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留声

作者：本·沙塔克 我在1916年遇到大卫时是17岁。我不太在乎去算我的年龄，但现在是1972年4月的剑桥。几天来，我写字台上方的窗户上一直漂浮着某种白色的绒球，它们像初雪一样在人行道上堆积。 我的医生建议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我最近一直失眠，这是从一个陌生人在缅因州寄来的包裹开始的：一盒25个蜡质留声机圆筒，每个圆筒的标签上都写着大卫和我的名字。其中一个圆筒上贴着一封信，上面写着：“几年前，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想这些一定是你的。”我写过三本关于美国民间音乐的书——还算成功，因此最近也接到些电视采访——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和大卫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秋天，我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第一年的学期考试后。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马特和劳伦斯在一起，在酒吧里喝酒庆祝。大卫在靠远处的墙上弹钢琴，他的白衬衫在煤气灯下呈现成黄色，当他的手臂在琴键上扫过时，衬衫他的肩膀之间伸展而松弛着。 “你觉得呢？”马特问，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没有听到他的问题。 “你在看什么？”他转过身来说。 “我知道那首歌，”我说。那是《死寂的冬夜》，我父亲在肯塔基州时用小提琴演奏过这首曲子。这是一首慢歌，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坐着的人的呼吸声”的节奏。这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谣，来自我后来研究过的湖区。讲述的是在一月的夜晚，一对恋人迷失在森林里，他们从家里跑到一棵橡树旁见面，然后私奔。一场暴风雪来临，可他们找不到对方。在副歌中，他们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但风把树摇得如此响亮，以至于他们甚至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蜷缩在不同的树下孤独地死去。“在雪地上有两个足迹/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在一个死寂的冬夜，他们从未相遇。”夏天在肯塔基州的门廊上，白色的飞蛾绕着灯笼飞舞，我和哥哥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肚子上，感受着父亲的脚踩出缓慢的节奏时的振动——他的靴子踩在木板上的刺耳声。树上的蝈蝈们，把黑夜缝合在一起。 “失陪一下，”我在酒吧里对朋友们说。 肥皂味、酒味和烟味充斥着整个酒吧。我靠在墙上，臀部贴着钢琴的后梁，看着大卫演奏。他闭着双眼，从嘴里吐出香烟来，烟雾爬上了他的脸，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副歌响起时，他的头摇晃了一下，我看着他的手指。 “你从哪儿学的？”当歌曲结束后我问道。 “这个啊，”他说着抬起头来，把香烟扔在地板上。“肯塔基州的某个沼泽地。” 一个低沉的声音，语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弹了一个C和弦，另一只手拿起地上的酒。 “我是肯塔基州人，”我告诉他。他的手停在琴键上，再次抬起头来。 “好的，你当然是。抱歉。”他伸出手来。“大卫。” “莱昂内尔。”我说。 “哪个系的？”那晚酒吧里的人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声乐，”我说。 “好吧，”他说。“Fa-la-la，我是乐史系的，这个——”他弹了一个旋律。“只是我在夏天的一个爱好，在采集音乐之时喘口气。” 在房间的另一头，马特和劳伦斯示意他们要离开，我挥手让他们先走。 “去过哈罗吗？”我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哈罗。两年前的夏天去过，小镇中心有个天蓝色凉亭。” 他似乎对这一巧合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也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南方人不多，绝对没有人来自哈罗，一个在冷河和索伦河之间的两千人的小镇。但大卫去过，也许我们甚至见过对方。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思乡。 “我记得在那儿学过一个里尔舞曲，”他说，“我想应该是《基拉尼的少女》吧?” “我知道它，你知道《犁的种子》吗？” “我应该知道吗？”他说。 我告诉他我母亲以前唱过这首歌。 “来吧，让我们听听。” “不了，”我摇着头说。 “什么调？”他说，并顺着钢琴从一个和弦弹到下一个和弦。他在长椅上往前坐了坐。“什么调？”他重复道，弹出一个A调。 他扬起眉毛，然后我注意到他上唇有一道疤痕，淡红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父亲造成的。 “你别以为你能把它弹出来。”我说。 “那舞台交给你了。”他的手离开键盘，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支香烟，拿起一支蜡烛，把火苗凑近他的脸，点上烟，等待着。 我第一次被告知我有绝对音感，是因为我重复了我母亲每天清晨咳嗽的音调。我可以和田野上的狗叫声和谐一致。我是父亲小提琴的调音师——站在他的肘部，唱出一个A调，而他就开始调整琴弦。在早期，我以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声音，看到形状和颜色——一个摇摆不定的圆圈，黑莓紫色，代表D调。我会调整我看到的形状，然后锁定在正确的分贝上。在我13岁的时候，开始只要听到音调就会尝到味道。只要父亲拉出一个糟糕的B小调，蜡质的苦味就充满了我的嘴。另外，要是有一个完美的C调，我就能尝到甜樱桃，而D调则是牛奶味。 之后我为大卫演唱了那首歌。 我一直觉得从我的喉咙和嘴唇里发出的东西不是我的，就像我在偷东西而不是创造东西。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能感受到我的横膈膜的收缩，我的喉咙的力量，我的嘴唇和舌头的柔软，塑造出了声音——但从我身体里传达出来的东西，在我的头顶响起，所以我的头骨感受到的更像是钟声，而不是具有形体的，它淹没我耳朵的鼓膜，通过我的鼻腔振动，不属于我自己，更像是树上的风声或玻璃瓶的声音。或者，可以换个更好的说法，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声从我的嘴里发出来，一个重复的声音。我再也不能像那样唱歌了——我怀念它。现在我只有这种微弱的颤音，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声音有什么问题。 当我结束这首歌时，黄色渐渐变成了湿木头的味道。 “你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他问。 我耸耸肩。 他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嗓音，我就不会在学校里闲逛了。” 当他起身去拿另一瓶啤酒时，我看到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几英寸。 我们一直呆到天亮，我跟着他的琴声唱歌。我也许能在两个八度上哼出D调，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有记忆力的人。他歪着头，用手指堵住一只耳朵，哼唱一两声，他会把这首歌唱出来，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会摸出一句歌词来。 “让我再给你买一瓶啤酒，”我说。在亮起灰蒙蒙的晨光之前，我从未离开钢琴的另一侧。 “好极了，”他说。“你让我一晚上没睡，这是你欠我的。” “你想要什么都行，”我盯着他说。 “算了，我累了，也快到早晨了，我要去睡觉了。我住在街对面，如果你想的话，我那还有一张沙发。” 他的公寓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和一把椅子，没有沙发。肮脏的盘子和杯子散落在地板上，还有几页几页的乐谱，没有书桌。我向他要了一杯水，因为我喝晕了。他从厨房接来一杯水，喝了一大口，然后朝我喷了一大口水，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张开嘴去接。他一直这样做，直到水杯空了，我身上也湿了，但还是勉强喝到了几口。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然后走到我身边，摘下我的眼镜，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窗台上。他把我的湿衬衫拉过我的头，领我到他的床前，床上堆着被子和床单。当我俯身亲吻他时，我直奔他嘴唇上的疤痕，吸吮它，而他的手掌则按在我的大腿上。他倒在床上，用双腿缠绕着我。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大卫已经走了，我头痛欲裂，头晕得厉害。我以前也喝醉过，但没有过这样。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地板上有一张纸条：一个星期后见。我从他的水槽里大口大口地接水喝，然后倒了一杯水走进客厅。我翻身坐在椅子上，喝到杯子空了，然后回到床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但当我在日落前再次醒来时，他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我收拾好衣服，折好他的纸条，在离开前把它塞进我的口袋。 此后的每个周二晚上，大卫都会在钢琴前夹着烟演奏着，而我则用我的奖学金津贴给我们买些喝的。在不是周二的晚上，我有时会站在他大楼的对面，抬头看，想看看是谁在他的公寓周围走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好奇而已。我真的不觉得我是个醋坛子，可大卫之后我每段感情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克拉丽莎，我在四十多岁时和她约会过，她在承认和我的朋友上床后离开了我。我知道她的外遇，当我告诉她说我只希望她早点向我承认，并认为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她开始对我大喊大叫，好像是我在偷情一样，说我反正也不在乎她，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数其他男人——亚历克斯、威廉、阿利斯泰尔，还有其他人——都持续了不超过几个月。文森特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文森特思维敏捷，来自米兰，对我们遇到的每个陌生人都很有魅力，他的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隙，笑声在狭窄的罗马街道上一路回荡，他是一位大提琴家，会在我唱歌的那个小教堂里练习。当我最终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回到波士顿，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人”，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 我不会纠缠于大卫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仅半年就离开的具体细节。那是在1917年，美国已经加入战争，学院不再授课，他去了欧洲，我没有去，因为我的视力不好。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了我在哈罗的地址，让他给我寄法国巧克力。 