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拉

2017-04-14 咸鱼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 德国纪实疗愈系导演克利斯蒂安·施沃乔夫的新作品《保拉》(Paula)，是一部关于反传统的德国先锋派画家保拉·莫德松·贝克尔(Paula·Modersohn·Becker)的传记片。

保拉·莫德松·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

保拉是19世纪末期最重要的女画家，也是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先行者之一。她1888年随父母迁居到德国不来梅的东北方——沃尔普斯韦德——这个成就了她艺术人生的宝地。 如果你正好看过她的画作，你就会发现，那些交错纵横的小溪河流，沼泽平底中此起彼伏的沙丘，深沉的大地和天空，既来自她的家乡，也来自她的灵魂。这个美丽的简单的中世纪小镇不仅孕育了她，也激发了她记录事物的方式，即简单、大胆、自由。

保拉·莫德松·贝克尔的作品

“我的生命将是一场短暂而紧张的聚会”保拉曾如此预测过自己的一生。 的确，她在年仅31岁的时候死于难产，短暂的十年绘画生涯也如她所言，紧张而又有序，创作出许多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也许这些突破性得益于她没有完整地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派艺术教育。但你仍然可以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个真理：有的人天生就是艺术家。她对艺术敏锐的嗅觉很好地体现出了新旧世纪交替时期艺术家们集体的忧郁和焦虑。 经历过19世纪末期文化运动，同时又身为一个女性画家，她对生命力的表达似乎就更加独特，在画过大量的静物风景之后，自画像形式的表现开始大量出现在她的画布上，可以说，生命后期的保拉，开始注重人性，发掘人性，努力通过自己的笔，将人本身真实地表现出来。 与其把可爱的动物比作女人，她更愿意用植物来象征女人。她认为植物比动物更具有向上的活力，并且又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她不喜欢谈论文明的层次，因此在她的画里，在这部电影里，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她对真实自然的热爱与感谢。 《保拉》的剧本重点描述了保拉的“不幸时期”，使得这部电影的整个基调，像随意涂抹色调一样，从悲剧的浪漫又转向喜剧的欢快，如保拉在画布上的自由奔放。 《保拉》在德国不公开放映的排行榜上连续四周拔得头筹，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总票房171万欧元。 该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次全球公映，入围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劳拉奖”，在第67届（2017）柏林电影节展映，并于3月1日起在法国公映。继洛迦诺首映后，调查发现，该影片吸引到的大部分都是在家搞主流艺术的观众。 在电影里饰演保拉的卡拉·朱里（Carla Juri），接受采访时她说道：“保拉是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探索一个激进的、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的时髦女性奇妙的一生我感到很荣幸。” 《Variety》的评论家写过：“在那个扑朔迷离又忙碌的年代中，电影《保拉》无疑捕捉到了她对生命的热情，为艺术而逃到巴黎以后，享乐主义和迟来的性意识逐渐被唤醒的过程也美轮美奂。即使是保拉的孤独，也精致而美丽。” 同样讲述艺术家生活的，还有2016年上映的法语片《我与塞尚》。影片讲述的是塞尚和左拉这两位艺术巨匠的爱恨纠葛。

在希腊神话中，不管是诗歌、绘画还是音乐都有着一位共同的缪斯女神。虽然这只是神话，但是却也暗示艺术的相同之处——所有的艺术，都是来源于心底和脑海中那如同神女身体一般曼妙的灵感火花。 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人类情感之树上结着的，美丽而又甘甜的果实。虽然左拉和塞尚，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但是出于对对方才华的欣赏，两个人还是成为了一对好友。“才华”既是这对艺术家成为好友的原因，也是他们最后走上决裂的导火索。

在“两人决裂”这一冲突的处理上，电影埋下了明暗两条线索。明面上，塞尚和佐拉的决裂，是因为左拉对其才华的怀疑和否定。在成名之后，左拉写了一部以塞尚为原型的小说，讲述了一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艺术家，终日挣扎在对艺术的狂热之中，最后郁郁不得志自杀而死的故事。 塞尚在看到这篇小说之后，就给左拉寄去了一封绝交信。左拉对塞尚的才华的怀疑让两个天才的友情走向了破裂。 然而从另一条线索来看，塞尚和左拉的友情破裂似乎又是必然的。塞尚是银行家的儿子，从小没有尝过贫穷的滋味，名利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块看上去诱人但尝了之后味道一般的披萨饼，对艺术的追求远远要高于在对名利的追求之上。而左拉则是个埃克斯的穷小子，在来巴黎的第一天，“成名”就已经是他日程表上的头号任务了。他对塞尚才华的否定，也是因为他没有取得世人眼里的成功。名和利在他的眼中，俨然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才华的标尺。 在那封绝交信之前，两个人的友情其实早就已经出现了裂痕，就像是一对夫妇早已分居多年，那一封绝交信不过就是一纸仪式上的离婚证书。

