结构，发人深思的是，就算这个故事放到现在可能过时，其内在影射的社会身份结构依旧成立，这不能说不是这部影片的深刻洞察与生命力。以刘干部为代表的我党干部恪尽职守、安分守己、严格按照“上面的”指示和领导的交代谨慎行事，滴水不漏，生活上勤俭朴素，作风正派。然而我们随没看到刘干部收礼却看到有人向他送礼，通过张勇武的“截收”习惯知道这还不是偶然。刘干部在高作家刚搬来以一派正气和面对张勇武挑衅时的不卑不亢在高作家眼里建立了正面形象，而随着女儿的高考落榜和张勇武的发迹逐渐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派出女儿去做“地下工作”去搜寻张勇武的把柄，以期“打倒”他，正气表面之下的卑鄙用心浮现。在与女儿的争吵中又发出“张用武好像也没这么坏”的疑惑，到发现张的秘书比自己工资还高的动摇，最终发展到与新兴企业家张勇武进行“国共合作”，自然也是通过暗处活动开启。张勇武作为一个十足的流氓，却有着打死“搞流氓活动”的苍蝇的“左”的立场，为自己和楼里居民反映问题的意愿，偷公共的植物来养，这正代表了中国民间小市民的特点，自私。他也采用了一系列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如说刘干部“就是那种该被打倒的”，“公家的拿得光明正大”。在面对刘干部女儿的态度上，张勇武表现出和善慷慨的一面，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自然，是因为张勇武认同刘干部父女“划清界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更加丰满了一个受文革话语影响的群众思维。最终，发迹起来却遭到困难的张勇武在感受到“国共合作”带来的轻松惬意之后与刘干部和高作家坐到了一张酒桌上。高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对张流氓关上门敢骂妻子开了门却不敢出声，在张刘争斗时只敢走得很远去报警。这一方面表现了其迂腐怯懦的特点，更是在张刘的交战前线架起了一道桥梁。从他刚搬来起，他就成了张勇武和刘干部努力团结的政治砝码，即“统一战线”，高作家在夹缝之中一度保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最初他主观上也站在偏向刘干部这一边，然而通过张勇武的热情接触和恩威并使，高作家始终只能唉声叹气，并最终在酒桌上收下了最初不肯收的张的烟。在最后张勇武收起和善的表面显出流氓本质时，高作家也只是在短暂的虚弱“呐喊”之后还是屈服了。当前的形式正在起变化，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应该具体分析。官、商、知识分子这样的特点和关系孕育在同一片土壤，相对主义的土壤早就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暧昧的身份，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永远会被利益的转化所化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利可以寻租，知识让位给金钱，甚至文化沦落为给有钱人装点门面的玩意儿。黄建新指导的这部影片即使在今天来看，依旧趣味盎然，余韵缭绕，因为直到现在，身份和立场依旧在我们这个社会模糊着，最硬的，还是GDP。

片中个体户张永武，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人。可是他养龙鱼发家了，当上了中外合资龙鱼公司经理，并请来市长为他们公司开张剪彩，成了那栋楼最有脸面的人物。而刘干部和由高作家，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可是他们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主儿，尴尬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依附在张永武的门下，为张永武捞鱼食，挣一点外快。极为生活化地向观众展示了这样一个“有钱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又没有钱”的社会现实，同时形象地再现了人们由新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生活方式、由新的人际关系取代旧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他们身上的善恶、美丑。在展示他们性格时，都着重保留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生活经历所赋予他们的个性特色。张永武尽管是一个粗俗得令人生厌的人，可是他有了钱也很大方，也很懂人情世故，有时在他粗俗的语言里却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刘干部的女儿刘美，穿了一身张永武给她买的时装，引起刘干部两口的怀疑和追问。刘美只好把衣服退回给张永武。当张永武得知刘干部两口怀疑他张永武是不是对刘美有什么企图或不轨时，便扯着嗓子骂街了：“老子就没见过这么混蛋的爹娘，老街房邻居了，给孩子买身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小美这孩子多勤快多能干哪，给我们家干了那么多活，买件衣裳还不应该吗？”这时连老孙头也觉得“这小美倒像是他张永武的亲闺女了。”这里不仅令观众对张永武另眼相看了，也无形中批判了刘干部的世俗偏见。片中所表现的这座居民楼的几户人家，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