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生活

本文译自《经济学人》，仅供学习交流之用；原文附在译文后，翻译上请多批评，越详细越好。 ·大江健三郎讣告：父与子

大江健三郎，诺奖得主、政治活动家，逝于2023年3月3日，享年88岁。

大江健三郎在东京的居所素朴、幽静。他家花园里种满红枫与玫瑰，妻子尤加利的画挂在墙上。客厅是他写作的地方，里面堆满了书。他坐在扶手椅上，用双膝顶着一块木板，将稿纸铺在上面写文章。客厅里还有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男人坐在旁边听音乐，把CD整理了一遍又一遍。此人天生斜视、头骨畸形，但是笑起来腼腆又可爱。大江时刻留意他，即便写作时也不松懈，一旦发现他癫痫发作，立刻上前帮忙。此人名唤希卡利，是大江的长子。 希卡利生于1963年，他的诞生是父亲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他出生时脑疝特别严重，像有两个脑袋。父母看到他的样子都很害怕。不动手术，他活不下来；可就算做了手术，他还是会有很严重的残疾。父亲进退两难，只能去外地旅行，躲到“另一个地平线”。

所谓躲到“另一个地平线”，其实是去广岛参加反对核武器的会议——多么诡异的缘分。大江在那里遇见二战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这些人面临的困境与他相似：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畸形，该不该冒险生育？是该自杀，还是该努力怀抱希望活下去？大江专门向医生寻求建议。医生也不知道这些人该怎么治，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治。但医者的本能认为，只要有痛苦就应该给予关怀。大江心里有了答案：他要带儿子回家。 这一决定对他的写作生涯也影响深远。大江的老家远在西南，是个林中村。农村口音，招风耳，还有那戴着眼镜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的笑容，都注定了他不太可能引人瞩目。然而从东京大学毕业前，他已凭借小说《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耀眼的文学明星。《饲育》讲述一个日本男孩与一名美国黑人战俘之间的友谊，男孩称战俘为“很厉害的天外来客”。大学毕业后，大江在写作上一直苦寻出路。广岛之旅使他做出两个决定：为沉默者写作、发声；讲述令人不安的故事。 大江通过写来直面困境。他以残疾婴儿为起点，写了三个走向迥异的故事。在《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父母遗弃了孩子，又将其领回。而在《空中怪物阿贵》里，父亲不给孩子喂奶，而是喂食糖水；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孩子死后对父亲纠缠不已。希卡利在父亲的小说中以本名或化名轮番现身。大江坚称自己没有消费儿子的苦难，他是在理解、辨识这个沉默的孩子在自己人生中出现的意义。 日本国内有太多人的苦痛无处倾诉。大江用《广岛札记》记录了广岛人民的苦难，该书对核战恶果的描写尖锐如刀。他认为广岛人苦难的源泉不只是美国；日本入侵亚洲，本身也难辞其咎。他在各类文章中反复就朝鲜人、受迫劳动的工奴和“慰安妇”、战后合理赔偿等议题发声。他也哀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顺流而下，堕落成一片“享乐的荒原”。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新希望，日本有机会和弱国站在一起，成为和平使者，在国际上重塑形象；然而这个国家还当自己是亚洲的主心骨，没有像大江那样充分利用自己的边缘地位。 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令大江忧心不已。二战时他还是小学生，曾发誓毫无保留地效忠天皇：只要天皇下令，“我可以死，我愿意剖腹自尽”。日本投降时，他惊诧于天皇的声音：原来他不是什么神妙的白鸟，原来伟人也是人。他对天皇的狂热信仰很快消解了，不过这种信仰在日本国内仍未断绝。民主需要捍卫，1994年大江身体力行，拒绝领受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因为他不承认天皇的权威。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宪法的道德支柱——永久和平原则——因集体自卫思想而遭受威胁。2004年，大江与伙伴联合创立“九条会”，以抵制一切淡化和平条款、赞同国家暴力的行为。那时他抗议战争已经40年，在日本内外都参加过游行。他的书有多知名，他在政治上的牛虻式行动主义就有多知名，而且他乐此不疲。大江感觉自己的工作性质跟小丑差不多，只不过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谈论人间悲苦。 