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We all get dressed for Bill”。美版《Vogue》女魔头安娜•温图尔口中的Bill就是Bill Cunningham。他第一次拍女魔头时，温图尔还只是个19岁的小仙童；而时尚老妖精安娜•皮亚姬在还是小妖怪的七十年代，就已开始被Bill跟拍，美国一代名媛布鲁克.阿斯特100岁生日时，请他来拍寿宴。但是他并不在意所谓的名人或者社会标签，他只在意有趣的衣裳，如果 凯瑟琳•德纳芙未穿够意思的衣服，他不会动一下食指；1978年的纽约街头，他被一件肩部剪裁极其特别的海狸皮大衣深深吸引，他一拍再拍那件大衣，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衣服里的人，她是格丽泰.嘉宝。这位81岁纽约街拍殿堂级老伯，骑着他摄影生涯以来的第28辆Schwinn 自行车，每天辗转在纽约大街小巷，用怪老伯的姿态抓拍着街上的霓裳瞬间，即使被人骂：“别拍我们！当心砸断你的相机。”他照例骨头很轻地嘻嘻一笑，因为即使被骂了，他觉得那个食指动得值得。他的摄影价值体系的核心只有一个词：有趣。老Bill在《纽约时报》上有两个图片专栏，一个叫“On the Street”,通过纽约街拍捕捉时尚风潮；另一个叫 “Evening Hours”，拍摄为纽约文化生活所举行的各种慈善晚宴派对的情形。他每日啃完三块钱的早餐三明治就匆匆上街，晚上则随便吃些中式快餐，就赶到派对夜场，捕捉纽约瞬间即逝的美肖像，他可不懂追潮流，因为他干这行就是创造潮流的。女魔头曾说，同坐在一个秀场，他总能捕捉到大家谁都没有在意的东西，结果六个月后，那玩意儿就火了。以低调闻名的他拒绝出版，拒绝办展览，拒绝发表公众演说，并非傲慢，只因谦恭。两个曾和他同在《纽约时报》共事的纽约客用8年时间终说服他配合拍了部关于他的纪录片《Bill Cunningham New York》，三月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纪录片耗时两年，用一架小HD机器，导演加摄像师两人小团队，因为拍摄对象够压场，完全不用其他配饰。下次如果你在第五大道 和57街路口的四角看到一个身穿蓝色老布衣服，好像仓库保管员一样的老头骑在自行车上时还不忘咔嚓一下，那么你这就是撞上了老Bill。他那件被时尚人士称为很时髦的蓝色老布衣服从劳防用品店买来的，价值$20,本是巴黎街道清洁人员制服，觉得又耐穿又够多口袋，他每半年去巴黎一次就补一下货,就连08年去巴黎接受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时，也穿那一件，下配哔叽色卡其裤。如果下雨，顶多外罩一件贴满黑色胶布的塑料破雨衣。Bill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对于一切讲究出身来历的纽约客，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只知道他来自波士顿附近，从哈佛退学，先做帽子设计师，玛丽莲梦露，琼克劳馥特不时要到他的帽子作坊兜一圈，不过老头子嘟哝着说，我对她们不怎么感兴趣，她们不够时髦。六十年代美国女人渐渐不再戴帽子了，他开始转而为报纸撰写时尚专栏，拍照一开始只是为配合采访所作下的图像笔记，后来文字渐渐退出，图片成为主打。他住了50年的寓所在曼哈顿中城卡内基音乐厅楼上间小屋子，导演说服了三个月终于让他打开了家门，眼前所见的确如传说般的令人震惊：整个房间没有桌椅，每寸空间叠着铁皮的档案柜，内里装着他拍的所有照片的底片，档案柜上则是一叠叠的书，时刻等待着倾倒。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垫支在木板上，下面垫着塑料牛奶筐，几件衬衫挂在文件柜的把手上，这就是他的衣柜。屋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他说要这些多余的空间干吗？让你好有多两间房间打扫吗？他经济不富裕吗？可是他却拒绝了Detail杂志历年的稿费支票，因为这是一份有乐趣的兼职。他在采访中只说自己来自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父亲性格开朗，母亲拘谨，他们不希望他进时尚界，害怕他过于迷恋那些女里女气的东西。“他们是害羞的人，”一边说，一边缓缓地从一个陈旧的纽约时报信封里拿出一粒保心丸塞进嘴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冒牌货，不是什么摄影师,因为他自己懂得，相机只是工具，摄影是手段，而他真正要呈现的，只是过去半个世纪里，耐心地用胶片，将纽约的时尚和社会生活巧妙缝合在一起的那幅岁月风情卷轴画。那么，如果一定要冠名的话，姑且称他为一个纽约流行文化的人类学者。