我回到了哈罗的农场，帮助我的哥哥，在我到达不久后，他也去了欧洲。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大卫的结局了。周二晚上在波士顿开了十几个会，我想他就像你年轻时那样频繁：清晨，躺在床上，听着鸟儿的鸣叫，床单缠在腿上时；我站在厨房里看着水壶，等着水开时；当我修剪、嫁接、立桩、捆果树的时；下班后，我走到小溪边，听着春天里窥视者的声音时；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听着一场雷雨清清喉咙在地平线上用三个音调，将灰尘的气味在暴风雨来临之际释放出来时。一如既往，总是如此。我有时醒来时，眼里还能看到他的脸，我的手穿过床伸向他。我的身体记住了他的身体，即使我试图不去记住。灰蓝色的眼睛，虹膜周围有一圈看起来像棕色的东西，他的眼睑上有一个雀斑，他嘴唇上的疤痕，喉结像断了的骨头一样刺眼，他的头发闻起来像烟草，他的脖子像发酵的水果。我没有经历过我那个时代的一些男人会有的内疚，我只是爱大卫，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太多。我的错误在于，我以为大卫是第一个。我尝到了爱的滋味，我渴望我的未来，我怎么会知道剩下的那些——亚历克斯、威廉、文森特、克拉丽莎、山姆、莎拉，还有最近的乔治——都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洪水过后的小溪流。 夏天和秋天过去了，冬天来到了农场，下过一次雪，但没有像波士顿那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糟糕的音乐，喝了太多的咖啡，每天走上几个小时的路。我在想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恢复，什么时候战争才能结束，我才能回到北方，回到学校，回到波士顿，我确信大卫在服完役后会回到那里。 我有时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住在他父亲为他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建造的房子里。我自己的父亲几年前在果园里去世了（我哥哥发现了他，他手里拿着剪刀），我母亲采取的改变是散步，有时会持续到很晚，所以没有我哥哥在身边，房子空荡荡的，安静得让我很不喜欢。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我的祖父都会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裹着毛毯。我们喝着咖啡，谈论着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哥哥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一首歌。他从不问我关于音乐学院的事，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塔姆的骑兵队中服役，看着他的朋友们“脱胎换骨”。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很愤怒，只是想念他的朋友，想念他的妻子。我现在仅仅只是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战争席卷了我家人的生活而感到震惊。 大卫的信于1919年6月送到了农场，寄信人的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他在一张五线谱纸的背面写的——前面是两条四分音符，弧形穿过高音谱带。只有一段话： 我亲爱的银嗓子同盟：我希望这封信能寄到你那里。农场的生活怎么样？目前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刚刚从北欧的步行之旅回来。上帝保佑我，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我在鲍登大学有一个职位，就在常青树这里。上个月，有一个人参观了该系，展示了一个新的留声机原型。我的导师认为，如果我被选为系里在这片北方荒野上的民歌录音师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一个人可拖不动这台会说话的缝纫机——今年夏天到森林里走一走怎么样？旅程指向北方。想想星空下的松针床？桦树啤酒？别磨蹭了，快来吧。 另外——你有钱吗？这附近没什么可去的。 我把信翻过来，哼着我能读到的两个小节的曲子，是一个令人大为震撼的旋律。我从大卫那里收到的每一张便条都注明了：一周后见，那是他在第一天早上写的。这次是：别磨蹭了，快来吧。大卫给了指示，我只有照办的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脸上贴着那封信。我告诉母亲我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后就走，农场将无人看管，果园会变得杂草丛生，网也没有人铺。如果我离开的时间够久的话，果子就会过熟，掉到地上，然后腐烂。但我不在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就像是在逃跑一样，坐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波特兰。 我从来不太关心物体——也就是东西。我不在乎盘子什么时候碎了，几年前我家被盗的时候，我可以坦诚地说，我感觉并不是很糟糕，只是对之后要花的费用感到困惑和困扰。我家的墙壁光秃秃的，我请朋友们永远不要给我买圣诞或生日礼物。这可能被认为是节俭或有其它的意义，但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个问题。我曾经各种丢三落四，把外套放在教堂的长椅上，忘了带课本，把斧头丢在外面的草丛里。我也白送了其他孩子很多东西——玩具、我父亲的松香木小提琴、钱币。最糟糕的是我们家的狗——我喜欢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所以有一天带着我们的狗去了他家，把她绑在他家草坪上的一棵树上，然后回家时什么也没想就走了，我父亲还因为这个打了我一顿。 但我还留着大卫要我去北方的那封信，他在他公寓地板上留给我的所有纸条，还有那天晚上他卷起来忘在钢琴上的香烟，还有我们以前见面的酒吧里的一盒火柴。我没有保留文森特在我离开罗马前送给我的小雕像，没有保留克拉丽莎在我们结婚纪念日时送给我的金表，没有保留萨拉为我画的风景画，没有保留我和亚历克斯在科德角收集的海玻璃。但说到大卫，我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喜鹊。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看到了他。我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看着。他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一件深色夹克，手放在口袋里，嘴唇间夹着香烟。他长出了胡子，看起来更瘦了，脸颊更尖了。当他把胳膊伸到头顶时，我感到胸口真的跳了一下，就像一个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器官移到了原位。我挥了挥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指着我，好像他的手是一把手枪，向我开了枪。在他周围，是一箱箱的录音设备。 从1919年8月到9月，我们一定走了100英里，从岩石海岸到一望无际的柱状森林内部，再回到海岸，到处收集民谣和曲子。我们走过有雾的沼泽地，走过有青蛙唱歌的森林，走过我们沉到膝盖的苔藓，走过沿海公路，在那里，风几乎把我们吹走。当然，我们也去了城镇，还去了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我们听说那里有好的歌手。一直以来都由大卫做自我介绍，而我则在后面微笑着。我们靠的是别人的推荐——某人的表弟可能认识北边20英里处某人的姑妈。有时我们住在我们需要录制歌曲的那些人的房子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睡在野外，在大卫拖着走来走去的帆布帐篷里。我的工作是搬运录音机。或者，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那个夏天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不睡帐篷，睡在田野里或松树下。我们的四肢因一天的行走而疲惫，困意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祖父曾经说过，幸福不是一个故事，所以头几周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沉重的录音机皮带扎进了我的肩膀，黑蝇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我的靴子在我的脚跟上留下了硬币大小的水泡，但我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一种朴素、乏味、形容词般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无法进一步用其他词语表达。当我们走过被几天的大雨夷为平地的牧场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我们周围的水滴闪闪发光，鸟儿在鸣叫。我和大卫在瀑布下沐浴，然后在岩石上做爱。食物吃完了，发现了一块蓝莓荒地，就像天赐一样，然后吃了一下午，我们既恶心又开心。吃到撑不下去后，我们就在那里睡了一觉，直到一个女人用她的靴子叫醒我们。那天晚上，在淡紫色的暮色中，他让我伸出舌头，然后又给我看了他的——两条舌头都是青蓝色的。我想到了哈罗农场那些无人照料的果树，想到鸟儿们吃着果子，果园里的野草肆意生长，但我并不在乎。 我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蜡筒从纸上打开；将表面刷干净；将其安装在旋转器上；将喇叭对准歌手的脸，让他或她对着管子唱歌；将唱针移动到蜡上；慢慢转动曲柄。录音结束后，大卫会将歌词和曲谱转录在一本小册子中，同时还有一个关于人和歌的起源的简短采访。我喜欢这些歌，但并不像大卫那样喜欢它们。我不知道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他并不像我和我哥哥那样在这些歌声中长大的。但话又说回来，我对大卫早年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每当我问起，他都会摇摇头，挥挥手，就像拍掉一只黑蝇一样，说这一点都不有趣。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在伦敦住了几年——我不知道他的职业，他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搬到了纽波特。他确实曾经提到过一个在英国拉小提琴的叔叔，带他去爱尔兰旅行了一周。也许这就是他开始采集音乐的地方——现在，我已经72岁了，我知道我们喜欢的大多数东西在我们10岁之前就已经有了种子。当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曲，尤其是民谣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话——这些歌曲是他所知道的最有血性的音乐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些歌曲充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声音，他们唱过并改变了它们，而且它们总是在唱人们生活中的故事。不像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喜欢的巴洛克音乐，尖锐、抽象、华丽，像一件件冷艳的完美珠宝。这些民歌有柔和的感染力，光是旋律就能让你哽咽。歌声中的情感非常纯粹，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在我们的采集之旅结束后的几年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想唱老歌。