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何处

作者：Vikram Murthi 原文：https://filmmakermagazine.com/132052-i-kind-of-think-like-a-rock-band-hal-hartley-on-self-distribution-personal-filmmaking-and-his-new-feature-where-to-land

Hal Hartley时隔11年的首部长片《Where to Land》，展现了一个小社区内沟通错位、但熟悉而有力的人际网络。主角Joe Fulton（Bill Sage饰）是一位被称作“美国浪漫喜剧界低调谦逊元老级人物”的电影人，他决定立下遗嘱，同时还在申请一份墓地管理员的工作。这种突然的职业转变加上遗产规划，让他周围的人感到担忧，许多人误以为他快死了。 他的演员女友Muriel（Kim Taff饰）和侄女 Veronica（Katelyn Sparks饰） 为他突然变得沉思寡言而焦虑不安；相反，他的律师（Gia Crovatin饰）和前妻（Edie Falco饰）则始终保持冷静。他的邻居（King Mustafa Obafemi饰）在思考死亡，而他的好友（George Feaster饰）则觊觎着他的Gibson Les Paul吉他。与此同时，一对年轻的编剧&制片人搭档计划用一场可能的亲子诉讼来与乔对质，但这主要是为了能把他们写的剧本递到 Muriel手中。 与他的长片首作《The Unbelievable Truth》类似，本片也以一个在单一空间内的长段落结尾，所有角色聚集在一起消除误会， 并规划未来的新道路。但不同于哈特利90年代早期作品的那种神经喜剧般的快节奏，《Where to Land》采用了一种更慢的节奏， 呼应着角色们怅然的心境：他们认真、理性地谈论蒲鲁东主义哲学、轻啤酒的新发展以及各自人生的方向。 在这个受气候变化和法西斯动荡影响的世界里， Joe和他的朋友们权衡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他们深知去体验新事物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Hartley对 “改变” 并不陌生。他不仅适应了数码摄像机和流媒体视频的兴起，还主动争取了作品的完整所有权并选择自主发行，以此避开日益同质化的独立电影生态系统。哈特利的艺术感知力自职业生涯伊始便已完全成型，但他不断调整自身世界观以适配日新月异的技术与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使得他的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件备受瞩目的盛事。 在《Where to Land》于纽约Roxy Cinema首映后不久，我与Hartley进行了对话，聊到了这部电影的创作源起、让年轻演员与长期合作伙伴对戏的考量、 绝望与希望的平衡，以及他未来的规划等。《Where to Land》 目前正在全美范围内放映，展映详情可在Hartley的个人网站查询。 Filmmaker：Roxy Cinema的放映情况如何？ Hartley：非常棒。一共五场，全部售罄，或者说几乎售罄，整体反响特别棒。 Filmmaker：我想先快速聊聊《Where to Land》的缘起。这部电影是在2019年通过Kickstarter众筹成功的，对吗？ Hartley：没错。就在我们要开拍的时候——确切说是前期筹备启动的当天——城市因为疫情封锁了，所以我们只好暂停了所有工作。 Filmmaker： 从那之后到影片最终完成，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Hartley：选角换了，但剧本没变。我一开始选了一些非职业演员，比如饰演Mick和Keith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本身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那时候的选角思路和后来完全不一样。但等我们重启项目时，那些人已经没法参与了。 Filmmaker：你在写剧本的时候，自己也在做遗产规划吗？ Hartley：是的。大概2014、2015年的时候，我必须得做这件事。电影里那场Joe和律师的戏，几乎是我的律师当时跟我说的原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当时坐地铁回上城的时候心想：“这能写成一个好故事。”一个男人得列出自己所有的财产，给它们估值，再决定自己死后给谁——这简直是绝佳的喜剧素材。 Filmmaker：刚开始写剧本时，你是先写的遗产规划部分，还是一个男人在墓地找工作的部分？ Hartley：核心起源是 “一个男人必须立遗嘱”。但这两个场景（遗产规划和在墓地找工作）其实都是源自一部中篇小说里的片段，那部小说我 2012年初、 2013年就开始写了。我在那部小说上花了很多功夫，但后来为了拍《Ned Rifle》把它搁置了，那部电影占用了我好几年时间。大约在2015年我又把小说捡起来，觉得 “律师这场戏拍出来会很精彩”，于是我把它写成了对话，写得非常开心。其实影片里现在的这场戏，和小说里的片段非常接近。 