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拉斯

我绝想不到一个以西班牙农村家庭为背景的电影，能让我这个中国东北土生土长的县城女孩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影片多个场景对我而言已经远非似曾相识的即视感，而是切切实实在我生命的某一阶段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和我家人的生活里。三岁的小女孩和表弟们在秘密基地里的角色扮演游戏；青春期的少女为了活动演出在家里不断排练蹩脚的舞蹈；家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彼此理发；夏夜昏暗的灯光下爷爷陪着写作业；自制的黄桃罐头，一大瓣一大瓣成熟饱满的桃子塞进壮实的玻璃瓶子里；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看电视，爸爸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大大大妈大表姐二表姐表妹，永远有人在说话，孩子们尖叫着窜进窜出，大人们被吵的不得不厉声制止；一家人有过无数次争吵，甚至于一度闹得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然而最终总还是会和好，总还是会和好。这些电影里的场景无一不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的生命里，在极富年代感的地质礼堂影院里，我突然无比地想家。 我常常好奇不朽的作品究竟缘何不朽，或者说文艺究竟为什么令我们如此着迷，我想我今天至少找到了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隐隐约约感受到而今天终于无比肯定了——文艺作品之所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因为人性中某一种品质、人类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这种真实引发的强烈共振因为文艺作品的戏剧性表达方式而被加倍放大，整个宏大普遍的人生哲学被压缩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小说里，几个小时的电影里，我们所受的感动之大可想而知。 阿尔卡拉斯这部电影无比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靠土地谋生的大家庭。在这种强大的家庭生活的生命力下，现代文明对土地的侵蚀这样的宏大命题似乎显得极为微不足道了。虽然整个的故事背景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对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摧毁上的，但是随着影片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越发深入，我逐渐被这种极其强烈的生命力所深深吸引震撼，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在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下任何政zhi, 文明方面的倾轧都是无力的，这种家庭之爱生活之爱是不会因为桃子树的摧毁而消失的，绝对不会。只要生命仍然存在，这种生活的力量就绝对不会消失。看完这部电影我忽然一下子对一切都重新充满的信心和斗志了，无论什么环境有多么坏，只要生命不息，只要生命不息……

（文章首发于幕味儿） 2017年，以一部轻巧自然、情节灵动的《九三年夏天》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获得新生代单元最佳首作之后，导演卡拉·西蒙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部电影也让她在当届的戈雅奖上收获了八项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新人导演、最佳男女配角三个大奖。 时隔五年后，卡拉·西蒙带着她的第二部作品《阿尔卡拉斯》重返柏林，这一次，她不仅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一举夺下最高奖金熊奖，这也是继《蜂巢》（马里奥·卡穆斯执导）之后，近三十年来西班牙电影首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斩获最高奖，而她也接力朱利亚·迪库诺（《钛》）、奥黛丽·迪万（《正发生》），完成了一年之内女性导演在三大电影节上的连胜。奖项对于影片的票房助力是显而易见的，该片已经在西班牙全国公映已三个月之久。据西班牙票房网站Taquilla España的公开信息，目前累计票房收入约为212万欧元，成为本年度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本土电影。 《九三年夏天》以小女孩Frida的视角展开故事，讲述她失去母亲之后如何逐渐融入舅舅一家、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故事，这是西蒙对自身经历的一次回看与伤痛的抚慰。她成功地通过清新自然的影像以及近乎伪纪录片的形式，刻画出小孩失去至亲的悲伤与思念、融入新的家庭的过程以及她们与成人世界的初步互动。对儿童心理细致入微的洞察、细腻的影像捕捉儿童天真自然的情感流露让这个自传性故事不再深陷在导演回溯个人史的目光中不能自拔，并进一步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阿尔卡拉斯》依旧带有卡拉·西蒙的自传色彩，她的叔叔一家就是阿尔卡拉斯的农民，自己也曾在这里度过难忘的暑假时光。但该片的叙事格局不再局限于某一角色，而是流转在每一位家族成员身上，全景描摹三代人的相处与各自的苦恼，展现了孩童眼中的成人世界与真实世界的残酷性，非职业演员整体亮眼的演出、点到为止的戏剧冲突则让影片尽可能地保有了生活气息；主题上，除了继续展现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的风光外，也思索家庭与家园的关系、农业发展模式的更迭甚至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遭逢“技术问题”的土地 影片名“阿尔卡拉斯”指的是加泰罗尼亚大区的一个小镇，索莱家族在这里世代耕作，照料着这片土地上的果树。