我转向了唱诗班的音乐，转向了大教堂里的弧形独唱，这就是为什么我1929年在罗马的一个唱诗班里任职。直到我50多岁嗓子哑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唯一想写的还是关于是美国民间音乐，这些传统歌曲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并不断发展和扭曲成新鲜的东西。我写作的时候恰好遇上纽约和波士顿的民俗复兴，所以我的书很畅销。我写那些书是对大卫的一种纪念，但从未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说实话，我又开始喜欢上了那种音乐，那些来自我家乡州和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古老的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一种我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的方式喜欢着。 在1917年夏天的所有录音中，我觉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声音。我想要弄一个音频日志，记录我们工作间隙的日子。从山谷中传来的暴风雨的声音、松枝扫过头顶的声音、在奥古斯塔南部，八个孩子的木勺打在桌子上的木盘子上发出的木勺声、在长柄煎锅里的肉被烧得噼里啪啦的猪油声。我想记录下大卫的低语：“上帝啊”，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狗山萤火虫闪耀的田野时的声音；在林肯，一只鳄龟的爪子划过桌子的声音；在考珀，当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个人都如此渴望自己的歌曲被记录下来，所以同时唱着完全不同的歌曲，每个泰特尔都试图盖过其他人的声音，直到大卫不得不把两个烹饪锅敲在一起，让他们安静下来。索斯威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她的厨房中间，在我试图修理留声机的时候，唱着一首调式，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继子女都坐在她周围，安静地坐着，直到洛夫唱到第二段时，孩子们抑制不住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母亲。十二个歌手，四个和声。 我想要录下那些所有消失了的却轮廓分明的声音。那些被释放到世界上的振动，从来没有被集中到留声机的管子和唱针上，从来没有被打入蜡中。我想要录下一个前几年的声音，大卫第一次在酒吧里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卫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在一个深夜问我，他是否应该加入战争，我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他想听到的。声音的历史，每天都在流失。我开始把地球想成一个蜡筒，太阳是唱针，放在地球上，勾画出一天的音乐——人们争吵、烹饪、欢笑、歌唱、呻吟、哭泣、调情的声音。而在它的背后，是数百万沉睡的人们的无声扫荡，像静电噪音一样在地球上肆虐。 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我注意到大卫身上笼罩着一种黑暗，我想他试图把它隐藏起来。他的手在颤抖，卷烟也变得困难。有几次，我醒来时看到他站在离我们的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在月光下像是一根黑色的柱子，就像某个古代遗迹的柱子。当我们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时他唱起歌来，有时会在唱到一半时停下来，重复最后一句，寻找下一句。有一次我从他身后悄悄走过去，吓了他一跳。他向后跳了一下，好像触电一样。我以为是战争的缘故，就像那些参战过的人那样。 有一天，着实厌倦了他的沉默，我问他有没有开枪杀过人。他把手举在空中，没有回答。 到8月底，也就是大卫要回鲍登教书的前一周，我们只剩下三个蜡筒。我们当时正前往靠近边境的一所房子，那是一个靠近花岗岩采石场的海滨小镇。我们在找约翰·温斯洛的房子，约翰·温斯洛是一个名叫玛丽·康威的女人的表亲，玛丽说，“他脑子里有一堆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是百里之内最好的厨师之一，她会帮你安排好的。” 镇上的几个孩子指引我们走到一条漫长的土路的尽头。那是一个很冷的夏末夜晚，几个月前的风已经在大地上卷起了寒意。我们在水面上看了一整天的雾已经消失了。依偎在树林里的是一所房子——实际上是一间棚屋。波纹金属屋顶，用隔板拼成的，外面钉了几十个鹿角，在泥泞的院子里，一只拴在桩子上的狗跳了起来，汪汪地叫着，朝我们跑过来，然后当锁链绷紧时又被甩了回去。一群黑鸟从房子周围被雨淋得黝黑的树上飞了起来，然后消失在树林深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大卫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对着树林喊。 “我们走吧，”他回来时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稀记得那所房子没有任何窗户。 那条狗一直在吠叫，扯着链子，跳起来以至于快窒息了自己，哼哼唧唧地叫着。那是一条大狗，我想是一只熊狗，灰色和棕色的毛，胸部为白色，耳朵看起来被剪短了。 “闭嘴，”大卫冲着狗喊道。“我们还是等他回来吧，”他说，转过身来，向路边看去。“我想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很渴，可是我们没水了，我们反正也到这了。” 他耸了耸肩，坐在前门的台阶上，拍了拍口袋里的烟草，然后卷了一支烟，闭上眼睛，后脑勺靠在门上。 我把录音机从肩膀上拿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坐在他身边。 然后，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他问我是否认为我们还会在这次旅行后再见面。 我说，会的。 他问我是否担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说我不担心，因为我的确不担心。 他把头靠在门上，好像是在按摩，他的额头上有一抹肮脏的汗水。然后他把双腿拉到胸前，身体前倾，把下巴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好像在祈祷。 “我想我很佩服你，”他说。 那条狗一直在叫，链子啪嗒啪嗒地响着。 我正想问他为什么，他对狗大喊：“闭嘴！”然后慌忙站起来，大步向狗走去。 当大卫走近时，那条狗抬起前腿，紧绷的链条使它直立了起来，就像一个即将落下的斧头。 “你在做什么？”我说。“小心点。” 大卫伸出手，走近一些。那条狗紧紧地拉扯着项圈，喘不过气来。大卫站在那里看着它，只有一英尺远，然后把烟头弹到狗的脚下。 这时，一个人从森林的边缘叫道：“嗬！” 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来，那条狗安静了下来。 那人留着长长的胡须，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深色的。他的肩膀上有一根挂满死兔子的长杆，其中一只手拿着一把枪。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完，放下杆子，用两只手举着枪。 “你好！”大卫兴高采烈地说，好像没有枪指着他似的。“我是大卫·阿什顿，这位是莱昂内尔·沃辛。我们是你表妹的朋友，玛丽·康威？” “玛丽。”约翰·温斯洛说。“然后呢？”他把枪放在身边，拿起绑着兔子的杆子。 “你一定是约翰，”大卫说。“我们在采集歌曲，玛丽说你有几首？” “不感兴趣，”约翰说，他向我们走来，用那种缓慢的、有意的方式，我注意到有些伐木人就是这样，就像他比我们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长度，不需要赶时间。 “这不用花太长的时间，”大卫说。“我能问问你在哪里学的这些歌吗？” “不感兴趣，”他又说了一遍，把杆子放在房子的一边。那些兔子——有三只——一定是刚猎杀到的，血从其中一只的嘴里滴出来，拍打着一床干树叶。 “玛丽说你的家人来自爱尔兰西部？”大卫说。 约翰没有回答，他从腰带上拔出一把刀，把兔子从杆子上割下来，并把它们并排放在门廊上。 “哪个镇？”大卫问。“我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是我第一次学到《牧羊人之歌》的地方，也许你知道这首歌？” “现在你听着，”约翰说，第一次盯着大卫看。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充血，我想是血管破裂的缘故，他的双颊凹陷，他的整个脸抽搐了一下，绷紧，然后又松开。“我不感兴趣，我告诉过你一次，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故意无礼的，我看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如果你是从玛丽家来的，以后再来吧，也许一两个星期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了。” 我认为大卫的说服天赋只在于，如果他想要什么，他就会不停地去追求。如果不是玛丽慷慨激昂地建议给约翰录音，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周内在他家附近出现，我想大卫会就此打住。约翰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他们起初总是因为害羞或怀疑而拒绝。相反，他以一种下通牒似的、不可饶恕的方式拒绝了。他已经背对着我们，用他的刀子切开了其中一只兔子，然后开始猛地拔去毛皮。 “你妻子在这儿吗？”大卫说。“也许她想唱歌？罗斯玛丽？” 那人转向大卫，手里拿着刀，浑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从它的后腿上垂下来。 “或者给点水，”我说。“我们的水喝完了，你能给点水喝吗？” 他叹了口气，踢了踢地面。 “我是基督徒，”他说，他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脚步上了楼。当他打开门时，阳光洒进屋里，照亮了房间中央平躺在桌子上的一个女人的身体。他走到后面去厨房的时候没有关上门，那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散落在桌子上。风从门口吹来，裙摆随风飘动。她的胸前放着一束花。大卫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们俩都看着这一幕。当我听到约翰关上水龙头时，我转过身，盯着树林。 他拿着两个木杯子出来了。 “给口渴的音乐家们，”他说。 “谢谢你，”我说。我避开了杯沿上的一个拇指血印喝下。 他拿起刀子继续剥兔子的皮，最后把兔子脚上的皮扯了下来。当他把它扔在楼梯上时，它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去让人们对着管子唱歌？” “是的，”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喜欢。但他不是做这工作的。”他指着我。“这是一个歌手，他可能拥有新英格兰最好的声音。” “是吗？”约翰说，他将刀刺入门廊，使其直立起来，用他的两只手，撕掉了第二只兔子的皮。“来吧，那就给我们唱个曲子吧。” 水的味道是金属味，很苦。 “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我说。我的脑子仍被桌子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搞得一团糟。 约翰开始拿起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会想到的，”他说。 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兰道尔勋爵》，这是大卫的最爱之一，他把这首歌教给了我。