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之间

以前上电影课的时候，法国老师说看一个国家的电影，那都是社会的万花筒。我们无法去经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停下来跟所有的人倾谈，但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看他们的电影，看他们的社会关心的是怎样的主题，看他们的生活在如何的进行，看他们的文化有什么特色。所以，老师说，在美国的电影里，黑人主角最后不太会跟白人主角成为一对（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发现至少在大一点的制作里这是金科玉律），而种族问题永远是一个敏感和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还有同性恋。而在法国电影里，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因为在法国社会里，这些都不是矛盾，至少不是主要矛盾。长年在巴黎的生活后来见证给我看，这位老师的解读并没有错。纵观整个欧洲，法国并不是黑人阿人最多的国家，但只有他们的国家队看上去像一支北非雇佣军（我还亲耳听到过非洲来的人说他们的国家队就是法国队，哈哈哈），而同性恋不仅可以大大方方的结婚，还可以站在柜子外面当上巴黎市长..既然法国人不care颜色，不care性向，他们的电影当然也不会拿这个当主题，德纳芙在提到《断背山》的时候自然耸耸肩说“美国人未免太少见多怪”。法国电影人更关心一个生命的生活和思想胜过关心地球。这个社会似乎是建立在人文之上的，这些年间，我看过的不下百部法国电影里，那简单的好像室内情景剧一样的背景，少的一只手就能数出来的演员，重复再重复的往往是关于人生的命题...难怪把电影定义为“某种放松心情的娱乐活动”的人一般都比较难以忍受法国电影。但真实，亦是一种魅力。而这种魅力，通常要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得到。当我们在当中生活过，经历过，品味过，被误解过，很努力过，那些台词也好，背景也好，命题也好，不再是纸窗外的一个剪影。这时，连最爱周星驰，几番年《东邪西毒》的小唐也会欣赏以说台词为主要内容的法国电影。我一直很惊异于法国电影的真实感，演员表现的生活化，一切都自然得好像发生在身边，在昨日，在多年前我们坐过的课堂上，带着骄傲的自尊心踏上异乡的学生们，和带着同样骄傲的自尊心想要把法兰西文化传递给学生的老师们。文化冲突——这是我第二次在法国看到以此为切入点的电影。上一部是Roschdy Zem主演的Mauvaise Foi，不过那一部主要是说一个法籍阿拉伯人和一个法籍犹太人要结婚而在两个家族之间造成的冲突及最后的互相谅解，而Entre les murs要更为敏感和直率一些。虽然法国有很多外来人口，巴黎和马赛尤其是移民大城，我们同学间经常开玩笑说巴黎就没有纯种的法国人，但是法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原因在于它对于自己文化的固执已经到了一种让人发指的地步。那是一种把鼻子安在额头上的傲慢，自信就没有人能够侵略他们的文化，自信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anyway，我承认它跟中文并列美），自信我们这些外来人都将被烙上法国的印记，留下来就是遵守并继承他们的文化，回去就是将法兰西的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种近乎于傲慢的自信，法国人很开得起自己玩笑，即使是自嘲的时候，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就像超人面对点三八一样，丫根本从来没有想过你批评他们吃青蛙，笑他们的英语烂，或者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他们固步自封，小鸡肚肠就能伤害到他们了。他们坐下来大方地承认缺点，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末了还送你两句恭维话，转过身还是一脸洋洋自得。这种似曾相识的虚伪态度曾经让我莫名地很是恨得牙痒。所以他们端起摄相机时没什么想要隐藏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就这样直接地拍了，演了，把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一并大大方方地表现出来。他们把印象中的其他文化浓缩到每个学生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身上，放手让它们彼此冲撞。其中代表中文的是个名叫“伟”的男孩，如果说其他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我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的话，这个“伟”还真是颇似个小洋插队。