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关于这部众筹拍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最初是在吴晓波的网络节目里听到的，他说在现在的中国还有人在写诗，这些诗人是最想不到的活在最底层的工人，他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于是和朋友一起策划了这部纪录片。他们在众多工人诗人中选定了六位，而其中一位富士康的工人许立志，在他们要联系他时，才得知他已经跳楼自杀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将他留在纪录片里，还为他出版了诗集《新的一天》。这部电影如期赶在了上海电影节上映，并获得了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就像吴晓波的初衷，我希望更多人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去看一看这群人被我们漠视的生活，去感受他们写诗的环境，念诗的口音，和他们的诗句形成的强烈反差。我像流水线一样辛苦的光阴，和最新款手机一起打包贩卖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个轮回——许立志《打工仔》看着镜头里的他们，我觉得羞耻，特别是看到他们的文字，想到自己写过的矫情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诗句，我更觉得羞耻。我羞耻的是这种城市人天生的优越感，骨子里带着蔑视，自然而然的认为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只依靠体力谋生，所以是没文化的，粗鲁的，不注意个人卫生的，脏的，臭的，没有理想抱负的，我们对他们视若蝼蚁，视而不见。我们不会去想这群人过的怎么样，他们快不快乐，他们脑子在想什么，只会嫌弃的躲开，警惕的保护人生安全和财物。我们视若不见的，不仅仅是他们也拥有和我们同样的情感和自尊，更是对于生活。我们对于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缺乏感受力，我们在追逐的是金钱，是表面的虚浮，是别人的眼光与评论，我们的内心对于生活的感受，是多么贫乏。我们轻易的拥有了他们这辈子都期许不来的幸福，却缺乏去感受这种幸福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因此快乐，我们的内心充斥着欲求不满，嫉妒与妒忌，贪婪与暴力。那个在服装厂熨衣服的女工邬霞，最喜欢穿吊带裙，但平时都要穿工作服，于是她在半夜里偷偷换上她喜欢的吊带裙，溜到工厂厕所，拿夜色背景下的反光玻璃当镜子，照着自己穿裙子的样子，这是她疲惫第一天里最感到欢喜的时刻。这样的女人，是多可爱啊。她还为吊带裙写了首诗：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邬霞《吊带裙》而陌生的姑娘在实体店会看品牌和标价，在意镜子里的胖瘦，在网店会看评论和模特图，在意物流的快慢，或许会谈谈面料，谈谈设计，谈谈时尚潮流，但绝不会想到出厂前还会有人工熨烫的步骤。我们好像很少会去想到这些物品的生产过程，想当然的高估机器的能力，我们对食物或许还会心存感恩，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汗滴禾下土，却忽略农民工群体的辛苦。相对于在车间工作的许立志和邬霞，深入地心800米煤矿的老井的生活就更难以想象了。他和其他要下矿的工人一起，坐着通往地心的电梯，抬头看着入口处的光团渐渐变小，最后只剩一个点。煤层、石缝间的老灵魂——无色。无味。无情。——老井《瓦斯》比瓦斯更无情的是这份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没有像样的报酬，甚至还被拖欠工资。虽然我们对于这样的现实毫无办法，也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阳光并没有公平的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起码我们要看到，在我们身上的那些阳光。除了徐立志，邬霞，老井，纪录片还讲述了其他三位的故事：爆破工陈年喜，彝族填鸭毛工人吉克阿尤和去应征编辑的失业叉车工人乌鸟鸟。影片的最后，以许立志的微博结尾，他零点自杀，也在零点预设发布了一条微博 “新的一天”，他90年生，永远停在了24岁。那我也以许立志的诗结尾吧：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一位周姓姑娘通过朋友加了我的微信，邀请我参加关于农民工诗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众筹活动。当时对这个片子可谓是一无所知，而且听说该片总策划是吴晓波先生，因此总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判断，担心该片会过于商业化，对农民工群体采取一种猎奇的心态来拍摄。出于这样的担心，我暂时婉拒了她的邀请。直到今天下午，受好友王臻邀请，在新街口观看了这部电影。整部片子看下来，我不禁为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感到惭愧：这部电影不只在有限的成本条件下做到了视听语言相对精良，其基调也并没有陷入过度煽情的窠臼，而是以一种克制隐忍的态度，巧妙把农民工诗人们的代表诗作，跟反映其真实生活的画面交织在一起，让影像本身的力量说话。应该来说，这是一部精彩而真实的电影，能够触及观众的灵魂和内心深处。在这里，也通过这篇小文，对上述周姑娘说声抱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然而正如片中的农民工主角所说的那样：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能够惠及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类似片中这样的农民工群体，而恰恰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创造者与贡献者。“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就体现出他们一种游离于城乡二元体制之外的边缘身份。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从事脏、乱、累的工业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却仍然是农民，城市无须为他们的健康、福利和社会保障买单，就连他们当中仅仅有少部分人能够享受的社保待遇，如果无法在城市取得户口身份的话，这些社保也将直接由当地政府收管，无缘惠及社保交纳者。除此之外，加班、劳累、歧视等种种非人道待遇，也让他们很难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色。正基于此，片中农民工诗人的诗作，大多呈现出灰暗、压抑和绝望的基调。诗歌之于这些农民工，既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他们超越此岸苦难生活的灵魂解药，让他们在文字的宣泄中，得以苟活于世。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指出一个吊诡的现实：从法理上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工农联盟执政的国家；但真正体现在现实中，工人、农民以及游离于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农民工，却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阶层。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刚好在地铁上读《东方历史评论》唐小兵和王奇生这两位老师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展开的对话，他们谈起当下中国的等级森严和阶层歧视，也是慨叹不已。这个不平等程度严重、身份歧视无处不在的国家，让人很难置信就在四五十年前，还处在一个无比强调平等和劳动光荣的体制之中。如果说毛时代“你死我活”的斗争传统，在当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毛时代最有价值的平等观念传统，在当下可谓已经是丧失殆尽。