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

外婆走的很突然，那天是高考会考的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外婆蹦蹦跳跳的从房间里跑出来——在我印象里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老太，走路像是跳舞，充满了活力—— 她说：“老胖，早餐给你煮碗面?” 我说：“不用了，我要赶去考试。” ——这是我和外婆的最后一次对话。 她的话音刚落，就突然喘息起来，等我转过头来，她已经瘫在了沙发上，满头大汗，还在持续地大声喘息。这时候我父母和外公也听到了动静冲了上来，我向外婆伸出手，她用力地捏了一下，然后快速地放开，冲着我摆了摆，“快去考试，我没事。” 她一边喘息一边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握她的手。 考试的时候我心神不宁，我匆忙回答了考卷，刚踏出考场，就接到了我父亲的电话，我能听出他强装镇定，要求我立马赶到医院，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话说不了三句，就哽咽了起来。 “你快来吧。”他说。 我记得出租车车窗上的雾气，外面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模糊，我意识到我或许将面对人生中的第一次永别，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奔上医院病房的第一个拐角，我看到了一个蜷缩成一团的小老头，他坐在角落里，窗户旁，手上拿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对于我的到来他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点了点头，脑袋朝另一个方向偏了偏——这是我的外公，他在那天变成了一个特别小的老头。 我扒开围绕在病床前的亲戚们，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外婆，医生刚刚宣布了老太太物理上面的死亡，她看起来如此安详，就跟睡着了一样，那一刻，是我这辈子哭的最惨的一次。 从那天起，外婆的所有，对我来说都成为了回忆。 我记得她给我织的毛衣，墨绿色，肩膀有微微的凸起，那时候我嫌丑，不愿意穿，最近我回去试了试，小了；我记得她煮的面条，总是习惯加一坨大大的红烧肉，那时候觉得腻，现在再也吃不到了；我还记得她做的粽子，那真是绝好的手艺，我之后再未吃到这么好吃的粽子，现在也再也吃不到了；我还记得她给我和我哥倒的洗脚水，那是真的烫啊，我们总是要把脚在盆边放一半天，才敢往水里探；我记得她总爱坐在沙发的同一个位置，打毛线，看电视，那个沙发垫子被坐出了一个凹进去的形状......我记得好多好多的回忆，每一个都变成了遗憾。 家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承担着这样的遗憾。但除了一个人，他从那之后就蜷缩到了一边，我从未敢与他分享，同他倾诉，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公。 外婆去世后，外公又独自在世上飘摇了十几年。癌症在他的晚年时期找来，在他最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大部分在医院度过。 2016年，我在旧金山的街头，接到了表哥打来的电话，外公也走了，然而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准备许久的告别，那时候我觉得，我唯一的遗憾，只是他走之时我无法在身边。 直到2019年，我发现了他留下的日记。 翻开日记本的第一页，第一篇的六个字，写着：“我好想你，元勤。” 元勤是我外婆的名字。 那个蜷缩着的小老头啊，他竟然深情如斯，所有我本以为早已抚平的遗憾，又都涌了上来，原来他才是久久无法释怀的那个人，他在日记本里经常提到：“元勤，我昨晚睡觉时感觉到了你的手，你又回来看我了罢。” “元勤，我好想早点过去陪你，你怎么可以留我一人?” “元勤，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元勤，今天想跟你说说话，小宇长大了，有主见了，他嫌我老了。” “元勤，胖胖变得很内向，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帮他。” “元勤，静静的男朋友没什么才能，但是人很朴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 外婆的离开，好像也带走了外公与家庭和世界连接的通道，我原以为他的孤僻与他的经历有关；我原以为他的不开心是性格所致；我原以为他的沉默是因为无话可说。 但原来，他是无人可诉，无人可听。 这成为了我不吐不快的遗憾，我想要帮他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告诉他，元勤总是以某种形式陪在我们身边。倘若时间可以倒流，我希望他不必如此孤寂，不必如此沉默，我希望他能少些遗憾，我希望我们能更用力的去抓住一些东西，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生活自有裂缝，它总令我们四分五裂，唯爱与宽容，这两个且俗且难的词汇，却是缝补粘合的唯二良药。 因此有了《翠湖》这部电影，她不完美，但她有关我的遗憾，她在某个时间阶段，疗愈了日趋支离破碎的我。 创作《翠湖》的过程，让我再回忆、再感知、再重组，我得以从忙碌的庸常中抽离片刻，回望片刻，得以去抚慰从未被安慰过的那个心中的小孩。 我希望《翠湖》也能给予你们类似的力量，我始终觉得，遗憾代表了人们心里最柔软的那片地方，希望大家都能被温柔以待， 也能温柔待己。 对我来说，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意义。 卞灼 2026.1.24