这部《我和塞尚》除了讲述两位艺术巨匠的决裂之外，更表现了两个天才的创作的状态，在我的眼里，两个人的爱恨纠葛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有一些感觉，但我却无法将之表达出来，就像一个有金币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一样”塞尚蜗居在自己小小的阁楼里不分昼夜疯狂的作画，然后又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撕毁，砸掉，这可以说是在大段的书信对白和对话之后最接近塞尚的生命的真实镜头；左拉为了自己脑海里的一个句子，深夜也不成眠，数次起身修改原稿。不管是左拉还是塞尚，在他们的身上都有艺术家的真实，哪怕在最后，左拉在塞尚面前撕心裂肺的大喊：“我就是个失败者，因为我为了畅销而写作！”也依然是一个艺术家的姿态。 无论是保拉，还是左拉和塞尚，他们的生命都美如钻石：既稀少，又历久弥坚。我们一辈子也可能碰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感谢导演们，我们至少还能走进电影院，在大银幕上看看他们的一生。 部分编译作者 | 张玉婷 中国电影资料馆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宣传团队 撰稿&整合 / 咸鱼 编辑 / 郭舟

（芷宁写于2017年8月6日）         画家传记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好拍，稍不留神便会令艺术爱好者们感到偏颇、不足或不满。       上次看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施沃霍夫执导的影片，还是他自编自导的《壳中裂缝》，片中关于舞台女演员成长的心路历程被描摹十分细腻动人，此番在观看他执导的讲述德国先锋派画家宝拉·莫德松·贝克尔（1876-1907）生命中主要轨迹的影片《宝拉（Paula）》时，发觉他在人物心绪变化和表现方面留下了不少空白，大约想促使了解宝拉生平的观众各自去揣摩、去感悟吧。       影片着眼于宝拉·莫德松·贝克尔人生的几个关键点——才华不被认可、婚恋、巴黎求学、画风成熟、不幸离世……基本上涉及了宝拉最重要的人生历程。艺术爱好者们知晓，宝拉之所以于身后被青睐，不仅因她独特的画风，还因她身为女性对女性身体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影片也有触碰这部分，但走得并不算远，难免令人猜想。       影片伊始，宝拉就面临着生活着落的问题，面对家庭负担沉重的父亲的催嫁，适婚年龄的她必须考虑自己是该嫁人，还是该继续追寻绘画理想。而嫁给画家奥托·莫德松的最开始五年，画作不被赏识的宝拉没有卖出去一幅画，全靠丈夫养活……这一传统的嫁人即获得长期饭票的模式，对于宝拉这样女子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她迫切地想要做出改变。       现实中的宝拉曾于1906年在写给“蓝颜知己”、诗人里尔克的信中这样表达过她的独立意识——“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署名了。我不是莫德松，我也不再是宝拉·贝克了。我就是我自己，我希望更多地成为我自己。我们所有人的挣扎，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影片没有直接使用书信的内容来触及这方面的思考层面，而是基于这点做了些表达，但本可以藉此走得更远一些。      “我希望更多地成为我自己”，自我意识的觉醒总容易被无情又无法摆脱的客观现实所束缚，事实上，宝拉之所以能“任性地”在巴黎求学，从而确定自己是塞尚、梵高、高更等人的拥趸，进而坚定了自己的风格，并成为真正的女人……所有这些，也在于她在经济上有丈夫的支持。       片中所述的奥托·莫德松，有着他的风景画的特点，功底不俗但画风中规中矩，他因惧怕失去妻子，而和宝拉起初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婚姻模式，去巴黎寻找妻子的举动和对宝拉取得成绩的认可，终令两人的婚姻关系得以缓和，但也属宝拉生命的最后余光——1907年11月20日，宝拉死于产后大出血，离世时只有31岁，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可惜！”       一位艺术家如此的死亡，令很多人惋惜，里尔克在后来写给宝拉的挽歌中，表达了不能原谅将一个艺术家拉回到成为一个普通母体的做法。但从宝拉于结婚五周年所做的自画像可以看出，她画了怀孕中的自己，而彼时的她尚未怀孕——这个画中的孕育似乎暗示着宝拉在酝酿一个全新的自己，她渴望尝试生命中的各个历程，何况她是一个爱孩子的人。       总得来说，影片在画面视效上较养眼，所呈现的自然景观、室内装饰与光线运用都颇有绘画之妙，但在叙事上有些绵软拖滞，部分对白写得刻意，反而令一个渴望突破与自由的画家的悲情宿命打了折扣。大约因宝拉离世早，影片便出现了略显刻意的对白，如“我的生活应该是个庆典，一个短暂而热烈的庆典。”片中的宝拉对自己的好友、日后的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诉说着自己人生的预设——我应该有三幅好作品和一孩子……而这段如预言式的对白，也仿佛得之于一首诗，一首几十年后艾德琳·瑞奇揣摩宝拉和克拉拉关系的诗《宝拉·贝克致克拉拉·韦斯特霍夫》——“……克拉拉，我们谁能不必跳开一步，/超越身为女人的界线，/就能保全自己的劳作？或许，这是为了保全自身？/婚姻，比独处更加孤独。/你知道吗：我总是梦见我已经死了，/死于生这个孩子……”       莫泊桑说过：“大艺术家就是那些将个人的想象力强加给全人类的人们。”有时候他们的想象力过于超前，以至于同时代的人看得一头雾水，一脸莫名，欣赏无能。如今看宝拉的作品，每一副都仿佛彰显着超前的意识及不合那个年代的气息，却令现代人十分着迷。而如今她的画家丈夫以及当初一直不看好她的画家老师，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她却虽死犹生，因作品的魅力而熠熠生辉。（杂志约稿）