大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右翼攻击。他的小说果敢而强悍，受拉伯雷、叶芝、但丁、奥登和奥威尔影响很深。书中不乏污秽丑陋、色情暴力的情节，甚至描绘了美国对日本的“性虐”。他笔下的世界极为粗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主人公蜜三郎将瞎掉的右眼当作警卫，“永远守住我头脑中的黑暗，那弥漫着血腥的黑暗”。蜜三郎冷酷地描述酒鬼妻子：“油汪汪的上嘴唇满是汗滴”，臭得像狗嘴里流出的涎水；“皮肤的水坝受刑崩溃”，仿佛一具腐尸。这本书一路追随主人公从绝望的烂泥境地中拔出脚，走到兄弟和解的时刻，并最终走向了人生的“期待”。正是这样饱含希望、由个人走向普遍的主题，使他夺得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勇于对抗世俗偏见，他坚持让希卡利在公共环境中成长。（在日本，脑部残疾的孩子一般被关在家里，不与外界交接。）随着希卡利慢慢长大，父子之间的连结日益紧密。大江的童年在森林中度过，那时他满脑子都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骑鹅旅行记》里的探险故事；《骑鹅》里那个小男孩与大雁一起飞翔，在树丛中睡觉，梦想了解鸟的语言。也是在森林里，6岁的希卡利讲出人生中第一句话——他认出了秧鸡的叫声。自那时起，这个“怪物宝宝”渐渐学会用鸣叫声来识别鸟类；他慢慢领会了莫扎特与巴赫，并开始创作音乐。希卡利实现了父亲的梦想，他证明音乐可以治愈“黑暗、悲泣的灵魂”——父亲对文学的向往也是如此。 在东京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父与子共处一室，各自工作，但彼此关切。如大江所言，两人“看往同一个方向”，即“希卡利”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光”的方向。

上次说，某人的电影鲜有让我满意之作。我错了。原来在被遗忘的角落里还有一部《平静的生活》，在熠熠发光。当我静静看完整部电影，才发现脸颊有点酸，是我一直在不自禁微笑的缘故吧。我很欣赏这部电影的表达方式，心平气和地，缓慢地，用轻松愉快调子，在讲一个也许不那么轻松的故事。我在里面看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态度，以无限大的爱，来包容一切喜怒哀乐。我总是为一些纯粹明净的感情感动，像是清晨照彻大地的一束光，把人心映得透亮。无心机，无所求，只是来自生命最本真的感情，这比一切纷繁复杂的情节，都要精彩动人得多了。《平静的生活》，是关于灵魂的事。是谁拥有最美的灵魂？是看上去亲切热心的好游泳教练昭乃，还是沉默是金的伊约？是谁拥有最善良的灵魂？是以显示同情心为乐的天气预报小姐，还是能听出她说话的声音比播报时高一度的伊约？是谁拥有最勇敢的灵魂？是为了阻止昭乃却被打折肋骨的大胡子叔叔，还是在危急关头冲出来死抱住敌人的腰救妹妹的伊约？是谁拥有最坚强的灵魂？是被下水道的堵塞打击了自信躲到国外去的爸爸，还是听说父母要远行，就去坐到电话机旁边，表示可以帮忙接电话的伊约？是。伊约，是那孩子的名字。每一个孩子，都自有一个世界，由他沉醉其中，年少轻狂的好日子，没有乌烟瘴气。有些人得天独厚，是最甘美的苹果，所以被上帝咬过一口，带着残缺和天才降生。伊约的智力有残疾，他出生时有两个大脑，至六岁才开口说话，字永远写得歪歪扭扭，可是他对音乐却毫无问题，是天才作曲家。他喜欢一个人过家门而不入，偷跑到邻居家，躲在围墙外的灌木丛里，不知在等待谁的出现。跟踪他的妹妹以为他要干什么坏事，按捺不住过来拉他，拉锯许久，他才开口说，啊，这是首完美的莫扎特，没问题。听到隐约音乐声的妹妹才明白，原来他是在替别人的手指担心。他总是自得其乐的样子，想着没有人知道的心事，莫名抬起头来，学着天气预报小姐的语气“今天晴转多云……”，他从不顾周遭的扰攘，只自己自在，趴在地上捏着铅笔，谱一曲《肋骨》，致锁骨骨折的卷卷头阿姨。快乐的伊约，不愠不怒，以宽厚和温柔包裹心中的世界。他很笨，只会爱，恨是太复杂的情感，他不能理解，亦不能习得。在公园的大树下捡到弃婴，他伸出双手把他高高举起，用自己的面颊贴上去的方式来表达爱。拥挤的电车里，突然发作了癫痫，被身旁美丽的女孩辱骂，他也不以为意，若无其事从地上爬起来，仍是一条好汉。他仿若这个冷酷世界里，悄悄的一线光，无声无息，教我们看清了自身的不洁与尘垢。也许他比谁都热爱这个世界，天性叫他听到“死亡”的字眼就害怕地尖叫。为什么不呢，活着这样好，有阳光，水和空气，死后去到不知名的黑暗里，当然是可怖的，大人为什么要说自己不怕死呢。那样的成熟，那样的不坦率，真是不可爱。我们不都害怕死亡么，对，还怕得要死呢。来之不易的生命，当有这样一颗天真美丽的灵魂，努力地去呼吸，去生长，他是这样的接近生命的本质，敞开着，尽可能地扩大自己向外伸展的有效面积，生机勃勃。它摒弃了所有繁琐无用的掩饰、欺骗和别有用心，那些都是好好活下去所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也许在健全人的眼中，他是残损的，可他却活在自己的完满世界里，不知痛苦不知愁。伊约要面对比常人多百倍的困难，可他活得一点都不累。即使每天都在努力，拼命创造生命的奇迹，他都不会累。