有关于伟的戏集中于三场，一次是他发言说他为自己的同学感到羞耻，因为他们上课不遵守纪律，对老师出言不逊等等（在中国这些都是“坏孩子”的主要特征么），然后Francois老师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像你那么遵守秩序，这和羞耻感没有关系。还有一次是让每位同学写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自己非常喜欢玩电脑游戏，一天总有几个小时在玩，Francois点头说“这下我们总算多了一点了解”（中国学生不太爱在课堂上主动发言么）。另一次是家长会的时候，Francois针对伟的情况对他父母说这孩子很听话，很守纪律，数学非常好，很熟悉电脑（这是世界对中国人的一致评价）。总体来说，对于民族文化对于学生个体产生的性格及价值观的影响算是方向不错吧。当然法国人没忘了虚伪一把，就是伟的妈妈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警察抓住要押解回国时一位刚刚怀孕的女老师许了两个愿望，其中一个就是“希望伟的妈妈能留下”（这个设定非常有趣，一个妈妈刚刚诞生，另一个妈妈却将离开自己的孩子）。这种虚伪我很是感激...因为它曾经给过我那么多温情脉脉的时刻。我一直以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很会照顾外来的学生或者移民，其热心与关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人招呼洋留学生。所不同的是中国人还会分对方的肤色及原籍国，对富裕国家来的肯定好过非洲兄弟。电影一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文化裂痕展示。一次就是作自我介绍那一段，一次是comba（不知道名字我拼对了没有）和Francois的冲突，最后一次高潮是在关于一黑人男生（名字我实在是不会拼）的开除事件。这三件事的风波，在一般的公立或者私立学校的教室里是不会发生的。这是当存在文化误差时特有的现象。我们刚刚到法国的时候也曾经要求把名字写在纸上立在课桌上——因为法国老师一下子记不住这些奇怪的名字，我们被要求一遍遍重复自己的名字直到他们能模仿出相似的发音为止。我们也被要求写和念自我介绍，然后他们就会瞪大了眼睛问说“你们都没有兄弟姐妹吗”，或者“中国人的头发全都是黑色的吗”之类在我们看来实在有够二的问题。Comba在被迫向Francois道歉之后（起因是F叫她读Anne Frank日记的最后一段她不肯念），写了一封信给Francois说“尊敬是相互的”，这是每一个离开了自己文化，而必须要融入另外一个社会的孩子必然的脆弱（电影有作暗示——Francois说他们上个学年还相处得很好，为什么comba今年一开学就抽疯了）。她很下劲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当然这个誓言并没有坚持多久，似乎导演对于这种裂痕期的过去非常乐观。其实法国的民族冲突远不止如此温情的。当年北部暴动的时候就很说明问题了。当然更说明问题的是当年的内务部长，现今的法国总统Sarkozy当时实行的铁腕镇压。加入法国国籍的时候宣誓当中有一条，就是尊重法国的文化。在这个保护赤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大的矛盾不是来源于肚子，而是来源于头脑。

“评委会全体成员这次能达成一致，出发点就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性。这是一部挑不出瑕疵的电影：所有演员的表演——神奇；影片中体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和宽容——神奇；整个剧本以及其中的每一句对白——神奇。这部电影拥有你想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切。”——肖恩·潘谈“金棕榈”获奖影片《课》洛朗·冈泰：虚构比纪实更真实凭借处女作《人力资源》（又译：《人性挣扎》）一鸣惊人的法国导演洛朗·冈泰，被视作是法国影坛最重要的五位新锐导演导演之一。《人力资源》为冈泰赢得了2001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最佳电影处女作奖。同年年底，他的第二部作品《时序年代》上映，还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表彰当年优秀电影的堂吉诃德奖。2005年的作品《南方失乐园》参赛威尼斯电影节之后，洛朗·冈泰的名字一时间成为话题焦点。作为一位履历上只有三部电影，并且从未染指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年轻导演，凭借个人第四部电影就斩获金棕榈殊荣，冈泰的成功来得有点“太顺利”。甚至，现在在中国，媒体对于他的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康代、坎迪特……花样百出。毕竟，相比同样入围竞赛单元的法国导演阿尔诺·德帕拉辛，洛朗·冈泰的名字，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名气上，都显得分量较轻。