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

这部电影绝对不像新中国“十七年”之风格。况且是1963年，已经将近文革时期，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的情况下，谢铁骊导演却把自己的“小资情感”大胆地暴露于天下。这部电影上映后，作为全国性批判的对象，它在57个大中城市进行公开放映，当然不是作为榜样来放。这在如今看来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早春二月》是中国60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十七年”电影中最精致、最好的电影，她有意无意继承了《神女》、《小城之春》那种含蓄、委婉的中国审美情趣，在老电影中能把抒情功能和叙事功能区分和统一，并让抒情功能超越与叙事层面的并不多，这些电影擅于淡化外部冲突，它们就像一首清新优美的小诗，在舒缓的故事进程中，运用丰富的电影语言，深入细致地描绘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以把这种内心戏的力量转换为戏剧情节的冲突。谢铁骊曾在1959年作为水华的副导演有过一部叫《林家铺子》的电影作品。这部片子强烈鲜明的视觉感让我很难忘，影片中所描述的低沉精致的江南水乡为片子风格朴实、含蓄淡雅之风格起了至关作用。只不过《林家铺子》更偏重于现实主义风格，大时代下人物的冲突让这部影片失去了一些诗韵。而在这部《早春二月》中，谢铁骊把优雅含蓄的风格再次运用到他的光影世界中。当时，反右倾运动刚结束不久，中苏关系破裂，让创作者们被迫把目光转向中国文艺传统，夏衍提出反对电影中的四多问题（直、露、粗、多），为了改变这种情形，他参与了影片的编剧工作。当然这些都是此部影片的一些客观背景了。真正主导这部影片风格的还是因为谢铁骊的江南家乡情怀以及他内心细腻的情感，加之受水华导演慢工出细活的影响，《早春二月》在一片朦胧的烟雾中，横空出世了。影片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环境造型的美妙应运。芙蓉镇的桥头是影片不断运用的场景，这个桥头让我想起了《小城之春》中的城头，同样作为隐约表达情感和推动情节的场景，《早春二月》中用了7次之多，每次去的情绪都不同，有欢乐、幸福也有悲伤和抑郁。在当时的电影中，这些利用环境造型去影响人物和情节的反例极其罕见，而运用这么多次更是真正的“创新独白”了。而在对美工方面的真实和美感都是传承了《林家铺子》中的精致用心。孙道临的演技也是没有半点夸张、作做的成分在里面。他在片中的情绪大多保持压抑、低沉却又能冷静和舒缓，这为片子细腻含蓄的风格贡献了很大力量。面对谢芳他却有能年轻而激情，幸福和欢快，较之面对上官云珠同情和内敛的情绪，他能自然细微地转换。孙道临将一个充满理想、善良正值却又有些优柔寡断的小资产青年刻画的深入人心，代表了他极高的艺术造诣。不幸的是，上官云珠因为这部影片被划入右派，不久的将来，她从四楼跳下身亡，就像她影片中的命运般，再也承受不起命运的讽刺和冷遇。这本是她的转型作品的。这样的影片是十七年电影的一朵奇葩，我在观赏的时候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不是1963年的大陆电影。没有政治口号，没有强加的脱节元素。我相信当年的电影大师们都有着高超的艺术手段，只是，一次次被阶级号角压制了。

    《早春二月》的故事依托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江浙一带的熟人社会和乡土文化，对于这样的社会结构费孝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验证了其部分合理性（《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而在此生活过的鲁迅却给出了“吃人的社会”这样的结论（《药》），本土认识之冲突加之外来文化之冲击也即带来了知识分子置身于如此庞大社会变革中的孤独和彷徨。    该片拍摄时期为1963年，正值一个扭曲的中国，本片当时被禁映，原因分析如下：1、本片于角度上采用了个人的视角，充满着个体与社会间频繁的切换与思索，这与影片所处的那个集体主义与服从主义盛行的时代格格不入；2、影片中单独使用了“爱”与“自由”两个词，且男女主角的爱情非常浪漫，这在当时看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情调爆发。当然，爱与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一直是奢侈的字眼；3、男主人公肖涧秋的性格单纯、迷茫、犹豫、缺乏热情，并不“完美”。这种性格塑造现在来讲是更为人性化，却难以符合当时对革命人物“高大全”的要求；4、影片表达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单纯和困惑，并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一部影片不能起到主流价值观灌输之作用，且对人有方向思考之指引，这在那个时代无法想象。虽然原著柔石的本意应该是倾向于肖涧秋去参加了萌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陈丹青说所谓的“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神女》……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是“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你看所有民国的老照片，虽然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    在《早春二月》中，孙道临和谢芳的眼神带着时代的气息和质感，这是种久违的、似曾相识的不造作、不盲从的眼神。这部电影的珍贵也许就在于这是中国电影最后一次吃老上海电影的老本，最后一次“民国范儿”的展现了。而这短暂而又温暖的“二月的春风”竟早已烟消于“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之势中去，安在哉？