尽管，他对命名毫不在意。他相信有诚意的报道者应该是匿名和无形的。可不要对他说你是传奇或者Icon什么的，那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叙述者的虚荣心而已。他只在电话里用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介绍自己说：嗨，我就是那个骑脚踏车的男人。另：这部为他立传的纪录片，老比尔本人并没有看过，他参加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首映式，当然主要目的也是拍照，接着就匆匆踩着自行车离开了，因为他当晚还有另两个场子需要赶。

      试想阳光明媚的一天，你早早起床，花掉十五分钟冥想，决定今天的穿着搭配，站在落地镜前，又花掉半个多小时。不忘了在手腕和耳后喷上香水，然后感叹自己真是个美女。一切就绪后，发现没有时间吃早饭，匆匆提上高跟鞋，饥肠辘辘的出门。尽管肚子叫个不停，但对自己的着装还颇有自信，今天是果色主打，青春靓丽，迎来无数男人的目光，还有女人的嫉妒。正陶醉的时候，迎面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白发老头，一脸淫笑，弯着腰小跑过来，全然不顾自己的美丽脸庞，向着美腿连拍三张，然后站在那看着自己，嘻皮笑脸。恰好肚子又叫了一下，真想冲过去给他一拳，这么明目张胆的偷拍，猥琐至极，不可理喻。      请你息怒，这个猥琐老头叫比尔，正在拍鞋子的专题，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不久就会在某时尚杂志上看到你精心挑选的鞋子。      有一种说法，真正的时尚都在街上，想成为时尚达人，最快的办法就是看街拍。而正是这个老头，Bill Cunningham，从1960年代就驻足街上，每天干着这样猥琐，容易让人误解的事情，却乐此不疲，不计代价。比尔见证了世界时尚的变迁，孜孜不倦的寻找美，欣赏美，记录美。从比尔的口中，我们懂得，时尚组成人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过眼云烟，纸醉金迷。据说，在好的历史阶段，我们能看到更多的短裙，靓丽的色彩，口红也更畅销。在不好的时候，人们保守，谨慎，服装也暗淡。时尚为历史穿上衣服，变得鲜活，动人。      如果没有时尚，我们的历史会多么乏味。      比尔住在狭小的房间里，时尚书籍和资料柜占据绝大部分空间，没有厨房，从不做饭。清早骑上自行车，穿着蓝色工装，如果下雨，还会穿上打补丁的雨衣，戴着经典的帽子，奔走在纽约第五大道，用相机，利落的拍下时尚的行人。他说，不收钱，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告诉他怎么样做。却坚持在New York Times办了数十年的On The Street专栏。仅仅是因为热爱，因为对自由的渴望，让比尔甘于辛苦，乐此不疲。      突然觉得，去纽约，一定要着盛装，去第五大道，看看比尔，他是第五大道的地标，更是历史的见证人。一个地方的底蕴不是高楼大厦，玉宇琼楼，只是站在街边的老头和他手中的相机。      这是比尔第28辆自行车，之前的自行车都不翼而飞，恐怕是被无数的崇拜者拿去收藏，亦有可能是愤怒的女人，带着男友报复猥琐的老头。比尔总是面带笑容，尽管被人威胁要砸掉你的相机，也笑得合不上嘴。名人们以被比尔拍摄为荣，邀请他参加各种聚会、典礼，比尔说我不能每个都去，跑不过来。但每天晚上仍然竭尽所能的穿梭在各种聚会上，从不吃饭，从不喝酒，比尔只沉浸在美丽的服装中，乐不思蜀。      比尔说，你不能领我吃太好的。尽管这只是一顿快餐。      从头到尾，我都怀着疑问，一个人，单单凭着热爱，如何能沉浸的这么深。不慕名利，不羡鸳鸯，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收集美丽，自己却衣着朴素，鉴定奢华，自己却粗茶淡饭。影片的最后，在记者的提问下，老人哽咽了，许久无言。这世界是公平的，追求喜欢的事，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得到快乐，也总会失去。比尔终生未婚，远离家人。“你一生都没有过恋爱吗？”没有，其实肯定会有喜欢过的人，总会有心动的时候，却被心中的炙热追求掩埋。总有些人，生来是为了旁观世界，却不能走进爱情。      比尔搬出了老公寓，来到了新的房子，从不做饭的比尔，最终还是将厨房改成了资料室。大家给比尔过生日，比尔快乐的手舞足蹈，看得出来，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比尔，热爱比尔，这种尊重和热爱，无关金钱，无关名利，是对精彩人生的五体投地。比尔的勇气，坚持，独特的视角，让所有人震撼。