当时我们躺在他公寓的床上，在我醒来之后他没有离开，那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早晨。 “哦，你到哪里去了，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我唱道。我闭上眼睛，尝到了烧焦的黄油，看到了淡淡的绿色。“你到哪里去了，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天啊，”约翰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一百英里外的某个地方传来。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一路上都没有唱过歌。 “我到绿林去了，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爱，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这首民谣冗长而重复，母亲不断地向儿子提出问题，试图弄清楚他为什么感到如此恶心和疲惫。他告诉她，他的情人给他做了炸鳗鱼当晚餐，当狗吃了他的残羹剩饭后，它们都死了。母亲告诉他，他被下毒了，他认同了，并再次要求她整理他的床铺，这样他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诉她，他把家里的奶牛留给了她，把他的金银留给了他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兄弟。母亲接着问：“我的孩子，兰德尔勋爵，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他回答说， “我把她用绳子留在你的苹果树上，让她挂在那里。 母亲，快给我铺床， 因为是她要毒死我，我真想躺下。” 当我唱完并睁开眼睛时，约翰和大卫都在看着地面，天空呈现出紫罗兰色。 “我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大卫对约翰说。 “谢谢你能这么说，”约翰说。 大卫看着我，“选得不错，”他说。“在爱情里中毒。”他把胳膊钩住背包的带子。“我没想到你会记得这首歌。”他举起背包，把它放在肩膀上。“奇怪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称她是他的真爱，一个杀害了他的凶手。”他转身就走了，没有等我，沿着大路，从那只沉默的狗身边走过。没有向约翰告别或道谢，就像平常对那些招待我们的东道主那样。 如果约翰对大卫的突然离去有感到不安的话，那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孩子，一首美妙的歌。”他说。“我也知道这首歌，不过你把结局改了。” “是吗？”我只唱大卫教我的歌。 “在结尾，通常是，‘我离开时用火将她送向了地狱。’不是用绳子吊在苹果树上。我觉得我更喜欢你的版本，它更温和一些。” “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着走到录音机前，把它扛在背上。 他的整个身体都动了动，好像他将要说的话要把他压垮，声音哽在喉咙里。“祝你好运，孩子。” 又一阵冷风吹过树林，仿佛八月已经过去了。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州多待一段时间，帮他整理录音。如果他需要帮助，我可以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套公寓，但只能在秋季学期。但我本应该更直接点，这一次，我应该是那个给他指路的人。如果不留在缅因州，我可以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也许事情会有更好的结果。相反，他摇了摇头，原因我后来才明白，他说我们会在第二年夏天再次去采集歌曲。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写信。 9月到12月是肯塔基州果园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大卫没有给我回过一封信，所以一月份我给鲍登音乐系写了封信。我解释说，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而且我还是夏天加入他的歌曲采集之旅的人。我在信里问道，你能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吗，因为我可能记错了，还有一些文件需要分享一下。或者其它像这样的谎言。 几周后，我收到的回信，内容和用词都很亲切。系主任写道，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大卫于1919年秋天去世的消息。他接着说，他很遗憾他不知道我指的圆筒是什么——大卫的工作是教音乐创作，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而且系里也没有赞助过一次歌曲采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找到你所说的圆筒，我一定会把它们转寄给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不想去果园，于是走向天蓝色凉亭，但那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最后到了我祖父的房子，离城几英里远。我们喝了茶，他给我看了他的狗学会的一个新把戏——在鼻子上平衡一根棍子。我没有告诉他信的事，他说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问我是否喝醉了，当我说没有时，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说：“那就喝醉吧。”那晚我在他家睡了一晚上，之后的几个晚上也是如此。 在与系主任的后续通信中，我发现大卫有一个未婚妻，而且他在我们旅行前的春天就已经订婚了。 在写完上面的部分后，已经过去有几天了。昨天我打电话给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有老式留声机。他让我过来，因为那东西太重了，没法搬到我家，而且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得到从收藏品里拿出来的许可。 我走了五个街区到博物馆，在门口遇见了他。他带我走过新的鸟类收藏，走过骷髅和玻璃花，来到后面的办公室。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没用过这些东西了，”他说着，把抹布从留声机上扯下来。 他帮我把一个圆筒装到旋转器上。把管子与唱针底座钩住，然后把唱针放在圆筒上，把他的手放在曲柄上，转动它。从喇叭里传来的是一个五十年前的男人的声音，来自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民谣，就像我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清新而难忘。 每个圆筒的尾端都标有歌曲名称、歌手的名字和录制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被吸引到盒子里的最后一个圆筒上的原因：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车站和大卫告别的一个月之后。 “让我们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我指着那个圆筒说。 他展开纸，把圆筒放在旋转器上，转动曲柄。 “你好，莱昂内尔。”大卫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我的心像被踢过一样痛，像是要紧握着某种东西，然后我的腿上出现了多年前我车祸时的那种热流，唱针像是刺在我的大腿上颤抖着。 留声机的金属喇叭发出一片寂静，我倒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问。 我点了点头，笑了。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美好的夏天，”大卫说，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还有之前的那段时间，很抱歉，我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不一样了，我内心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一些腐烂的东西。” 更多的沉默——更多静电噪声，那是他思考的声音。沉默听起来像是一个高G调。 “我无法看到它的周围，”大卫说。“它沿着天边在我面前不断加速延展。” 更多静电噪声，然后他开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说。 “《死寂的冬夜》，”我说。 我闭上眼睛，向后靠在椅子上。 “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大卫用他生硬的男中音唱道，“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 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的味道，看到靛蓝的圆形变成了深橙色的棒状，然后闪成一个黑色的点，使我的嘴里充满了湿石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期待听到什么，我想听到什么，但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关于留声机的著名故事——这是爱迪生唯一立即见效的发明。他提出了唱针在柔软的表面上抖动的概念，让他的工程师模拟了一个，然后第一次就成功了。正是这一点——那是个显而易见的形体，那些由大卫声音凿刻而成的发丝般薄的古老峡谷——让我专注于看着旋转器上的圆筒。爱迪生没有想到要把留声机用于音乐，他想象过大卫在这里做的事情：记录信息。把它放在一个人的临终床边，这样他或她就可以给出最后的指示。或者你可以录下一个婴儿的声音，然后20年后录下同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录下一个老人的声音，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人工制品中拥有整个人生。这将是对留下的人的一种安慰，但这并不是一种安慰，只是提醒我，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的遗憾。我应该待在波特兰的站台上，或者强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这只是提醒我，我仍然非常爱大卫。我对乔治和克拉丽莎的感情是认真的、体贴的，与大卫的声音所带来的震撼而刻骨铭心的感情相比，怎么说呢？这种类型的悲伤，不是怀旧，不是悲痛，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然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看起来比原本短了一英寸。我二十岁那年是我最美好的一年。当我拿着圆筒走进博物馆时，我想的是，翻翻关于那个夏天的有声剪贴簿，或许能让自己得到些安慰。听到玛丽·康威或泰特尔夫妇的声音也许会愈合伤口。就像我们分手多年后，我在哈佛广场遇见克拉丽莎时一样，后来我为这段可能是永恒的友谊感到高兴。乔治也一样，他定期告诉我他在萨凡纳的生活，并向我保证，他只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心存感激。但这个圆筒让我想起了我错过的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的生活，但大卫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生活，可却又是多么可笑的短暂，只有两个月。那些关于萤火虫和在瀑布中裸泳的记忆，只在我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满足感的薄膜上留下了非常细长的切口——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业，友善的邻居，几段亲密的关系。一个虚度年华的人生。也许这就是人们开始使用留声机来录制音乐的原因——你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被爱的和死去的人的声音呢? 这首歌结束之后，唱针从圆筒上漂走。 “你还想听别的吗？”我的朋友说着，把圆筒拆开，然后用纸包好。“某个特别的？”他摆弄着圆筒，转动它们来读标签。 尽管我呼吸急促，但我还是想要更多，像是一只正在啃骨头、舔骨髓的狗。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说。“从第一个开始”。 我望向窗外的街道，那毛茸茸的白色种子仍然在人行道上随风飘动，寻找可以生长的地方。

