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此繁华》诞生于1937年，时值抗日战争全国性爆发，没多久此片的制片公司“联华影业”旋即宣告解散。然而，在影史研究上，这部电影本没有被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软性电影”。
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情绪高涨的年代，主旋律电影均有“左翼思想”的烙印，也就是所谓的“硬性电影”。这些电影充满着革命色彩与暴力反抗情绪，有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现代国家意识，教育人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势力的要采取激烈的反抗立场。
相对于“硬性电影”而言，“软性电影”则注重风花雪月、娱乐至上。电影中充满着女性躯体的魅惑以及浮华的资本消费，其思想主题以娱乐享受为目标，宣导“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理念。可以说，“软性电影”就是上流社会的靡靡之音。
“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笔伐从193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由于战争导演们无片可拍，放才逐渐终止。就《如此繁华》的导演欧阳予倩来说，此人是有着深厚的左翼背景，因此，如果把《如此繁华》归于“软性电影”，岂不是有违导演本人的艺术追求？
剧情底色下的“伪软性”
事实上，如果单纯从电影的剧情来看，似乎由于其革命意识占比较少，上流社会的奢侈、浮华、虚无表现较多，似乎可以将此片归类为“软性电影”。
电影讲述了两个生意人，一位名曰李四维，一位名曰张三畏。李四维生意失败，投于张三畏舍下，租用了张三畏房子。李四维打的主意是，利用张三畏的身份接触王司令，希望能够谋取一官半职。而张三畏让李四维入住家里，目的则复杂的多，既为了接近李四维的漂亮太太，也为了用李四维的钱巴结王司令。上流社交圈中所谓的“朋友”不过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交情如水。也正是这样的关系，让接下来的请客、偷钱、猜忌、出轨等剧情显得理所应当。
可以说，全片充满着权色交易，处处都有攀比、炫耀、调情等浮华之味。这样的一部片子归于“软性电影”看似容易理解，实则谬论。
本文看来，此片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上流社会腐败刻画，阐述其糜烂的价值观，让人们清醒认识到民族危亡时的这些民族蛀虫。虽然本片的革命情节占比较少，但却是点睛之笔。在对上流社会生态分析完成后，革命二字已经呼之欲出。欧阳予倩安排主角李四维太太陶春丽勇敢逃出这个糜烂的上流环境，扮成村姑追上参加革命的张三畏弟弟张老四，正是对电影起到了点醒作用。
因此，与其说本片是“软性电影”，不如说是“伪软性电影”，更不如说是在“软性”包装下的一部实打实的“硬性电影”。它深刻揭露了上流社会的伪善与虚荣、欲望与贪婪，虽然此片诞生于民国，可是在如今这个社会，仍旧具有强有力的批判性。此片不仅还原了民国上流社会莺莺燕燕的生存环境，也为后世响警钟。
上流男性的贪婪与欲望
虽然民国时候“女性主义”风起云涌地被知识分子们提出，可由于社会封建及道德观念陈旧，仍旧是男权为主。因此，我们要深入了解民国上流社会，必须先把电影中的男性嘴脸揭露开来。
在《如此繁华》中主要男性出现了三个，商人张三畏、李四维以及学生张老四。这三个人的关系是张老四是张三畏的弟弟，李四维是张三畏的朋友，也是张三畏的租客。
张三畏和李四维的“朋友”关系是以互相利用为基础的。张三畏把李四维当猴子耍，让他住进自己的房子，不仅企图勾引他老婆，同时还要他做冤大头，用李四维的钱巴结王司令。李四维虽然口口声声称张三畏是好哥们，但是住进张三畏的家里房租是照掏的。
这层如水的假朋友关系，李四维何尝不知，只是为了能够让张三畏替自己和王司令牵线，做生意，他不得不讨好，甚至在请王司令吃饭时，李四维甘愿自己掏钱，以张三畏的名请客。因此，在宴席上王司令点餐时，张三畏总请示李四维，闹出不少笑料。
除了友情的虚假以外，爱情也不过逢场作戏而已。张三畏家资雄厚，有四房太太，分居在四个城市，由于互不见面，所以也拆穿不了。张三畏整日奔走于四地，玩的不亦乐乎。李四维没有张三畏阔气，但也有两房太太，一房在乡下，一房就是现在跟着自己的陶春丽。在那个年代，类似于李四维的故事其实很多。男人背井离乡到城市发展，一朝发达，抛弃结发妻子，寻得新欢。可以见得，在上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良心一毛不值。
李四维常把“爱情”挂在嘴边，称“男人要赚点钱才能维持爱情”，可他真的追求“爱情”吗？并非这样。他的“爱情”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伪装。娶漂亮的老婆对他来说，一方面满足他的肉欲，另外一方面满足他的心欲，因为他有句名言，“首饰是女人的招牌，女人是丈夫的招牌”。显然，女人对他来说，不过是用来社交的一件装饰品。当王司令对他老婆陶春丽觊觎时，他毫不吝啬地命令陶春丽去王司令府上作陪；当得知好友张三畏调戏他老婆时，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无视。