他嘻皮笑脸的回忆，当年开的帽子店，有很多大明星来光顾。但是我不喜欢他们，他们穿的不好看。      比尔是追求理想的践行者。有人提出，如果比尔没能这么有名气，他恐怕只能默默无闻的终老一生。这是个可怕的猜想，也是每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的梦魇，如果我们失败了，理想还有没有意义。恐惧让人望而却步，收起相机，回到办公室。但比尔恐怕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街拍就是快乐，这并不是工作，而是人生状态。所以我想，尽管没有这部纪录片，没有鲜花和热爱，比尔还是比尔，那个街边骑车的蓝衣老头。真正跟随内心的人，从不幻想成功，仅仅是热爱。      正如《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的拍摄者，花了大量的努力才换来比尔的配合，引来无数朝圣者，比尔自己却从没有看过。

6月25日，街拍“鼻祖”比尔·坎宁汉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 从此，纽约街头少了一个用慧眼记录时尚的人，也少了一道特别的风景——多年来，比尔坚持穿清洁工的蓝色外套，骑单车穿梭在纽约街头拍照。 2011年上映的纪录片《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安娜·温图尔只肯为比尔停下来 《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一开场，比尔的画外音说：“最好的时装秀一定是来自大街上，一直是这样，也将一直这样下去，我总是期待着与那些时装不期而遇。” 这便是比尔拍照的理念。电影拍摄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依旧坚持每天骑着他第29辆自行车在纽约街头街拍——前面28辆都被偷了。而就算去时装秀场，比尔也不像其他时尚摄影师将机器架在正前方，他更喜欢和大家一起坐着边看秀边拍照，因为这样他不仅能拍到时装的正面，还有背面，还有侧面，以及每一个细节，每一道皱褶。 比尔的街拍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那时，他的摄影师好友大卫·蒙哥马利送给他一台价值35美元的奥林巴斯相机。从此，他常年在纽约57街和第五大道、靠近蒂凡尼珠宝店的街角驻守，拍摄穿着特别的路人。 有次，他展示给《纽约时报》主编Arthur Gelb一个穿大衣的女子照片。比尔当时完全是被她穿的海狸鼠皮毛大衣肩部的精湛裁剪吸引了，却不曾认出这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就是当时已经息影并隐居的巨星葛丽泰·嘉宝。后来这辑照片在1978年十二月刊的《Times》发表，Arthur Gelb称这些照片是“《Times》的转折点”：“我们头一次在没有得到知名人士许可下，拍摄到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白纸黑字的印刷品里。” 比尔在《纽约时报》有两个长期的专栏：《ON THE STREET（在街上）》和《EVENING HOURS（晚宴时光）》。引得无数明星对他趋之若鹜，大家都想在他的相机下留下最美的身影。《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这个名字就来自“时尚女魔头”安娜·温图尔，电影中有一幕是她去参加某时尚活动，外面无数相机对着她，她看到比尔，停了三秒。之后，不管别人再大声喊她的名字都不再理会，径直离去。这时有人小声嘀咕：“她只肯为比尔停下来”。 而比尔也同样不会为了所有明星停下来。他去巴黎，大街上他说：“你看那些狗仔多疯狂”，他们在蜂拥拍摄凯瑟琳·德诺芙，只有比尔不为所动，因为他觉得她穿得不好看。这种审美情趣，从他最早还在开帽子店的时候就建立了，那时候的好莱坞明星琼·克劳馥、玛丽莲·梦露都是他店里的常客，然而他皆不为所动，因为觉得“她们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但对有着敏锐触觉的时尚天才，比尔却是倾囊相助。斯蒂芬·甘是《Visionaire》杂志创办人、《Harper’s Bazaar》艺术总监。第一次被比尔街拍时还是美国帕森斯时装学院的学生，家人并不希望他念艺术学校。于是比尔让他搬出来住，找份工作，给了他一枚硬币，“打电话给《Details》杂志的Annie Flanders”。后来又建议斯蒂芬·甘去巴黎，在巴黎期间，比尔还用自己的邀请函偷偷带他进秀场看秀，“有次我离开秀场的时候，感觉口袋里多了什么。是一张50美金的大钞，比尔趁我不注意偷偷放进去的”。