我遇见大卫时，我17岁，那是1916年。而现在已经是1972年四月了，年龄什么的对我来说也早已没什么意义。在我书桌上方的窗户上，总是漂浮着一些白色的泡泡绒球，应该是某种植物的种子荚吧，它们沉积在剑桥的人行道上，就像是刚下过一场初雪。 医生建议我写下这个故事。当我收到一个来自缅因州的陌生包裹后，我就一直失眠。包裹里有25个蜡质留声机圆筒，每一个圆筒上面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都写着我和大卫的名字，在其中的一个圆筒上，贴着一张纸条：“几年前，我在阁楼中发现了这些，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时，我就知道，这些一定是你的。”我写了三本关于美国民俗音乐的书，它们反响都不错，因为我最近做了很多访问。（想必他就是在这些访问中看到我的吧。）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写过那个夏天的事，那个关于大卫的故事。而现在，我想，是时候了。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秋天。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第一学期考试后，我和马特，还有劳伦斯一起到酒吧庆祝。而大卫就在对面远处墙边弹钢琴，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白色的衬衫看起来也有些发黄，他的双臂在琴键上轻轻扫过时，他的肩膀松弛而又舒缓。 “你在想什么？”马特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膀问道。 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什么。 “你在盯着看什么？”马特转身又继续问道。 “我知道这个曲子”我说：“《死寂冬夜》，在肯塔基州，我的父亲曾经用小提琴演奏过这个曲子，曲调很慢，我父亲说，他的节奏就像“一个静坐之人的呼吸”。它是一首来自湖区的古老的英国民谣，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讲述了两个恋人，在一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走散的故事。 他们从各自家中逃跑，相约私奔，约好在一棵橡树下相见，但是暴风雪来临了，他们在雪虐风饕中呼喊彼此的名字，但是无济于事，声音淹没在暴风雪的呜呜怒吼中，根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最后，他们蜷缩在不同的树下，孤独的死去：“在雪地上，有两条足迹显现出来，一条向西离去，一条向东延伸，两个静止的身影，在树根上，在这个死寂的冬夜里，永远不会相遇。” 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回想起，在肯塔基州的夏天，白蛾在门廊的周围飞来飞去，我和弟弟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腹部，感受着父亲脚下传来的缓慢节奏———他的靴子与木板交错声。而树上的蝈蝈，将整个黑夜融合。 “离开一下”我对马特和劳伦斯说到。 我朝着音乐的方向，穿过人群。在房间里，充斥着肥皂、啤酒和烟草味，我倚靠在墙上，臀部触摸在钢琴的尾部，看着大卫弹奏。他闭着双眼，口中的香烟已经快要熄灭，烟雾在他脸上缓缓升起黑色的头发朝后背梳去，他的头随着合唱团而律动，我注视着他的身影。 “你是从哪学的？”当歌曲结束时，我向他问道。 “噢”他将烟都在地上，然后抬头说：“在肯塔基州的湖区”。 一个很低沉的声音，语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弹了C和弦，另一只手从地板上举起了酒杯。 “我来自肯塔基州”我告诉他。 他的手触碰着琴键，有又一次抬起头看说：“嗯。你果然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不好意思，我是大卫”。他伸出手说道。 “里昂”。我说道。 “你是哪个学院的？”在酒吧的那个夜晚，基本上每个人都来自音乐学院。 “声乐部”，我回答到。 “不错”他说：“Fa——La———La，我是音乐历史学院的，这个———”他又演奏了一次相同的旋律。“就只是一个爱好。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灵感”。 在房间的另一侧，马特和劳伦斯示意我要离开了，我向他们挥手告别。 “你去过哈罗吗？”我说：“我在哪长大”。 “哈罗，两年前去过，那时是夏天，我记得在市中心有一个天蓝色的凉亭。” 他似乎并没有惊讶于这种巧合，同样的，我也没有。在那时，音乐学院中来自南方的人并不多，更别说来自哈罗的了。哈罗是一个位于冷河和庄严河之间的一个两千多人的小镇。大卫去过那里，也许我们甚至见过彼此。在我记忆中的某些时刻，无比的怀恋家乡。 “我曾经在那里学过里尔舞曲，”他说，“我想应该是《Maids of Killary》。” “我知道它，那你也应该知道《Seed of the Plough》了？” “我应该知道吗？”他说。 我和他说，那是我母亲经常唱的歌。 “来吧，让我也听听”。 “不了”我使劲的摇头。 “什么调？”他说着便在钢琴上弹了起来，从一个和弦到另一个和弦，接着他又往前坐了坐。“什么调？”他又问了一遍。弹了一个A调。 他的眉毛随即扬了起来，我注意到他的上嘴唇有一道淡红色的疤痕，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你别以为你能弹出它来”，我说。 “这舞台是你的了”，他推开了琴键，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支烟，并拿起一根蜡烛，火焰在他的脸上摇曳，他静静等待。 我第一次被告知有绝对音感，那是因为我能够准确识别母亲每日清晨咳嗽声的音调。我可以和穿过田野间的犬吠声完美和音。我还是我父亲小提琴的调音器，我站在他的肘边，在他拨弄琴弦时，唱出A调。一开始，我以为所有人都能感知声音，像是D调，他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黑莓色圆圈。我只需要去调节我所看到的形状，就能准备识别各个音调。当我13岁时，音调就开始有了味道，父亲拉了一个糟糕的B小调时，那么我嘴里便全是蜡质的苦味。相反，如果拉了一个完美的C调，那么它尝起来就像是甜美的殷桃，而D调，则像牛奶。 当时我给大卫唱了那首曲子。 我总是感觉，那并不是我唱的。即使声音是从我的嘴唇和喉咙发出的，但我总感觉这声音并不属于我。他更像是我窃取而来的，而并非我本来所有。这具身体的确属于我——我能感受到我横膈膜的起伏，声带的伸缩，以及我嘴唇和柔软舌头发出的声音。这一切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但是，有某种东西，之于我消失了。声音是在我头顶响起的，所以我头骨的感觉要比肉体的感觉更真实，他淹没了我耳朵鼓膜，鼻翼的震动。而不再属于我自己，更像是在树林中风穿过的声音或者穿过玻璃杯子的声音。或者说是一个来自于我口中的回音，不断重复，我无法在那样唱歌了，我怀恋它。现在我有这样的微弱的颤音，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嗡嗡声不好。 当我唱完这首歌时，黄昏渐渐退去，变成了一种湿木的气味。 “你到底在哪学的”，他惊讶地问我。 我耸了耸肩， “如果我有这样的嗓音，我肯定不会将他们埋没在学校”。 当他站起来去拿新啤酒时，我发现他比房间里任何人都还要高，直到破晓时分，我们都呆在一起，我唱歌，而他弹琴。 我可以在两个八度音阶上都哼出D调，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有记忆力的人。他抬起头，一只手捂住耳朵，哼着一两个音符，他轻松地唱出这首歌曲，只有当他完全喝醉时，才会笨手笨脚的重复一句歌词。 “我再买瓶酒给你”，我对他说道。在微亮的晨曦中，我还从未离开过钢琴一侧。 “好的”，他说：“你让我一宿味眠，你欠我的”。 “任何你想要的”，我凝视他，轻轻说道。 “不，我累了。现在都快天亮了。我想睡一会儿，我就住在这条街的对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那儿还有一个沙发。” 他的房间空到不行，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一把椅子。根本就没有沙发，甚至没有桌子，脏盘子和杯子以及一页页的音符都散落在地，我向他要了杯水，因为我感觉这间房间在不断地旋转，我喝醉了。他从厨房里拿了一个杯子，喝了大大的一口，然后向我喷出一段弧线。我张开嘴去接住这些喷洒的水，他一直这样做，直到杯子空了，而我也湿了，但也喝到了一些，他把杯子丢在地上，然后走向我，摘下我的眼镜，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窗台上，他脱掉我湿了的衬衫，并且把我带到他的床上，有一堆被子和床单，当我附身去吻他的嘴唇时，径直 了他的嘴唇上的那个淡红色的疤痕，当他把手压在我的我的大腿上时，我吸允着他，他跌落在床上，用腿盘绕着我。 当我醒来时，早已天亮，大卫已经离开了。我还是一阵头疼，整个房间也依旧在旋转，我之前也喝醉过，但从来没有像这样过。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地上看到一张纸条“”下周见”。我从他水台中大口大口的接水喝，然后接了满满的一大杯，走进卧室。我躺在靠椅上，一口喝完这杯水，然后又回到床上，盖上被子。当我再次醒来时，太阳已落山，但他仍未回来。因此我也就穿上衣服，在离开之前，我将他留下的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二夜晚，大卫都会在钢琴前抽着一支烟出现在那里，而我则会用奖学金津贴，请我们喝酒。即使不是星期二的夜晚，我有时也会站在他公寓的面前，抬头看，试图去看有谁会出现在他公寓周围，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出于好奇。我真的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出于嫉妒，在我遇见大卫之后的每一段关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是克拉丽丝，我40岁时的约会对象，在她承认和我的朋友上床之后，离开了我，但我告诉她，我只是希望她能更早的承认，并且希望可以一起解决它，但是她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好像出轨的人是我一样，反正我对她并不在意，为什么又要留下呢？我曾经交往过的大多数男人———艾力克斯、威廉、艾利斯泰尔以及其他的人，最长的时间都没有超过几个月，文特森是最长的一个，我是在罗马遇见他的，在1929年至1930年之间，我在罗马差不多一年多，他来自米兰，机智敏捷。他对我们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很有魅力，在他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隙，他的笑声回荡在罗马的每一条狭小街道中，文特森是一个大提琴手，他会在我唱歌的教堂里练习。当我由于事业而要回到波士顿时，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佬”，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 我并不想详细诉说大卫离开时的情景，那是1917年，在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后的一年半之后，美国参战了。