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千金

以前总在想这样一件事情：达内兄弟得两次金棕榈，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兄弟啊！不光是达内兄弟，像科恩兄弟、塔维亚尼兄弟，都应该比别人多拿一倍，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啊！总的来说，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譬如科恩兄弟，拿过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这个最佳那个，达内兄弟更是拿遍了戛纳近乎所有奖项。当然，“兄弟”和“拿奖”之间显然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了，毕竟我猜世界上有无数兄弟在为电影事业奋斗终生，可奖项终归还是几个大师之间的来回流转。所以后来，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就不再是兄弟是否有更高得奖率，而是这两位大师——达内兄弟，为什么技高一筹。《一诺千金》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作为达内兄弟第一部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作品，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被称为一座丰碑。在它之后，达内兄弟无往不利，再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然而建造丰碑并不容易；让-皮埃尔•达内有一次对采访者说，在本片开拍之前，“我们之间达成了两点默契：第一，电影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这次还拍不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改行干别的……第二，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当初拍纪录片时的兴趣点和自由度，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对自己的片子发表见解。”看来大师最开始也非常害怕故事片。不过这也正是达内兄弟过人之处。正如他们知道如何安排和选取镜头，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拍摄电影时的优势和劣势。他们永远不可能拍一部高成本好莱坞科幻大片，因为他们不过就是小小比利时的小小普通人；这无疑是个劣势，但在他们手中，这就是个优势。普通人的一个承诺可能根本就微不足道，但对他们来说，这个承诺绝对价值千金。故事发生在比利时的边境小镇。小男孩伊格和他的父亲以为非法移民提供住房和工作为生。有一天，移民专员突击检查，黑人阿米杜情急之下从脚手架上摔落在地，虽身受重伤但一息尚存。小男孩父亲为了逃避责任和风险，直接把阿米杜铸在自己楼下的水泥台阶里。黑人临死之前托付男孩，一定要照顾好几天之前刚刚移民来到楼里的妻子和孩子。小男孩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信守这个承诺，男孩就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承诺所涉及到的意涵已经远远超过了承诺本身的含义，因为男孩要想实现承诺，就不得不暗中保护阿米杜的妻子，而这是与他父亲甚至自己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一方面，影片是从“诺言”切入，从对人的许诺一步步转向对道德的许诺；另一方面，伊格的转化也展现出他从父亲的生活逐渐迈向自己的生活、从放荡不羁、偷奸耍滑转向道德自持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上去容易，实际上却是阻碍重重，因为作为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父亲给予伊格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支持，更有精神支持和价值层面的影响。对伊格来说，像“如何生活”这种问题，父亲无疑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的。父亲并不是把伊格当做自己的劳工看待，而是经常予以奖励（无论是零用钱还是金戒指），必要的时候还会带着伊格出去见见世面，甚至他还坦言如此努力挣钱的终极目的就是把整栋房子买下来留给伊格。父亲绝对不是慈父，有时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父亲非常清楚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构建父子关系、如何让伊格成为自己财产和精神气质上的继承人。但矛盾的是，伊格的遵守诺言恰恰就意味着背叛父亲的财产和精神气质。最开始矛盾还是比较隐性的，直到有一天伊格清楚地发现父亲要把阿米杜的妻子贩卖到德国边境的科隆，矛盾就彻底激化了。父亲不可能纵容孩子成天跑到一个黑女人身旁服侍左右，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把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甚至身份低贱的人；毕竟，他们父子为什么要赎罪呢？阿米杜自己掉下脚手架，没人应该为他负有什么责任，非法移民、死不足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承诺本身了。诺言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原因就在于，阿米杜妻子在本质上是具有三重身份的：其一，她是阿米杜的妻子；其二，她是非法移民；其三，她是黑人。