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

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