身边的人都在担心他，看到他受到伤害，想要保护他时，他总四两拨千斤地微微笑着，那些多心的大人想着的麻烦事，一件也困扰不了他。看完这个电影，我在想，真好啊，大家都没有嫌弃他。没有人有资格去嫌弃一个孩子。或许直到死，伊约都会永远是孩子。那我们也只好一直，像爱一个孩子一样地，去爱他了。呵护他温良不忍的天性，勉励他哪怕一点点的进步，保护他不受外界的伤害……就像美智子，拿着摄影机拍下伊约这辈子第一次惊险万状，随时都可能淹死地游完的20米，哭红了眼睛，哽咽难言。我在最后也终于忍不住了，倾盆的大雨里，伊约拉着差点被昭乃奸污的美智子，拼命地逃出生天，她拼命地哭，拼命地抱住伊约，终于坐倒在院子里，再也走不动。然后昭乃走出来，把她的包、帽子、和答应借给伊约的游泳书，扔到他们面前，最后的时刻，他带着那么点不甘心，良心发现了。电影里尽是这样琐碎温暖的细节，却最是叫人感动。        回过头来，我只记得喜欢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伊约，不断地装傻，“你说什么？”，不断地叫人家重复“伊约，你真棒啊！”，乐不可支。如果我能一直像孩子一样地去爱这个世界就好了。像孩子一样，简单、坦率、满足地过平静的生活。

自译，选自原著后记，注释均为译者添加，用于学习交流，转载请与我联系。 原著全文请见：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4525402/?dt_dapp=1 啊，多谢多谢。《寂静的生活》文库版即将出版，邀请我撰写一篇书评。但如您所见，电影已进入拍摄阶段，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写稿子，只能在此口头谈一谈自己的想法，还请各位读者见谅。从前我跟大江讨论过一个问题，应该怎么教孩子写文章呢？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我告诉他们，像说话一样写作就行。”大江紧接着说，“我家的要求是像写作一样说话！”今天的采访说不定是个好机会，让我亲身体验一把大江式的教学。 大家都知道，我跟大江是高中同学。我上初中时父亲去世了，他生前是一名电影导演（1）。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我从自小居住的东京搬到了老家松山（2）。少年时代的我被迫与当时的恋人分隔两地，陷入深深的苦闷。大江则恰恰相反，他来自松山周边森林深处的山村，读遍了村里所有的书，抱着想读更多书的憧憬才来到松山市（3）。说起来，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书是花田清辉（4）的《文艺复兴精神》（5）。 大江跟我不同班，但选了同一门选修课。我们上课时常常将桌子并在一起，接力创作和歌或四行诗。大江写过这样一句诗：“森林洒满幽暗的光辉。”感染力太强了，以至于我还记得当时的惊叹。从那时起，“森林”的主题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从小就很幽默。有一次，他把sensational记成了sensanational，聊天时脱口而出，周围人纠正道，“不是sensanational，是sensational才对吧？”下一秒就被他变成一句俏皮话，“不，我是想说‘全国教职工爱国者联盟’——教师national——”（6） 一玩起文字游戏，他的大脑转得飞快，并随着年龄增长愈发炉火纯青。我们三十来岁那时，有一天我跟他说，自己大把大把掉头发，他当场吟出一句短诗：“吾兄携笔去，带月荷竹归。”并附上解说，“‘笔’少了‘毛’恰剩一个‘竹’，此诗正乃脱发之诗。”（7）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永动捕鼠器”的故事，显示出另一种幽默。这是他参加中学生发明大赛的作品，大体是在老鼠出没的地面挖了一个有盖的大洞，原理据他讲解如下：盖子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孔，嵌上三合板做的门。这扇门形如汉字“中”，仅一根轴横贯中部，做成了旋转门的样式。使用者在旋转门中间放上吸引老鼠的诱饵，静观其变。老鼠一被诱饵引来，踏进旋转门里，门就会飞速转动，使老鼠掉进洞中。同时，随着旋转门翻转，原先朝下的一面改为朝上，在另一面也提前放上诱饵，又有一只老鼠会被吸引过来踏进门里。于是旋转门再度翻转，摔落老鼠，捕鼠的流程将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然而，门底下的洞大得出奇，再多老鼠也填不满，届时永动式捕鼠将不再是梦想。当然，这台机器最终没能在发明大赛上获奖，光荣落选。虽然我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他编的，但当中显然已经具备了乡村共同体的泥土气息、大批量死亡的主题、神话色彩、怪诞的哄堂大笑等等大江文学的特征，我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我们这帮坏孩子成天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兴致一来还会用嘴巴“完整”演奏巴赫的第三管弦乐组曲、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等世界名曲，乐此不疲。