然而，德帕拉辛的《圣诞故事》尽管精致、细腻、生动、充满智慧的火花，但打动的却只有以《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为代表的法国影评人。作为最后一部亮相的电影，洛朗·冈泰的《课》却后发制人，同时俘获了普通观众和影评人的心。这部影像风格相当“纪实”的电影，拍摄的手法也不传统。“早在筹拍《南方失乐园》之前，我就想拍一部探讨校园与教育问题的电影。”冈泰透露，“如今电视纪录片里学校的场面和对话都很假，要么夸张院校暴力和青少年犯罪，要么粉饰太平，我希望能有所不同，不提有关学校和教育体系的老生常谈，把人们对于传统学校的成见都扔在一边。”影片在拍摄之前花了一年多时间筹备，在真实的学校里建立起工作室，找来一群13到16岁的学生，一起生活、上课，电影人则在与这些孩子的相处中研究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准备素材，一点点完善电影的框架。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多部竞赛片都采用了想纪录片靠拢的叙事手法，选择非职业演员出演，其中包括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沃尔特·萨勒斯和女导演丹尼埃拉·托马斯联手执导的《越线》、土耳其名导锡兰的《三只猴子》、意大利影片《俄摩拉城》等。谈及影片“纪实风格剧情片”的基调，冈泰说开拍前，他一直在思考，影片到底该用纪录片的手法还是虚构的手法来表现。“后来我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难。我不想冒险，不想‘守株待兔’，等待着什么的事件发生。”冈泰补充道，“其实，虚构有时比纪实更真实。在纪录片里，角色恰恰并不真诚，因为面对镜头时，人们会不自觉地选择他们想说的东西说。反而在虚构角色的‘保护’下，演员的表现才更真实，因为有了‘事不关己’这个借口时，人们最诚实。”与当今大多数法国电影人只喜欢聚焦法国社会不同，冈泰的影片却常常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视角。“我的电影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表现复杂的世界中个人的处境和感受，探究个体如何看待真实的世界。”作为21年来首位获得“金棕榈”的法国人，冈泰极力为当代法国电影辩护，“其实，法国电影依然多样化。”弗朗索瓦·贝高多：导演的“使者”刚满37岁的弗朗索瓦·贝高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黎的中学里当法语老师，业余时间，他经常发表文章，曾是《电影手册》、《世界报》、法国版《花花公子》杂志的影评人和专栏作家，经常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露脸，同时还在《世界报》上主持一个足球评论专栏。2003年，小说《公平竞争》让他在法国文坛脱颖而出，2006年，他将自己当老师的个人经历写进小说《墙壁之间》，成为畅销书，并因此得到了导演洛朗·冈泰的注意，希望改编成电影，最后干脆请他自己演自己。从影评人到小说作者到编剧再到演员，贝高多的电影之路显得另类而有趣。贝高多表示，此次在大银幕上露脸，完全是“责任”使然。“我必须接下这个角色。”他说，“洛朗找到我跟我谈剧本改编问题时说，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由‘真实的人’来演，而我正是这个‘真实的人’。”他在片中扮演的老师弗朗索瓦·马兰一角尽管是虚构的人物，但他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来自贝高多当老师时的个人经历。“这是一个真实的虚构角色。”贝高多说。在这样一部用虚构表现真实的电影里，贝高多的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编剧或者主演。“他其实承担了一部分‘导演’的责任。”冈泰说，“或者说，他是导演的‘使者’，是导演派到教室这个社会里的‘大使’。”在获奖者媒体见面会后，贝高多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身为影评人与演员的不同感受时回答：“我不是明星，甚至不是一个演员，我就是这个角色。”尽管自特吕弗和戈达尔的时代起，《电影手册》的影评人就有从影的“传统”，但贝高多至今尚未拾起“导演”头衔，相反，在把自己的小说搬上大银幕时，却把百分百的信任交给了别人。对此，贝高多解释说：“信任洛朗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喜欢他的电影，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对于我的小说，我并没有‘放手’。这部电影在我们俩的合作中诞生，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创作。”那么，什么时候拍自己的电影？贝高多笑了：“We’ll see.”========上面这些是今年5月在戛纳刚看完片子时写的，现在对很多情节已经记不得，所以不另写影评了。只是记得后来在巴黎，看到不少学校准备关门大吉，门口却挂着横幅，呼吁拯救学校。一个横幅印象深刻，“每关掉一个学校，就要新开设一个监狱。