《人民日报》1964年9月15日，第6版 编者按：根据柔石三十年前的遗作小说《二月》改编的影片《早春二月》，已经开始放映。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部影片提出了批评。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今天，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究竟应当歌颂什么人物，宣传什么思想？是歌颂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先进人物，还是歌颂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同时，在改编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时候，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帮助观众和读者正确地认识过去的时代呢，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美化旧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这就是《早春二月》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立场的根本问题。这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深入地展开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解决。《北国江南》这部影片，归根到底也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两部影片的讨论，是有重大意义的。读者已经对《北国江南》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对《早春二月》的讨论。本报社址：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电报挂号3838电话中继线56361、51531总编辑室51746 《早春二月》开始上映了。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有的十分欣赏，赞叹备至；有的认为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要撕下编导者为主人公披上的金光闪闪的迷人外衣，整部影片所散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以及阶级调和论等反动思想，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评价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早春二月》这部影片，是用什么标准编导的呢？它宣扬的是什么思想？提倡的是什么方向？这部影片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我国人民，会起些什么作用？这是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应当深思熟虑、求得正确解答的问题。 影片表现了什么？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它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知识青年萧涧秋，经过多年漂泊和苦闷徘徊，厌倦了城市生活，应老朋友陶慕侃之聘，来到芙蓉镇中学教书。在这里，他同陶的妹妹陶岚发生了爱情，与正在追求陶岚的当地豪绅之子钱正兴发生了冲突。同时，萧在这里遇到了早年同学、革命军烈士李志浩的妻子文嫂，她一家的生活正陷入困境。于是萧涧秋同情、救济了文嫂，最后并认为只有牺牲自己同陶岚的爱情，同文嫂结婚，才是救济她的根本办法。他同文嫂和陶岚的关系，招来了镇上的流言蜚语，最后文嫂终于自杀。在这种情况下，萧涧秋只好逃往上海，不知所终。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湖南、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三一八”事件为标志的学生运动，从广东开始的革命军事斗争，波及了全国。这时，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纷纷起来迎接和投进了革命斗争的风暴。但是，影片却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时代的主要脉搏，这里所写的，是一群游离于革命斗争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还没有参加战斗就已经十分疲倦、一心想要寻找“世外桃源”的萧涧秋；一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的陶岚。一个是飘泊的“孤雁”，一个是“笼子里的小鸟”。影片是以无限的同情描写了这些人的纠葛和悲欢，描写了这个小小的“茶杯里的风波”。 萧涧秋和陶岚是值得歌颂的人物？还是应当批判的人物？ 象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青年，在二十年代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写的。问题是对于这种人物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早春二月》的错误，就在于它通过萧涧秋和陶岚这两个形象，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了逃避斗争的消极遁世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对于萧涧秋，影片的编导者把他视为二十年代的一个在摸索前进、最后必定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人物，某些评论家也说他在当时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今天也“符合时代的需要”。萧涧秋果真是这样的人吗？ 二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来临的年代。这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那些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而萧涧秋呢？他在五四以后，整整徘徊了六年，始终置身于任何斗争漩涡之外。他到芙蓉镇是由于厌倦了城市生活，想在这“世外桃源”寻求“质朴和平安”，在天真的儿童中寻求快乐。所以他刚到这里，对死水一潭的平静感到十分满意，准备多呆几年。可是，“世外桃源”是没有的，待到死水也激起微澜的时候，他又害怕得要死，说这里是“是非的漩涡”，赶快逃之夭夭了。正如鲁迅先生为柔石原作所写的《“二月”小引》中所指出的，这个人决不是涛头的弄潮儿，而是海滨的徘徊者，只要溅上一点水花，就会狼狈而逃的。有什么现实根据说这种人最后一定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呢？对于这样的人物，本来是应当加以辛辣的鞭挞的；可是，影片却对这种人物极力加以美化，寄予满腔的同情，用“善良”、“正直”、“有学问”等等外衣来掩盖这个人的怯懦和自私的实质。