至于墓地管理员的设定，是后来加的。小说里只有一页到一页半的内心独白：主角在去参加又一场不喜欢的工作会议的路上，看到一个在墓地工作的人，羡慕那份工作的简单与尊严。最后我把这段改成了对白。 Filmmaker：那部中篇小说写完了吗？ Hartley：写完了。目前正在校对阶段，预计 1 月份出版。 Filmmaker：剧本是在2018年写好的吗？ Hartley：花了挺久。我2015年就开始了，直到2018年才真正完成。初稿写得很快，但之后我放了一阵子。当时没有强烈的欲望马上开拍，也不急着再拍一部电影。2017年左右，我才真正坐下来，花了一个月时间仔细修改，然后拿给朋友们看——他们都很喜欢，还鼓励我推进下去。 Filmmaker：《Where to Land》里有很多你过去经常合作的演员，比如Robert John Burke、Edie Falco。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找到那些年轻的新合作者，又如何为他们留出创作空间的？ Hartley：嗯，其实我让老搭档们也参与了选角，主要是Bill Sage。这次和2019年那次不一样，所有演员要么是专业的，要么正朝着专业方向努力。2019年选角时，最让我兴奋的是Katelyn Sparks——当时有五个年轻女演员竞争Joe的侄女这个角色，竞争特别激烈，选了很久。我当时觉得自己挖到宝了，她太特别了。结果我敲定她的第二天，疫情就把一切都暂停了。 三年后，当我成立自己的出版公司Elboro Press时，在公寓办了个小活动，没想到她也来了 —— 我只是邀请了平时联系的人。和她聊天的时候，我又被打动了：她的聪慧、优雅、气质，方方面面都让我觉得 “哇，我真想和她拍一部电影”。她对这部片子还是很期待，而且当时也刚开始演艺生涯。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剧本，聊起来也很有见地。她离开后，Bill、Gia Crovatin还有其他几个朋友都跟我说：“她太棒了，演Hal Hartley的电影绝对很合适。” 其他人的加入方式各不相同。Kim Taff是看到我在《Backstage》杂志上登的招聘广告来的。饰演Keith的Jay Lenox，是唯一不打算往演艺界发展的 —— 他更专注于音乐和口语诗表演，但他身上有种很特别的能量。只要他放开了说，就会特别有感染力。我特意让他和饰演Mick的Jeremy Hendrik一起排练，Jeremy有更多演艺经验。杰伊太年轻了，完全是个新人，一开始甚至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完整的剧本，只背了自己的台词。但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能给表演或场景带来不一样的质感。 Filmmaker：这些新演员了解你之前的作品吗？ Hartley：不了解。比如Kim，直到被选中都不知道我拍过什么电影。 Filmmaker：那肯定很有意思吧？ Hartley：他们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以前遇到过一些演员，他们看过我的电影，也读了相关评论，带着从评论里得来的偏见——而且通常是完全错误的——来工作。他们可能有天赋也肯努力，但我得先帮他们抛开这些对作品的错误认知。Kim是个特例，她平时更擅长喜剧表演，但对语言的把控力很强，把那些既滑稽又有戏剧张力的台词拿捏得很到位。 Filmmaker：你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有想好拍摄地点吗？ Hartley：2015到2018年写剧本的时候，地点设定得非常具体——整个片子都要在我Washington Heights公寓周边五个街区的范围内拍摄。我住的街对面就有个墓地，我还想到了附近几家熟悉的餐厅。但后来发生了疫情，我卖掉了那套公寓，搬到了更靠市中心的林肯中心附近，所以最后就在这儿拍了。 Filmmaker：所以，Joe的公寓就是你现在的公寓？ Hartley：对。 Filmmaker：地铁的镜头是偷拍的吗？ Hartley：对。[笑] 在纽约拍地铁镜头都这么干。 Filmmaker：你这次和摄影师Sarah Cawley再次合作，此前你们曾合作过《The Girl from Monday》和《Fay Grim》。你们当时是怎么沟通影片的视觉风格的？有没有受到什么作品的特别启发？ Hartley：这部片子的拍摄思路，大多来自我过去十年左右的作品：《Possible Films 2》合集（2007-2009年在德国用标清视频拍的五部短片）、2012 年在纽约拍的《Meanwhile》，甚至还有《Ned Rifle》。当然《Ned Rifle》的故事类型不太一样，某种意义上算是一部公路片，有很多场景，人物在公共空间穿梭。但这几部作品有个共同点：几乎全程使用固定镜头。《Ned Rifle》《Ned Rifle》还有《Where to Land》里，我们也会有一些俯仰、摇移的运镜，但核心是用一种非常坚定的视角去捕捉局部的动作。在公寓场景里，经常有人在画外说话、走出画框或走进画框，诸如此类。这也得益于现在的设备越来越轻便，比如相机和灯光，让我们能更好地实现这种风格。 Filmmaker：我正想问，使用固定镜头是一开始就确定的美学选择，还是受拍摄日程和资源限制后的决定？ Hartley：不，是有意为之的。