那时正流行太宰治，年轻人都热衷模仿太宰治的文体、用“太宰语”说话，在句尾加一个“骗人的”或“说笑的”。这股风潮肆虐一时，直到有一天，大江沉下脸发怒了，“我不想说什么都加一句‘骗人的’。如果习惯了这种说话方式，有意义的话恐怕再也说不出口。”他的话宛如咒语，驱走了附在我们身上的邪灵。从此之后，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人这么说话了。如今想来，那一刻起大江便敏锐地发觉了问题所在，决定向“暧昧的日本”（8）开战，即破除日语仅在日本人内部相互心领神会的特殊性所构建的封闭式交流，让日本彻底对外敞开。 话说回来，我们正处于青春期的年代尚未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致使我们对“山的那一边”毫无概念，大江曾郑重其事地发问，“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讨论文学与音乐，但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这种水平的学生很罕见吗？或者日本那么大，我们这种水平的学生也不少呢？”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一直左右摇摆，时而认为“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不稀罕”，时而认为“我们这种水平肯定到处都是”。 转眼之间，那段多愁善感的岁月已过去近五十载，而我突然就要把大江写的小说《寂静的生活》拍成电影了。每个人都在对我说，“很不容易吧？”当然很不容易。但如果要我从数不清的不容易之中列举出最不容易的一项，那便是讲故事的方式，即英文中的“叙事（narrative）”。 电影的叙事方法确立于美国，因此美式叙事成为电影世界的主流。故事的基本原则大致如下：一个主人公被扔进某种事态，决定要做成什么事，依靠自身的意志与力量克服所有困难，最终得偿所愿。假使主人公犯了错，并因此招致不幸，最终也会弥补错误，获得宽恕，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过程中，主人公要面对道德主义的困境，并将其克服，实现成长。另一个目标则是寻觅真爱，这一点由主人公经历的罗曼史来展现。 这是一个圣经式的世界，反映出浓厚的圣经式价值观。电影本身就是基督教传教士教义之下的产物。世界由上帝所创造，因此是可知的，电影早已预设了答案；影片中的时间也呈箭头式流逝，指向最后的审判。当然，如果只是一个直挺挺的单箭头就没意思了。实际上，主人公不时在这儿碰个壁弹回来，又在那儿碰个壁弹回来，故事的推进好似一个Z字闪电形的箭头，总体上能概括为“箭头式”。 但大江文学并不采用箭头式叙事。出场人物身上不具备箭头，或者说，他们看不见箭头指向怎样的前方。于是产生了几个非常大的问题：既然日本人并非基督教徒，箭头式的东西还有必要吗？没有箭头的日本人真能够走下去吗？是否必须找出一个箭头的替代品？果真需要的话，它究竟是什么呢？——这些正是日本人当今直面的最大问题，亦是大江多年以来笔耕不辍的问题。如果将大江文学中的“反箭头矛盾”轻率地改编成箭头式的剧本，拍电影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剧本必须是非箭头式的，于是我让《寂静的生活》脱离了电影叙事的定式。这个故事里没有美国电影那种意志顽强的主人公、目标明确的世界、随之而来积极的生活态度、判断力、坚持独立的个体等等作为道德模范广受表彰，只有一群身处没有箭头的混沌之中、摸索着应该怎么活的人们。大江提倡的“高尚（decent）”活法、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活法，最终会成为引导日本人的新箭头吗？脱离定式的叙事向我们抛出这一问题，到头来，我也在赌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 关于叙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叙事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自然倾向于强化保守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幻想，但大江文学恰恰与其背道而驰。他论及想象力时经常引用巴什拉（9）的理论，认为想象力并不是一种编织幻想、造梦式的力量，而是一种撕裂我们原本的世界观、给予僵化的思想和价值观重重一击的力量。大江的创作根植于这一想象力论，形成了对叙事的反叛，必然会导向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电影《寂静的生活》也将秉持原著的精神，成为一种反叛，绝对无意抚慰日本人的心灵、坚称日本人当下的面貌美丽得毋庸置疑、并渴望这种美丽万世永存。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接下来由您提问吧，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继续。

