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初看电影《新女性》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女主角在不知对她有企图的王先生已有家室的情况下，依旧宁愿选择沦为妓女卖身赚钱以挽救女儿的性命，却不肯屈从于王先生接受他的追求呢？在我们习惯性的观念里，上天可以对一个有道德观的女人最严厉的惩罚，无非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沦落了贞操为妓吧。后来经过同学的提醒，我渐渐明白，或许韦明宁愿做妓女而不接受王先生，自是有她的道理的。电影《新女性》是阮玲玉一生中所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为人所评价为与她最为相似的电影；女主角的悲惨身世和痛苦经历，注定了她最后无法得以善终，这社会和那些附属于它的无形条约对女性造成的束缚，更是加剧了其悲剧的演化。真实生活中的阮玲玉，笃信爱情而跟随自己的意愿，再也不会为金钱和其他诱惑所左右的；而电影中的韦明，尽管在常人理解来再也不该为了金钱而出卖身体，但是她实际上却是选择遵从了自己的意愿：不愿一生屈活在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的管辖之内。宁可出卖肉体，也不愿违背灵魂，与我们早已公共认同的道德观背道而驰，也便是点名了片题《新女性》的真正涵义吧。这不禁要牵引到另一个看似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则与意愿，二者孰为轻重？在面临此二者之间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放在理性的角度上选择原则；因为原则往往代表了社会对人的评价，更倾向于体现人的社会性而非自然性质，可以说是一个人能够在这世上立足的根本。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贞操观于女人无疑几乎是最重要的，或许这也是韦明不愿告诉她在上海生活中的亲朋好友任何一人自己的过去，也从未有人知晓她有一个女儿的原因吧。贞操观对于女人来说，正如同社会中的一切衡量价值，一旦被评价为无贞操观的女人，用怎样狠毒的语言来攻击她亦是不为过的。然而韦明不是愿意屈从于这约定俗成的标准的，同样她也不会允许自己因为这浅浅的“德”一字二束缚了自己真实的意愿。换句话说，便是她在原则与意愿两者之间，选择了意愿。然而这样说却又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大众的原则，并不等于韦明的原则。很多时候原则与意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才会出现抉择的困难；人们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迎合大众口味，让个人意志靠边站，先服从了现实社会衡量体系的要求为重。对于韦明，或者说对于阮玲玉来说，如此的原则与她意识中的是不同的，因为她个人心目中的原则，早已包含了大大成分的个人意愿去，宁可背叛整个世界，也不能抛弃自我内心的信念。这便也是她最终选择了沦为妓女的原因。若是真的答应了王先生，抛开王先生哄骗她自己没有妻室不谈，最终她也还是会变成王先生那一方大宅中的金丝鸟，终日深居简出，毫无自由可言。而更不用提如何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女儿，或许这一次是可以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治好了女儿的病，却再也躲不过女儿永远无法生活的母亲的庇护下，再也无处寻得正常母爱的将来。王先生是不爱她的，他所想要不过是占有她而已。他所看中的不是她的才华，却是她的美貌，或者说真正来说不过是又新占有一个女人的自我满足感而已。这便如同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梵尼的早餐》中所评价那些天天守在她公寓楼下的男人：一个个出手阔绰，玉衣锦食，若是看透了到骨子里去，都不过是鼠辈而已。如此烘臭的欲望，又怎能叫死也不愿丢弃信念的阮玲玉甘愿服从一生一世？韦明是痛苦而坚强的。她的选择对得起自己，同样对得起女儿；唯一对不起的，只有那禁锢了无数杰出女性的“道德”二字而已。阮玲玉同样亦是如此。这电影的故事与她悲剧的一生如此相似，她只有将自己的哀与恨通通至情至景地演进韦明这人物中去，连最后自杀的方法都不甚相似；据说拍摄工作结束之后她坐在片中女主角香消玉殒的那张病床上恸哭，却又能有几人切身体会了她对电影人物的至切理解？

