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

编者按： 在凭借《阿尔卡拉斯》登顶柏林巅峰后，卡拉·西蒙将镜头对准了自传三部曲的终章——《朝圣》（Romería）。少女玛丽娜在缺失双亲的阴影下长大，为了找寻那个只存在于模糊传闻中的生父，她只身前往加利西亚的维戈，闯入了那个以体面维持沉默的父系家族。通过玛丽娜手中真实的母亲日记，将现实的冷峻寻找与80年代那段被海洛因与艾滋病阴云笼罩的家族往事交织在一起，气韵悠长，婉转迂回，西蒙用极其细腻的视觉语言，在破碎的记忆与大胆的虚构想象之间筑起一座桥梁，为一个被历史放逐的边缘一代正名，也为自己寻回了生命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我们编译了这一篇西班牙影视媒体Kinótico对于《朝圣》的影评，一起踏上这场跨越时空的家族朝圣之旅，它更是一次关于血缘、真相与自我重构的深情告白。 在电影行业里，戛纳电影节选片委员会是一种近乎“超现实”的存在：他们不仅仅是把某部作品放进某个单元那么简单，更像在提前为电影节内两周的谈资定调——谁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曝光、被讨论，哪些主题会成为潮水。那张邀请函之所以稀缺，并不只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资格认证：你被允许进入那个“更难进入、也更难退场”的圈层，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审视与期待。 第七十八届戛纳的开场词是“真相”。真相在特朗普时代如何被掏空，如何被权力按需塑形；而在塑形的过程中，那些自以为旁观的人，往往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受害者。这样的议题在《爱丁顿》《国家公诉人》《137号档案》《普通事故》等片里反复出现。它们彼此风格迥异，却共享同一股焦虑的底色。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阿尔法》与《朝圣》并排站进了角逐金棕榈的赛道：两部作品都从极其私人化的角度触碰艾滋病危机，但两位作者的气质却几乎对立——朱莉亚·迪库诺与卡拉·西蒙像在同一命题下给出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解法。

把两位导演放在一起比较并非牵强。她们属于同一代作者，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成为新一代作者电影的重要坐标；她们的职业轨迹也形成某种镜像：都在第二部长片时赢得重量级欧洲电影节奖项。这种“二作登顶”的速度放在上世纪几乎难以想象，而到了今天，它既是奇迹，也是一种负担。带着这样的光环来到戛纳，意味着你必须回应一种普遍的疑问：你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确实有能力在更高的高度持续飞行？热度与期待值会在掌声里发酵，同时也会在每一次镜头落下时变成压力。 然而，平行线很快分叉。迪库诺的电影依靠挑衅与审美暴力推进，她把身体推向极限，把观众逼到边缘，甚至为疾病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命名体系，以寓言的方式对抗现实。你可以把这种处理视为机敏，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带着机会主义色彩的策略：先占领话语，再定义问题。但她的作品并不止于自造符号；在更深处，它同样指向家庭与社会的弃置，指向那些曾经承受疾病的人如何被冷漠对待、被缺乏共情的目光二次伤害。

《朝圣》生长的土壤完全不同。它从一段私人史出发：卡拉·西蒙因艾滋病失去父母。它也延续了《九三年夏天》开启的路径：那部首作用近乎贴地的日常片段，呈现出当年西班牙社会对疾病的偏见与信息匮乏——偏见并不总以恶意的形式出现，有时只是回避、沉默、含糊其辞，是把某个词咽回去的瞬间，是对“该不该靠近”的犹疑。 这样的社会肌理在《朝圣》中再次出现，尽管故事的时间被推进到十年之后。更关键的是，这一次影片把重心推向“命名”本身：承认疾病、去除污名，构成了影片高潮段落不可或缺的环节。那是一段情感充沛、态度坚决的时刻，但相较西蒙以往更外放的抒情，它又明显更收束、更克制，像是先压抑住情绪，再用最准确的镜头语言把它一点点释放出来。

西蒙在这部片里反复做的一件事，是叫出事物的真名。她要照亮的是一段长期被排斥在公共叙事之外的创伤史——被沉默包裹、被社会视线驱逐、被我们的近代记忆推向边缘。它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对父母的致敬：她几乎未曾真正认识他们，却必须在成年后用影像把他们从“不可言说”里描摹出来，让他们作为具体的人重新站回叙事中心。但它同样也像一场更广阔的清算：面对受害者、面对那一代被吞噬的人，电影试图在社会、人性与文化层面，补偿这份迟来的承认。这里的“补写”不只是为卡拉与她的父母——不论现实或虚构——争取位置，而是让更多被污名化的人重新进入光明正大的话语空间。 两部作品之间的连续性，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得尤为清晰。《九三年夏天》的主角是六岁女孩：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与新的收养家庭度过夏天，童年的世界在断裂中重建。而在《朝圣》中，主角成为十八岁的玛丽娜。她带着一个看似行政性的由头启程：为了申请奖学金、进入大学学习电影，她需要补齐一份文件。这一细节来自导演自身的真实经历，因此带着坚硬的现实触感。