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一个毛头小子坐在影院里，憧憬着或许某一天，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光影、自己的故事能够映射在那片银幕里。 电影院对我来说是休憩所、避难所、图书馆、更是一个可以肆意哭泣欢笑的秘境，她抱有我最直接简单的情绪，容许我遁入一两个小时的真正的自我，让我在黑暗里感到安心，因为前方总是有光。 《翠湖》对我的意义非凡，与她同行的这一路心酸、委屈、愤怒、狂喜，如同人生一样坎坷歧行，看电影或许拉长了我们三倍的生命体验，但做电影，每一次都好像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这或许就是我爱电影的原因。 回到最纯粹的感动，回到最开始的初心，1月24日，我终于获得了照见自己的机会，终于能够大声的回应十多年前的自己： 你始终憧憬着的这一天，终于照入了你的生命里，恭喜你！！！

我的外公60岁就去世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60岁还是很年轻的年纪。一个静谧的秋日下午，我午觉醒来，被召唤去外公所在的房间。所有的大人和孩子们都围在床榻前，看他干瘪枯瘦，永远安静地躺了下去。 第二次看《翠湖》时，有关外公死亡的瞬间反复回放，让我难以抑制地流泪。但我无法想起和他共处的具体事件，记忆变成一杯茶、一把藤椅、一串葡萄架，他成了一个符号。《翠湖》远在昆明，却唤醒我心中的符号。那个永远优雅的外公，不露声色地忍过了衰老和病痛，而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重构一个也曾脆弱也曾孤独的他，在别人的电影里。

和我同为80后的卞灼，是在外公留下的日记本里发现秘密的。在一段骨折受伤养病的闲日子里，他有空来梳理这段个人往事，把往事变成了一种公共的回忆。 若以华语电影作比较，2025年的《翠湖》，无疑把我们带到了2000年以前李安的《饮食男女》。同样是一个丧偶父亲和三个女儿的故事，李安的视角在第二代（女儿），卞灼的视角在第三代（胖胖）。其中模糊牵引的那部是《一一》，儿童和大人同在，但杨德昌太残酷——道尽冷漠，不留温情。 《翠湖》带来了久违的中国家庭的温暖，相对亲近的、也有些许隔阂的，但总能在一个饭桌上把天聊下去。几年前也有部年轻的电影《别告诉她》，从美国回来的孙女探望长春生病的奶奶，也是喜宴、饭桌，代际差异和文化碰撞。长春的街景第一次那样展现在我面前，有一种无法亲近的悲凉。 卞灼出生成长于昆明，得到了本地文化的滋养。尽管外出求学工作多年，但再回来时，他有一定的旁观视角，也不难从少时记忆中挖取养分，追溯家庭精神生活的源头。因此翠湖——昆明的地标性景观，成了最好的意象。当有人无法说出想说的话，有人无法再向现实走近一步，他们都会选择翠湖，安静地在其中走一走，逃遁或者得到舒缓的精神空间。

李振平饰演的外公谢树文，从一开始就迷于翠湖的温情。相伴多年的妻子离世了，他坐在翠湖边，好像还有爱人靠着他的肩。迷迷糊糊之中醒来，自己已经老去，身边人已不在，恍惚回到家中，三个女儿各自为家，他要向何处去，他也不知道。 一个新的女人来到了他的生活。但正如Joan Didion所说，婚姻是一种经典的背叛。当父亲在饭桌上宣布自己的决定时，三个女儿都将他视作对母亲的背叛。你必须留守在此，必须继续以我们的父亲、母亲的丈夫存在，哪怕她已不在。 对树文来说，人生似乎遇到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问题。明明他曾经是家庭的中心，衰老和孤身一人让他显得被边缘。三个女儿各自境遇不同，带来了价值观的碰撞，身为父亲又要站在哪一边如何平衡，他困顿，不如不想。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权力迁移的故事。七十多年前，桑弧导演的《哀乐中年》把石挥饰演的第一代（陈绍常）放在了主视角位置。从学校核心退出，再从家庭核心退出，他不断适应，不断调整，但直到有位勇敢的年轻女性激发他生命的激情——他还是要回到公共空间去，建设他的学校，找到生活的动力。陈绍常把自己的坟地推翻重建，带来了1949年的新气象。