1985年2月，大江健三郎前往大映摄影所，探望正在作为演员拍摄电影的伊丹十三（当时的艺名是伊丹一三）。从左至右分别为伊丹十三、池内ゆかり（伊丹十三之妹、大江健三郎之妻）、大江健三郎。

“《寂静的生活》是伊丹导演首次由原著改编电影吧？” “是。” “并且是改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是。” “从前想过要把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吗？” “大江跟我是高中同学，还娶了我妹妹，他写的书我很早以前就再熟悉不过。每次他写完一本新书寄给我，我都想着能不能改编成电影，但读个开头就放弃了，实在拍不出来。（笑）《同时代游戏》（『同時代ゲーム』）、《新人啊，睁开眼》（『新しい人よ目ざめよ』）、《聆听雨树的女人们》（『「雨の木」を聴く女たち』）每一部都是绝佳的电影题材，但全都太难拍了。” “因为预算不够吗？” “没错，如果能有二十亿的预算、片长五六个小时也没问题，我一定要挑战一下。但就算真拍出来了，全日本又有几个人会看呢？” “说不定能有五万人（笑）” “大江健三郎没法拍——这么认定之后，时间一晃而过。直到四年前我收到《寂静的生活》，一读完就拍板了。要拍大江健三郎，非这本书不可。” “《寂静的生活》哪一点吸引了您呢？” “首先是主人公伊奥，这个角色拥有压倒性的魅力；然后是一直支持伊奥的妹妹小鞠，她的真挚坦诚绝无仅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充满想象力，出其不意的展开、深刻的内容、酣畅的读后感——任何一个要素拍成电影都会很精彩。” “请伊丹导演介绍一下，《寂静的生活》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部小说以一个年轻女孩的视角展开。某一天，作家父亲收到国外大学的邀请，要长期离开日本，母亲也随之同行。只有三个孩子留在家里，分别是哥哥伊奥、‘我’小鞠、弟弟阿欧。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不知要持续几个月，兄妹三人必须一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哥哥伊奥是一名残疾人，却能创作优美的音乐。小鞠相信，伊奥的音乐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他拥有这世上最美的灵魂。然而，伊奥一个人是无法生存的。虽然小鞠才二十岁，但已经决定一辈子都和伊奥相互陪伴。这部电影正是关于远离双亲的兄妹俩波澜壮阔的经历。” “波澜壮阔！” “兄妹俩经历了很多事，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爱、理解、友情，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缺乏理解、歧视、暴力，并且都带有性觉醒与爱情的浓烈意味——这里能找到青春的所有要素。” “不过大江文学一向以晦涩难懂著称……” “觉得大江文学难懂，说明你确实是一个日本人。” “从何说起？” “在欧美，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江文学很难懂。对欧美人来说真正难懂的应该是寅次郎和海螺小姐（10）——（笑）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竟然无法理解吗——” “是啊。（笑）从这个层面来说，大江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也能保证电影《寂静的生活》非常好懂。电影大体是一门将导演的思想和情感装进容器，邀请观众直接体验的艺术对吧？不需解释，体验就好。因此并不适合描绘人类的所思所感。不管是人们在头脑中进行的深入思考，抑或是在心灵中收获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画面都拍不到，因此不得不舍弃。电影版完全去除了这部分内容，更像一部动作片。我希望通过这种取舍，反而更清晰地展露大江文学的核心。” “动作片啊……”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部小说该怎样拍成电影。写剧本的时候，总之先摘取了小说中的影像式素材，然后试着排列起来。” “类似一个简单的梗概？” “不，实际上非常长，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整整用了六十张。这一版大纲的内容已经相当精彩，很快就能投入拍摄。” “拍成动作片？” “对，我也很惊讶居然要拍动作片。但只有自己觉得有趣肯定不够，于是拿给周围人看，还要客气一下，一开口就是‘我不太自信’（笑）。然而大家都表示‘很有趣！’尤其得到了女性观众的肯定，我终于确定没问题了。” “大江本人怎么评价？” “他什么也没说，八成还没读呢。