班级被解散了，他也去了欧洲，而 我并没有去，因为我的眼睛视力很差，在他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在哈啰的地址，告诉他，记得给我寄法国巧克力。 我回到了哈罗，回到农场，去帮助我的弟弟，他在我回来不久之后，也去了欧洲，也许这就是我与大卫最后在一起的日子。在波士顿周二晚上的十几次约会中，我又以一种年轻的方式想起了他：在清晨，仰躺在床上倾听鸟儿歌唱，柔软的床单缠绕在大腿上，当我在厨房静静等待水壶中的水烧开，当我对果树进行修剪、嫁接、立桩和拉线，当我刚下班后，漫步于溪边，听到青蛙的叫声，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听着雷暴在地平线处用三个音符清嗓子，在雷雨过后，呼吸泥土的芬芳。一如既往，有时，当我醒来，他的脸庞便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一伸过去便会触碰到他。我尽力不去想，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刻下了他的烙印，灰蓝色的眼睛，虹膜周围有一圈棕色的东西，眼皮上的雀斑，嘴唇上的伤疤，喉结像断骨般明显，他的头发闻起来像烟草，他的脖子像是发酵的水果。我没有精经历我那个时代的一些男的会有的罪恶感，我只是爱他而已，仅此而已。我的错误在于，我认为大卫是众多第一次中的一次而已，我尝到了爱的滋味，我热切的期待着未来，我怎么会知道我生命中的其余人———艾力克斯、威廉、艾利斯泰尔、山姆、克劳利斯、莎拉，还有最近的乔治———在洪水般的第一次后，所有的后来都变成了小溪。 夏天、秋天都已过去。冬天如约而至，并下了一场雪，但并不像波士顿那样。我花了好几个月，写了一些糟糕的音乐，还喝了很多咖啡，无数次的散步。幻想着生活会恢复原状，战争会戛然而止，我将会回到北方，回到学院，回到波士顿，而在那里，我也确信大卫也将会服役回来。 有时，我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在他父亲为他和六个兄弟建的房子。我的父亲，早些年，便是死在了这里的果园里，我的弟弟发现他时，他手里还拿着剪刀，我的母亲也因为这件事，开始散步，有时甚至一直到深夜，我和弟弟都不在，这座房子便显得异常冷清了。我的祖父会坐在炉边的靠椅上，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裹着一张毯子，我们喝咖啡，谈论着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弟弟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一首歌，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音乐学院的事，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坦的骑兵队服役，看着他的战友“被肢解”，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气愤，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以及妻子，我现在感到惊讶，仅仅只是写这篇文章，就有如此多的战争向我家庭生活袭来。 在1919年6月，大卫的信到达的农场。回信的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它写在了一张五线谱纸张的背面，正面是两条四分音节，弧形穿过高音谱号，只有一段话： 我亲爱的银嗓子同盟者： 我希望这封信能寄达给你，你在农场过得如何？就目前来说，我从欧洲北部徒步旅行回来了，上帝保佑啊，但是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我在鲍登学院这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在常青树那里，上个月，有名男子来参观了学院并展示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原型。我的导师认为如果我被选中，在这北方荒野里，为学院里录制民歌那将会很好。我自己无法一个人拖着这台留声机——今年夏天在树林里散步怎么样？向北方去，有星空下的松针床，桦树啤酒！别想了，来吧。 另外———你有钱吗？在这里，周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 我把纸张翻过来，看着我能看出的两个音节，是一段能触动我内心的旋律：我从大卫那里得到的每一封信，最终都变成了一个“指令”：“下周见”，他在第一个清晨写下的。然后是：“别想了，来吧”。大卫给我指示，是而我就听从它。 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将信纸放在我的脸上，我和母亲说，我在波士顿得到了份工作，我将会在一周后离开，那时，这农场将没有人照看，这果园将会杂草丛生，网也将无人铺设，如果我长时间无法回来的话，这些水果将会熟透，散落在周围腐烂，但我并不在意，我逃离般的离开，坐上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再从波士顿到波特兰。 我从来不太在意那些客观存在的事物，比如，盘子碎了，几年前我的家被洗劫了，说实话，我感觉并不糟，我感到麻烦的是支出的问题，我家的墙是完全没有装饰的，我要求我的朋友们永远别给我买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节俭或有意义的，但这在我年轻时，是个问题了。我过去经常丢东西，把外套遗留在了教堂的长椅上，丢掉了课本，在草地上弄掉了一把斧头，我白送给其他孩子大量的玩具———我父亲的松香木小提琴，硬币。最倒霉的是我家的狗——我在学校喜欢上一个男孩，一天我就带着小狗去他家，然后把它绑在他家草坪上的一个树上，回来的时候忘记了，因此我父亲还打了我。 我仍然还留着大卫给我留下的纸条，那张问我去不去北方的纸条。仍然留有他家地板上留下的纸条，仍然留有某个晚上他遗忘在钢琴上的刚卷的烟，留有来自于我们相会的地点的火柴盒，我并没有留下我离开罗马时，文特森送给我的雕像，或者是周年纪念克劳丽斯送我的黄金手表，或者莎拉为我画的景观画，或者我与艾力克斯在科德角一起收集的海玻璃，但关于大卫的一切，我就会变得像一只贪得无厌的喜鹊。 站在波特兰火车站，在他还没有看到我时，我就看到了他，我在不远处，看着他：他穿着一件亮蓝色的T恤和一件深色的夹克，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抽着烟。他留了胡子，看起来更瘦了，脸颊更有棱角了，当他手臂伸过头顶，我感到了一阵心跳加速，就像一个不知道需要回到原位的器官一样挥着手，他用手指着我，像一把枪一样，想我开火。他的周围全是一些录音设备。 从1919年八月到九月，我们走了100英里，我们收集了一些民谣和曲调，从岩石海岸到无尽的柱廊森林内部，然后又回到海岸。穿过了迷雾沼泽，森林里响起了青蛙的叫声，还有差点让我们滑倒的苔藓。沿着海道路，那里的风异常猛烈，几乎将我们吹倒，我们参观了小镇，当然还有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在哪，我们听到比以往更好听的歌曲，大卫总是介绍我们的那个，而我则是微笑着后退。 我们完成了计划，某人的表弟可能认识某人在北边20英里的阿姨，有时我们呆在录音的房子里，单更多时候我们会在户外睡觉，在一个大卫带着帐篷里，我就负责搬运录音机，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就像那个夏天的夜晚一样，我们没有帐篷，就睡在田野间或松树下。我们的四肢由于白天的步行而疲惫不堪，晚上我们就沉沉睡去。 我的祖父曾说：“故事并不意味着幸福”。因此，我并不想过多的讲述刚开始的几周。虽然沉重的留声机带子扎进了我的肩膀，黑蝇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痕，我的靴子在脚后跟磨起了银元大小的水泡，但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以一种平淡、沉闷、修饰性的方式，是无法进一步表达的。他出现在图像中：当我们穿过被雨打平的海菲尔德时，太阳才从云层中露出，周围的雨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还有在歌唱的鸟儿。大卫在瀑布下洗澡，然后我们就在巨石上缠绵。当食物吃完了，我们寻找到了蓝莓，像是寻找到了一个礼物，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吃，它既恶心又幸福，因为吃太饱，而无法前进，我们在哪午睡，直到一个女人用靴子叫醒我们，那个夜晚，在淡紫色的暮色里，他让我伸舌头，然后他也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我们都是青紫色的。我想起了哈罗，无人照看的果园，想起了吃果子的鸟儿，想起了果园里长出的杂草，但我并不在意。 我的工作是操弄机器：将蜡筒从纸皮上拆下来；表面刷干净；安装在旋转器上；并将喇叭对准歌手的脸，让他或她沿着管道唱歌；将唱针移到蜡上；慢慢转动曲柄。录音完成后，大卫将歌词和音符转录成一本小册子，并附上一段关于人物和歌曲起源的简短采访。我喜欢这些歌曲，但并不像大卫那样喜欢它们。我不知道激情从何而来——他不是听着歌长大的，不像我和我弟弟。但话又说回来，我对大卫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每当我问起，他都会摇头，像拍黑蝇一样的挥手，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他小时候在伦敦住了几年，因为他父亲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搬到了纽波特。他确实曾经提到过英国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叔叔，并带他去爱尔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行。也许这就是他收藏的起点——现在，六十二岁，我知道我们所爱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我们十岁之前播下的。当我问他喜欢这些歌曲的什么，尤其是民谣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它们是他所知道的最热血的音乐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歌曲中充满了成千上万歌唱者的声音并改变了它们，它们始终是人们生活的故事。不像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喜欢的巴洛克音乐，尖锐、抽象、华丽，就像一件冷光闪闪的完美珠宝。民歌柔软细腻，光是旋律就让人哽咽。歌曲中的情感；没有什么花哨。在我们的收藏之旅结束后的几年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想唱那些老歌。我转向合唱团音乐，转向大教堂中的圆弧独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1929 年在罗马的合唱团找到了一个职位。直到我五十多岁时嗓子发哑，我才发现我唯一想写的东西是美国民俗音乐，从欧洲传入的传统，不断绽放和变化成新鲜事物。纯属偶然，我的写作恰逢纽约和波士顿的民谣复兴，所以我的书卖得很好。并没有超出我的理解，我把它们写成一种对大卫的纪念，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老实说，我又开始爱上音乐了，我家乡和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古老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一种我久违的方式。 在 1917 年那个夏天的所有录音中，我觉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声音。我想要一份我们工作的音频日志。暴风雨从山谷袭来的声音。松树枝条从头顶掠过的声音。八个孩子的木勺在奥古斯塔以南的一张桌子上敲打着木盘的声音；噼啪作响的猪油围绕在煎锅中燃烧的肉的一侧。