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无比心痛。在这部电影里，出于通过审查和其他可以预想的原因，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歧视，并没有刻意去得到展现，但是影片也用一组集体下跪的影像，展现了农民工群体讨薪艰难的不公正待遇。而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的影视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展现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富丽堂皇的生活，高楼大厦和霓虹闪烁仿佛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如果说这种华贵幻像是资本主导的结果的话，那么在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清晰看到的，就是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景象。在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和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中，媒体上通篇累牍的都是高层官员和企业家的呼声，偶见学者，也一律是从资本和经济效率角度考量问题，而这些政策最影响的最重要的主体——农民工们，却始终无缘发声。他们默默地承受了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进一步下降的恶果。看到片中陈年喜半身不遂的父亲，看到老井那些悄然死去的工友，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对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做出反思。影片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诗，是“美人济贪，英雄济富，没有人上过梁山”，我跟未婚妻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个诗句。透过这句文字，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这些诗人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行社会生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清醒与真实，才使得他们的绝望更加地痛彻心骨。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里的记述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每一个有力量的人，要么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要么将其推向边缘群体，使其无从反抗。于是，对于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来说，死亡或许就是其反抗和挣脱宿命的唯一方式。尽管对于农民工群体，主流媒体少有关注，但这并不表示社会上所有人都会漠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如果跟二十世纪上半叶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当下这个时代，最为关注劳工群体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音乐人，其本身也跟劳工群体一样，同属游民阶层；而半个多世纪前承担发动劳动反抗的主体——知识分子们，在当下关注劳工群体的人群当中，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类似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南京大学的朱力等少数几位学者之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在所谓课题项目制的支配和城市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想象之中忙碌，根本无暇顾及劳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本片的吴晓波、许知远、袁岳等学界、媒体界和商界精英公开为劳工阶层发声，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即使这种发声只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也比冷漠和沉默来得有价值得多。只有精英阶层中正视劳工境遇，并且推动改变这一状况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才有希望摆脱阶层断裂和社会离散的悲观前景，走向一个相对稳健的未来。最后，向所有为本片做出贡献的人致敬！2016.5.22晚作于竹林斋

澎湃《我的诗篇》系列评论之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2902【编者按】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作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唯一入选的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前两场放映会的票脱销后，所加映的第三场也旋即售罄。这部讲述当代工人阶级与诗歌的纪录电影，一时一票难求。这或许意味着，劳动、苦难与歌颂生活这些最古典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关乎诗歌之美，也关乎社会平等与劳工权益。澎湃新闻即日起起刊发围绕此一纪录片的一组评论报道，探讨我们时代对劳动的书写与反思。        《我的诗篇》海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昆德拉曾经断言，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逻辑的扩展，现代人获得了全新的时间概念。而小说以其情节性战胜了古老的诗歌，更好地回应了这种资本时代的时间感。当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当代知识精英已经放弃诗歌这种体裁的时候，《我的诗篇》却告诉我们：诗歌并没有死，而另一个阶级正在默默地接续诗歌的余绪。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录方式，该片通过六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片段来捕捉他们诗歌中传达的“意象”。诗性的镜头语言，也很好地与这些意象暗合，达到了文与质的统一。因之，我们可以对彝族充绒工吉克阿优的双重边缘生活感同身受，我们明白了他为何要攒起最后的热情和力量来吟唱远方的家乡和亲人，尽管想象中的故乡已逐渐被主流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所裹挟吞噬；我们也看到了叉车工乌鸟鸟缺乏方向的失业生活，从而了解他诗歌中内在的荒诞感源自何处；爆破工陈年喜和矿工老井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暗黑能量，让我们触碰到真实的血泪、疼痛和愤怒——这是一种尖锐的痛感，像岩石崩裂，像一瞬间坠入黑暗无渊的矿井；而制衣女工邬霞的诗句则要轻盈的多，我们仿佛能看到，她在布满荆棘碎石的生活之上依然要欣然舞蹈，以追逐和保存最后一丝的美与人之尊严；最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则“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直到流水线工作的平庸与无意义彻底吞噬了他，“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他选择用死亡来反抗。       