然而今年夏天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在这里迎来桃子的丰收：西班牙内战期间，索莱家族帮助了现任地主的祖父，作为报答，他们得到口头承诺，可以在这里生活、经营农业活动，但这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可以证实。而现任地主对这片土地有了新的开发计划——他要砍掉桃树，安装太阳能发电板。 这引发了多个层面的困境，微观上看，这种“道义上的背弃”使得索莱家族短暂地失去经济来源，背井离乡；宏观层面上，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得足够久时，那些果树便不再仅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人与土地之间实则发生了更为深厚、更难割舍的情感联结，离开也意味着他们身份和根基的丧失。 在“失去土地”的背景下，影片的叙事由此被分为两个部分，展现这种情况在家族内部引起的波澜。首先是家中年轻一辈，从在废弃的汽车里玩耍、假装那是宇宙飞船的孩子们，到编排舞蹈、经历各种“成年仪式”的青少年们，他们展现了乡下生活中天真与无忧无虑的一面，以及走向大人世界的迷茫和躁动； 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大人们”，他们身上更富有严肃色彩，承载了这个故事中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Quimet和他的姐夫Cisco在反对还是支持这个新企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且还导致大家加入了当地的抗议活动，以捍卫该地区的农业传统——农产品的定价不合理，农民们吃了亏，该如何弥补他们？太阳能发电板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威胁，这种变化究竟有没有利于农民的利益？Dolors和Gloria妯娌们之间的相处也受到影响，一家能否如往常一样保持良好的关系？ 西蒙并没有将这个家族视为一种标本，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如何遭逢时代的变化、冷静解剖其内部的关系，而是将这种道德困境与家族代际紧密联结，具化成每一代/个角色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抽离了各种隐喻符号，让大人与小孩之间彼此“观察”。于小孩子，这是天真的童年生活的变化；于青少年们，这事关他们走向成人世界时考虑的职业选择；于成年人来说，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挽救这个家，却时常无可奈何；放在老一辈身上，他们承载的是内战的痛苦与这段伤疤就此被遗忘的扼腕。 影片的视角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不断游移变化，凸显一个角色的情绪是如何影响到另一个角色，以点带面地拼凑出生活的变化对这个家族的影响——这就让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流动起来，削弱了冷冰冰的外部凝视感。 手持摄影很好地增强了这种情感的流动性，摄影机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成功地将观众带入到某些成员的视角中，他们之间的交流使观众能够与每个人都可以相处一段时间，继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尽管影片一开始是通过Iris的视角捕捉到载有太阳能发电板的汽车闯入他们的生活，但并没有局限于儿童视角，使该片再度变成《九三年夏天》一般的孩童回忆录。 Quimet与Cisco因为安装发电板而产生肢体冲突的一场戏，西蒙通过Roger的视角，从对面远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扭打在一起，而非近身跟拍他们的姿态。这种旁观既是一种克制——她的意图并不在展现土地被夺走、新的生产方式来临下两个“底层人”互斗的无力；同时也丰富了感情的维度——“在多数情况下，旁观者的情感往往会比身在其中者的情感更为强烈”，西蒙在采访中这样说。的确，看到自己的两位至亲、昔日的手足为了太阳能发电板而大打出手，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如何能克制得了自己的愤怒呢？ Quimet是这个父权制仍然十分严重的农村生活中的代表，当新的农作方式来临，他的经验变成空白，为不能守住这片土地而懊悔，却又必须奋力挽回，通过参加游行等活动寻求补救；而Roger同时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缩影，当他们逐渐走向成人世界时，迟早要对这个一直萦绕着的问题做出选择：他们到底要不要留下来继续做一个农民？如果留下来，那显然不满足父亲Quimet对自己好好学习、走出去看看的期望；如他们离开，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个只有9000来个居民的小镇空心化问题会更加严重。 •选角耗时一年，逼真演技“骗”过柏林评委 影片中的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是令人难以忽视的亮点。早在《九三年夏天》中，两位丝毫没有表演经验的小姑娘不但能够在镜头前交出自然生动的表演，就连与成年职业演员搭戏也不落下风，就已经凸现了西蒙在调教非职业演员表演和与儿童演员互动方面的能力。 《阿尔卡拉斯》这出群戏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不注重强调某位演员或者某些场合下的特定表演来增强张力、凸显矛盾，而是大家作为一个整体，依靠彼此自然互动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来说服银幕之外的观众：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 实际上，若真要深究，影片中仅有扮演Gloria的演员有过表演经验，她是现实生活中导演的姐姐，也参与了本片的选角工作。