这三重身份互相交错、层层递进，直到最后一层才真正可以说明问题的本质。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时阿米杜的妻子正在桥下等待伊格，突然天降暴雨，妻子猛然抬头，发现这哪儿是暴雨，明明就是当地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撒尿。阿米杜的妻子随口一骂，未想更引怒火，两个白人男子从桥上下来骑着摩托车碾过她的行李，把包中物品悉数碾了出来。没人知道她是谁谁谁的妻子，两个素昧相识的人也不可能知道她是非法移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她是个黑人。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黑人会受到如此广泛的歧视、权利任人践踏却毫无还手之力？原因就在于，她不仅仅是个黑人，更是个没有本国合法权益的移民、还是一个失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妻子和母亲……正是基于这三重身份，伊格才陷入了比实现诺言更为恐怖的泥沼之中。因为他逐渐发现，能否实现诺言其实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伊格是否道德、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为残酷的是，阻止诺言实现的外部力量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与阿米杜妻子的身份对应起来看，实现诺言既是在挑战自己，也是在挑战父亲，更是在挑战伊格一直以来所能接受的道德上限。这样一来，形式就转向了本质，人性就浮出了水面。有得必有失。伊格最终选择帮助阿米杜的妻子以摆脱对自己良心的谴责，但他无疑失掉了亲情。父亲被儿子像狗一样拴在铁链子上动弹不得，请求儿子为他松绑，这一幕的出现一点儿也不解气，反倒让人感到心酸。影片结束之时，妻子听闻阿米杜已死，全无登上火车前往科隆之意，而是转身掉头、原路返回。谁也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只有一点确定无疑：伊格的道德成长成为了无休止的代价，三个人都已经两两成为了对方的牺牲品。真正的冲突已经开始了。笔者骚情地称这部电影为“丰碑”，自然不只是因为达内兄弟鲜明却又暧昧的立意。在《一诺千金》里，达内兄弟之后创作中的所有手法已经初现端倪。从摄影角度来说，非常风格化的手持摄像和相对黯淡的色彩给人一种强烈的记录感和真实感，这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可信度和震撼度；从编剧角度来说，以小见大、剧情突变开始成为达内兄弟电影剧情中的重要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剧情时常突变，但给人感觉并不突兀，这说明变化的铺垫十分充足，变化的节奏十分恰当，变化的逻辑也十分自然。现实中的声音也是达内兄弟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处摩托的轰鸣、阿米杜落地的闷响、打电话时的呼吸……种种声音都有极强的表现力，有一些更是成为整部影片情节转折的强烈暗示。除了这些，本片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道具——金戒指。作为父亲赠给伊格的一个物件，无论是在表层的剧情还是深层的含义中，戒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父亲手上的戒指配对，甚至可以称为父子关系的凭证和信物。戒指在片中几个关键的地方都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父亲把戒指交到伊格手中，伊格异常欣喜、连声道谢，这体现了父子关系融洽、生活幸福美满的一面。待到戒指第二次出现，就是两人埋了阿米杜之后洗澡，父亲取下儿子手上的戒指进行清洗，一方面是要清洗血污、销毁证据，另一方面也是在暗示父亲用这种方式逃脱责任、洗刷污点。再下一次，镜头故意停在拨打公共电话的伊格的手上，戒指随着手的移动闪闪发光。这似乎暗示着有一种父子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魔力驱使着伊格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阿米杜妻子的所在地。此刻以戒指为象征的父亲战胜了阿米杜的妻子，后者情况岌岌可危。好在伊格回去之后发现她居然自己跑到路上来希望打车到医院给孩子看病，因此躲过了一劫。最后一次出现，伊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卖掉了金戒指，用换回的钱买了车票。这则是在告诉我们，伊格已经与父亲或他所代表的道德观决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戒指既是在牵引、也是在跟随整个故事的流动，形成了一条十分完整的线索，这是达内兄弟惯用方式，也是他们的高明之处。自《一诺千金》开始，达内兄弟以每三年一部的速度拍摄电影，至今已经有六部作品问世。两次金棕榈最高奖、一次评委会大奖、一次最佳男演员、一次最佳女演员，还有一次最佳编剧，如此斩遍戛纳这棵棕榈树上的棕榈叶，达内兄弟无疑已经成为在世导演当中数一数二的大师了。大师往往可以创造自己的风格，刷新人们对于电影的认识；看了大师，我们便会发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原来这么有质感啊。