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入江河，他用死亡完成了终极的反抗       在两个小时的影像冲击下，我们似乎窥得了另一个世界的面貌，而工人的诗歌正是这个世界的钥匙。我们借了他们的眼和他们的心，对那个世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然而，两个小时之后呢？在获得一大堆情绪和情怀之后，我们是否很快就心安理得地回归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去了呢？我们在“同心”、“同情”之后，是否还能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同理”，真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处境，还有最重要的：他们为什么要写诗，或者他们必须写诗？       显然《我的诗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只有情绪和情怀，这注定只能是一部中上之作。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部作品没有深刻地切入政治经济学。换言之，《我的诗篇》在成功传达诗歌意象之余，并没有进而剖析工人所处的权力关系，包括他们与机器和技术的关系，与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全球价值生产链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只是感到悲伤和生活的残酷，却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悲伤和残酷从何而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工人阶级”何以成其为自在自为的阶级。而我们获取的影像始终是个体的工人——或在孤独地作业，或在孤独地写作——而不是工人的群像。至于这些工人-诗人与工友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中获得集体性的阶级认同，而写作与吟唱诗歌对这个群体又有何种影响，更是无从得知了。此外，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在这部并不算太短的纪录片中也基本是缺位的。作为最终攫取剩余价值的一方，他们从根本上控制和规训工人。他们对于资本、技术手段和市场的掌控，正是工人阶级被持续剥夺的根源。       实际上，相对于他们的观察者和影像记录者来说，工人阶级自己的诗人对权力关系要敏感的多。例如，女工邬霞的《吊带裙》就忠实记录了她的劳动产品（吊带裙）如何与她分离，通过复杂的流通链条，最终到达匿名的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言之劳动的“异化”，只不过中国女工用她诗性的语言再一次向我们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变成影像的作品，比如杨东在《最后的工厂》中，也描述了工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以及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工人与机器的共同命运。这些朴素的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的诗人们了然于胸。       权力关系被遮蔽这一重大的缺失，使得观众并不能从本质上理解，工人为什么需要诗歌。工人诗歌从来都不是对于诗意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实际上，诗歌和音乐类似，正是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的少数几种反抗形式之一。诗歌打开想象的新空间，并且以显而易见的“无用性”公然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逻辑。写作和吟诵诗歌，使得工人阶级的诗人们得以一次次暂时脱离工厂的规训和资本的控制，关照并反思自身的状态，从而短暂地恢复主体状态，对抗个体的“异化”——无论是美学意义上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尽管资本的逻辑一次次又把他（她）们重新拉回到流水线上，但诗歌始终提供了反抗的可能，如果“生活是一场战斗”的话。       对于那些工作在数百米下的深井中的工人阶级，我们如何真正去体会和思考他们的处境       如此，一种更好的表现方式也许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与“疏离”。实际上，冷峻而克制的影像风格有助于抑制观众过度的同情和情绪沉沦，从而给予观影者更多的空间思考人物和诗歌意象背后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体验工人阶级所处的权力场域和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此片从未从诗学的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是由于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从本月最初的试映会开始，资本的烙印已若隐若现。试映会的主角已悄然转向了影片的资方和制片方。于是乎，地产广告代替了影片介绍，名主持和礼仪小姐代替了志愿者，华商会与各类精英取代了工人阶级。实际上，片中记录的五位诗人无一被邀请参加试映。当他们的诗篇由所谓的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来诵读时，我们收获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惊：震惊于资本的吸纳能力为何如此强大，连工人诗歌这样异质性的反抗形式也能够被重新包装贩售，瞬间变成温情脉脉的面纱，以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与潜在的劳资斗争。这很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二次异化：第一次是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次是与自身文化产品的异化。       当然，资本的介入并不代表资本的主导，而阶级关系的缓和也并不是罕见的历史事件。上世纪之交，美国工人的生产环境与福利待遇大幅度改善，背后正是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在推动。而随后三十年代的新政也建立在进步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大联盟之上。不过资本的让步从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并不能假设，投资工人诗歌影像记录的资本，必然是天然良善或热心公益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与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来都依仗工人阶级自身的反思与斗争，从而促使一部分资本精英进入政治妥协或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盟。而这一场旷日斗争完全可以从诗歌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可以是一个分水岭。由于资本或隐或显的形塑，或者主创团队的各种认知或现实限制，这个作品的确没有深刻地切入当下工人阶级面临的权力关系。但无数例子说明，作品本身的进一步传播完全可以突破资本最初设定的游戏规则，获得新的意义，捆绑新的话语。资本也许要借工人诗歌的社会关注度来拓展自身的政治代表性，或直接贩售“中国最贵的思想”。然而一旦观众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看到了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逻辑必然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