我是个爱看传记的，很多年以前，看过阮玲玉的传记，记得最深的就是一个“人言可畏”，后来，又看了一些解密，知道确切的说法是，“我何罪可畏”，而那四个字，不过是无良丈夫掩人耳目的堂皇说词罢了。 可是这四个字总归是惊人的，鲁迅先生还为此作文。看了《新女性》，结尾处阮玲玉饰演的韦明，看到朋友阿英递过来的小报，写着女作家韦明自杀的秘闻，却是发出了“我要活”的怒吼。那不是个被流言吓倒的女人，不，她不是那么弱，她只被自己打倒。她向这个世界寻一颗真心，却求之不得，累了，去了。 看过张曼玉版的《阮玲玉》，你知道当时是这样的，阮玲玉入戏很深，蔡楚生导演已经喊停了，众人散到一边，只有阿阮在那边泣不成声，失魂落魄。 因为她自己就是苦命的人。韦明说的台词，我吃了那么多的苦，看不到希望，不想活了，不也就是她的心声。跟过两个男人，却得不到一个安稳。 我看了两部阮玲玉的电影，《神女》、《新女性》，前一部她演一个妓女母亲，后一部演一个女作家，差点为生活所迫堕入风尘。 这些电影都是充满了批判意识的好电影。女性在那样的年代里，常被逼得走投无路，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就要被迫出卖身体。电影里常把她们放到一种绝境，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和考验，而靠她们单个的力量，就是死路一条。 社会不容，因为社会的道德，明明已经在毁坏中了，却还固守着最后一块遮羞布，不道德的奸商、政客没人敢动，矛头指向了社会最底层、孤苦无依的妇女。“妇女是弱者”，韦明看到了小报上的这句话，气愤中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因为她要证明给人看，女性不是弱者。 这样的女性，我想起萧红，临死前的那句，不甘、不甘！ 但妇女在那个时代还是弱者。韦明因为长得漂亮，而被人盯上，但由于她不肯屈从奸商、无良记者的戏弄，而被他们或设下陷阱，或散布留言。而经济地位的不保，令生存都成了问题，自己的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死去而无钱救治，这不是弱者还是什么。至于那个妓女，钱被恶棍偷去，讨要不着而失手打死恶棍，自己被送入大牢，接受本不该承受的刑罚，这不也是弱者？ 残酷而尖锐的生存难题，摆在了我们的主人公的面前，要证明女性不是弱者，首先就是要活下去，解决生存。韦明在朋友们那里获得了力量。神女母亲感动了老校长，儿子有他抚养，她自己在牢里也获得了难得的平静。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和庸众，比如取名博爱的医院，却对无钱的病人拒之门外，医药费十分惊人；为了钱，就按奸商指示，随意开除员工的校长；再比如专门散布流言蜚语的小报记者，东打听西打听小道消息，韦明都昏迷了，他在一旁光顾着在本上记啊记；再请听听出版商和记者的对话，她死了不算什么，主要是没让她多写两本小说，出版商遗憾的是没机会大发死人财……这些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一幕幕的还不是在今天上演，且愈演愈烈。 阮玲玉演得真好，她的眼神，有着深不见底的愤恨和苦痛，看着，就好像一潭碧水，却承载的满是苦难，竟把人不由自主地吸入进去，随着她一起接受灵魂的战栗，内心的哭泣，而这眼神里，除了无法疏解的苦痛，更有着不屈的倔强，一种控诉，一种心灵深处的呐喊，那是阮玲玉在代替着妇女，向这个社会发出的呐喊，我要活！ 还记得那本传记里说，阿阮死的时候，自发送葬的队伍十分壮观，她如此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人民会记得她，她曾经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他们把她当成了朋友、知己、亲人，而为她的离去不能释怀。 她说，我何罪可畏，我喜欢这句话，因为她问心无愧，她只做着付出的姿态对这人世，她爱家人，她真心的对他们，供养他们，她感到了累，并不是付出就有收获，唐季珊的拈花惹草令她死了心，于是她想休息一下，放开她永远不明白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始终如一待她。 我记得张曼玉演的阿阮是含笑去的，去得何其从容、唯美，她好优雅，慢慢吃完了那安眠药的粥，静静的躺下，再不必去跟枕边人问一个答案，从此不烦忧。微笑着，她是这样去的。 跟电影里的角色不同，阿阮没有生存的困扰，她选择离去，也不是为了人言可畏，社会固然也令她困扰，更重要的是对身边的男人失去了信心，找不到依靠。 而那个男人，怎知她是这样顶真的一个女人。所以她的死，他一定惊慌失措，先编一份伪造的“人言可畏”，责任推干净再说——阿阮你真不值。不知他当初爱她哪一点，难不成也是被她巧笑倩焉的美貌迷惑，跟旁人无异？可她的内心有谁真懂，是导演吗，要不怎拍出她的能烧毁一切的倔强与认真。 恋爱中的女人再蠢，也总有醒的一天，她也终明白所托非人，也失去再去寻找答案的努力，她累了，于是做一个长眠，这一次还是认真地，跟做别的事一样，她就是这样，在电影里，被我们发现她是怎样的人，她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特别是她的眼神，是全部的生命，全部的热诚，今天看到还是会感到一丝丝战栗，她释放了她的内心，可曾有一个男人愿意去捕捉？她选择结束。 她替女性作着时代的呐喊，自己却举不起抗争的大旗，但是，何罪可畏，这般心安理得法，是天堂里也可见你的微笑，让人很欣慰。 是，你无罪可畏。