玛丽娜前往维戈，去见生父的家族。父亲死于艾滋病，母亲亦然；当死亡发生时，她还小得来不及理解，更来不及形成自己的记忆。于是，她的“来处”被迫变成一团由他人讲述、删改、回避甚至隐瞒的故事，她必须在断裂的叙事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她与叔叔、姑姨、祖父母的相遇，是一次次试探与碰壁，也是一次次拼图：把零散的线索、互相矛盾的说法、以及沉默本身，都当作材料，去重建父母的轮廓。如果说起首作在结尾留下了一串关于身世的疑问，那么《朝圣》从疑问出发，却并不满足于提问。追索真相、破解身份之谜（这也与戛纳电影节其它展映影片的主题相呼应），成为推动电影进入新阶段的矛尖：形式更复杂，语调更摇摆，叙事也更敢于向未被讲述的部分——牵涉阶级、金钱、体面与羞耻——一一逼近。

也正是在这里，西蒙的创作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向。《朝圣》放下了她前两部作品标志性的自然主义路线——那种路线曾在西班牙电影的创作语境里带来强烈回响，甚至被视作一种更新的作者姿态。取而代之的是两条此前未曾打开的道路。 第一条更接近传统叙事：主人公踏上寻找真相的旅程，使《朝圣》呈现出一种“情感惊悚片”的结构。惊悚并非来自外部事件，而来自家庭内部的语言禁区：谁在说谎，谁在回避，谁在用“为你好”的口吻保持体面，谁又在体面背后维护一种阶层秩序。影片以母亲的日记为叙事基底——西蒙此前在短片《为吾子寄信吾母》里已围绕日记材料做过实验——西蒙的母亲纽斯·皮波三十年前写下的那些疑问，如今成为电影分章结构的骨架。更重要的是，西蒙第一次在自己的长片里把阶级与金钱讲得如此清晰：不再只是背景的纹理，而是直接进入人物的对话、进入他们的选择、进入他们对彼此的评判。换句话说，寻找父母的真相，同时也是直面一个家庭如何被社会结构塑形的过程。

第二条道路则更实验、更精密，尤其集中在影片令人屏息的倒数第二幕。电影在此真正“起飞”，靠的是西蒙在形式与自白层面的勇气，也靠的是摄影指导海伦娜·卢瓦尔特的眼光与手艺。卢瓦尔特早已在《奇美拉》《幸福的拉扎罗》《暗处的女儿》等作品里证明过自己对梦境影像的掌控力：她能让“梦”既轻盈又锋利，既飘渺又具象。《朝圣》在这一段落里与她的美学气质高度契合：两人一起“想象并做梦”，把玛丽娜父母的恋情重新放回八十年代的维戈——就在悲剧降临之前。 而这场悲剧并不抽象，它有具体的形状：海洛因的出现。那是一个试图摆脱佛朗哥主义压抑、渴望自由与快感的西班牙，但自由的另一面也可能是自毁。海洛因席卷一代人，不仅带走生命，也留下长久的社会裂缝：恐惧、污名、沉默、以及对受害者的系统性遗忘。影片把私人爱情放在这段历史洪流旁边，让你意识到所谓“时代”不是背景，它会进入人的身体与命运，改写一整个家庭的相处方式。

当然，《朝圣》并非没有犹疑。有些时刻，它显得过于算计，仿佛作者太清楚第三部电影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影片在前进的路上确实丢失了部分前作那种更浑然天成的自然与更汹涌的情绪冲击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学会了另一种控制：用风俗写实的质地让生活保持温度，加利西亚式的机锋与冷幽默，让叙事节奏更显得松弛轻快。那些拐弯抹角、带刺的玩笑与试探，不是花样，而是人物处境的真实语法：在一个把体面当作信仰的世界里，很多话只能绕着说，很多伤只能用轻描淡写遮掩。 因此，《朝圣》既像一次加冕，也像一次自我剖开。它证明西蒙并不害怕把自己推向更危险、更开放的表达位置：哪怕脚下仍是她熟悉的地形，她也愿意在熟悉之中开辟未知。更重要的是，它为这套“寻根三部曲”交出一个分量十足的收尾：三部电影不断重建、不断重想家族起源，从童年的断裂到成年的追问，从沉默的阴影到“说出名字”的决心，最后把个人史推向公共语言，推向更广阔的社会记忆。