除此之外，其他演员都是阿尔卡拉斯当地人，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这部电影才临时组成了“索莱家族”——就连柏林的评审团也是在看到片尾字幕中演员们的不同姓氏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批演员的选择也成为各大媒体追问卡拉·西蒙的焦点。在采访中她表示，在开拍前，她也曾在选用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的考量之间进行选择，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当地人，邀请他们直接参演——除了影片要求的加泰罗尼亚语的口音这一因素外，农民们积年累月在日头下劳作的姿态、甚至采摘桃子、跨上拖拉机的姿势都是演不出来的。为此，导演团队在阿尔卡拉斯当地的选角过程就持续了一年之久，几乎这个小镇上约9000名居民见了个遍。饰演Quimet的演员Jordi Pujol是西蒙在当地的一个农民抗议活动中找到的，起初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角色，一度想要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出演。最终，他演活了这个有些固执、保守但深爱这块土地的老爸。 在为角色匹配到合适的人选之后，卡拉·西蒙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帮助演员之间建立起亲近感和熟悉感，拉近他们的距离。她特地在阿拉卡拉斯附近的一个小镇莱里达租了间房，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设计了不同的演员组合，邀请大家到她这里小聚——有时是父亲和儿子，有时是孙女和祖母，有时是兄弟姐妹们…… 卡拉·西蒙通常在这些会面之前准备几个钟头，而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还会即兴来做一些家务、一起做坐饭等等。等到他们真正成为了电影中的角色、能够像一家人一样与对手演员相处时，他们才开始了全剧组的剧本围读——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之后便是场景的排练。而当这一切工作终于结束，离剧组在夏天开工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时，新冠疫情却在西班牙爆发，为此，整个剧组不得不停工一年，以等待次年夏天重启拍摄。 在对演员的调度方面，西蒙则坦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给她带来了很多启示和灵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木屐树》，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同样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最主要的还是制作理念——不使用专业演员、重视对人物情感的展现与多样灵活的拍摄方式等等。 卡拉·西蒙在《阿尔卡拉斯》中试图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她并没有美化这个道德困境故事的结局：最后全家族对镜头和观众的注视，是背后的桃树一棵棵倒下，荒凉又悲观，这似乎是抛给观众的问题——你认为这样是否合适？但又借助剪辑、摄影维持着情感的流动，不至于使人物的塑造顾此失彼，并处处点到为止，避免刻意放大煽情、落入卖惨的境地。 这种平衡的达成，一方面受益于承袭了她从短片《口红》开始积累的调教儿童演员的经验，和《九三年夏天》中注重情绪流畅、弱化情节编排的风格；另一方面，联合编剧Arnau Vilaró的加入，在剧本层面丰满了对阿尔卡拉斯当地的农村生活和农业现状的展示，增强了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平衡也是影片所思考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命题的必然要求——只有两方面都兼顾到，才能让这种“离开”更具反思意义：社会制度层面的不断革新如果忽视了其当初的出发点和特殊关切，那么无论再怎么变化，也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泡沫，只会加剧不平等的现状。

近五星。在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将土地给予一种超越性的赤诚伦理意志我们已然见到——实体的美之判断力。肯洛奇的行动化影像强调土地（加泰罗尼亚）粗粝的自然建筑视觉，其意识空间的绝对者作用在于武装斗争的相对静默，以此融入背景/面孔的固有秩序，从而注进对于“大地”的观念生成价值（如土地与自由、风吹麦浪等）。 以上铺垫于地域的自主性抒情为故事烘托一层特殊的历史坐标系——后革命境遇的理想挽歌。在开篇对于远景“绿—黄”的凝敛中，主体性痕迹内律如谜，实体的生机/机械自动化展开。儿童作为纯粹生命与废弃汽车的交互关系所直观到的从来是童真的死物，无论废车或死兔，人物与晶体的可感维度构筑活动的前毁灭时序，吊车的出现是第一步侵犯，影片对于庞大人工机器的恶魔化是显而易见的症状性控诉，此在贾樟柯、李睿珺的电影里依旧普遍可见。 自然外景的灰度中性所带来建筑非人的合法，音乐、舞蹈、服饰等可造元素的视/听性悦动与实体的对称性比较发生张力，但这并非叙事的第一推动，“我—物”统一的工具上手性下日常的本真状态驱动着影像虚拟化实体的纯粹向度跟合体式的生命力量冲动。这个意义上讲，《阿尔卡拉斯》依旧是好看的、可爱的，游戏基地以及真实土地—本体虽然几近消逝，却依然是一场美好的守护。 家庭终章，祖父—父亲—儿子三代某种程度的和解象征了各自一定的放手和抛弃。德波的情境主义理论中使人体验日常从而解放日常在影片作为媒介而完成，一种左翼海德格尔的自然主义超越论导向萨特文学—政治的现实介入即社会性斗争，通过对喧嚣的直接表现，情境主义运动萌生。结尾断裂的现成在手模式意味着情境的“跌落”，（包括太阳能的逐渐扩张）挖掘机运作时对土地的破坏具有刚性，因此，在人物呆滞的凝望中，纯原生音效的持续，“灰域时刻”降临。 （巧合的是，有很多我自己作品的特征和理论化评论都可以适用于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