    这部电影创作与１９３４年，由联华公司出品，导演蔡楚生，主演为阮玲玉、郑君里等。作为标志着蔡楚生电影事业迈向成熟的辉煌篇章，《新女性》这部影片可圈可点之处实在不少。该片上映时有插曲而无对白，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由无声通往有声的过渡桥梁。影片中，阮玲玉的表演也可谓入味三分，哀艳绝伦。然而在这里，我只想浅谈我眼里的《新女性》在创作上的三点特色。一、叙事流畅    我想，《新女性》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它在叙事上的流畅。而这从来都是蔡楚生电影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年女性韦明，出生于封建的书香门第。她不仅面容姣好，身段妖娆，更是多才多艺，有知识有文化。韦明为了追求自由恋爱，脱离家庭，与恋人离家私自生下一女。但不久后韦明却遭遗弃，只得只身来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做了音乐老师。容貌出众的韦明不幸被学校里的董事王博士看中，但面对王的猛烈追求，韦却不予理睬。工作之余，韦常向报社投稿，认识并喜欢上了编辑余海涛。鉴于从前的痛苦经历，韦从未向余道出真情。韦的邻居李阿英是一个进步的女青年，在相处之中同韦交上了好朋友。王博士为了报复韦，设局将韦辞退，之后便可假惺惺地关照韦，但韦不为所动，拒绝了王。祸不单行，韦与幼女重逢后不久，女儿患上了肺炎，急需治疗。为生活所迫，为只得听从房东的安排做“一夜的奴隶”。没料到嫖客居然是王，韦一气之下掴了王一耳光，冲了出来。眼睁睁见着女儿在自己的怀里断气，为再也无法忍耐，在悲痛之中服毒自杀。还好余刚好赶到，将韦送往医院抢救。韦稍稍清醒之后，经过李的启发，发出了“我要活，我要活”的时代强音。但是，医生也无力回天，最终韦在悲愤中香销玉损。    不少人在观赏影片时跟随故事情节一起，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揪心哭泣。电影让他们恨坏人，爱好人，同情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这部影片之所以对观众有莫大的感染力，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本之外，更在于导演在叙事流畅上下的苦工。不仅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蒙太奇用得十分顺畅，就连单个的场景也是费尽心思。由此，影片在叙事上呈现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时空转换地丝毫不留痕迹的美感。导演蔡楚生巧妙地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交叉叙事和对比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在同一时间下转换空间，从而步步展开情节。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影片在叙述韦明与身边的人物——王博士、李阿英、于海涛——的关系时所运用的蒙太奇。韦明在电车上遇到于海涛和分别多年的同窗王夫人之后，便一同前往自己的寓所叙旧。也就是在韦明与王夫人闲聊的时候，王夫人的丈夫王博士开始了梳妆打扮预备同韦约会。其中场景的转换与衔接处理得都相当自然。之后，韦对王的软硬兼施无可奈何，只好与他同往歌舞厅。与此同时，工会的李阿英正在工人文化补习班给工人教课。于是，镜头在这两个场景中来回切换，很好的将韦的堕落与李的进步相对比。    同样，这种手法还出现在影片结尾部分。绝望的韦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愤而服安眠药自尽。经抢救之后，暂时脱离危险。与此同时，卑劣的王博士羞辱韦明反遭韦怒掴一耳光之后，想出了更加恶毒的办法来报复。他勾结无耻的报社记者，歪曲事实，把韦描述成私生活混乱不堪的女人，并以此作为韦的自杀原因报道了出来。这一过程中，镜头反复在医院与餐厅之间切换，将在苦难中奋力挣扎的韦与可耻的王进行比较，对比愈加明显。二、画面细腻    在电影语言上，影片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细腻。    导演蔡楚生十分注重镜头拍摄和组接对内容表达的清晰和准确，以及画面视觉上的明丽、优美。这些都可以从一些细节处理上具体地体现出来。    当韦明靠窗坐在汽车里，想起与前夫相爱相离的回忆。于是，当年场景的一幕幕映在车窗上，形成当下与往事的联构。不用过多的笔墨渲染，往昔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清楚，并且显得形式新颖。韦明从歌舞厅回来，在弄堂口遇上教完夜课的李阿英。镜头里，从韦明身旁走过去的李阿英的影子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一个巨人，由此也意味深长地蕴含对新女性的赞美。    为拯救病危的女儿，只得听从“拉皮条”房东的安排，去当“一夜的奴隶”。当韦梳妆打扮好之后，她久久地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导演给了几个特写，重点突出韦在此刻的无奈，同时也映衬了现实的黑暗和女性独立之不易。韦走出房间后，一度十分犹疑。而房东受暴利的驱使，假惺惺地安慰着韦。此时镜头在丑恶的房东奸笑的脸部特写与韦悲痛不已的面部特写之间切换，再一次形成对比。在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向金钱出卖灵魂的这类角色的丑态之余，更加勾起关者对主人公的同情。    韦明拼死不从，夺门而出之后，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落下来，她挣扎而起，奔出门外，坐上一辆黄包车回家。这时出现一个特写镜头：在豪华旅馆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射下，显出韦明切齿痛恨、悲愤难抑的脸和颤抖着的身躯。可以想见，此时的韦是何等的悲痛。