在上流社会的男性群体中，友情和爱情都是博取功名利禄的筹码，无足轻重，可以任意践踏，唯一引得他们谨慎小心，视若生命，仅金钱一物。
上流女性的寄生与被压迫
既然女性成为了男性的玩物，那么女性是否有反抗意识？答案是否定的。她们沉浸在浮华糜烂中，丝毫不自知自己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更看不到她们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男权社会中的悲剧宿命。一旦她们年老色衰，被抛弃是她们唯一的结局。
在《如此繁华》中出现了两个主要女性角色，即李四维的太太和张三畏的太太。张三畏的太太生活放浪，每逢张三畏出差，她就打电话给情人赵有为打电话，让他来家一坐。张三畏有四房情人，这位张太太何尝不知？张太太有情人，张三畏戴了绿帽子又何尝不知？只是二人维持着这样表面的关系，张太太拿张三畏的钱，张三畏利用了张太太的色，各得其所。什么廉耻道德，一概不理。
张太太除了心甘情愿当男人的玩物外，还时常自鸣得意。在李四维太太陶春丽初次见她的时候，张太太邀请陶春丽到自己的房间里。首先她看到陶春丽穿着一件斑纹旗袍，便立刻拿出自己的那件炫耀，称是法国带过来；看到陶春丽的结婚戒指，又拿出自己的钻石戒指，称是巴黎带过来的，“外国人看戒指是看透光，中国人看戒指只看大小，不过，我这只戒指又大又透亮。”这样的攀比心态也埋下了祸根。
不久，陶春丽羡慕张太太的奢侈生活，遂萌发了偷窃之心。在一次于张太太卧室聊天时，她将张太太的柜门钥匙用泥刻了下来，开始了偷窃行为。陶春丽不以为耻，拿到钱开心地买首饰，买衣服，乐在其中。
这两个女人寄生于男人膝下，丝毫没有独立性，反而还以寄生为荣，各种攀比。她们整天生活在虚无颓废的混沌状态中，当有一天她们醒过来时，想必青春不再，年老色衰，男人已经抛弃了她们。她们没有半点生存技能，似乎露宿街头成为了她们唯一的宿命。
可是，这样的结局在她们享乐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在女性意识强烈的民国时代，享乐主义仍旧占据着上风。尤其是男性用金钱对女性的蚕食，是对女性觉醒最大的摧毁。在电影中幸运的是，陶春丽遇到了张三畏的弟弟张老四。二人是小学同学，在陶春丽住进张府之后，时常见面。他跟随张老四参加了许多爱国活动，让陶春丽内心开始有了波澜，探索进步。
在结局里，张老四不堪忍受家庭的纸醉金迷，毅然离家出走，追求革命。陶春丽勇敢站出来把自己从前的那些金银细软赔偿给了被盗的张太太，然后打扮成村姑，追上张老四，要与他携手共进。导演用这样的结局来说明，民国女性要寻求真正的独立，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是唯一出路。
财欲下的自我毁灭
那么，如此糜烂的上流社会体系是否是稳固的？是否可以让这些富人守着永恒的财富，享受一生的奢靡？对这个问题，导演亦进行了探讨。
在李四维夫妇初来张府时，一行人从府里出来，打算去跳舞场跳舞，恰好撞见了刚刚长跑回来的学生张老四。张老四看不惯这些人丑陋的嘴脸，所以很不礼貌，没怎么打招呼就擦肩而过。李四维询问起来，张三畏告诉他，此人是个精神病，是个疯子。
导演如此编排这段情节，意在说明，不只是张三畏这样认为，整个上流社会都这么认为，那些革命党和进步青年不好好赚钱享乐，专搞流血牺牲，不是疯子又是什么？于是，张老四在张三畏的朋友圈里，好好的一个进步青年俨然成为了一个精神病人。
当张老四和同学去找张三畏为爱国活动请求捐款时，张三畏称自己没钱，并认为“捐钱不一定爱国，爱国不一定要捐钱”。当时帝国主义侵略迫害，反动势力亦肆无忌惮的压迫，这些上流阶级的人们以为国家兴亡与他们无关，甚至还打着“爱国”的旗帜发国难财。张三畏和李四维商议的军火生意、矿产生意都是以“爱国”为名，实则是掏空国家。于是，上流社会诞生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贼”来。
可是他们不明白，国家的落后会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当张太太得知自己的财物被盗时，他们不敢报警。因为政府的黑暗让他们顾忌，怕一旦惊动警察局，让政府知道自己家里有钱，会乘机勒索。于是，他们只能找私家侦探来解决此案。
电影中的上流社会群像，个个都衣着华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满口的仁义道德。张三畏不仅说自己道德高尚、有爱国情操，而且还自信满满地批评张老四。张老四和陶春丽是同学，所以二人经常出去参加爱国活动，于是，张三畏说他勾引良家妇女；在张老四被诬陷盗窃后，更是振振有词说他道德败坏，要和他断绝兄弟关系。殊不知，张三畏本人倒是真的调戏过陶春丽；殊不知，张三畏本人就是靠窃取国家的钱财而发家致富。
《如此繁华》中导演用讽刺的喜剧手法强烈抨击了上流社会的钱欲沉沦，尖锐地捅破了金钱伪装下的丑陋嘴脸。只是民国时候的上流社会是如此，如今的上流社会恐怕不遑多让吧。