拍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三部电影持续重建与再想象之后，卡拉·西蒙已经把“我从哪里来”讲得足够深入和痛彻。接下来，真正的问题变成了“我要去哪里”。而《朝圣》像在尾声处轻轻一推：是时候纵身一跃了。我们准备好了。她也准备好了。 《朝圣》 卡拉·西蒙 采访——来自戛纳官网 这个项目的灵感是如何产生的？ 卡拉·西蒙：我觉得《朝圣》的灵感来源于家庭经历给我带来的挫败感。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两人都死于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班牙，这种情况很常见，许多人死于吸毒过量、艾滋病或意外事故，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期，但毒品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这对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我试图重构我父母的故事时，总是充满痛苦，我发现很难谈论它。所以，我想这部电影就是从这种挫败感中诞生的。它探讨的是家庭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塑造你的身份。当你不能通过他人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时，你可以通过创造来重新塑造它。电影就可以用来做这个：创造不存在的影像。这部电影是一种创造我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也是一种能够谈论我来自何处的方式。 有时候回顾过去不是很困难吗？ 卡拉·西蒙：在我看来，回到过去是为了纠正一些事情。当然，有些事情在情感上会让人感到痛苦，但我认为，在接近它们的过程中，你会成长。这最终会帮助你与自己的故事和解。 对我来说,《朝圣》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故事的讲述方式；它对这个家庭来说如此痛苦，有时近乎秘密，甚至羞耻。主人公想要理解，但又不将其理想化。 在准备过程中，我们努力调整语气，并自问：她如何在没有任何偏见和戏剧化的情况下讲述这个故事？拍摄反映我个人生活的电影，让我能够与我所讲述的故事产生深刻的连接，而这些连接最终会在银幕上得以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如何像创作小说一样对待这些项目，为故事服务。事实上，《朝圣》是一部非常虚构的作品，它与我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在加利西亚拍摄对你来说重要吗？ 卡拉·西蒙：我母亲那边是加泰罗尼亚人，但我父亲是加利西亚人。这部电影让我有机会在他们的土地上拍摄：他在那里长大，我父母在那里经历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去过的地方依然存在。人们来来去去，但空间依然存在。 我们第一次在维戈的海边拍摄，那是一座工业城市，拥有非常美丽的老城区。每周我都感觉像是在拍摄一部不同的电影：《朝圣》几乎像是多部电影的集合。其中有一周拍摄特别紧张，人物众多。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美好的，因为当有这么多人物需要捕捉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我喜欢捕捉这些瞬间。 原文链接： https://kinotico.es/opinion/2025-05-21/critica-romeria-arrebatada-y-quirurgica-coda-para-trilogia-fundacional-carla-simon 作者：Daniel Mantilla

私人化影像，半自传式行片，日记体叙事，DVD画面。导演用各类花样把心事抖落，虔诚且尊敬，仿佛完成了一次对电影的“朝圣”。

延续了导演的前作，基于导演个人经历所呈现出的一场寻亲之旅。女孩独自踏足一个素未谋面的大家庭，循着母亲的日记和这些父亲的家人们的只言片语，试图去拼凑一个关于父母的真相，同时要完成让爷爷奶奶公证自己身份获得奖学金的流程。懵懂的女孩来到这片大海，碎片化的语言，旁观者的观察，寻找与发现之间她似乎触碰到了曾经父母在这片海上的故事和情感。 故事的前半部分有点难进入，也许和女主本人梳理客气的状态有关，也可能和她审视着周围人的眼神有关。而故事的后半部分随着她不断接触这个家族的成员，不断地提问拼凑观察，直至她跟随着猫的脚步进入有关父母的梦境，一切的情感达到了巅峰。这场超现实的对话是我整部影片最喜欢的部分，她看到了过往，关于时代关于这对情侣，关于记忆关于爱和自由。她是第三个人但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和结果，在这段故事里她能看到自己的来处，似乎也能在当下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出处。她不介意去辩驳爷爷奶奶父母的死因，她也会在这个时刻爱上这片海。故事的最后她掌舵，就让我想到梦里父母成为了最棒的水手，掌握着手中的船帆自由的在海里徜徉，也同时掌握自己的人生的消沉与快乐，似乎在“由我掌舵”这件事上，她找到了自己的来源和力量，而我想她，也就是导演，未来掌握的正是手中这台摄影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