回到家中，余海涛去筹借抢救孩子的医药费尚未归来，孩子已经奄奄一息。韦明抱着孩子，内心如焚，她贴紧女儿的脸，万念俱灰。此时，导演再一次用大特写镜头来表现韦的内心写照，深刻而动人。韦贴着孩子的脸，断断续续地说道：“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去了！妈妈也就跟你来了！”孩子死后，韦明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而韦却异常地平静。这里的对比也是通过镜头切换与特写表现出来的。当韦一片一片地慢慢吞进安眠药，导演再一次不吝惜大量使用特写镜头。对人生的绝望，与外在的镇静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果。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正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有她的那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人世的彼岸，绝望、无告、悲哀、愤怒从她的眼中快速闪过，最后归于平静。连对人生的最后一点依恋也没有了，也就只剩下虚无和冷漠。三、夸张表现    影片另一大特色便是夸张。    影片活生生地牵动着观众的神经，让观众的感情跟着影片的情节一道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夸张的表现形式。且不谈演员生动又略显夸张的表演，在镜头蒙太奇的使用上也是极尽夸张的表现手法。让人映像最为深刻的是韦明在死之前喊出的那句“我要活，我要活”。导演对韦明寻死是怀有批判态度的，便可从此处的呐喊看出来。韦明本是省悟了的，她是愤怒着喊出这句话的。韦明的呐喊并未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在此刻，生命早已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她所喊出的这句话本身。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是单纯的、发自韦明的呐喊，它更是影片对这残酷歪斜的社会最真切的控诉，也是替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同胞们发出的对真正的新女性的呼唤。    在这部影片的前半部片子中，韦对余海涛的细腻、复杂和感情的克制也表现地十分夸张。当余来到韦的住所商量长篇小说出版的事宜。余一本正经地谈论着出版事宜，可韦却心里寻思着和余要好的事。这里，无论导演有意无意，结果的确如此。或许有人认为此处是由于阮玲玉理性多于直觉的错误表演，但我想，此举也歪打正着。由此，它为这部沉重的影片平添几分幽默之趣。    相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韦的处所里。当经常对韦胡吹乱捧的报纸记者来到韦的房间拿她的照片，见她此时落难，也动了无耻的念头。他正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想象着同韦要好的情景，不仅夸张，更是有点搞笑之嫌。然而无伤大雅，这种程度的幽默正是观众所喜爱的。    在刻画劳动女性李阿英时，影片便更显夸张了。当韦悲愤地跑回寓所，王博士也紧跟而来。王本想再一次羞辱韦，却在争执之中被李打得抱头仓皇而逃。这里的叙述节奏都是轻快的，这也是在影片表现手法上的夸张表现。看着李轻轻松松地将王推个人仰马翻，我们也深感痛快。如果以为这是部单纯的赞美新女性的影片，那就大错特错了。    据了解，影片基本上取材于１９３４年２月自杀的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的生平与遭遇。艾霞是个北平姑娘，因反对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一个人来到上海，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上文艺之路。在她生活难以为继时，应朋友介绍，曾有求助于素不相识的蔡楚生。蔡楚生八她介绍给了“南国剧社”的田汉。艾霞多才多艺，还能写作，明星公司的《现代一女性》就是他自编自演的影片。可是这个很有前途、发愤自强的女性，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于1934年拍完《现代一女性》之后服毒自杀。    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部影片所揭露了的社会黑暗视野十分之广阔。不仅入骨三分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荒淫无耻和阴险卑劣，而且揭露过去极少涉及的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黑暗和腐败，此外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加是充满悲悯与同情。    在极具创作特色的表现下，人们认识到了导演等创作人员的思想境界之高。揭黑不在话下，而且暗示着人们应该向工人阶层学习，面对惨淡的人生，要克服软弱，坚强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