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萤火虫闪烁的田野时，我想记下大卫的低语，“圣洁的耶稣”；一只鳄龟的爪子在林肯的一张桌子上刮擦；在库博 的序言中，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都非常渴望将她们的歌曲录制下来，同时唱着完全不同的歌曲，每个泰特尔 都试图超越其他人，直到 大卫 不得不将两个平底锅敲在一起让她们安静下来。索斯维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厨房的中央，在我试图修理留声机时，唱着调式曲调，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继子女都安静地坐在她身边，直到洛夫唱到第二句副歌，当孩子们抑制不住自己，一个个来到妈妈身边时。十二位歌手，四种和声。 我想要将所有消失的轮廓分明的声音，已经释放到世界上的振动，但从未在留声机的管子和唱针上，从未被打蜡。我还想要多年前的声音记录：大卫第一次在酒吧里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卫要我去他的公寓。一天深夜问我他是否应该参战，我说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他想听到的。声音的历史，每天都在丢失。我开始把地球想象成一个蜡筒，太阳是一根针，放在地球上，描绘出一天的音乐——人们争论、烹饪、大笑、唱歌、呻吟、哭泣、调情的声音。在那之后，数百万熟睡的人无声扫过，像静电一样席卷地球。 随着几周过去，我注意到了大卫黑暗的一面，我认为他想要竭力隐藏起来。他的手有些颤抖，他很艰难的去卷烟，好几次了，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他正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他像是月色下的一根石柱，如同古老废墟中的那样。当我们在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的路上唱歌时，他会在某一段中停下，重复最后一行，寻找下一行。有一次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他像触电一般惊跳起来。我认为那是战争，就如同它对许多人的那样。 一天，他不再想沉默，我问他是否开枪射向某人，他只是将手举向空中，而没有回答。 在八月的末尾，大卫要返回学院教书前的一周，我们只剩下三个蜡筒，我们正在前往靠近花岗岩采石场的沿海小镇附近的一所房子。我们寻找到了约翰的房子，他是一个名叫玛丽威廉的女人的堂兄，玛丽说，他脑袋中有一堆的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是方圆100英里最好的厨师，她会将一切安排妥当。 镇里的一些小孩把我们带到了一条长长的土路尽头，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夏季夜晚，来自于几个月之前的风已经把这块土地吹得阵阵寒意。我们整天在水面上看到的雾气已经散去，房子坐落在树林里或者确切的说是棚屋，一个由隔板拼凑而成的有波纹的金属屋顶，数十只鹿角被钉在外面，一只狗被拴在泥泞院子里的木桩上，他被突然惊醒，并向我们跑来狂吠不止。最后由于链子拴的很紧，他又只能慢摇回去，一群黑鸟从房子周围被雨淋湿的树上飞起，然后在更远处的树林里消失，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卫去敲门，但没有人回应，于是他在房子周围转悠，然后走进的树林。 “我们走吧”。当他回来时我对他说。现在回想起那所房子时，我似乎记得，那所房子没有任何的窗户。 狗一直在叫，拉扯着链子，他不断跳跃着，让自己被扯到难以呼吸，气喘吁吁，一只巨犬，我想是一只熊狗，它是黑色和棕色的，它的胸部是白色的，耳朵看起来像是被剪了。 “闭嘴”，大卫朝着狗大叫，“让我们等下，直到他们回来”，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凝视着马路，“我并不认为我们还能继续走，我感到很 很渴，我们水也没有了，我们就在这等。” 他放下了背包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拍拍口袋掏出烟丝，然后卷了一支烟，他闭上眼睛靠在门上休息。 我将录声机小心地放在地上，坐在他的身旁。 然后，自从认识彼此以来，他第一次问我，是否认为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还会再见面。 我说，我希望能再见面。 他问是否会担心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没想过。 他在门上摩擦着头部，好像在做按摩。在他前额渗出肮脏的汗珠，他将双腿并拢放在胸前前倾，将下巴放在膝盖上，闭着眼，好像在祈祷。 “我羡慕你”，他说。 狗一直在叫，狗链叮当作响，我刚想问他要做什么，他就大喊道：“闭嘴”，他对着狗，然后爬起来大步走向它。 大卫走进它时，狗抬起头他的后腿，紧绷的狗链迫使他直立，就像一个即将落下的斧头。 “你在干什么？”我说：“小心！” 大卫伸出手，慢慢接近。这只狗被它的项圈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卫站在那儿看着它，离它只有一英尺远，然后把香烟弹到狗的脚边。 然后一个人从森林的边缘喊道，“嘿！” 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狗安静了下来。 这个男人留着长胡子，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黑色条纹。他肩上扛着一根长杆，上面挂着死兔子。他一只手拿着枪。 “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放下杆子，用两只手举起枪。 “你好！” 大卫兴高采烈地说，就好像没有枪指着他似的。“我是大卫·阿什顿，这是里昂内尔·沃辛。我们是你表妹玛丽·康威的朋友？” “玛丽。” 约翰温斯洛说。“嗯？” 他把枪放在身边，拿起绑着兔子的手杖。 “你一定是约翰，”大卫说。“我们正在收集歌曲，玛丽说你有几首？” “不感兴趣，”约翰说。我注意到，他以一些伐木工人的那种缓慢而有目的方式向我们走来。就像他比我们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长度，并且不需要着急。 “这只需要一点时间，”大卫说。“我能问一下你在哪里学的歌吗？” “不感兴趣，”他又说了一遍，将杆子靠在房子的一侧。兔子——一共有三只——一定是刚刚被杀死的。鲜血从一个兔子的嘴里滴下来，拍打着枯死的树叶。 “玛丽说你的家人来自爱尔兰西部？” 大卫说。 约翰没有回答。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刀，从杆子上砍下兔子，把它们并排放在门廊上。 “哪个城镇？” 大卫问。“我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回来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学习“牧羊人之歌”的地方。或许你知道？” “现在看，”约翰说，第一次盯着大卫看。我当时看到他的一只眼睛里充满了血，我想是从眼血管里流出来的。他的脸颊凹陷了下去。他整张脸抽搐，紧绷，又松开。“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告诉过你一次。我又告诉你了。我不是想无礼，在这里。我看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如果你是从玛丽那里来的。晚点回来，也许晚一点。一两周，到时候我可以帮你。” 我认为，大卫的说服天赋只是在于，如果他想要某样东西，他就无法停止追求。如果不是玛丽慷慨激昂地建议给约翰录音，而且我们一个星期内都不会在他家附近，我想大卫就会到此为止了。约翰似乎不像其他人，他们一开始总是因为害羞或多疑而拒绝。相反，他以一种最终的、无情的方式拒绝了。他背对着我们，用刀切开一只兔子，然后开始扯掉毛皮。 “你老婆在吗？” 大卫说。“也许她喜欢唱歌？迷迭香？” 那人转向大卫，手里拿着刀，浑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从后脚垂下来。 “或者水，”我说。“我们的水用完了。能不能给点水？” 他叹了口气，一脚踹在地上。 “我是基督徒，”他说。他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脚步走上楼梯。打开门，阳光洒进屋内，照亮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平躺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当他走到后面，走向厨房时，他没有关上门。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从桌子上掉了下来。下摆在从门进来的风中翻滚。她的胸前别着一束鲜花。大卫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们都一直看着。当我听到约翰关掉水龙头的声音时，我转身凝视着树林。 他端着两个木杯出来了。 “口渴的音乐家，”他说。 “谢谢你，”我说。我避免在杯子边缘留下血迹。 他拿起刀继续给兔子剥皮，最后把皮从脚上扯下来。当他把它扔到楼梯上时，它落地时湿漉漉的。 “这就是你所做的，去请人们在管子里唱歌吗？” “嗯，”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喜欢。但他他不是。” 他指着我。“这个是歌手。他可能拥有新英格兰最好的声音。” “是这样吗？” 约翰说。将刀刺入门廊，使其直立。他的双手，撕下了第二只兔子的皮。“来吧。那就给我们唱首歌吧。” 水尝起来有金属味，很苦。 “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我说。我的脑袋里还满是桌子上那个女人的形象。 约翰开始研究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会想到一个，”他说。 脑海中浮现的第一首歌是“兰德尔勋爵”，这是大卫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我们躺在他公寓床上的难得一见的早晨，在我醒来之前他没有离开的那个早晨，他教会我的。 “哦，兰德尔勋爵，我的孩子，你去哪儿了？” 我唱歌。我闭上眼睛，尝了尝烧焦的黄油，看到了淡绿色。“你去哪儿了，我英俊的年轻人？” “天哪，”我听到约翰在一百英里外的某个地方说。然后我意识到我没有唱完整个旅程。 “我去了格林伍德。妈妈，快给我铺床。 因为我打猎累了，想躺下。 “我的孩子，兰德尔勋爵，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 是什么遇见了你，我英俊的年轻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爱。妈妈，快给我铺床， 因为我打猎累了，想躺下。 民谣冗长而重复，母亲用问题训练儿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他感到如此恶心和疲倦。他告诉她，他的爱人给他做了炸鳗鱼当晚餐，当狗吃了他的残羹剩饭时，它们都死了。母亲告诉他，他中毒了。他同意了，并再次要求她为他铺床，这样他也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诉她，他要把家里的奶牛留给她，把金银留给妹妹，把房子和财产留给弟弟。母亲接着问道：“我的儿子，兰德尔勋爵，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我英俊的年轻人？” 他回答说， “我把她的绳子留在你那边的苹果树上，好让她 挂在上面。妈妈，快给我铺床， 因为是她毒害了我，我宁愿躺下。” 当我完成并睁开眼睛时，约翰和大卫都在看着地面。天空呈现出紫色。 “我对你失去亲人感到抱歉，”大卫当时对约翰说。 “谢谢你这么说，”约翰说。 大卫看着我。“挺会选歌的，”他说。“恋爱中的毒药。” 他的手臂穿过背包的带子。“我不认为你会一直记得那个。” 他举起背包，把它放在肩上。“奇怪的是，他直到最后都称她为真爱。杀害他的凶手。” 然后他转身离开，沿着路走，经过沉默的狗，没有等我。没有说再见或感谢，就像他通常对我们的招待我们的人所做的那样。 即使约翰对大卫的突然离开感到不安，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一首美妙的歌，小伙子，”他说。