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女孩

2016年戛纳电影节，达内兄弟再次毫无悬念的进入主竞赛单元，带来了他们的第九部长片《无名女孩》。然而，自从影片首映开始，关于它的恶评便开始此起彼伏地出现，不少人更是大跌眼镜，认为这部作品是达内兄弟二十年来最差的一部作品。随后，他们似乎也是在众多恶评之前有所顾忌，将戛纳电影节上放映的113分钟版本重新删剪至106分钟。事实上，《无名女孩》不仅打破了多年以来的片长纪录，再次陷入“100分钟怪圈”（上一次还是2008年的《罗尔娜的沉默》），并且还首次打乱了达内兄弟原子时钟般精准、每三年一部作品的创作节奏，所以也有不少人猜测，急功近利或许就是他们本次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抛开这些无由的猜测，先来看看影片本身：一天晚上，医生杰妮已经下班，诊所大门也已经关闭，不料一名黑人女孩按响了门铃。杰妮没有开门，导致女孩在不远的河边因失血过多身亡。她满怀愧疚，想通过行医时发现的各种线索找到女孩的真名，却屡屡遭受挫折。更吊诡的是，人们与无名女孩被害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提供信息，甚至以暴力胁迫，要求杰妮停止私家调查。    本质上来说，《无名女孩》就是一连串暴力的因果链。从推搡杰妮的小男孩布莱恩，到无意识状态下嫖妓的兰姆伯特，几乎每一个涉事者都在以不同方式向外施加着暴力。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宣泄暴力的人又承受着病痛，这就使得暴力和病痛成为了孪生兄弟。而看似完全背反的二者之间的唯一关联，就是惊人的谎言。医生杰妮就像一枚嵌入暴力和病痛之间的小楔子，先是成为了病痛的治疗者，后来又无意之间在寻找女孩姓名的过程中做了暴力的承受者和谎言的揭露者，一手造就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施暴者之间显性的不解、矛盾和疏离。    故事就是在接踵而至的暴力之中不断推进。除了这条明线之外，达内兄弟也在整部电影当中布满了暗线。譬如，影片里出镜率最高的无疑是女主角杰妮，而除了杰妮之外，各种电子设备的“戏份”甚至超越了其他任何配角。尽管在之前执导的影片当中，达内兄弟也会选用一些物品（如《罗塞塔》中的靴子）作为贯穿全局的元素加以运用，但这部影片里的电子设备似乎和达内兄弟之前指导的电影中的任何物品都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杰妮和手机几乎是形影不离，联系病人、联系社保、联系医生，甚至是用秒表功能计时……只要她一出现，手机必然也会跟着出现，几乎成了她与其他人相互连接的唯一方式和工作生活的必需品；类似地，对讲机和监视器也充当着这样的角色，甚至成为了整个事件中的关键节点。    不过，我们又能明显地看出，以电子设备进行交流是如此间接，如此充满拒斥和疏离的意味，以至于与它们的出现与“治疗”这个必须依靠当面交流才能进行的行动和必须靠望闻问切才得以存在的“医生”这个职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全片就是从近距离的问与答开始的）。不难看出，手机几乎成了距离与交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象征，而距离和交流也正是故事的核心命题。通过明暗两条线索，性别间的对垒、国籍间的隔阂、代际间的冲突，甚至血缘中的摩擦，全部迅速有效地铺陈开来，“无名女孩”四个字本身的意义逐渐也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诠释。    《无名女孩》最受诟病的无疑是它的剧作。平庸、无亮点、白开水、没有共鸣、廉颇老矣……几乎全世界评论人都给出了这样的判决。然而《无名女孩》真的平庸吗？“达内时刻”真的不见了吗？其实不然。“达内时刻”始终没有缺席，甚至与十几年前《罗塞塔》中的瓦斯自杀如出一辙——布莱恩的父亲文森特走进卫生间，解下那条象征着欲望封印的皮带，一心想要上吊自杀，却没想到水管因承受不住他的“生命之重”而瞬间崩裂，又或者是冥冥中有一股力量让他必须活下来，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与之类似，片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决定都改变着故事的走向，每一个难以言说的动作背后，都隐藏着更为巨大的荒谬和痛苦。如此看来，达内兄弟对命运的嘲讽仍然尖利，他们的道德焦虑依旧深重，制造冲突的水平也不逊于从影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那么，“平庸”之论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让人们的观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正地说，这样的感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从达内兄弟创作的特点而言，他们的剧本虽然精致，但从不过于依靠台词，角色的行动一直以来都是判断“达内式故事”走向的关键。《无名女孩》更是如此，它确实有些隐晦——甚至比之前的作品更加隐晦了，太多的情感隐藏在病痛之中，没有像前作一样得到宣泄，太多的曲折隐藏在角色的每一个微妙的动作之中，只能靠更加笃定的凝视和浸入才能捕捉，这对观众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反面来看，只有观看者的“无动于衷”才能证明，片中的那些谎言不仅骗过了杰妮，更将观众引入对真相完全无知的境地之中。惟其如此，才更加接近“真实”。    而纵观达内兄弟的创作生涯，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不甘于再作双金棕榈俱乐部中的“普通”成员了。从《两天一夜》开始，达内兄弟的主角们就开始由道德抉择的施动者变成了受动方，也因此，他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抉择，而是每一个人的抉择所造成的集体影响。丰富的角色互动让达内兄弟的作品片前所未有地充满流动感和某种民主性，道德抉择所能造成的后果则比以往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这让人想起《两天一夜》结尾的那场投票。现在看来，这样的设置似乎还可以带上另一层意味：也许，投票选举这一行为正昭示着创作者内心的煎熬和矛盾，象征着旧的创作方法与全新戏剧构作的博弈？不过，到《无名女孩》为止，这种踌躇和犹豫可以说已经消失不见了。达内兄弟似乎明确了新的方向，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叫停“利他”与“利己”的厮杀，但又不让它们握手言和，而是将单一的道德抉择转变为复调式道德抉择，让抉择变成一种传染病，蔓延到每个人的身上；他们所展现的，也将不再是一个人的生存境况，而是将作品投放到更大的视野之中，以此来展现整个社会的风貌。    房车车主对土地的非法占有，文森特一家刚刚脱离酒精的控制有落入过失伤人的深渊，深受童年阴影困扰的实习医生，还有连自己妹妹都不敢认领的无名女孩的姐姐……破裂的阶层和个人被重新拼贴在一起，缝制出一幅令人心碎的小国全景。    这样的构思固然野心极大，风险也不小。毕竟，每个人物的创作空间都因为平均用力而缩小，电影本身也容易因这样的理念而显得缺乏重心。但无论如何，达内兄弟的电影绝不会因此而失去戏剧性和道德冲突：因为真正的冲突将永远在埋藏在人心之中，等待着那些同样焦虑的人们将它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