而且还要无中生有地让他阅读《新青年》和《语丝》等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这是原作没有的），给他挂上“进步青年”的招牌。 把这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徬徨者和遁世者，当作正面力量和先进人物来吹捧，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呢？难道这不正是毛主席所批评过的，是在同情甚至鼓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吗？ 影片还对萧涧秋救济文嫂和同情王福生，特别是决定娶文嫂的事情尽情渲染，把它描绘成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据说有些观众居然被这件事感动得流泪。萧涧秋真是值得那么推崇吗？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看了萧涧秋的那种“自我牺牲”行为以后，就会合理地提出一连串疑问：救济文嫂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干嘛一定要牺牲与陶岚的爱情？难道与陶岚结婚就不能再救济文嫂？又，如果萧涧秋单纯是为了救济文嫂，那完全可以通过陶岚去做，何必事必躬亲？这些问题全都不可理解。其实，拆穿了，萧涧秋的这种苦行，是一种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上是利他的，实质上是利己的。萧涧秋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的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的自我陶醉，另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自己对于文嫂的感情上的欲望。后一点，在原来的小说里是并不回避的，电影改编者有意删掉了萧、文之间的感情关系，目的是为了把萧涧秋抬得更高，使他身上闪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把萧涧秋的虚伪性更加暴露出来了。逃避现实，害怕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用所谓“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来“诚实地”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 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旧社会里对穷人的同情和接济，但是，象萧涧秋的这种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同情、怜悯、自我牺牲，同无产阶级提倡的阶级友爱和自我牺牲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劳动人民贫穷和不幸的根源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因此消灭贫穷和不幸的根本办法，首先是要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萧涧秋却认为“根本办法”是依靠个人的同情和布施，认为个人的自我牺牲就可以解救群众的苦难。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以前，也力争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但是，这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阶级斗争，使群众最后能自己救自己为目的和前提的；而萧涧秋那种单纯的救世主式的恩赐的同情和救济，只能麻痹群众的阶级觉悟，缓和群众的阶级仇恨。它的效果，同宗教一样，只能起麻醉群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是从根本上阻碍着穷人的自我解放的。 由此可见，决不存在什么对穷人有利的个人主义，也不存在什么只为别人的个人主义。任何个人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列宁曾经对于提倡“不抗恶”、而只求“道德的自我完成”的托尔斯泰主义作过尖锐的批判，指出俄国人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影响，就不能得到解放。早年的鲁迅，凭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虽然主要是批判奴才，同时也揭示了那种“聪明人”的同情和安慰，只能使奴隶安于自己可悲的命运这样一个真理。六十年代的《早春二月》的编导者们却竭力宣扬这种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虚伪的人道主义和“高尚”的个人主义，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萧涧秋是一个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那么女主人公陶岚的个人主义就表现得更为露骨了。她娇生惯养，任性放纵，思想空虚，什么国家大事，社会疾苦，全不关心，想的只是她自己。正如她自己宣布的：“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见《二月》。影片删去了“社会以我为中心”及下面的话。）这就是她的思想本质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对于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影片不但竭力从外形来描绘她的美丽和风度，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和衣履服饰，都无不经过精心设计；而且竭力把她描写成为一个勇敢的、具有反抗性的女性。有人说，陶岚“为了争取女权和恋爱自由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她是二十年代的“新女性”。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中国妇女，曾经长期受着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重封建关系的压迫，因此反封建的女性，确实有千千万万。五四时期，许多女青年在新思潮影响下，起来反对封建礼“推陈出新”的“新”，主要以时代精神为标准。