影片《宝拉》的主人公是德国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画家宝拉·莫德松·贝克尔（1876-1907）。影片并未对宝拉的绘画手法与艺术风格展开浓墨重彩的介绍，而是侧重于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唤醒与表达。讲述了在对女性是不够友好的19世纪，宝拉拒绝做生活中的附属品，艺术上的附庸者，大胆地冲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道德捆绑、挑战社会对女性从事艺术领域的专业歧视、摆脱传统画派牵制、捍卫自我艺术价值至死方休的生命华章。 父亲：我不认为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 宝拉：但我认为。 影片以宝拉和父亲的对话开篇。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中产家庭的宝拉，此刻正经历着父亲语重心长的催婚。欧洲中产阶级女性在19世纪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因此宝拉父亲的规劝并非空穴来风。从画布后面探出头的宝拉一脸坚定地伸张着自己的梦想征途。也许是出于对女儿又一次的宠溺，抑或是给女儿单身阶段的最后礼物，这场“我要你红楼、你却要西游”的拉锯战，以宝拉父亲的妥协告终。于是，宝拉背着画箱意气风发地奔向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之村。 弗里茨：这太粗糙了，我怎么教您的！ 宝拉：精确、细致。 弗里茨：绘画要精准地描摹大自然 宝拉：还有我的感受。 弗里茨：您画画不按章法吗？ 宝拉：请原谅，我跟随我的感受。 弗里茨：您的感受缺乏技巧。 在沃尔普韦德的绘画学习并不像宝拉想象的那么美好，倒不是说沃尔普韦德的春天不美好，事实上，那里的光线、色彩放到画布上就是一副完美的印象派风景画。不够美好的是宝拉当时的老师弗里茨·麦肯逊。弗里茨的愤怒，一方面来自于，对女学生们一季一更的微词，“学校快成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女孩子们出阁前的夏令营了”；另一方面来自于，缺乏写实技巧的宝拉，挑战权威的理直气壮。为了泄愤，弗里茨只能拉来同是沃尔普斯韦德画家圈的奥托·莫德索恩，对宝拉的画作旁敲侧讽。 奥托：您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吗？ 宝拉：是的。 这就是奥托和宝拉这对璧人的第一次对话。奥托显然并没有完全认可宝拉的画风，但他包容的态度和尝试理解的宽厚，与尖酸刻薄、高傲自大的弗里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窘境中的宝拉得以挽尊。宝拉从这个抱着孩子的温暖男人身上得到的尊重与善意不难感同。而这也许就是后来宝拉选择嫁给奥托的原因。而宝拉新鲜的视角与血液中流淌的特立独行也给这个沉浸于丧妻之痛的男人、单身父亲也看到到了这个春天最明艳的风景。 宝拉在沃尔普斯韦德的夏天，在绿意盎然的沼泽蒿地恣意奔跑中，在与女性好友克拉拉·韦斯特霍夫（女雕塑家）的惺惺相惜的鼓励中，在给当地妇孺勾绘的一幅幅画像中悄然度过。入秋的时候，沃尔普斯韦德画家圈迎来了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他受海因里希•福格勒邀请到此给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们写传。才华横溢又浪漫害羞的里尔克一下子就击中了克拉拉的心。