——维克多·雨果”后来，甚至我碰到一些法国的普通老百姓居然都会主动跟我聊这个电影与法国教育制度现状的关系。看来，片中探讨的问题其实刚好是法国社会当下的矛盾焦点，所有人都很关注，原著作者和laurent cantet都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部好电影很重要的素质之一。这种伪纪录片的模式我也很喜欢，cantet自己那句话很有意思，“虚构比纪实更真实。”当时马上联想到的是王尔德的名言：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好久没有这种时候了，一边看片子一边回忆。想起了很多片段，想起去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在贝桑松，在和电影中非常非常相似的课堂上。那个时候没有想过日常的生活能够讲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好多好多鲜明的碎片。这片子的主旨在老师的课上已经说出了：你觉得你的生活平常，就不值得叙述吗？那时刚到法国，在语言学校，班上有五个伊斯兰国家学生，六个东亚学生，五个还是六个欧洲天主教国家学生。有一个叙利亚男子，戴眼镜，剃极短的头发，说话有点呆。他学得很慢，总是学不会，还常常不来上课。老师比他还年轻，总是像个真正的班主任那样询问他为什么不来，他也像真的中学生那样编各种借口。据说他已经上了两个月，还是最最初级班，到了月底仍然升不上去。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投入精力学，一个月学费最少700欧，他似乎并不在乎。一次在超市门口遇到他和他的老婆，推着婴儿车，买了很多很多东西，显得幸福而安详，但是他说他的老婆还没处理好签证，有可能随时得回国。上课时班上分成两边，东亚学生都安安静静听着，老师提问也不说。阿拉伯学生和欧洲学生则抢着跟老师对话。一同上课的有一个中国男孩，非常不适应班上的气氛，老师跟每个人说话，谁问问题就回应谁。中国男孩越来越听不懂，不知道老师这句话是在讲课还是在和谁聊天，心烦意乱，上课暗自发脾气。一个利比亚男孩黑黑瘦瘦，眼睛深陷而好看，上课总是不停地跟老师说啊说啊说，不懂的地方就一直说不懂，还会一边问问题一边聊天。中国男孩就非常烦他，上课总是举手，请老师让他闭嘴，不明白这样的学生怎么老师竟然还挺喜欢。有一次在班里讨论男人和女人是否平等。一个塞尔维亚学神学的帅哥只一句话：男女平等，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利比亚男孩说男女当然不平等，只要男人挣得足够多，女人就不必工作，她要工作干什么呢，她在家里可以出来散步、逛街、和其他女人聊天，女人不该工作。我和那个中国男孩都说自从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女人就都出来工作了，现在的成绩和事业都和男人差不多，女性歧视的现象也不严重，男女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我们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自以为客观的“观点”，然后轮到波兰女孩，她说，照我看，男女就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没什么不同。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到自己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我们讲太多外界现象，希望显得观点深刻，可是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观点。波兰女孩只有十七岁，金发碧眼，穿着火辣，喜欢下课出来抽烟。她法语好，所以上课偷笑、传小抄，还教其他人说法语脏话。中国男生不止一次跟我说，他觉得欧洲人还是歧视中国人，他觉得他们表面上礼貌，骨子里还是歧视，因为他不止一次发现波兰女孩用嘲笑的眼光看他。我说我倒没觉得，或许因为都是女孩的缘故。后来慢慢和那女孩熟了，聊天聊起家庭，这才知道，她是波兰七个正统贵族之一的后裔，继承了一长串名字，逢年过节仍然要穿晚礼服参加上流社会的规矩晚宴。但是她不喜欢那样，自己搬出来上学，希望将来嫁一个印度宝莱坞电影里那样浪漫的男人。回忆还有很多，想起来都是镜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看用一些营造的情节反应一个深刻社会问题的电影了，那样的情节是问题的附庸。我不管它深刻不深刻。人们就是人们，人们会活得小心翼翼、不确定、别扭、尽力表现得温和、滑过真正冲突的表面。而这种不深刻才正是生活。并不是只有泪流满面和正面交火才是价值观的斗争。在一次的一个饭桌上，我听着一个已经当了中学老师的同龄人一边说自己上考研班逃课，一边说着现在的学生多么不好管，控制局面多么重要，那时我才赫然发现，人们是这么容易地在几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穿梭、矛盾、权衡，而这表面的平庸已经包含了生活的许多沉重。马林真的试图做一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