要是你知道比尔自己长期过着一顿只吃几块钱汉堡的近乎“清修”的生活，就会更感动于他的慷慨。 他当然也有严苛的时候，比如每次监督编辑给他的专栏排版，近乎完美的苛刻总是逼得编辑抓狂。还有就是对时尚专业本身，几十年的街拍生涯，让比尔练就了火眼金睛，如果一旦遇到相似的设计，他会把自己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找出来放在一起作对比。有一次他发现设计师艾萨克·麦兹拉西1989年设计的衣服和杰弗里·比尼1976年的作品很像，比尔就在专栏中有图有真相的做了对比，结果就是艾萨克很生气，而杰弗里·比尼也对艾萨克很不满。 比尔说：“在我看来，时尚它像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避难所，我无法想象我生活中没有它的存在。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时尚，就像人类文明没有开启一样……当然很多朋友都会说：‘看那个狂热的疯子‘’”。 纸醉金迷时尚圈的隐形人 在比尔看来，摄影师和时尚界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的，保持审美、保持冷静远远地观望它，发掘它，记录它。羞涩如比尔，更愿意躲在一张张照片背后做一个时尚圈的隐形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到处拍照，从一个时尚晚宴赶往另一个时尚晚宴。《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中拍到他有次在一个晚宴拍照，别人要为他拿吃的，几次都被他拒绝了。他是那种会先吃过东西再去晚宴工作的人，因为他不允许让吃东西打扰了他的拍照。 长年他穿的蓝色外套，最初只有20美元一件。选择这样的外套是因为它有很多口袋，“一直挂着相机，衣服前襟总会磨破”，这种清洁工外套不容易磨损。有次他的雨衣破了，他就拿黑色胶带粘上，然后穿着它去街上拍别人着盛装的样子。 比尔和摄影师好友Editta Sherman都住在卡内基音乐厅上的出租房内，他的房间里都是放有他照片的文件柜和刊登他作品的时尚杂志，“总有一天我会被这些堆积如山的杂志砸到”，他的床就挤在这些东西中间，衣服挂在文件柜的把手上，没有厨房，和别人共用卫生间…… 每一个被他拍摄的模特、设计师、编辑都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然而说起他这个人，他的家庭却都一无所知。比尔太低调了，传说他1948年从哈佛大学退学后，就搬到纽约生活，后来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William J（美国人习惯将William昵称为Bill）”为商标的帽子店。再后来开始为《女装日报》撰写时尚专栏，那时候他从不坐办公室，总是出去晃荡一圈，回来之后精彩故事自然就从笔端流淌出来。 成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后，比尔很长时间都只是兼职，因为他觉得拿人的手短，就不能好好坚持自己的风格，“钱是最没用的东西，自由和自在才是最重要的”。早年，他开帽子店的时候找美国Standard石油公司持有者丽贝卡·哈克尼斯投资了1000美金，后来他被应征入伍就愉快地去了，帽子店关门，于是就负上了1000元的债务。只好让家人帮他还了，他再拿自己的钱还家人。但从此就让比尔决定不再碰钱，除非万不得已。 《Details》杂志创办人之一Annie Flanders说比尔总提醒她：“不要陷入富人的陷阱”。他在《Details》拍照，没有收取一分钱酬劳。“我们第一期杂志出版后，给了他一张支票作为酬劳。他撕碎，退了回来。他坚持如果收取金钱的话，他就不帮我们了”。后来《Details》被财大气粗的康泰纳仕集团买下了，比尔仍旧坚持不肯收对方的支票，免得被干涉创作。在《时代周刊》，也是到1994年因为出了车祸，比尔才勉强以“健康保障”为由成为它的正式员工。 在这个人人都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个个都想出人头地的浮华时尚圈，比尔的低调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他大概是纸醉金迷时尚圈中最清醒、最纯粹、最自由、最任性的一个人。他吃住用度都一切从简，除了周日上教堂就是每天工作，几乎没有私生活，这么多年也“从没爱过谁，大概只对衣服感兴趣”。 《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这部纪录片，导演理查德·普莱斯2001年就开始偷偷在街上拍摄比尔工作，但直到2008年才说服比尔同意拍摄，而且是远距离拍摄。电影中有一段是比尔说：“这些蠢货觉得他们可以跟我拍到巴黎，怎么可能？！”