里克尔成了克拉拉的恋人，也成了宝拉一生的挚友。从此沃尔普斯韦德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两对恋人的甜蜜爱情。 宝拉嫁给了奥托，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利婚姻，但不得不承认，在女性艺术家不被艺术圈接受的时代，宝拉的初期艺术创作需要依靠奥托卖画来支撑，但宝拉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婚姻也是。受前妻去世影响，奥托对女性生产产生了心理障碍。无疾而终的初夜之后，奥托与宝拉保持着相敬如宾、相爱却难相拥的无性婚姻。四年后，那场促使宝拉离开沃尔普斯韦德的争吵，也不完全出于宝拉对苍白婚姻的抱怨，真正戳伤宝拉的是奥托随波逐流对她画作中人物形象怪异的批评。 揣着里尔克的自助金，怀着对奥托否定自己艺术的怨气，宝拉只身奔赴新的艺术中心巴黎。在巴黎游学期间，宝拉确定自己是塞尚、梵高、高更等人的拥趸，进而坚定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她重逢了昔日好友克拉拉，此时的克拉拉结束了与里克尔短暂的婚姻，在罗丹的雕塑工作室做助理。于是，白天，宝拉和克拉拉各自在男权艺术圈里为艺术梦想全力以赴；夜晚，香烟、音乐……与同样不得志的女艺术家在酒吧买醉，可以说这是巴黎女性自我意识解放下苦苦挣扎的写照。 宝拉离开的沃尔普斯韦德，仿佛只剩下冰冷凛冽的冬天。奥托一方面忍受着爱人离开的孤独悲伤，另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朋友们舆论的压力。19世纪搞艺术的女人本来就是“脱离常规”的存在，而离家出走去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更是为伦理、法律所不容，丈夫有权因此休妻，家人有权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卡蜜尔就是以这种法律下的悲剧人物）。而奥托却从未给宝拉寄出过任何威胁的信件，只有一次次金钱的支持。反而是宝拉提出了离婚要求。 影片也涉及了宝拉在巴黎时的性解放，于是不少人垢弊、质疑宝拉在巴黎时是否真的沉心于艺术创作，还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事实上，影片也借一些细节给予了回答：宝拉用画作抵消房租欠款、在闹市区靠画速写填补日常开销、深夜与克拉拉到工作室偷颜料、以及奥托进入宝拉巴黎公寓时看到的满地满屋子的画作……宝拉在巴黎的生活既拮据又刻苦。也正是当奥托看到宝拉画作时，他甚至放弃了挽回宝拉的初衷，“她才是沃尔普斯韦德唯一的天才”，他终于理解了宝拉的艺术道路，放下身上所有钱后，奥托打算默默离开。 宝拉看到奥托留下的钱，激动不已，她明白这是奥托对她艺术的肯定，而非仅仅是对妻子的忍让与妥协。她追了出去。奥托也和盘托出自己对性恐惧的原因，奥托与宝拉灵魂与肉体上的裂痕终于得以修复。也许奥托的担忧却有预感，1907年11月20日，宝拉死于产后大出血，离世时只有31岁，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可惜！”是啊，真可惜，就在她的作品发掘出人性美之时，就在她更多地成为她自己之时，就在她刚刚完成人生预设“我应该有三幅好作品和一孩子”之时，一切戛然而止。 就像宝拉曾描述过的一般，“我的生活应该是个庆典，一个短暂而热烈的庆典。”虽然她的一生十分短暂，她的艺术风格和个人魅力却影响了一个时代，改变和引领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