李安的《饮食男女》中，饮食掌勺，成为家庭权力争夺的象征。郎雄饰演的父亲白日在台北城中阔步，回到家里却皱眉、沉默，只能通过食物传递感情。当女儿各自长大，他像是不再被需要的人，失去味觉，也失去生活的滋味。待到他感到自己被重新需要（被爱），他恢复了味觉也甘于成为一名“客人”，将老屋和掌勺的权力真正交出。

卞灼是我的同龄人，在我看来《翠湖》更多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家庭故事。 当他用摄像机对准外公树文的后脑勺，我们都知道，这是向《一一》致敬。卞灼以洋洋般的视角，重新看见他的外公——当陪伴他长大的亲人老去了、脆弱了，不再是家中权力核心，第三代将如何对待一代二代之间隐形的权力“战争”，又如何尊重他们各自的权利？孩子夹在当中，也有难以言说的隔膜。 饭桌上的戏码，成了最好的诠释。不动声色，忽然宣布一个决定，引来轩然大波。《饮食男女》中，决定总关于大家拆分为小家，个体背叛集体；而《翠湖》中的冲突更多关于家庭内部的阶层差异，更为具体的，便是有关第三代的成长教育。

宇硕、晓倩、胖胖三人，分别代表三个家庭。同一个外公养出了三个同也不同的女儿，她们洒脱直率，也都隐隐为养老和育儿问题焦灼。 夹在外公和各自的母亲、姨妈之间，孩子们产生难以亲近的陌生感。这陌生感并非因为个体善恶导致，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每个都有“我为你好”的出发点，但落在孩子身上，却成了某种沉重的责任。 宇硕背负成为家中最优秀孩子的期待，编造出斯坦福的谎言；晓倩破罐子破摔，姨妈给的工作是接济怜悯不要，偏偏早早带一个小丈夫回家，宣告脱离家庭的主权；那还没长大的胖胖该怎么办呢，以谁为榜样？他也懦弱也恐惧也彷徨，偷偷跑到翠湖，“亲手把自己的前途埋葬”。 外公树文体恤所有人的难，可是解决不了。把拉拉杂杂的烦恼放在更远的时间维度看，不过是小小的龃龉或秘密，不值得如此动荡。在他得到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消息之后，一切纷扰都渐渐归于平静。任各位去吵，去争，去辩个输赢，他说，“样样好，样样好”。

第二次看《翠湖》时，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便理解了树文所有的行为。恋爱是一种回光返照，模拟曾经存在的温情，但也假借她人回到他的精神所栖。可是再有爱的黄昏恋也不比《哀乐中年》《饮食男女》里那样的激情四射——树文知道自己要走了，爱不过是茫茫友谊的一种，感受到，温暖过，如此便好。 最让人心酸的秘密，藏于一把口琴。当树文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友，他穿着体面，去到他真正想去的空间。他们谈论音乐，谈论青春，仿佛就在昨日。恍惚之间口琴已经封存多年，再打开已物是人非，音乐成了遥远的回忆。 ——我所伤感的，正是这样一小段细节。恰如偷偷跑去翠湖边拉琴的老人，上海的黄浦江边、公园里、各个城市的广场上，都有这样的老人。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即使是身边最亲的人也不过是作为家庭角色的那一面，有关他们真正的自我我们从未有意探个究竟。“新年快乐”、“步步高升”，一次又一次家宴祝福之后，生命随风而逝。 有关一个老人如何青春地活过，也许是卞灼想要探究的问题。他所引发我的遗憾是我从未有机会和自己的外公真正交谈，也不知他丰厚的精神世界如何抵御了癌症病痛。但我的外公没有留下任何日记，只留下物质的印记——我记得他永远庄严地坐在八仙桌前，永远地泡一杯浓茶，抽烟，听广播，晒太阳。他保存了上个世纪最有范式的大家长形象，直到病终也没有让这个形象坍塌。 《翠湖》的最后一幕，所有人在一座高高的小山上，望湖光山色。外公此时已远去天国，留下在世的亲人，享尘世快乐。 对活着的人来说，祭奠也许不必以哀苦的方式，哪怕借扫墓名义相聚一场，也是不用言语的倾诉。摄像机替外公的眼远远在上看着： 我在这天地间，依然是你们的爱，你们永恒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