就算我有更多资源、更多预算，我也会这么做。我就是喜欢这种坚定的视角。唯一可能不一样的是，我或许会用小型轨道车（Peewee dolly），但这是预算问题，用轨道车的话，影片成本差不多要翻倍，我觉得我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掌控那么多资金。 Filmmaker：拍摄周期是多久？ Hartley：14天。 Filmmaker：我查了些影片里的致敬元素，很好奇Joe小时候唱给Veronica的摇篮曲——Cat Stevens的那首《Silent Sunlight》，是怎么加到影片里的？ Hartley：这是我十几岁时经常听的一首歌。我在40多岁的时候又听到了它，那是一段压力很大的时期——无论是在事业上、艺术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非常不顺。当时要做很多重大决定，这首歌真的打动了我，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告诉我：如何在压力下坚持，如何接受世事变迁，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就像所有好歌、好歌词一样，它可以有多种解读，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 后来在写《Where to Land》的时候，这首歌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又听了一遍，觉得 “这正是影片结尾需要的情绪”—— 有点伤感但又很温暖，也算是Joe真正的重生。在影片开始时，他想： “我想改变，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改变，没必要一辈子都拍浪漫喜剧”。但到了结尾，他又回到了老本行，因为爱他的人希望他这么做，而他也愿意帮他们。所以他最后说 “然后重新开始……” 的时候，这话是有双重意味的：有点无奈，但他不会为此抱怨，因为他能从中找到乐趣。而且，他似乎也得到了墓地管理员的工作。 Filmmaker：你的电影里一直融入了你对文化、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思考，但《Where to Land》里的表达方式显得惊人地直白。比如Bill Sage和饰演哲学家Elizabeth的Kathleen Chalfant之间的那场长戏，他们公开讨论如何在绝望中保持一丝勉强的乐观。你是不是觉得有必要通过这部电影来谈论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Hartley：我想是的。那场戏对我来说是电影的核心，我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以某种方式打磨它的不同版本。就像你说的，一边是绝望，一边是希望——这就是现实。不管我们多了解真相，多努力避免自欺欺人，我们依然心怀希望，依然乐观地期待事情能好转、能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症结所在，也是痛苦的来源。这两种情绪同时存在于我们心中。或许不该叫绝望，而是正视现实；但内心的另一面又想找到办法逃避现实、改变现实，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值得探讨的话题。 Filmmaker：有个细节，Joe问Elizabeth，怎么跟他20岁的侄女解释他们这场令人头大的对话。 Hartley：并且被理解。 Filmmaker：对。然后Elizabeth问他是还在担心别人是否理解自己吗？（话锋一转）你有侄子侄女吗？ Hartley：我有。甚至还有侄孙辈。 Filmmaker：我觉得那个小片段特别让人揪心，可能是因为我很难跟父母，或者说任何特定年代的人谈论当下的处境——因为总是存在一种根本性的隔阂。一边是即将退出人生舞台的人，另一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必须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年轻人。 Hartley：那场戏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Sarah Cawley的孩子二十多岁，我的录音师有个四岁的女儿，我记得他混音到那场戏的时候，停下来跟我说： “这对我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在她出生前就想过：我该这么做吗？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们的剪辑师 Kyle Gilman有个九岁的儿子，他读了剧本后说： “这正好戳中了所有会思考的父母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肯定也有父母完全不考虑这些——我在街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世界会一直很美好，他们会永远富有。 