“这歌我也知道。不过，你改编了结局。” “是吗？” 我只是唱了大卫教我的。 “结局通常是，“我离开了她，留下了火与地狱。” 不是苹果树和绳索。我想我更喜欢你的版本。稍微温和一点。” “谢谢你，”我说，走到留声机前，把它放在我的背上。 他整个人都在动，就好像他要说的话都梗住了，卡在了喉咙里。“祝你好运，小伙子。” 又是一阵冷风吹过树林，仿佛八月已经过去了。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州多呆一会儿，帮他对录音进行编目。如果他需要帮助，我可以在校园附近找到一间公寓，呆到秋季学期。但我应该更直接。这一次，我应该是给他指路的人。如果不住在缅因州，我本可以告诉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也许事情会变得更好。相反，他出于我后来才明白的原因摇了摇头，并说明年夏天我们会再次收集歌曲。他告诉我，我们会在一次录制。 9 月到 12 月是肯塔基州果园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那段时间大卫没有回我一封信，所以在一月份我写信给鲍登音乐系。我解释说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去年夏天我是和他一起参加歌曲收集之旅的人。我问，能不能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因为我可能弄错了，还有一些文件我想分享一下？诸如此类的谎言。 几周后，我收到了很友善的回信。系主任写道，他很遗憾成为传达大卫于 1919 年秋天去世的消息的人。他接着说，他很遗憾地说他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留声机——大卫的工作一直是教授音乐作曲，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而且院里没有赞助一次歌曲收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找到你提到的留声机，我一定会按照你留下的方式转交给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不想去果园，于是走到蓝色凉亭，但那也 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最终来到了离城数英里的外祖父家。我们喝了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狗学会的新把戏——用一根棍子抵住他的鼻子。我没有告诉他这封信的事。他说我“有点恍惚”，问我是不是喝醉了，当我说没有时，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说：“那你喝醉吧。”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随后又睡了几个晚上。 在与院主任的后续通信中，我发现大卫有一个未婚妻，而且他在我们旅行前的春天就订婚了。 在写完以上部分之后，已经过去了几天。昨天我打电话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可以使用留声机。他让我过去，因为这东西太重，无法拖到我家，而且他不确定他能否获得将它从博物馆中取出的许可。 我带着装着蜡筒的盒子走了五个街区来到博物馆，在门口遇见了他。他带我经过新的鸟类收藏品，经过骷髅和玻璃花，进入后台办公室。 “我从小就没有用过其中之一，”他一边说，一边从留声机上滑下防尘布。 他帮我把第一个蜡筒安装到旋转器上。他将管子钩在唱针底座上，然后将唱针放在圆柱体上。把手放在曲柄上，转动它。从喇叭里传来的是来自50年前的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出生于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如同第一次听时，那样清晰，并且让人无法忘怀的民谣。 每一个圆柱体的末端都被标有歌手的名字和录制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目光长久停留在最后一个盒子： 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车站和大卫告别的一个月之后的日期。 “让我们听听这个”。我说，我指了指这个蜡筒。 “你好，里昂。”大卫低沉的声音从房间传来。 我的心疼痛不已，像是被踢了一脚。那些无法忘怀之事，如同几年前，我出车祸时，让我大腿热血沸腾一般，那种刺针般的疼痛，让我的大腿不住的颤抖起来。 这个留声机的金属喇叭，刺穿了沉寂，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到了靠椅之中。 “还好吗？”我的朋友问。 我微笑地点了点头。 “这个夏天，谢谢你”。大卫说。这来自于 50年前的声音。“对于去年，我很抱歉。我知道，那时，我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有些不一样了。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我无法改变。有些地方，不可避免的腐烂了。 超时的沉默，似乎禁止一般，他好像在思考，沉默就好像是G调。 “我无法去看周围”，大卫说，“地平线保持着一种特有的速度超速前进”。 更加沉默，然后他开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问。 “《死寂冬夜》”。我说。 我闭上眼睛，往靠椅更深处靠去。 一个朝东离去，一个朝西延伸”。大卫用他那低沉的男中音歌唱：“在树根深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 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的味道，看到一个靛蓝的圆圈变成一个深橙色的棍子，然后又突然变成一个黑点，我的嘴里充满了潮湿的宝石味道。 我并不知道，自己期待听到什么，想要听到什么，但是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关于留声机的著名故事，留声机是爱迪生惟一一个，刚发明就被应用的机器，他提出了唱针在表面抖动的概念，并让工程师模拟了这个，第一次就实现了。正是它——它朴素的物质性，那些被大卫声音造成的细如发丝的狭口——我专注于他，看着旋转器上如同肤色的圆筒，爱迪生并没有想他会被用于音乐，他想象大卫所做的事：记录信息可以将它放在将死之人的面前来聆听他的遗言，或者可以记录一个婴儿的牙牙声，然后记录他在二十年之后的声音，然后是一个老年时代的声音。这样你就能够在一个神器中拥有整个生命。 他将成为那些在世的人的一种安慰，但这并不是一种安慰，他不过是一种提醒，提醒我那些我以为已经放下的事，我应该留在波特兰的火车站，或者强迫他和我一起回波士顿。他不过提醒我，我还是真实地爱着大卫，我对乔治和克劳利斯的感情是深思熟虑的，他相对于大卫刻入骨髓的声音相比，是如此的不值一提。我将如何放下？一种明确的悲痛，并不是伤感，也不是悲伤，而是一个突然而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比原来的短了一寸。当我20岁，那是我最美好的年龄，带着蜡筒走向博物馆，我想我可能会通过翻阅那个夏天的声音回忆录来安慰自己，舒缓悲痛，听到玛丽康威或泰特尔夫妇的声音会缝合伤口，就像我和克劳丽斯分手后，在哈佛广场相遇一样，我为这一段可能变为长久友谊感到高兴，如同乔治一样，他定期给我发他在萨凡纳的生活，对与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他只想说声谢谢。但是这个留声机提醒我——我错过了我所不知道，但那却是大卫的一部分，那真正的生活。他是那么可笑的短，只有两个月，那些关于萤火虫以及在瀑布下裸泳的记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却在我多年以来建立的满足感薄膜上留下了一个美好而又长久的缺口——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成功的事业，好的邻居，好的友谊，一个虚度的人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开始使用留声机记录音乐：为什么要去听你所爱但已死去的人的声音。 音乐停了，唱针也停了。 “你还想听其他的吗？”我的朋友问，它拆下圆筒并用纸包好。 “还有哪个比较特别的吗？”他旋转着这些圆筒，查阅上面的标签。 尽管我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想要听到更多，就像狗啃骨头，直到啃到骨髓为止。 “那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听吧。”我说。 我看着窗外的街道，在人行道上仍然有绒毛般的白色泡泡，在寻找一个落脚之处。

《时光留声》几乎一开场就露了底：滞钝的摆位、缺氧的交代、按时打卡的“剧情清单”。所谓“收集歌声/声音”的设定被处理成表层装饰，既不进入声音如何被听见、被采录、被再现的具体机制，也不正视这项劳动在历史与权力结构中的伦理纠葛。片名高举“声音”，音轨却被抻成一层声学壁纸——恒定的嗡鸣、风噪、柔和的铺底配器——空间层次与戏剧驱动力皆薄。没有一个动机充足的声场去推动叙事，更谈不上用刻意的声画错位去生成意义。借用米歇尔·希翁的话：几乎看不见“增值”（added value），也没有真正被调度的“无形之声”（acousmêtre）。 剧作同样失语：相识→上床；两场之后→分离。时间被粗暴快进成“初夜—误会—诀别—葬礼”的模板链条。David 与 Lionel 的关系既无情感弧度，也无情欲电压；所谓“化学反应”全靠压低声线与摆出“深情”神态来硬撑。地景与场所——新英格兰的小镇、货栈、医院、工地——充其量只是背景板而非伦理场：既不产生关系张力，不反照人物选择，也不把“身体—空间—历史”的关联做成可检验的命题。若以托德·海因斯、詹姆斯·伊沃里、李安的路径参照：它既无海因斯以多声源与媒介层叠“重混主体”的野心，也无伊沃里在室内声学与物件触感上打造亲密伦理的耐心，更缺少李安把地貌转化为道德审判场的能力。 最刺目的，是把民谣与“声音档案”粗暴符号化。folk 本该是一套围绕死亡/悼念/共同体记忆的具体实践，这里却被简化成叙事工具——每段音乐只承担“提示情绪”，而不是作为自反性的媒介出现。“采录民间音乐”的姿态理应伴随田野方法、主体位置、文化中介与权利/版权伦理的自我检视；影片却用感伤主义把它漂白成“采美”。那些本可通向“肉身化档案”的微光，被一条条催泪段落冲刷殆尽：从初夜到遗言的歌词回望，全是廉价的一一对应；真正值得悼念的死亡，被滥情叙事吞没。 作为酷儿叙事，影片也空心。上世纪 1910 年代的社会语境与身体政治几乎被整体回避，爱情被抽象成一串“可哭泣的事件”。直到片尾才用最廉价、最陈词滥调的方式“点题”——把“sound as ephemeral archive（声音作为易逝的档案）”当作临别口号，而不是贯穿结构的逻辑。结果成了既“nothing queer to it”，也“nothing sonic to it”：既没有用声学美学重置亲密经验，也没有在历史维度上把酷儿经验与战争/迁徙/劳动勾连起来。 形式层面，“古典”不是原罪，贫乏才是。固定机位与轴向构图若无场面调度的内在节律，只剩“好看”的空壳；长镜头若无时间伦理，只会加倍暴露空洞。影片反复依赖安全手法（16mm 颗粒、寡淡灰阶、非职业者的迟疑静止）来模拟“质朴”，却从不让镜头承担风险——不敢冒险聆听、不敢冒险沉默、不敢把叙事交给真实声场的偶然与杂音。连音乐选曲都贫瘠到小学歌本的等级，既不与空间互文，也不与人物命运形成对位，最终肉眼可见地信念崩塌。 更深一层，是“历史处理”的失败。呈现的是被压缩的过去、被想象的文化、被榨取的日常，被拴在一条直线叙事上奔向一场又一场葬礼。那点从“失去/错误”反向推演出来的微光，并非源自经验或形式，而是来自编剧室“高光时刻”清单的逐项勾选。于是当终场高唱“仍要歌颂生活”时，脸皮之厚令人侧目：既未抵达生活的纹理，自然无从为之作证。 这本可以是一部讲“如何聆听”的电影：用声源定位、房间混响、现场噪声与转录瑕疵搭建“听觉叙事”，让“采录”过程同时成为伦理与形式的可视工序；它也本可以是部讲“如何相爱”的电影：以沉默、呼吸、节奏与触感书写亲密，让地景与时间折射伦理。成片却是一部把美学与伦理一并外包的“非电影”：在声音上偷懒，在叙事上敷衍，在酷儿表达上空泛，在历史感上失职。2025 年仍见到如此发霉的作品，实在令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