今年年初我正式找他要版权，他只说了句，‘啊，你请你请’，所有事全都交给我。” “这样反而更加责任重大吧？” “刚才也说了，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影像化必然导致小说中很多东西的流失。但对我来说，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丢的。比如原著的优美、简洁、深刻、丰富的想象力、鲜活的感受力、某种怪诞色彩，以及囊括一切的品格，都必须在电影中保留。我跟大江见面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想总而言之，要拍一部有品格的电影。按大江喜欢用的词，电影得高尚（decent）。” “大江先生怎么说的？” “他说，‘必须要有品格，这是重中之重。’于是我接着说，必须拍一部好片，有毒而美妙，剧终之时，寂静的生存之力将奔涌而出。大江被逗乐了，‘电影还没拍呢，你连宣传语都想好了。’（笑）” “既然您主动提到了宣传语，想请教本片的主题是什么呢？” “拍电影总是绕不开主题啊。先前聊叙事的时候也提到，电影不同于人生，导演往往已经为观众预备了答案，但大江文学并非如此。大江之所以选择写小说，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重要的是寻找答案的过程，哪怕千回百转，依旧如坠雾中。拍出来的电影必须遵循原著这种基本结构对不对？因此，本片跟那些主题明确的电影有一点不同。” “我明白您要表达的重点，不过您也想借这部电影对观众说些什么吧？” “那可太多了。” “比如残疾人的问题。眼下大江光（11）先生创作的CD广受欢迎，随着《阿甘正传》的热映，人们对残疾人的观念似乎也开始改变，对此您怎么看呢？” “归根到底，最近几十年来，生产率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看重的价值。每个人的最高使命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公司，成为一个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只有具备生产能力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没有生产能力的人或女性、孩子、病人、老人、残疾人等生产能力低下的人则被判定为没什么价值，被强行驱逐至社会边缘，沦为被歧视的对象。然而，这种生产率至上主义不也走到头了吗？该体制最终只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一片荒芜，催生稍纵即逝的享乐主义。并且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老去，变成被驱逐的一方不是吗？已经有人开始努力，与被驱逐者站在一起，重新审视社会的形态。世界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广阔，远超想象。我想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医治整个病态社会的力量。” “的确，大江光先生的音乐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江和立花隆的对谈中讲过，阿光患的是大脑分离症。人类的大脑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脑负责语言活动，右脑负责直觉性的东西，左右脑通过脑梁进行信息互换。但阿光的脑梁和左脑因病受损，所以将心理活动转换为语言的连接组织有缺陷。通俗一点讲，就是语言障碍。阿光基本无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此，谁也不曾料到他同样有一颗深邃的心。然而，阿光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学习作曲，通过音乐描绘出右脑中的景观。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多么惊人的世界，无比丰富，无比宽广。” “这种纯粹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借助语言形成自我、认识世界、构建价值观，同时开始产生欲望，活在进步、生产率、自我彰显、竞争等世俗欲望的层层束缚之中，动弹不得。语言之病、自我之病、欲望之病早已深深浸入我们的骨髓。阿光音乐里的纯粹和恬淡正是自我之病的对照，能够唤起我们的憧憬。” “据说本片将会采用大江光先生的配乐？” “是的，我一直在考虑用他写的曲子，或者请他为电影写几首新曲。但怎么说呢，你看，毕竟这是个无欲无求的人，自然不能直接布置任务，‘我想找你要几首曲子，限几月几号前完成。’（笑）现在只能祈祷，运气好的话，刚好能赶上他写出新曲。” “原来如此。最后一个问题，本片选取了两个年轻人作为主人公，似乎也可以看成一部青春片。您想对年轻观众说些什么吗？” “我最想说的是认真。” “认真？” “没错。