Filmmaker：你在电影里从未明确说明Joe和Elizabeth的关系，对吧？ Hartley：没有。她看起来就像是个老朋友。Kathleen、Bill和我为他们设想了一个背景故事：这是一位显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书的哲学家，她认识一位年纪只有她一半的浪漫喜剧导演，他们之间有些过往。一个显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书的哲学家，怎么会认识一个比她小一半、拍浪漫喜剧的导演——我们编了些情节。 Filmmaker：你看过《Familiar Touch》吗？ Hartley：没看过。 Filmmaker：凯瑟琳在里面表演得特别好。 Hartley：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Filmmaker：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记得你说过不太愿意在作品里融入自传元素。但《Where to Land》里，Joe的职业生涯和你的经历、影片中对你过往作品的致敬等，这些相似之处很难让人忽略。你是决定坦然接受这种表达所带来的脆弱性了吗？ Hartley：在某个时刻，我对自己说：“我和别人并没有那么不同。”当我 58 岁，开始思考 “我能在职业上做出改变吗？” 的时候，我相信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困惑。我试着用个人经历去启发某个场景或想法，但写作时会刻意避免过于私人化——比如那种只有了解Hal Hartley或他的电影才能看懂的内容，我觉得那样太自我放纵了。所以影片里的大部分内容确实源于我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但我努力把它们变得足够普世，让其他人也能产生共鸣。 Filmmaker：你有没有考虑过，或者已经做出过彻底的职业转变？ Hartley：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回想起来，我可能已经转变了，但并不是那种 一下子下定决心 的感觉。我现在拍电影、融资、发行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而且（我自认为）特别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的发展。通过众筹来自主发行，这其实是我90年代后半期就迫切想要做的事情。当时我已经厌倦了和发行商、销售代理打交道，厌倦了整个行业里那种等级分明的体系。所以我一直期待着大家都在谈论的东西：2.5K高清技术的到来。等它终于出现时，我想 “太好了，我可以拥有所有生产资料，还能自主发行”。不过，互联网发展到能支持流媒体播放，还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当时也没预料到，会出现另一层需要应对的势力 —— 这些流媒体平台变得和制片厂没什么两样。但技术本身已经成熟了。像《Where to Land》这样的电影，我们会做院线放映、发行蓝光碟，也会在HalHartley.com网站上流媒体播放。2004年拍《The Girl from Monday》的时候，我就这么想过，那是最初的计划，但当时的网速不够快。 Filmmaker：自主发行的话，你会不会担心没法触达那些本来不了解你作品的人？还是说你满足于现有的观众？ Hartley：当然想扩大受众，但最好的方式是从核心受众做起。我更在意的是拥有 “对的观众”—— 费尽心机去吸引那些你知道（或者有强烈可能）不会喜欢这类作品的人，没什么意义。这有点像摇滚乐队的思路：“我们知道自己的受众，去那个城市就去那个场馆演出，不会去体育场，就去那个小俱乐部。” 而且口碑会传开来，大家会互相推荐。过去几周就特别明显，口碑一直在扩散，而且我们没必要听从主流报纸的指挥。 Filmmaker：我看到Richard Linklater的名字出现在片尾鸣谢名单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Hartley：他参与了Kickstarter众筹。他捐赠的级别是可以上鸣谢名单的。他以前也这么做过。其他电影人也这么做过。 Filmmaker：拍摄《Where to Land》是否让你重新充满活力，想在未来几年拍更多电影？ Hartley：这部片子确实让我很有成就感，但我不想再以这种预算规模（36.2万美元）拍电影了 —— 这关乎精力。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了。如果想达到我知道自己能达到的水准，拍这种电影对体力的要求太高了。 我也想拿到合理的报酬，这是一部分原因。自主发行挺好的，我完全拥有影片的所有权，它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是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机会用别人的钱拍电影，同时还能拥有我坚持的创作自主权和商业控制权，我肯定不会拒绝。但大多数时候，我想我会专注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