中国画在党的重视和领导下，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老一辈也不落人后，但是并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有些老年人跳不出传统，个别老人笔笔是国画，却不像今天人画的画；画的都是他们“胸中丘壑”。他们对传统的看法，一是当做夸耀富有的古董看待，摆在红木座上碰不得。一是作为自卫武器看待，传统在我手里，你们没有传统，没有资格批评我。当然也有不少同志心里实在想要跳出来，又怕跳出后两手空空，丢掉老本钱，还是不跳好。这种种思想，在我脑子里也斗争过；刚刚变，会失败，教、家庭桎梏、包办婚姻，要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参加社会活动及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五四运动中作为反封建的一翼，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如果仍然孤立地强调离开群众和集体斗争的“个性解放”，不把争取妇女权利的要求置于整个工农解放事业总要求之下，那就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消极的了。至于陶岚，决不是五四时期具有反封建要求的新女性，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是芙蓉镇的“皇后”，是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是“莎菲女士”式的人物，她“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着社会”，玩弄着男性（见《二月》）。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早春二月》如此歌颂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人物，究竟要今天的观众向他们学习什么呢？ 是香花？还是毒草？ 影片所宣扬的两个人物，决不是什么二十年代的“新人”，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对双胞胎。不过性格不同，一个表现为消极遁世、悲天悯人的苦行僧，一个表现为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骄小姐罢了。影片的主题也不是什么反封建，而是粉饰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影片更不能帮助现在的青年正确地认识二十年代中国的面貌，而是在告诉他们：厌倦、逃避阶级斗争是摸索前进的道路；“质朴和平安”是幸福；无病呻吟、苦闷悒郁是感情丰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高尚情操；任性放纵、我行我素是勇敢……。总之，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美的，值得歌颂的。所以《早春二月》绝不是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有人也许会提问：电影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柔石是共产党员，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前驱者之一；而电影又比原作有所“提高”，它怎么可能成为一株毒草呢？ 这并不奇怪。第一，共产党员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例证明，有些共产党员作家，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实践常常是资产阶级的。况且《二月》还是柔石在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写的。第二，改编的提高，可以是无产阶级的提高，也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提高，沿着错误方向的“提高”，比不提高会起更坏的作用。它可以粉饰原作的缺点，发展原作的消极面。《早春二月》的“提高”，就属于后一类。第三，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历史阶段。过去某些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作品，今天也必须重新估价，有些在当时还有某种进步意义的作品，今天也可能走到反面，成为没有积极意义甚至只起消极作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二月》原来就不算是具有多大积极意义的好作品。 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和批判。人们看了《早春二月》之后不能不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编导对原作为什么不进行批判，而力图化腐朽为神奇，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东西为革命的东西呢？原作至少还客观地反映了萧涧秋的消极、颓废、软弱和逃跑主义，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反映二十年代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材料来看，从反面得到教益，而电影却为什么硬要把他打扮成进步的青年，把萧涧秋、陶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说成是崇高的、推动他们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呢？这部影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改编的呢？电影摄制部门的某些领导人，竟然批准这个影片的脚本；并且不惜工本，用五彩片拍摄，把应当揭露和批判的错误思想包裹在精雕细刻的“艺术性”中来贩卖、传播，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通过这部影片，究竟想把我国今天的观众引向何处去呢？问题很清楚，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它除了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思想条件以外，不能有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