大江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我这种随心所欲的人来说，‘认真’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并且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实际上，大江活得非常认真。当人生中的各种问题猝不及防接踵而至，他一一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为了思考而阅读、写作，通过作品不断找到新的活法；然后继续认真地活，再度遇到问题，再度进行思考、阅读、写作。他一丝不苟地践行着这种循环，面对自己的人生时，将认真贯彻到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非常珍视自己，同时也促成了他待人接物特有的真诚和体贴。珍视自己和珍视他人是同一件事。能够珍视自己，便也能够珍视他人。这就是大江文学带给年轻人最大的礼物。” “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认真的人。” “是这样的。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让年轻人看到，认真活着是一件很酷的事。看完这部电影的年轻人会明白，爱就是努力去了解。为人的品格在于，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诚实地活着，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拼命尝试去理解他人，便达成了大江所说的‘高尚（decency）’。我想观众会感同身受，这正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活法。还有——我能再说一句吗？” “您请说。” “还有一个问题，即大江文学作为‘父亲的寄语’。按拉康派的定义，‘父亲’绝不是动辄大吼大叫的专制的父亲，而是‘将来自父亲的寄语传给后代的人’。对于先辈们杰出的创造和思想，大江展现出非凡的谦逊，他所做的一切不正是‘将来自父亲的寄语传给后代’吗？或许我们能从这一方向上，找到新的日本父亲形象。而我也盼望着，这部电影能够履行大江文学概念中‘父亲’的责任。虽然这么说起来有点像上品德课（笑），但如果人们看完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能够体验到短短几个小时跟伊奥一起的生活，发现他是那么值得被爱，确信人类就是互相支撑着生存的物种，我便别无所求了。”

1995年7月，电影《寂静的生活》拍摄现场。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伊丹十三、大江健三郎、大江光、山崎努。

（「静かな生活」（講談社文芸文庫、1995） 注释 1.伊丹十三（1933.5.15—1997.12.20）的父亲是日本著名导演伊丹万作（1900.1.2—1946.9.21）。 2.松山：爱媛县行政中心及最大城市，伊丹万作的出生地。 3.大江健三郎（1935.1.31—2023.3.3）出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更名为内子町），距松山市约40公里。 4.花田清辉（1909.3.29—1974.9.23）：日本作家、文艺评论家，日本前卫艺术理论的先驱。 5.《文艺复兴精神》（「復興期の精神」）：1947年出版，追溯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达芬奇等22位先贤的生平，探索灭亡文明复活的秘密，充满大胆反问和辛辣批判的花田清辉代表作之一。 6.“sensanational”的“sensa”与日语“教师（「先生」）”同音。 7.原诗为「我が義兄（あに）も禿げ系統や葉鶏頭」，解说为「ハゲケイトウからケが抜けるとハゲイトウになります」，直译很难表达日语谐音构成的文字游戏，故采取转译。 8.1994年,大江健三郎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被视为对日本前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1968年发表的获奖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美しい日本の私」）》的反思与批判。 9.加斯东·巴什拉（1884.6.27—1962.10.16）：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致力于研究诗学的想象力。 10.分别指日本长寿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男はつらいよ」）以及漫画改编的长寿电视动画《海螺小姐》（「サザエさん」）的主人公。 11.大江光（1963.6.13—）：日本作曲家，大江健三郎的长子。 12.立花隆（1940.5.28—2021.4.30）：日本记者、非虚构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