        当一位导演的作品，被称为“良心电影”时，那么这样的作品一定不是简单的娱乐或者个人表达那么简单，它势必是引起了一种导演个人视角的社会解读与现实之间的冲撞，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而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便被誉为“比利时良心”，看罢其作品《一诺千金》后，深深感到，他们得到这样的赞誉，绝非一种姿态，而是个人对社会犀利观察与人文关怀结合的产物。《一诺千金》，延续着欧洲电影常见的对比，成人很混蛋，孩子很单纯；文明很虚伪，落后很质朴；伴随着对父权的反抗，我们看到了一个阶层、种族、贫富分隔明显的社会，依然存在着弥合的希望。        影片一上来就避开了比利时敞亮的一面，那欧洲的富裕、文明与美景，而是顺着一个孩子的视野，让我们伴随一群非法移民直接来到了比利时的“城中村”。欧洲的繁荣与梦想，吸引着亚非临近地区的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而这也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地下经济。男孩伊戈和他的父亲便从事着这样的营生，将一些非法移民接入，提供给他们廉价的住处，帮忙提供些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赚取些费用。这是典型的经济落差和社会治理缺位制造的灰色地带，他们各取所需，尽管各怀心计，彼此算计，但是又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通俗的说，就是出来混的。直到一天，一次执法行动中，一位移民慌乱中坠楼，伊戈之父任由其死去并毁灭痕迹，才将伊戈抛入了道德的困窘，面对亲生父亲和死者遗孀间的挣扎，也是一个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        达内兄弟在本片中制造了一对对典型性矛盾，它们间除了有对立双方彼此的冲突，又有这种对立中“概念”和“现实”矛盾，再将它们交错结合，从而制造了一种1 1>2效果的社会焦虑感。伊戈和父亲间是一对矛盾，概念上父亲应该更成熟稳重，担当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而现实却是，“父亲”脱离了“父爱”，仅仅剩下了“父权”，片中我们看出，伊戈本身有个车行学徒的“正经行当”，而父亲却在缺人手的时候就随意将其从车行叫出。从片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伊戈父亲对孩子的爱，孩子更像是一个跟他有血缘关系的雇工而已，一个因此可以信任的帮他做更见不得人勾当的帮手，尽管他信誓旦旦的说着还有多少钱就可以买下房子，但是这让人很难信服是为了家庭，反倒是车行师傅，对伊戈更多正面的叮嘱。“父爱”令人愿意亲近，而“父权”势必引起反抗，当父亲为了避免麻烦，宁肯看着生命逝去的时候，曾经对父亲的打骂与恩惠并重管理的服服帖帖的孩子开始反抗了，父亲的冷酷无情让他的道德形象完全坍塌，父亲的推脱虚伪让他平时的权威显得可笑而无力。欧洲电影常以孩子的单纯与成人世界进行对比，表达某种社会状态的道德问题，而本片则显得更凌厉和直接。父亲教育孩子一步步泯灭人性，而孩子本能的同情天性却自我保护着自己道德的底线，终于在父亲步步紧逼下开始强烈的反抗。我们看到，当伊戈走向反抗父权之路后，其决绝与义无反顾之势毫不拖泥带水，这或许也是导演对这种道德矛盾的态度。        而本片另一对重要矛盾则是“文明”与“落后”，这种矛盾集中于死者遗孀阿西塔的遭遇。概念上，“文明”是比“落后”更先进和美好的社会状态，阿西塔来到比利时与丈夫团聚，却发现这个“文明”的世界并不美好，侵染于文明世界的丈夫有些懒惰嗜赌，而当丈夫不知踪影之时，她又将面对这个世界更凶残的真相。阿西塔几乎被迫走上了一条逃亡之路，让电影后半部分带上了公路电影的色彩。她几乎被看上去彬彬有礼的房东卖去做妓女，又在街道上遭到种族分子的袭击，在医院中更因为缺少区区的医药费被冷漠对待。正如她在孩子生病后绝望的呼喊，对这个“文明”世界的强烈控诉。而给她帮助的恰恰是“落后”的同胞，如在医院给她帮助的非裔护工移民，给她经济支持，也给她住处。在这段有个值得玩味的镜头，当地非裔移民也一种很落后迷信的巫术来推测阿西塔丈夫的下落，告知她丈夫很可能已经客死异乡。“文明”世界的人们刻意的隐藏真相，不断给阿西塔以打击，而“落后”的人们到互相扶助，看那“落后”的巫术，却倒道出真相，给文明世界虚伪的“巫术”以赤裸裸的讽刺。        于是，两对矛盾中被抛离，被伤害的伊戈和阿西塔走到了一起，在伊戈的帮助下，阿西塔渐渐摆脱困境，而伊戈也走出对自己价值和道德观的迷茫。面对世界虚伪和残酷的一面，孩子和女人再一次成为了一种道德底线的坚守的象征，这似乎是欧洲导演的常用象征手法。而达内兄弟在对这种人文关怀的表现上，也很有节制和很现实，没有过度的抒情和情感高潮，一切都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表现人物情感的此起彼伏，甚至结尾也那么自然的就结尾了，根本没有我看此类电影期待的那种所谓闪耀人文光辉的煽情结尾，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伊戈送阿西塔离开，阿西塔离开之后怎么办？伊戈会回家吗？伊戈如何面对父亲？一连串的问号留下，任凭观众判断，或许这也是电影导演对社会问题的无奈，他们只能发自自己良心的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走向永远还是有其自己的潜在规则在运转，达内兄弟让观众看到良心指向之处，或许能为社会现实再添上一点微薄的良心。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7b16d018781ea50a8ebde4cc

最近在阅读吕克·达内的电影手记《影像背后》，里面有一些导演自己创作作品的心路历程，对于理解影片很有帮助。我想摘录其中关于每部电影的部分，帮助达内影迷们更好地走进达内的电影世界。

十分推荐大家阅读这本《影像背后》，达内兄弟对于哲学的思考和对于生活的观察都在其中有所体现。 影评字数不够，粘上我的短评吧： 一场道德上的自我觉醒，以戒指为线索，影票中伊格一步步摆脱情感上的顺从和亲情上的依赖，以一种失去一切为代价的姿态赎罪。善良不能从一，作恶不能而终。人性的矛盾就在这样的撕扯中形成悲剧，但同时也闪烁着道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