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名留史又如何

即使同样身为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电影”，相对于奥利弗.阿萨亚斯在《双面生活》中刻画知识分子阶层时所使用的轻松姿态，拉杜.裘德在《野名留史又如何》中表现出来的态势始终是紧绷的，这种紧绷不仅来源于叙事层面上的表层驱动，即导演自身所设立的一个论题，亦来自于其中的双重“论证”与“辩论”的过程推进，即影片中多重情境构筑的方式。 摄像机的不时晃动与摄影介质的变化（胶片-数字）在《野名留史又如何》承担着切换和链接不同情境（戏中戏-戏外戏）的作用，这一点在影片开头处已给出暗示，戏中戏与戏外戏两组情境的共同推进是由同一叙事达成，即“拍电影”这一动力，这一种单一的叙事环境下多重情境的构筑都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同一种类似于辩论的手法来推进的：正方还是反方？ 从戏外戏中来说，导演拍摄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正是一种值得观众辩论和推敲的正反面：导演究竟是站在哪一方的立场设置下了这些情景？而从戏中戏的角度来说这一“辩题”的抛出则更为明显：女导演所坚持认为的“赎罪与警示”，以及所有与之相反的阻力——无论是来自情人的不屑，来自发行人的“大屠杀达尔文主义”观点，来自群演的吉普赛人言论，亦或是最终呈现的，被激发的群众集体无意识民族主义。

所谓“知识分子电影”总有一些特质，长于此类影像的导演或混迹其中由人物轻松地行走，或塑造语境放置行为并隐晦地批判与自嘲，创作者的立场总能通过情景的构筑、叙事的推进等手法被观众感知，而在《野名留史又如何》中导演本人的立场，或说戏外戏真正的视角并未被直接传达给观众，戏中戏或许是由女导演的“正方”一方开始的，但也并未避讳与其相反的“反方观点”，不论是在私人空间中还是在公共空间中的片段里，影片中间断出现的手摇镜头离开人物和事件，转而指向远处或高处，正是导演不表达自身态度的表现。 导演不表达态度，只展示正反双方的“论点”，不论这种“论点”是位于何种层次上的：与情人讨论反犹、与发行人讨论大屠杀、与友人讨论德军制服……而每一个切片中屡次停住在历史照片和历史录像上的镜头与声音割裂，声画分离的异质感中剥离出声音中的“辩论”和画面中的“论题”。所有的这些零碎，侧面的切片最终组成了戏中戏之中一对最主要的“辩题”，它们互相推进，相辅相成构成戏中戏的语境基础，并由此延展出去，直到最终一幕，焚杀犹太人的剧目上演，观众欢呼，自此完成构筑，所有的“论点”都给出，正反方都完成了“论述”。

影片开头，扮演者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后通过手摇镜头随即切入戏中戏环境，语义得以发散分述；影片结尾，戏中戏女导演在演出结束后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她的困惑：本意为警醒民众却遭到了民族主义的曲解，而画外音点出真实扮演者的名字，双重语境于此处叠加——诘问与反问，自省与自嘲，在影像中用不断地构筑来自双方的“论点”并抛出新的“辩题”的方式实现思想的推拉和反抗，再进行下一个循环，整体情景的构筑和推进自此完成，单一叙事环境中的戏中戏与戏外戏的链接也就此形成，首尾形成闭环。 又或许，拉杜.裘德还是预设了立场：这是一场关乎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政治性自我认知的辩论，审慎，但毫不避让，虽然直到最后也没能得到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

【香港国际电影节观影】去年罗马尼亚电影不禁令人刮目相看，年初柏林电影节上一部惊世骇俗的《不要碰我》以黑马姿态擒获最佳影片金熊奖，而这部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夺得佳最高殊荣水晶球奖的作品依然是一部充满争议的大屠杀题材影片。更为可喜的是，这两部作品基本上都摆脱了近十年来罗马尼亚新浪潮的风格体系（由克里斯蒂安·蒙吉、克利斯提·普优、柯内流·波蓝波宇等人领衔），在世界影坛上展现出罗马尼亚电影的新面貌。这股意想不到的“暗涌”能否取代先前的“浪潮”而再创罗马尼亚电影又一个高峰？实在令人期待不已。 上周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的最大收获就是这部罗马尼亚电影。导演拉杜·裘德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犹太人大屠杀题材，不仅在内容上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二战故事，而且在表现形式上更展现出精致复杂的结构。多层含义的叙事文本里流露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色彩，以及尖锐深刻的批判讽刺意味，而导演清醒的历史价值观与自省态度更是值得钦佩。 表面上来看是讲述女导演筹备拍摄二战期间发生在东部战线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屠杀事件，戏中戏的结构形式给这个早已泛滥的题材找到焕然一新的呈现角度。女导演一开场就打破“第四面墙”向观众介绍的情景跟《不要碰我》里女导演亲身上阵的处理有相似之处，具有强烈的布莱希特意味。导演用充满嬉笑的笔墨描绘女导演挑选演员戏服、为非职业演员排练、录音室里选择枪声效果等等，这些混乱有趣的细节无疑让人联想到法国导演特吕弗的名作《日以作夜》。然而轻松幽默的细节里却渐渐嗅出了一丝丝意想不到的恐惧氛围，尤其当镜头定格在档案照片（诸如布满子弹孔的坦克、尸体堆满的街头、绞刑架上吊着的尸体）上，而背景声仍听见角色交谈与嬉笑时，导演则成功地将观众拉回到往日那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历史时刻。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一部有声有色的“论文电影”。经常出现长达数（十）分钟拍摄女导演朗读的呆板场景，也有反复刻画她泡在浴缸里阅读历史书的镜头，更明显的莫过于大段描写她与一名监督拍摄的政府官员之间脸红耳赤辩论的长镜头。这些向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借鉴的手法起初会让观众感到不适，尤其对罗马尼亚历史不熟悉的观众，似乎也有故意抛书包的嫌疑。但是透过这种较为极端的论证方式，感受到导演在这个题材上花去的大量搜集和筹备工夫，不仅令剧中的角色，还让银幕前的观众体验从“怀疑——相信”那段历史真实性的过程。 导演透过这种论证方式指出罗马尼亚曾是纳粹帮凶的隐蔽事实。在广场上重演当年屠杀犹太人事件的现场，不惜采用纪录片拍摄手法，彻底暴露出当下罗马尼亚人对自身历史的视若无睹，暗地里批判“平庸之恶”给罗马尼亚新一代造成的恶果。这个充满反讽意味的高潮场景临时改变了画面质感，由之前的胶片（虚构）过渡至数字高清（纪实），立刻将过去（屠杀历史）与现在（事件重演）连结在一起，将全片的讽刺意味推向最高点。这也是导演处理得最精彩绝伦的段落。女导演并没有成功唤醒当下群众对二战中被屠杀犹太人的同情，而电影审查官员也没有因争议而遭遇上级责骂，反而意外地引申出一个令人心寒可怕的事实：反犹主义在罗马尼亚（乃至欧洲）至今盛行不衰。 首发于电影公众号电影触觉Cine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