结果下一个镜头就是摄制组跟着比尔去了巴黎…… 2008年，法国文化部给比尔颁发了法兰西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上，比尔仍旧在满场拍照。 有人对他说：“亲爱的，你在你的颁奖礼上还在工作。” 他回答：“亲爱的，这不是工作，我喜欢做这些……我怎么能错过这些好的照片呢”。 那些出现在《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中的时装精们—— 卡门·戴尔·奥利菲斯 出生于1931年的美国模特卡门·戴尔·奥利菲斯是现今T台上最年长的模特，她至今仍活跃在时尚界，甚至，连她老年证上的证件照，都出自英国著名时尚摄影师诺曼·帕金森之手。2013年1月，82岁的她在巴黎时装周压轴出场，霸气十足。之后，她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说：“我当然还有性生活。” Iris Apfel 2013年，Iris Apfel被英国《卫报》列为全球50位50岁以上最佳衣着者之一，那一年她91岁。她八十多岁才在时尚界成名，因为她的服饰收藏展，但她说：“所谓的收藏，其实是我自己的衣橱。我12岁就开始自己买衣服，从念高中到现在，我的身材尺码几乎没变。我的腰身没有肥，但我的衣橱一直在膨胀”。她本人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但自从在时尚界成名后，有时尚杂志找她写专栏、拍大片，有出版社找她写书……“我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在我本该退休的年纪，却会发生这种事情”！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去看另一部纪录片《时尚女王：Iris的华丽传奇》。 哈罗德·柯达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饰研究院首席策展人哈罗德·柯达曾经策划过很多大受欢迎的展览，包括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阿玛尼回顾展”、大都会的“夏帕瑞丽/普拉达(Schiaparelli/Prada)”主题展，以及之前那个著名的《中国：镜花水月》服饰展。 Brooke Astor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有许多富翁，其中最富有的人就是John Astor。他死于船难后，财产由儿子Vincent Astor继承。1953年，由于童年缺乏关爱而性格乖戾的Vincent Astor迎娶了Brooke Russell，当时Brooke Russell51岁，这是她第三次婚姻。1959年Vincent Astor去世，Brooke Astor就掌握了Astor家族基金。她是著名的慈善家，财富被她一点一点注入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纽约图书馆……她说：“金钱就像肥料，不用来布施就是废物”。 Anna Piaggi 她是时尚圈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曾任意大利版《Vouge》主编，后成为《Vanity》主编，还曾经与Chanel合作设计并推出自己的珠宝品牌……但更重要的是，如同她在《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中的亮相，Anna Piaggi五颜六色突出的造型曾是每年时装周的亮点。2012年Anna Piaggi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1岁，意大利版《时尚》杂志主编Franca Sozzani在Tweet说：“Anna，你将被永远怀念！” Editta Sherman 纪录片中Editta Sherman不让摄影师拍她给安迪·沃霍尔拍的照片、不顾比尔的害羞一定要展示当年买的他设计的帽子……Editta Sherma也住在卡内基音乐厅上面的一间工作室，因此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卡内基公爵夫人”。她10岁起就承继了父亲的相机，然后开始一个世纪的摄影路，给无数名人明星拍过照片，日渐成为一个传奇，一段历史。2013年，101岁的Editta Sherman与世长辞。如今，她和比尔·坎宁汉这一对好友，又能够重逢，然后坐在那些美丽的照片堆里一起聊摄影了。

（我们的小小花园，你要不要来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